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亿万农民——回忆邓子恢同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系论文,同志论文,农民论文,邓子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邓子恢同志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为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本刊在今年第八期上刊登了他的秘书，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刘蓬勃同志的纪念文章。为了更好地纪念邓子恢同志，让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邓子恢同志建国后在农村工作战线上的奋斗历程，本刊在此以较大的篇幅刊登刘蓬勃同志更详细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1964年组织上调我给他当秘书，使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了8年，面授、言传、身教，使我得益良多。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经受挫折不自馁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至今还铭刻在我心中，催我努力奋进。
实事求是 稳步前进
建国初期邓子恢同志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当时林彪养病，罗荣桓同志未到任，由邓老主持中南局工作。有一次，毛主席找他谈话，说中央准备成立农村工作部，要他到中央来主持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他愉快接受了这个任务，于1953年1月开始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老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后，积极协助毛主席推进合作化运动，成绩斐然。1955年夏季，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与毛主席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邓老认为，群众的觉悟水平达不到，干部的领导水平跟不上；必须从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现状来考虑，不能急于求成；农业合作化速度发展过快，生产就下降等。他的这些意见本来是正确的，是坚持党中央原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方针，但却被错误地批判为“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是“小脚女人走路”、“右倾”。在身处困境的情况下，仍悉心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党的农村工作，关注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直抒己见。
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的狂飙席卷全国；夏季，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一轰而起。随着两个运动的发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邓老因病休养，但他仍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中央开始纠“左”，但很不彻底，加上自然灾害，农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1959年“十一”在天安门上，刘少奇同志与邓老个别交谈时说：“邓老，现在的做法破坏性太大了！”邓老同意他的看法。1950年9月，少奇同志让邓老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调查。邓老在山西、河北、江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四十条）。在这个条例中，邓老主张维持当时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基础。1961年春，他又到广东、福建作调查，向中央报告了有些地方要求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并指出这能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对生产力将是一个大解放。他的这些意见受到中央重视，并得到毛主席的赞扬。
邓老认为，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只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还没有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曾多次与人谈过这个看法。1962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在农村推行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很见成效。邓老的管理员刘志龙是安徽省全椒县人，有一次，他的亲戚到邓老家玩，邓老顺便了解他家乡的情况。他向邓老说了家乡搞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情况和好处。邓老听了，认为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当即于1962年5月派王观澜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同志调查后，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曾给邓老来信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邓老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说可以试行。随后，邓老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五场报告，全面阐述合作化的优越性，并着重指出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
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邓老到毛主席住处陈述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但未被采纳。这次会议大批“单干风”、“翻案风”，把邓老说成了刮“单干风”的代表人物，他又一次受到错误批判。
邓老因主张包产到户，于1964年12月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没有错。1964年11月到1965年6月，他在广西玉林搞“四清”时，集中精力搞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试点。试点的结果是成功的，早稻大丰收。他在逝世前，曾几次对我说：“政治挂帅不是万能的。中国农民是现实主义者，有了利益就有积极性；没有利益就没有积极性。中国总有一天要实行包产到户的。”当今的农村改革开放实践对此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人民公仆 心系农民
邓子恢同志被公认是农民运动专家、农业学家。他摸透了农民的心，了解农民的苦，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经常说，我们是吃“官饭”的，保险。而农民过去历史上吃的苦太多了，他们全靠种地吃饭。生产受一点损失就受不了，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是否对生产有利，是否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为了群众的利益，他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邓老经常说：一事当前，不要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应该先考虑群众。没有群众，我们等于个零。他常为建国以后农民的生活提高不快而叹息。他为工农产品剪刀差额过大（农产品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特别是贫困山区差距更大，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这个问题虽然有所解决，但解决的还不够。邓老于1961年春，对公社化时期大办的公共食堂进行了调查，并向毛主席写出报告，大胆地提出公共食堂有害无利，必须拆散！
