制度倾斜、低技术锁定与中国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制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9)11-0016-09
一、引言
熊彼特认为，“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Schumpeter，1912)。此后，创造性破坏的思想被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所吸收，其核心结论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创造性作用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Romer，1986；Lucas，1988)。早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未清楚地刻画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间的逻辑联系，换言之，人力资本究竟如何作用于创新，创新又是如何产生并推动经济增长等根本性问题在早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仍悬而未决。这一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初步进展，Aghion and Howitt(1992，1998)通过成本收益函数的对比，说明了为什么创造性破坏可以打破旧企业的垄断，并推进经济增长。他们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均衡的经济增长率，解释了经济增长率如何由创造性破坏所决定。在此之后，大量的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研究结果(如Aghion and Howitt，2006；Chun et al.，2008；Fogel et al.，2008)，至此，熊彼特的思想纳入到主流经济学之中，并成为解释“二战”后经济增长的最有力武器之一。
但是，一些学者在试图用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时却遇到了种种问题。一是众多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一低水平并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出增强或减弱的趋势(如彭国华，2005；姚先国，张海峰，2008)；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二是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似乎仍是有限的。虽然研究已证实了教育(及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外部)收益率(Liu，2007)，而且教育亦有利于提高人口的收入回报率(罗楚亮，2007)，但有更多的研究结论却得出“相对于物质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我国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仍很微弱”(林毅夫，刘明兴，2003；陆铭等，2005；姚先国，张海峰，2008；等等)①。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低水平技术创新长期并存的现象是不争的事实。为叙述方便，我们在下文用“低技术锁定”这一创造性的术语来形象地定义上述现象。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以下重要问题仍有待解决：中国经济存在这种现象的成因是什么？低水平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这正是本文研究目的所在。
诚然，以上问题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这一因素。对制度的关注近年来已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问题的一大研究方向。如Aghion et al.(2005)指出产权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制度完善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水平；Aghion and Howitt(200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包括产权制度、金融制度等在内的制度因素会对创新产生影响。制度越完善、经济起步水平越高，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显著。国内学者中，陈钰芬和陈劲(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资源，而非企业能够调配的内部资源，这说明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创新的重要性。但是，已有的研究仅仅是证实了制度对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却并不能解释为何低水平技术创新能够与经济增长长期并存。换言之，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容易理解制度欠完善与经济欠发展地区为何其技术创新水平低，但我们仍不能明白为何随着经济发展与制度的逐渐完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就中国而言，制度(包括金融市场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随时间的完善是不争的事实，但低技术锁定现象却长期近乎“顽固”地存在。这与经典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本文通过建立基于制度倾斜环境中的创新主体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中国这样的制度向垄断企业或大企业倾斜的环境中，研发创新如何产生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试图解释低技术循环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的原因及内在逻辑关系，并对如何打破低技术锁定状况提出建议。
二、模型假设与说明
在这一部分我们论述模型的基本假设，为下一节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提供合理完善的基础条件。首先考察使用已有技术生产消费品的问题。与Aghion and Howitt(1992，1998，2006)的研究一致，我们令消费品的产出模型为：
均衡时，假设在一定时期(较短时间)内专家人员投入总数为不变的R，制度因素I也不变。如果最优解存在，最大化研发机构的利润要求(3)式满足以下库恩—塔克条件：
三、谁来主导创新：垄断企业与新兴企业的博弈
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新兴(非垄断)企业来完成。那么，中国的垄断企业为何在与非垄断企业的创新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呢？为考察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分析两类企业的创新与研发收益，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它们间的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果。
