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东盟关系：来自印度学界的视角
张建岗
[摘 要 ]当前印度学界对印度与东盟关系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冷战后印度参加东盟一体化进程和双方政治经济合作两大方面。以“东向政策”为先导，印度通过次区域合作、印太战略等政策，逐渐嵌入到东南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印度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合作成效明显，但是中国因素的影响也较为突出。总体来看，现有印度—东盟关系研究存在较强的地缘政治色彩，政策实务描述居多，问题意识明显，但是理论分析较少，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范围和深度有待拓展。大国博弈、中国因素、东盟中心地位等，将成为未来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印度； 东盟； 印度—东盟关系； 东向政策； 印太战略； 地区一体化
历史上，印度与东南亚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商贸、文化、宗教与人员交流，尤其是印度的宗教、文化对东南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独立后初期，印度反帝反殖、追求民族独立的政策得到东南亚人民的热情支持，两次亚洲关系会议和亚非万隆会议的召开，突出体现了印度与东南亚地区的这种特殊关系。尼赫鲁曾经提出的建立亚洲共同体(Asian Community)的倡议，被认为是印度冷战后“东向政策”的一种早期表述形式* Tan Tai Yong and See Chak Mun, “The Evolution of India-ASEAN Relations”, India Review , Vol.8, No.1, January-March 2009, p.21.。
五路ST188的光电传感器放置在小车的底盘，位置如图3所示。建议三角形排布，把一路传感器放置于小车的最前方，便于提前获取道路信息，及时做出姿态调整。另外的四路分别位于小车的两侧，成三角形形状。五个传感器获取的数据构成一个字节的高5位，经过施密特触发器放大后滤波，反相送入STC12C5A60S2的P0口。
冷战期间，严峻的地缘政治现实影响了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内政外交，导致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日渐疏远。印度在国内经济社会安排上采取计划体制，外交上越来越倾向于苏联。东南亚国家采用市场机制推动发展，总体上倾向于西方世界。东盟的成立，对印度与东南亚地区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注] Kripa Sridharan, “India-ASEAN Relations: Evolution, Growth and Prospects”, in Chandran Jeshurun ed., China ,India ,Jap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118.。这一期间，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1973年石油危机、印度支持越南地区霸权政策、20世纪80年代印度海军力量大扩张等四个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隔阂。总体来看，冷战期间东盟国家对印度的态度是政治上怀疑，经济上轻视，军事上提防[注] Ishtiaq Hossain, “Singapore-India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n M.C. Yong and Bhanoji Rao eds., Singapore -India Relations :A Primer ,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2.。
冷战结束后，印度将东盟看作解决国内困难、突破地区困境的重要平台，先后推出“东向政策”、“东向行动政策”，加强双方在经济、安全、政治方面的合作。东盟为了增强自身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塑造地区身份认同，也积极欢迎印度参与地区事务[注] G. V. C. Naidu,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7, No.2-4, 2010, p.286.。经过近30年的努力，双方已经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地缘政治背景下，随着经贸往来的快速增长，双方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得到持续增强。
本文重点关注后冷战时期印度学界关于双方关系的研究现状，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印度学界开展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介绍印度嵌入东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政策研究，第三部分梳理印度—东盟政治经济合作研究，第四部分分析印度—东盟关系的重要特点，第五部分对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思考。
一 印度学界开展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基本情况
从地理范围上看，中印在东盟地区的博弈主要集中于海洋和陆地两个方向。海上方向以南海为主。虽然印度在地理范围上不属于南海地区，但是一些观察家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视角出发，认为印度是一个南海国家[注] David Scott, “India’s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in Play”, India Review , Vol.12, No.2, 2013, p.51.。随着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的发展，印度的南海战略维度逐渐清晰，一些官员一再强调，南海是世界的财富，应该坚持自由航行和贸易原则[注] 详见Somanahalli Krishna,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s Intervention on ‘Exchange of Views o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t the 19th ARF Ministerial Meeting”, July 12, 2012, http://www.mea.gov.in/mystart, May 20, 2018; Ashwani Kum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Planning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ed in “South China Sea: India Will Not be Bogged Down by Beijing’s Warning, Minister Says”, Times of India , April 11,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4-11/india /31324806_1_disputes-with-asean-countries-oil- exploration-south-china-sea, May 20, 2018.，显示出印度不希望南海地区由中国主宰，表达了对南海地区的干预态度。印度的“东向政策”也日益被解读为印度试图应对中国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个对策，被认为是一种谨慎的制衡中国的手段[注] 参见Anindya Batabyal, “Balancing China in Asia: A Realist Assessment of India’s Look East Strategy”, China Report , Vol.42, No.2, April-June 2006; Harsh Pant, “India in the Asia-Pacific: Rising Ambitions with an Eye on China”, Asia -Pacific Review , Vol.14, No.1, May 2007.，有些学者甚至将印度介入南海地区，看作是对不能阻止中国进入印度洋地区的一种补偿[注] 参见 Rajeev Sharma, “China and India Jostle in Indian Ocean”, Global Times , October 18, 2010,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39276.shtml, May 15, 2018.。
(一)研究机构设置
东盟在后冷战时期印度地区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重新调整对东盟外交政策以来，印度逐渐嵌入到东盟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并以日益改善的印度—东盟关系为平台，重塑与亚太国家的关系。
