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文化论——兼论与美丽中国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生态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美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3)10-0054-08
一、公众环境治理诉求、生态政治运动与生态政治文化
生态环境破坏的显象，令人心头时常萦绕类似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正是问题的所在”的忧思。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迫近和现实困扰，迫使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和控制环境污染，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环保为核心的公众运动日益高涨。至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在西方逐渐超越利益算计的层面，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促成了西方民间的生态政治运动。从早期的动员群众、唤醒社会的生态意识，转变到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绿党”成为政治格局或者说议会政治的重要力量，西方生态政治运动已经成长为社会政治的潮流。这种政治力量在议会政治的体制环境中持续推动了政府的生态转向，产生新的政治理念，使西方的政治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对西方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化解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于是便产生了“治标”与“治本”的分野，也就是所谓西方生态主义学理上“浅生态”与“深生态”危机化解的不同路径，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生态主义政治思潮。
诚然，并非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生态可持续的“钥匙”，中国也不可回避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大国的历史责任。事实上，“在中国，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动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困境，严格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因为难以制度化而缺乏存在的空间。”①因此，面对频发的生态危机，在人们遇到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回应和合理解决的条件下，必然形成以环境维权为主要目标的群体性事件。要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有比较全面和充分的认识，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用环境维权一概论之，也不能笼统用西方的冲突理论加以解释，更不能对具体事件简单地用合法还是违法来匆匆定性，因为生态问题实质上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显然，在当前我国面临比较严峻的生态危机时，西方的生态主义运动对我国的生态保护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可是，中国场域的生态政治运动是否也呈现出如西方学者所言的功能呢?究竟中国的生态危机该如何有效治理?中共十八大报告给了我们明确的昭示。十八大首次将“美丽中国”这个诗意化的概念作为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愿景，由此引发了全国上下的热议和共鸣。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分别从理念创新、科技创新、制度保障等多个维度来探讨，呈现出理论的集聚现象，但亦有趋同化的表现。诚然，从制度和技术层面探讨生态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仅仅停留在制度与技术层面，恐怕会陷入“用表象解释表象”的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事实上，现代性的张扬，背离了对生活的承诺，给个体生存、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全球性生态危机所引发的现代文明发展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当代人挥之不去的存在性焦虑，引发了人们关于生态政治的文化反思潮流。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整个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经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的呐喊，呼唤一场文化革命。”②由此，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思潮随之崛起，这一势头强劲的文化现象与同样势头强劲的“绿色文化”不谋而合、聚成洪流，汇合为巨大的文化合力，赋予自然生态政治以文化底蕴。③
二、生态政治文化
生态政治文化是生态政治的文化影射，是人类在遭遇了环境问题压迫后所做出的基于文化价值观的政治导向，它主要包括生态政治价值观、生态政治心理和生态政治社会化等要素。
(一)生态政治文化是生态政治的文化影射
诚然，生态政治从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的系统思维入手，指出了人不仅仅是社会的人，更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只是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生态运行规律，那么由此而引起的生态危机将会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④把生态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是认识传统政治系统运行的新视角和新高度，由此形成了生态政治的现实运行，而从生态政治文化角度去认知和解决社会政治系统需要直面的环境问题，是生态政治在文化方面的直接影射。
1.生态政治文化的生成空间
在生存危机的挑战面前，要求人类站在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统一的高度用宏观的系统思维去重新思考和解决问题。“全球生态系统和地球上生命的进一步演化也将遭到严重危害，并有可能在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中彻底终结。过多的人口和工业技术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结果，人们的健康和福利受到严重的危害。”⑤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界对生态危机开始了文化反思，他们注重环境保护，反对纵欲，渴望精神回归，甚至渴望丹尼尔·贝尔所主张的“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他们赋予自然生态政治以文化底蕴⑥。环境问题引发的文化反思不仅使政治人成为生态的“道德代理人”，更是对政治文化一种新的绿色的引导，并有可能为现代人类开创新的文明样态。
事实上，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如墨子的“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的“圣王节用”观的传统生态政治文化，就可以为我国建设生态政府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周书》上“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等古代生态保护政令法令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法制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因此，对传统生态政治文化观的汲取与弘扬可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理论的成熟，进而在现实社会政治系统中帮助形成有效的生态治理结构，为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2.生态政治文化的场域分析
生态政治文化是生态政治的文化影射，它的结构图如下：