1.新兴(非垄断)企业单独研发的期望收益
2.垄断企业单独研发的期望收益
当垄断企业单独进行研发时，其愿意为创新所付出的价值由以下等式决定：
命题一说明，如果垄断企业控制着创新所需要的人才或制度政策，而且此前使用旧技术得到的垄断利润又较低的话，那么代表着“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就很有可能在垄断企业发生。而随着垄断利润的增加、人才市场逐渐完善和制度趋于公平，垄断企业创新的动力会减弱，创新在新兴企业发生的概率会逐渐加大。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中小企业创新明显不足，有代表性的创新往往在诸如华为、联想、中兴通讯、海尔、中国移动等这样的大企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明显的改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人才市场已逐渐得到完善。举例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员工存在干部身份与非干部身份的差异、小企业与外资企业曾面临无法为应届大学生落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已基本不存在。同时，垄断企业的利润在不断增加。⑤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兴企业不能大规模产生“创造性破坏”式的创新，其原因就在于制度倾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也即，由于制度向垄断企业倾斜，使得专家型人才和技术人才都集中于垄断型企业，造成垄断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远大于非垄断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最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制度对垄断企业的倾斜，使得垄断企业发生创新的概率大于非垄断企业。那么，由垄断企业来主导创新为什么不能产生“创造性破坏”现象呢？下文我们将说明这一点。
四、稳定均衡与创新投入
1.稳定均衡
无论是由哪一类企业主导创新，在一个时间段内，它都必须面临如何选择创新投入的问题。也即：
该情况的现实经济意义主要体现在技术人员的素质方面。当技术人员的素质较差、创新能力不足时，其投入数量对创新成功的影响就很小，而对垄断利润的维持则很大。在改革的初期，由于人才断层导致我国创新能力缺乏，而制度倾斜又使得技术人员集中于国有垄断企业。如果技术人员不愿意从事研究开发而热衷于通过垄断获取收益的趋势不能得到控制，技术人员的素质不能有效提高，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就必然不能实现。所幸的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技术人员从事研究开发的能力大大加强，上述情况已有了明显改善。
根据对第一、二种情况的分析，第三种情况是显见的，在此不赘述。
2.创新投入与“低技术锁定”
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情况究竟属于以上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决定了我们对中国“低技术锁定”状态的分析。由此可以引出以下命题三。
命题三：在制度倾斜环境中企业投入创新的人才数量不足，是中国形成“低技术锁定”状态的根本性原因。
从三种情况的假设条件看，显然第二种情况更符合现实。因为第一种情况要求技术人员的投入对“创造性破坏”的成功概率影响很小，而同等数量技术人员的投入对已有垄断利润的改变很大。在中国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已有了大幅提高的背景下，这一假设不太符合一般情况，而第三种情况则属于非常巧合的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技术创新很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但是这个技术创新水平为什么会较低呢？我们通过比较以下两种情况技术人员投入水平来说明这一点：①无制度倾斜状态下由新兴企业主导创新时，稳定均衡状态下参与创新的技术人员人数。②制度倾斜状态下，稳定均衡状态下参与创新的技术人员人数。
对于由垄断企业主导的创新，我们也容易通过类似的逻辑过程证明其技术人员参与程度小于不存在制度倾斜情况下的技术人员参与程度。这也就意味着，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存在制度倾斜的市场会使得主导创新的企业投入创新的技术人员数量严重减少，导致创新的频率降低。就一般情况而言，技术人员的投入对“创造性破坏”的成功概率影响很大，而同等数量技术人员的投入对已有垄断利润的改变相对较小。这就使得可能存在唯一的、创新程度较低的稳定均衡解，形成“低技术锁定”的状态。前文我们曾将“低技术锁定”定义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低水平技术创新长期并存的现象。那么低技术锁定状态也即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均无足够创新动力的状态。
当然，也可能存在创新程度较低的“双循环”均衡，这可能是“低技术锁定”的另一种形态。这一状态是否出现实际上仍取决于制度倾斜的程度。
3.低技术锁定与经济增长
“低技术锁定”如何与高速并稳定的经济增长并存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制度倾斜虽然会抑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却使得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大了。相对于资金投入，创造性破坏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不确定性更强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确定性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稳定，但缺乏后劲。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不难发现：在短期内很容易精确计算出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依此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刺激经济增长；但在缺乏创新的环境中，长期内同样的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不断减弱的。因而，为保证一定的增长率，就必须不断加大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投入数量。长此以往必然带来以下后果：一方面资本的回报率过低，私人资本越来越不愿意投入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为维护经济增长速度国家不得不增加财政资金投入，造成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这显然不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均值和波动幅度由资金投入与创造性破坏共同决定；在创造性破坏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创造性破坏的减少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波动。从而使得经济高速平稳增长与低水平的创新并存，形成中国独特的低技术锁定现象。因而，制度性倾斜及由此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程度低下是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一因素表面看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但这种有利性显然是短期的。长期来看其抑制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负面效应必然会凸显。除此之外，这种状态下的经济增长还必然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扭曲，限于篇幅我们将对其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另文分析。
