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对青年集体行动心理效应的影响与合理引导
许志红
(浙江传媒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800)
摘 要 ：从全球来看，青年日渐成为集体行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基于青年骚乱事件的思考，以新媒体为视维，透视行动过程中交织的动员力量、分析心理效应在集体行动中的特殊影响。在保障青年权益以弱化心理效应产生基础、采取强制措施以瓦解心理效应功能发挥、加强媒体管理以消除心理效应负面影响等方面来提出集体行动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 ：新媒体；集体行动；社会心理效应
根据常识来讲，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是群体成员为改变群体现状而参与的行动。“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突尼斯骚乱”等不同规模的集体行动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集体行动体现出新的特点和升级趋势，青年又成为行动的发起人、推动者和主力。新媒体、青年、集体行动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青年成为行动的主体，又能够增添社会动员的力量，背后的心理效应是什么？如何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青年集体行动？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 、新媒体与青年 、集体行动的基本格局
“新媒体”是相对“旧媒体”而产生的概念，新媒体是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在现阶段，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及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1]从新媒体的互动性、融合性等特点可见，新媒体开创了人际交往的新形式，缩减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等融合起来，掀起了信息的狂潮巨浪，呈现出不同于主流媒体的传播图景。
当代青年思想解放、思维活跃、求知欲强，与同样“年轻”的新媒体有着天然的高契合度。当代青年在媒体技术使用上无师自通，被称为“网络新一代”。从世界范围来看，青年已成为新媒体使用的主要群体。据“2017年美国及全球的互联网发展趋势、统计数据及事实概况”调查显示，“年龄介于18到35岁之间的人最常使用移动设备来上网进行调查” “年龄介于16-24岁的人使用手机聊天的比例几乎和使用笔记本电脑的一样多”[2]。中国《2017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2.1%：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9.7%，10-19岁、30-39岁群体占比分别为19.4%、23.0%”，青年群体在网民规模中所占比重最大。新媒体一方面成为青年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发声、聚集和组织动员的重要载体。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社会的核心，青年稳定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从近十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抗议来看，青年成为集体行动的主力。2005年，两名阿拉伯移民后裔少年在躲避警方追捕时触电身亡，巴黎及其附近青年奋起“起义”，造成法国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社会动乱；2011 年，由12名大学生拉开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序幕；埃及革命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青年人革命”。高失业率、高教育经费、低福利及政策导向偏离等因素使青年被边缘，这是导致青年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而新媒体又为青年参与集体行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如在“茉莉花革命”中，人们将水果贩自焚的视频和当天抗议活动的情景发布到Facebook主页，该事件影响力迅速扩大，最终导致本·阿里政权倒台；在英国青年骚乱中，“黑莓信使”服务 (BBM)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政府监控，极大地方便了青年间秘密组织活动。新媒体提高了参与者控制媒体空间的能力，将原本分散的个体力量短时间内进行动员与聚集，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组织、动员与行动体系，使潜在的反抗冲动转化为现实行动，甚至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骚乱或政治革命。
二 、青年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效应
国内外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对青年集体行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通过新媒体视维，透视行动过程中交织的动员力量，揭示心理效应在集体行动中的特殊作用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心理效应是日常生活中较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指人们在相同的情境或对某种相同的刺激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因果反应或连锁反应。对新媒体时代集体行动的分析离不开心理效应的维度。