邓老在广西玉林和桂林搞“四清”时，已是近70高龄的人。他除了搞“四清”外，白天经常到田间看看庄稼的长势情况。邓老怕白天误群众的农活，都是晚上开调查会。会上一面问，一面听，听着听着就和群众讨论起来。群众提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他都是铭记在心，认真考虑从政策上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会后，他总要看看农民吃的什么，缸里有多少米，床上的铺盖如何，猪长得怎样，吃的什么，等等。
邓老遇事为民着想。1965年春，我随邓老在广西玉林搞“四清”。一天我到市场看看，发现这里大蒜二分钱一斤却卖不出去，而当时北方市场见不到蒜。我回来后，向邓老作了汇报。邓老很认真，立即找广西区党委财贸书记贺希明同志（贺也在玉林搞“四清”），要他布置全自治区组织收购大蒜运到北方去卖，并说：如果中途有关卡阻拦的话可以找他。此后，当地的大蒜由二分一斤提高到一角五分一斤。同时，邓老又向玉林地委领导提出，电费价格太高，应按支农电费减价，稻谷价格太低，应按政策许可提价。玉林的领导按邓老的建议办了。这三件事，至今在玉林群众中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邓老身处逆境，仍不忘群众。有一次，他突然接到一群众从贵阳监狱里寄来一封血书，申诉自己如何冤枉被捕入狱。邓老看后心里很难过，让我把信速交中央办公厅处理。不久，这位被捕人被释放后，特地给邓老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1972年，邓老逝世的消息传到贵阳，他又从贵阳特地赶来北京，因找不到邓老家的住址，只好在北京寄来哀悼邓老和慰问家属的信。
光明磊落 刚直不阿
邓老遇事自己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他人。许多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过的老同志常说：在邓老领导下工作，可以大胆地干，不用提心吊胆，出了问题他为我们承担责任。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人曾向邓老探询说：“是否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农办副主任）给你提供材料，你根据他提供的材料砍的合作社？”邓老意识到这是暗示他诿过于杜，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切责任由我负，与他毫无关系！不是他提供的材料，而是我向他要的材料。”王观澜同志曾对我说：“北戴河会议上邓老挨批判，他不仅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而且在会议上说，王观澜同志在中国农村工作中是有功劳的，他保护我过了关。”王观澜同志每谈起此事，总是感慨万千。
邓老对干部一贯是关心教育，不是动辄打倒。在玉林搞“四清”，有一次我到南江分团参加三级干部会，发现干部有五种顾虑：怕党组织从此不信任、怕加重处分、怕对不起老婆、孩子，等等，不肯交待问题。我回来向邓老汇报，邓老听完我的汇报，立即写了一篇动员稿，让我交给南江分团团长张达明同志。张达明见稿子高兴地对同志们说，邓老为我们写了动员稿子！他在大会上用壮语或汉语反复念了几遍，帮助干部打消顾虑。有一位村干部说：“党对犯错误的干部，是母亲打孩子，恨在嘴里，痛在心里。”对农村工作中犯有错误的基层干部，邓老再三指示要爱护教育，不要歧视他们。我把邓老的指示传达给南江分团，南江分团立即遵照邓老的指示办理，使一大批基层干部深受感动，精神面貌大为改变。
邓老为人耿直，勇于仗义执言，反对错误的东西。1965年秋，邓老在广西桂林搞“四清”时，念《毛主席语录》和背《老三篇》开始成风，基层干部念《毛主席语录》凑热闹。背《老三篇》时，有些人两眼望着天，脑子不知想什么，却跟着瞎哼哼。邓老曾找桂林专署专员，提出不要搞这些形式。1970年春，邓老由南宁去广州治病。当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附近，新建一所大的向东南亚国家宣传毛主席思想的展览馆，邓老曾抽空去参观。一进门见到一幅画有毛主席和林彪的巨像，下面写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邓老看后，毫无隐讳自己的观点，他严肃地对馆里领导人说：“据我所知，这个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建立的，应改过来！”馆里领导听后挺尴尬的，没有作声。回到小岛住处，我们劝邓老说：“人家是副统帅，今后说话要注意些。”邓老气愤地说：“我是对党对历史负责，怕什么！？”他这种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使我们由衷敬佩。
受尽折磨 终获昭雪
“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全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过去屡遭批判的邓老，当然更是在劫难逃。
1966年秋，有一天上午，从中南海来一位副总理的秘书，在国务院农办全体人员大会上大发雷霆，发了一通言，矛头直指邓老。会后约一小时，农办秘书组有人奉命来到邓老家里，对邓老、陈兰（邓老的爱人）宣布：“从今天现时起，不准你们在农办，你们必须立即离开农办！”宣布完后扭身就走。陈兰同志伤心地流下了泪，邓老很气愤，但无处说理，只好以沉默表示抗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老的家也被抄了许多次。第一次抄家后，红卫兵把邓老和我、于汝亮（邓老的警卫干部）抓到北京农业大学关押起来。
从北农大回家后，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一封信，命令式要邓子恢谈话。我看信后，认为来者不善。经查询，原来他们是江西一派的红卫兵，来北京后得到蒯大富（北京四大“造反派”首领之一）支持要揪邓子恢去江西批斗。邓老把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经周总理做工作，才避免这场灾难。
周总理是了解和关心邓老的。邓老被罢官后，周总理曾指示，邓老的生活待遇仍按副总理不变，所到之处都按副总理规格接待。尽管如此，邓老这位革命老人也成了谁愿意揪斗就揪斗的对象。没完没了的揪斗，使邓老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后来被周总理知道了，特地指示：对邓老可以背靠背地批判，但不准揪到会场上斗，如要揪到会场上斗，必须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此时周总理已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
“九一三”事件后不几天，周总理在中央机关领导人会议上通报林彪出逃机毁人亡的情况，同时回顾了我党创建井冈山等根据地的历史，其中讲到了邓老（子恢）和张老（鼎丞）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明确指出：“这些同志是有功劳的！”会后，张老急忙到北京医院含泪把周总理讲话告诉了邓老，邓老心情很激动。邓老病重期间，周总理又在百忙之中看望邓老。邓老逝世时，周总理亲自修改悼词，决定在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降了半旗。向遗体告别时，朱德同志正在发高烧，康克清大姐劝他不要去了。朱德同志说：“不行！我爬也要爬去见邓老一面。”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为过去一些冤、假、错案陆续平反。三中全会后，党内已有人提议重新处理包产到户问题。我经反复考虑，就把邓老生前对我谈的和我知道的，写了一封长信，于1979年3月12日呈送陈云、王震、王任重同志，要求为邓老平反，了却了我久已有之的心愿。
1981年3月9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拨乱反正，为邓老历史上所受的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了邓老的真实面目和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