生态政治文化是人类在遭遇了环境问题压迫后所做出的基于文化价值观的政治导向，以“生态政治”为核心，建构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可以成为当代政治系统运行和政治文化发展新的理论指导和重要方向。作为生态政治在文化方面的一种影射，“生态政治文化”试图通过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进程，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力图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描绘人类生存发展前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然，生态政治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环境问题日益凸现，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尖锐化时，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以及对工业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固有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现代性的技术、法律等外部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去重新看待生态问题，如此就催生了生态政治文化的出场。生态政治文化的出场不单依靠对现代性的文化反思(尽管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更需依靠国家的政策和国家的行为，“要想使众多思想和学说中的某一种思想和学说成为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还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策和国家的行为。”⑦也就是说，国家通过政策和行为所形成的强制力，保障生态政治文化观的生成空间，并相应地为生态政治文化观的思想和学说的存在与发展开辟通畅的道路，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去实现这种生态政治文化观，这是理论变成现实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生态政治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关系
生态政治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渗透于社会大众中能动的精神文化作用力。生态政治文化的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殊意义，可以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反过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可以进一步深化生态政治文化的理论研究，推动生态政治文化向着更加完备的形态发展。
1.生态政治文化引导生态文明建设
诚然，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管理、科技支持和制度规制等因素，但生态政治文化对此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生态政治文化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或文化意识，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陷入困境的文化反思。它以转变人的思维观念和行动导向为目标，相应地调控制度构建和现实政治的运行机制，以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社会)的和谐。而生态文明是人及其社会通过生态化的社会实践方式，在处理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社会)关系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生态政治文化的提出和理论的完备，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美丽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2.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政治文化观的深化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政治文化的理论构建和系统发展提供了保障。当前，我国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引发的生态危机，使人们扪心自问究竟是学习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或者有效控制经济发展的步伐来拯救和保护环境?还是寻求两者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路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则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党的十八大给了我们明确的路径选择：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就为生态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理念引入我国的社会实践之中，并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统治的维度使之成为新的社会价值观，这就为我国的生态政治文化提供了现实的载体和鲜活的实践样本，从而使生态政治文化的发展具备了不断创新的源泉。
(三)生态政治文化的结构
生态政治文化是生态政治的文化映射，反映了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引领生态文明的建设。生态政治文化作为一个亚文化系统，它由生态政治价值观、生态政治心理和生态政治社会化等要素构成。
1.生态政治价值观
频繁的生态危机，压缩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危及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无疑对当代政治价值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人们转变以往的价值观念，以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高度统一的宏观系统思维，重新审视和建构生态政治价值观。现代政治系统要以生态作为核心评价标准来形成新的政治价值系统，而生态政治价值观理应在其中占据较高“权重”，它的标志就是内在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化，即“嵌入政治制度——行政机构、法律、规范以及运行程序”⑧。纵观我国一系列生态政治价值观的演变，从科学发展观到生态文明到美丽中国的倡导，表明了生态政治价值观的逐步意识形态化。生态政治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关系中各项变量深层内在关系的转变，是事物发展短期和长期效应之间复杂关系的转变，是战略预测所需要的理论模式的转变。生态政治价值观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与理念支撑，而且也规约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成长、变革、路径和速度。因此生态政治价值观是生态政治文化的核心。
2.生态政治心理
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心理反应，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政治关系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现象的主观反映。生态政治心理是人们在现实社会政治运行过程中对生态政治的心理映射，是对生态政治现实的反应和主观倾向。
生态政治心理的形成，与人们过去与现在的政治生活有很大联系。儿童早期的政治社会化，将为成人期的生态政治心理奠定基础；而成人期的政治社会化，则会反过来进一步调整和改变儿童期留下的观念，从而不断完善自身的生态政治心理系统。生态政治心理一旦形成，在个体层面上所发挥的作用或显现出来的力量是非常有力的，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间接的过程，不会被轻易改变。因此生态政治心理是生态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有效载体。
3.生态政治社会化