时尚风格以及对时尚趣味的偏好，在相当多的人像摄影作品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摄影本体和纯粹影像的追求在商业时代的潮流中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位置，显示出难能可贵的价值。
(一)新媒体时代集体行动的心理效应
从上可见，蝴蝶效应侧重于集体行动发生的过程变化，强调微小线索到集体破坏性爆发的过程；从众效应侧重行动中的人群聚集，组成声势浩大的群体参加到集体行动中来；自己人效应侧重内群体的形成，为了实现群体目标与外群体划出清晰的边界，相信自己人的力量，认同群体目标；涟漪效应侧重集体行动的后续影响，使集体行动发展成为连结性行动。心理效应模型解释了青年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路径。因此，分析青年集体行动不能缺少对心理效应的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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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心理效应的功能发挥出现了从口口相传到依赖新媒体技术的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诉求表达几乎是通过个体之间的口口相传、面对面互动来进行信息传播、情绪感染，知晓事件的人群有限，从众的范围有限，活动的影响有限，集体行动具有高度的组织化、集中化和垂直化的特征。新媒体出现后，极大地改变了心理效应在集体行动中的发展逻辑和功能。新媒体通过发布和散布信息，使得一地或一国信息溢出地界或国界，把数量极大的网民动员起来，并赋予集体身份，产生更大规模的共振，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集体行动的经验，使个体行动变得更为容易，为集体行动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域”。新媒体成为心理效应功能发挥的“助推工具”，催化了集体行动的发生，也催生了新的抗争形式。
蝴蝶效应最初指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一只南美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翅膀，一个月后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的关键在于一个微小的变化有可能会导致结果的极大不同。在集体行动中，一个细小的触发因素若不加以重视，就会变成导火索，经过层层传导最终导致大规模、破坏性强的集体行动的爆发。2008年，希腊警方开枪误击一名15岁的少年致其身亡，引发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被害少年的同情和对警察的抗议，最终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骚乱。贵州的“瓮安事件”，原因是一名女中学生的死因未能及时、真实的公开，结果导致逾万人走上街头打、砸、抢、烧，涉事的多为未成年人。一个偶发事件迅速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其中信息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媒体的助力下，事件信息快速呈放射状地扩散，瞬间以几何倍数增长，在青年群体中迅速建立起同质性的关系网络。而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随机性增强、真实性降低，虚假信息增加，一传十十传百，谣言极易生成。谣言以滚雪球般的速度扩大，以极大的感染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当信息传播量超过社会承受能力时，就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导致集体行动的爆发。
2．从众效应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强社会关系容易导致从众行为。在集体行动中，青年的从众来自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是群体压力，人都有一种对偏离群体的恐惧，为了寻找到归属感，便将自身偏好掩藏起来，做出顺应大多数人的行为；其次是情绪的感染与循环，集体行动中青年人的情绪具有同频共振性，个体间进行互动，群体心理快速形成，表现出行动的盲动性、狂热性和爆发性；再次是群体凝聚力的影响，青年人道德理念相似，很容易为了实现群体目标而相互接纳、互相支持，群体成员一致性越强，对群体规范的从众倾向就越强烈，也更容易聚集在一起组团行动；最后是新媒体的“推手”功能，青年是新媒体的主要使用者，当他们关注某一社会事件时，则会利用新媒体互通消息，调动其他群体参与的积极性，当群体内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群体极化作用下，诸多外群体成员加入其中，群体向心力迅速形成，集体行动一触即发。
另一位教师完整地讲述了爱迪生经过多次失败终于获得成功的故事，然后问学生听了故事后有什么收获。教师的讲述平铺直叙，缺少一波三折的韵致，学生的回答大同小异，没有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首先，心理效应助推集体行动，并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危机之后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青年事业发展迷茫，就业问题显得尤为严峻，而政策导向偏离加剧了青年的被边缘化感，青年出现焦虑、愤怒、仇视社会等心态。当一些不公平事件在现实中发生，他们极易加入声援和抗议的行列，在心理效应的影响之下，使得一个小概率事件很快演化成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更为严重的还会导致政权的更迭和重建。