五、结论
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淘汰了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但是这一结论在中国难以成立，取而代之的却是明显的“低技术锁定”现象。通过引入制度倾斜变量，建立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博弈模型，我们发现：对垄断厂商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倾斜，不仅削弱了垄断企业创新的动力，也削弱了非垄断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非垄断企业减少研发投入并增大其成为垄断厂商中间制品生产者的概率，最终使得非垄断企业与垄断企业的博弈演变为资本与劳动力的争夺，使企业陷入对要素数量的竞争而非要素质量提升的竞争，这会大大降低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出现的频率并诱发大规模增加资本投入，从而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特色“低技术锁定”存在的根本性原因。
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让资本与劳动力一起共同决定了中间产品的生产，而决定创造性破坏的是投入创新的人才与影响创新的制度。与Aghion and Howitt(1998)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没有让资本也进入决定创新价值(φ因子)的影响因素内。这主要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使然：我们主要关心创造性破坏与低技术锁定现象的出现，而非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本身。虽然资本投入也会影响创造性破坏水平，但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是由主导创新的人才吸引而指挥着资本(一个显著例子就是风险投资)，而非相反。故而资本实际上是受控于人才的一个间接影响因素，不需要成为φ因子的直接决定因素。
低技术水平锁定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状态，大量资源流失和环境破坏，使现代产业体系难以形成。破解低技术锁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因而本文的政策意义是明显的：①对垄断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制度倾斜阻碍了创造性破坏活动。中国的垄断企业行政管理色彩浓，对高新技术反应慢，再加上这些垄断企业享有国家“特惠”，原本利润就很高，并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就不愿去为创新承担风险。向垄断型企业进行政策倾斜，不仅不会推进创新，相反还会抑制创新。因此，我们要加快国有企业改制，使其制度更符合市场竞争需求。应通过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增强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实现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而不是通过制度倾斜给予其过多的保护和扶持。②从模型分析和各国发展的成功经验看，高新技术更适合在中小企业发展，因为中小企业规模小、反应快、转向成本低、创新动力足。为中小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促使它们逐渐成为创新的主体，才能够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有效保障，这恰恰是为中国政府目前所忽视的。③促进要素流动和提高劳动力要素质量的制度环境是提升创造性破坏水平和推进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从本文模型的推论之一知道，推动创新的关键在于消除制度倾斜因素，从而增加投入创新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教育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升促进了技术创新，也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和素质的提高，而不是盲目地一味只顾提高高校入学率。这一点对于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非常关键。总之，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应成为跳出低技术锁定的重要思考取向，政府重要职责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进一步加强对某类型企业政策倾斜，人为地制造不公平竞争，这意味着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促进要素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同时大力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结合是打破低技术锁定状态的根本措施。
注释：
①这些研究也表明，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都会得到中国存在较快区域经济条件收敛的结论。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微弱，使得两类模型区别不大的缘故。
②这一假设也可以理解为当期的产品全部用于消费，不会出现资金积累再投资现象。
③此处所指的制度因子具有广泛的制度含义。可以理解为包括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等具体制度在内的一个制度体系。
④我们在下节会讨论稳定均衡的存在性问题。
⑤比如，2008年6月28日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楠就曾肯定了国有大企业这种利润增加的趋势(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zzzl/20080628/154023029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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