社会化是个人逐渐接受社会文化规范并使自己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就是个人逐渐接受社会的政治文化规范，并使自己逐渐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文化的传递⑨，是个体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基于此，生态政治社会化也就是生态政治文化的传递过程，是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生态政治标准和生态政治信念的途径；是社会成员在政治互动中逐步接受生态政治文化教化，学习生态政治知识、习得生态政治技能、内化生态政治规范、形成生态政治态度、完善生态政治人格的过程⑩。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个体即使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仍然需要不断地接受与更新已有的生态政治价值观、生态政治理论与生态政治心理，同时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修正和改造社会的生态政治文化内容。对当下中国而言，通过有效的生态政治化过程，在全体国民中形成生态政治文化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与政治人格，是建设生态政治文化与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和必要进程。
三、生态政治文化引导生态文明的建设
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可以说，生态文明是超越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解决好生态危机，解决好发展方式。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动力来自生态政治价值观，生态政治心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导向，生态政治社会化则对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挥传递作用。
(一)生态政治价值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动力
自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不可否认，工业社会带来了人类先进的文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然而，伴随着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使西方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困境，“当代世界由于科技进步加速，生态危机出现，建立在自然与社会对立基础上的传统进步观也变得有问题了”(12)。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使西方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事实上，“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20倍，能源消费增长了近6倍，单位产值能耗远超西方发达国家”。(13)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理应吸取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教训，即避免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伴而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协调。十八大报告对上述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污染的现实给予了自觉回应，该报告首次单篇阐述生态文明，首次用一个充满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词语：“美丽中国”作为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愿景，这就为处于加快发展与转型发展的中国树立了全新的生态政治价值观。
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完成“中国梦”，我党和各级政府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都必须具有强烈的生态政治价值观。要从政治学的高度和现实发展的要求出发，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特殊价值，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危机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对我党执政可能带来的危害，对中华民族生存带来的危险。生态政治价值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动力，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政治价值观的表现形式，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映射关联。其实，自1995年我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后，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3)，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004)，和谐社会(2005)，创新型国家(2006)，生态文明(2007)，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2009)，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绿色低碳发展(2011)，美丽中国(2012)等一系列生态价值观。可以说，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愿景，以美丽中国为核心的先进理念，从执政层面上建构了调整和改变社会发展方式和社会行动方式的观念系统。
正如丹尼尔·A.科尔曼所说“物质至上的价值观今天无比强大，故此必须再三强调，应当花大力气有意识地铸造可望取而代之的新型价值观”。(14)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任何政治行为的驱动，都必须具有相应的价值观念的指导，否则不可避免地使行动形成多样而凌乱的方向，从而引起社会的冲突和个人的混乱。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文明建设一样，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种社会谋划，需要首先建立清晰完备长远科学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引导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确切地说，只有发挥先进理念或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促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解决好发展方式和担负起破解人类历史斯芬克斯之谜的重任，这正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系统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5)生态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生态政治价值观在现实社会运行中的强势推进而得以实现。
(二)生态政治心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导向
事实上，“社会历史中的任何政治现象和活动的过程都是通过参与该过程的人们或集团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人们的政治行为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心理因素调解……如果政治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中不考虑和不注意社会政治心理现象的因素，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与各种现象的相互作用关系，就难以理解、说明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就容易把社会政治历史和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变成是‘一种空洞的抽象’”(16)。而政治心理是一种自发的心理反应，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现象的主观反映。因此，把握整个社会的生态政治心理方能对整个生态政治系统，对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导向作用。
1.生态政治心理是制定生态文明政策的心理依据