心理效应强调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能够引起其他人产生相应变化的反应，它反映的是群体效应。在集体行动中，心理效应不仅易于动员青年、强化群体认同，同时也促进了集体行动影响的对外扩散与传播，成为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心理力量。
4．涟漪效应
2011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到一个月抗议活动波及波士顿、亚特兰大、芝加哥等120多个城市，同时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地也都分别举行了规模不同的“占领活动”。2015年，重庆出租车司机开始抗议和罢运，然后蔓延到三亚、荆州、长春、济南、成都、南昌等多个城市。这相当于把一块石头投入湖面，引起波纹向外扩散，波及更大的范围，这种现象称为涟漪效应。与蝴蝶效应强调事物发生发展过程的变化不同，涟漪效应强调的是事物结果的扩散影响。集体行动发生后，引起人们的争相效仿，形成放大效果，使得局部、个点的影响被无限放大、扩张，波及到更远的地区，甚至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特别是社会存在制度缺陷和民主化结构失衡时，这种“涟漪效应”更会被迅速放大。青年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有着极强的模仿性，从全球范围来看，青年最容易受到“涟漪效应”的影响。
1．蝴蝶效应
(二)新媒体时代青年集体行动的心理效应评价
在综合验收方面，制定科学有效的验收办法，由区县农发办、财政局联合具有一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或土建、水利等社会机构专家，严格按照下达的投资计划进行全面验收。建立健全追责机制，对项目通过验收但因建设内容不达标等问题的，分别追究项目实施主体和验收人员的责任。
这个效应由前苏联社会心理学家肖· 阿·纳奇拉什维里提出。他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互为自己人，能够成为“自己人”的前提是人们具有共性，在职业、地位、处境、身份、认知等方面越接近，越容易把自己与他人归于同一类型。“自己人”是主导集体行动的结构力量，从群体特征上讲，青年人年龄相仿、收入水平不高、对社会不满、存在消极心理，在观点、态度、立场上具有很大的类似性。一旦有导火索触发，他们的群体认同机制就会开启，很容易发生从“我”到“我们”的群体认知的转变，把他人的经历、被剥夺的感知转化为“我们”的经历和被剥夺的理解。同时借助新媒体，由“点对点”的熟人间传播逐步形成交互传播，在群体的主体间交互认同中形成清晰的自己人边界，这种群体认同增强了群体的参与意愿，参与意愿导致实际参与行为，参与行为又增强了群体认同。例如2010 年突尼斯骚乱，是因为突尼斯青年从死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他们联合起来走上街头，通过抗议活动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希望改善自身的不利处境，为自己的明天进行激进“表白”。
3．自己人效应
据介绍，“艾力素”是美国肥必施公司采用世界领先的活性小分子技术研发的新型高效液体氮，包含速效氮和缓释氮，特有的亚甲基脲及活性小分子有机碳助剂组合，大大提升高了盐分的吸收利用率，可以激发作物生长潜力，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再次，心理效应是与青年社会心态密切相关的因果反应。社会心态是一种最为宏观和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个体与宏观社会相互建构的产物，它具有群体的表征，发展变化相对缓慢。从国外发生的社会骚乱，可以看出青年表现出焦虑、浮躁、颓废、悲观、怨恨的社会心态，具体而言就是相对剥夺感、不公平感和危机感。当青年人“想要”和“应得”的利益无法满足，在贫富差距的落差中艰难生存，对未来感到失望和绝望，一旦有偶发事件出现，就会在自己敏感又激进的心理刺激下，去争取“自身反叛的价值成果”。社会心态是心理效应的基调，是参与集体行动的心理基础，一旦青年的社会心态转化为社会情绪，就有可能向破坏性行为转变。
三 、新媒体时代青年集体行动治理策略的几点思考
(一)以青年政策保障青年权益，弱化心理效应产生的基础
从当代世界观察来看，青年人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挣一份公平的工资并拥有一个家”[3]，但是在全球性失业危机的浪潮下，青年却是高失业率群体，他们对未来有着深深的不安和焦躁。如在“阿拉伯之春”发生时，中东和北非成为世界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达到25%左右。在政治上，青年群体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无成就、未被接纳、未充分就业和被低估成为青年群体边缘化的主要特征[4]。在西方骚乱之后，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完善青年政策体系，帮助青年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增加未来发展的预期，其中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成为重点之一。法国在骚乱后提出政府要想办法帮助青年就业，增加培训经费，要求企业尽可能多录用青年人；芬兰则通过《国家青年工作和青年政策方案》，该计划列出了5个重要的青年政策目标：“年轻人的就业能力得到加强，减少社会排斥；年轻人获得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发挥影响力的机会；通过预防性工作，使青少年患精神健康问题的情况减少；年轻人得到足够的指导和其他支持以帮助其独立生活。”[5]俄罗斯从混乱逐渐走向稳定，主要是抓住了青年群体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即青年的价值观教育、青年的学业和职业教育、青年的身体素质和健康、青年的社会治理能力、青年家庭的发展和保障、青年信息环境的塑造[6]。因此，以政策给予青年基本生活保障，接纳青年就业，不断满足青年的利益和需求，打通青年上升的空间，为青年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增加其价值感、幸福感、信任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才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 做好预警工作，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瓦解心理效应作用的发挥
巴黎骚乱和肯尼亚骚乱事件发生后，西方一些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最为强调的就是预警管理，通过对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的异常现象和反常事件进行监测和跟踪，把握其发展变化的方向、轨迹和趋势，掌握主动权，从源头上遏制事件的发展。在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建立起了社会预警系统，对社会敏感人群和不稳定因素进行长期的追踪性动态监测，这样就把不稳定因素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在集体行动的处置措施上，西方一些国家也积累了经验，根据现场的情况在机制范围内做出合理选择，必要时使用强制力。英国骚乱就是因为政府反应迟缓，警察处置不力，导致事态扩大，最终难以收拾。发生在法国的巴黎骚乱事件，也是因为政府对骚乱者过分宽容，导致闹事者有恃无恐，最后不得不动用大批警察进行处置。相反，发生在2013年由青年人发起的莫斯科的千人骚乱事件中，俄罗斯政府就采取强制措施，警方主动控制事态发展，封锁附近街道，对骚乱者迅速制服并带离现场，逮捕380多人，将旁观者强行驱散，局势很快得到控制。意大利刑法学家切萨雷曾说：“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7]因此，在青年集体行动中，对骚乱者给以相应处置，可以杜绝旁观者参与其中，预防旁观行为向实际行动转化，可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和扩大化。
通过梳理众多的实践案例，课程设计者从问题入手寻求解决方案，改变以往“以教材和学科知识为中心”的单一格局，进行“教材和学科知识、社会生活经验、学习者的经验”三种内容取向的综合。在课程资源视域下，突破以往长期固守的教材概念局限，越来越重视教学预设资源、动态生成资源、场馆资源、现代教育技术资源、培训者及学习者资源等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
(三)加强媒体管理，消除心理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集体行动借助新媒体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表现出鲜明的演进和升级轨迹。在“阿拉伯之春”中，参与者就是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传递、组织协调，获得越来越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导致埃及、利比亚等国执政者纷纷倒台。需要明确的是，集体行动的发生，新媒体不是问题根源，它只是一个中心的平台介质，但它“功不可没”，在活动中发挥了组织、动员、串联和指挥的作用，为集体行动提供特殊的场域，促进了青年参与的速度、深度和广度。
目前，世界各国都认识到新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催化剂”作用，开始纷纷重视新媒体的管理，英、美、法等国家建立起强调法律、自治、技术的“立法—自律—专业”模式，在保护民众隐私和国家利益间寻找平衡；俄罗斯则提倡以国家利益至上，确保国家安全基础上的网络自由理念，在手段上行政命令强于法律法规。对新媒体的管理，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新媒体管理立法，实行网络身份认证，研发新媒体技术平台，构建完备的新媒体治理工作体系。在集体行动中，政府需抢占信息主动权，审慎表达观点和态度，提防信息被歪曲性解读，及时澄清事实，避免谣言四起并迅速传播，对信息进行分析，消除杂音和噪音，避免处置工作陷入被动。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新媒体在给青年提供了全新的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容易成为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工具。所以，新媒体管理不能忽视外媒体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防止西方式的“洗脑”，要以社会主流价值、政府主导价值引导青年，培养青年理性心理和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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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9.01.003
作者简介 ：许志红(197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媒体心理研究。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使用对大学生集群行为的影响及风险防控研究”(DIA15030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环境下青年集群行为与社会稳定研究”(15NDJC132YB)；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研究院项目。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63(2019)01-0012-05
收稿日期： 2018-07-13
[责任编辑 ：刘爱玲 ]
标签：新媒体论文; 集体行动论文; 社会心理效应论文; 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