要实现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制定出一套顺应历史、合乎民意的生态文明政策来规制。而生态文明政策的制定，虽然与当前政治体系运行和制定者对政治体系及自身的角色有关，但我们决不能忽略政治行为受政治心理支配这一要义。生态文明政策的制定是在生态政治理论与实践和生态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由制定者的生态政治心理所导向，其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无形的、隐形的，但一经形成，很难改变，具有相对稳定性。
不可否认，生态政治心理反应并显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行性。生态政治心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态政治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折射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信念、信仰和态度，而且反映了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生态政治诉求、生态政治价值观、生态政治理论等。因此，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威胁中国乃至全球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问题，充分尊重社会大众的生态政治心理，顺应大众合理的生态政治心理，并以此为依据来运行现实政治系统和经济建设方略，才能实现美丽中国的生态梦。
2.生态政治心理促进生态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生态政治心理和生态政治理论分属两个层次的社会意识。生态政治心理属于自发的、低层次的、差异的社会意识，其内容会随着突发政治事件或政治更迭发生生态政治心理变化；而生态政治理论则属于自觉的、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对于生态政治心理而言，生态政治理论体系内的生态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其内容是相对完备和学理化的。生态政治心理促进生态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生态政治理论又来源于生态政治心理，是对生态政治心理的集中、加工、提炼和升华，因而也可以有效地引导社会大众的生态政治心理。
(三)生态政治社会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传递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起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大战略方向，以此回应和治理中国现代化寻梦途中所不得不承受的现代性之痛。生态文明是在“解构”工业文明范式中产生的一种新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绝非是“临时工程”，也绝非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乎子孙后代发展的千秋大计。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生态政治社会化这一重大进程。生态政治社会化过程包括：生态政治信息传播、生态政治观念内化和生态政治态度演进三个层面，并按照其内在的逻辑顺序渐次递进，构成一个连续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
1.生态政治信息传播
生态政治社会化首先是生态政治信息传播的过程，即在政治体内的各种生态政治社会化组织和群体以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向社会成员传播生态政治价值观、生态政治思想、生态政治理论、生态政治行为准则等生态政治文化信息的过程。生态政治社会化的全部过程，首先必须有生态政治信息传播，然后才能有生态政治意识的形成、生态政治理论的出现和生态政治运动的发生，才可能从社会主体的角度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之路。
2.生态政治观念内化
生态政治观念内化是指社会个体本身已有的观念、意识、思维经由生态政治信息的传播，加工、转化而形成的生态政治知识、生态政治观念的一系列心理行为过程。生态政治观念内化的过程需要经过认知、结构化与繁殖三个过程。认知是生态政治观念内化的初始过程，通过生态政治信息的传播与主体的思维加工、逻辑整合，生态政治信息进入个体心理意识结构，这是生态政治认知图式与生态政治信息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结构化是生态政治认知图式在新信息被吸收、融合的基础上的规模扩张和结构重组。繁殖是在认知与结构化的基础上，对生态政治现象的深化与拓展，体现为生态政治价值观、生态政治理论的塑造与发展。
3.生态政治态度演进
生态政治态度是态度主体对生态政治这一政治对象稳定的心理反应倾向，是个体对生态政治的认知倾向、情感倾向和评价倾向的有机组合。生态政治态度会因为主体的社会化进程而形成一般态度，并因相互吸引结成生态政治态度群。生态政治态度群并不是一成不变，它会随着生态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不断深入而导致生态政治态度群的分化与重组，于是社会个体的生态政治态度体系就不断趋于理性化。个体逐渐摆脱情感因素的束缚，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政治世界，寻找合理的政治目标，选择有效的政治行为方式，实现自己的生态政治愿景。
于是，合理的生态政治文化得以传递和发展，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会化范式，并在社会发展演进中持续发挥作用。
四、结语：生态政治文化与美丽中国
未来的中国政治不仅应给予生态环境以更多的关切，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能够使自然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政治架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起着关键的引领作用，而其中生态政治文化价值观又是核心。生态政治文化是生态政治的文化影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上层建筑”与社会心理基础。美丽中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条件下一种自然的生态美丽，而且是交融了自然与社会、物质与人性、政治、经济与文化多样互耦、协调发展的一种和谐进程。因此，只有形成符合时代需要和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文化，并在政治系统和经济建设的社会运行中真正践行生态政治价值观，才能够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注释：
①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②Donald Worst,“Nature Econ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56.
③孙正甲：《生态政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④郭庭天：《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的特征分析》，《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1期。
⑤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⑥孙正甲：《生态政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⑦李景鹏：《政治文化历史变迁析论》，《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⑧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⑨王卓君：《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11页。
⑩参见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12)乌尔里希·贝克、[德]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对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3)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第4页。
(14)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15)姬振海主编：《生态文明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6)王科：《政治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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