当然，也有学者对中印在东盟地区的关系持相对理性的态度。莫汉(Raja Mohan)就提出，只认定中印两国在东盟地区展开激烈的竞争，而没有注意到双方关系性质的变化，因此大部分都是一种误解。印度和中国现在有着广泛的关系，尽管存在着竞争元素，但他们不太可能持有相互敌对的态度，双方都避免在东南亚的直接竞争[注] Raja Mohan, “India’s Geopolitics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 2008, p.53.。拉奥(P. V. Rao)也认为，虽然东盟地区把印度作为平衡中国地区影响的重要力量，但是印度不应该奉行遏制中国的战略，而应该与中国开展合作来追求合作安全[注] P.V. Rao, “India and ASEAN: Partners at Summit”, in India and ASEAN :Partners at Summit ,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2008, p.438.。
高校方面，前身为印度国际关系学院的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从事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最主要机构之一，尼赫鲁大学的语言文化学院、法律与政府管理中心也有部分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加尔各答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系、马德拉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金达尔全球大学金达尔国际事务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等也是研究印度—东盟关系的重要院所。其他的高校，例如加尔各答总统大学政治学系、迪布鲁格尔大学政治学系、卡里亚尼大学政治学系、喀拉拉中央大学国际关系系、贾达普大学国际关系系、斯里文卡塔斯瓦拉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等，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印度—东盟关系问题。总体来看，印度高校在相关研究中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印度东北部高校，例如加尔各答大学、迪布鲁格尔大学、贾达普大学等，以研究湄公河—恒河次区域合作、印度与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的交往为主，其他高校则大多关注印度与东盟的整体关系发展。
学术刊物方面，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出版的《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是印度最有威望的学术刊物之一，刊发了较高水平的相关研究成果。《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战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 )也是印度享有声誉的学术刊物，前者刊发的印度—东盟关系的研究文章偏重于经贸合作方面，后者的文章主要关注军事、安全、战略问题。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出版的《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 )刊发了大量研究印度—东盟关系的学术文章，但是文章大多带有较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印度外交官协会主办的《印度外交事务杂志》(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所刊发文章的作者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决策者、评论员和学者等，较真实地还原了印度外交的实际情况，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
(二)研究队伍建设
根据所持立场的差异，印度国际关系学界存在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和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的分野[注] 参见Ollapally, Deepa, and Rajesh Rajagopalan, “The Pragmatic Challenge to India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Quarterly , Vol.34, No.2, 2011.，这种分野在印度—东盟关系研究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民族主义者注重印度外交政策的传承性，强调不结盟政策和多边主义，注重公平民主的全球治理，反对过于强调军事力量。这一类学者的代表人物包括迦那古鲁纳森(D. Gnanagurunathan)、古普塔(Rukmani Gupta)、兰加纳坦(C. V. Ranganathan)、梅塔(Pratap Bhanu Mehta)、苏库马尔(Arun Mohan Sukumar)等人。古普塔对将印度—东盟关系置于与美国、日本等大国战略关系之下的主张持批评的态度[注] 参见 Rukmani Gupta, “India Puts the Indo in ‘Indo-Pacific’”, Asia Times , December 8, 2011,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ML08Df03.html, May 20, 2018.。迦那古鲁纳森认为，维护战略自主权是印度传统外交政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印度的战略目标最好通过东亚峰会、东盟论坛等组织实现，而不是通过建立新的军事合作关系来实现[注] 参见D. Gnanagurunathan, “India and the Idea of the ‘Indo-Pacific’”,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0/20/india-and-the-idea-of-the-indo-pacific/, May 20, 2018. 。实用主义者则认为不结盟政策已经过时，倡导建立新的军事伙伴关系，寻求在全球治理中开展战略合作。这一类学者的代表人物包括莫汉(C. Raja. Mohan)、克里尚(Hemant Krishan)、奈杜(G. V. C. Naidu)、切尼(Brahma Chellaney)、辛格(Hemant Singh)等。莫汉是一位坚定的实用主义者，他主张从印太战略角度考虑印度与东盟的关系，认为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两国深深介入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因此印度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地缘政治概念，要将印度洋、太平洋作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舞台来对待[注] 参见C. Raja. Mohan,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Draft Paper Presented at a Seminar in Beijing by China Reform Forum and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6, 2006. 。辛格等人则强调，传统的不结盟观点难以令人信服地应对印度快速增长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印度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组成“印太战略弧”，以此遏制中国，以发挥印度在塑造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中的领导作用[注] 参见 Singh and Hemant Krishan and Sanjay Pulipaka and C. Raja Mohan and Karl F. Inderfurth and Ernest Z. Bower and Ted Osius, Asia ’s Arc of Advantage :India ,ASEAN and the US :Shaping Asian Architecture ,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2013.。
东南方向的次区域合作，重点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这个倡议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盟成员国组成的第一个跨区域安排，标志着地理临近国家逐渐认识到通过集体计划实现发展的重要性，填补了地缘政治空白。BIMSTEC发展中面临的困难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坤杜(Sampa Kundu)提出，BIMSTEC存在动力僵化、基础设施落后、文化认同缺乏、民间交流不足、机制化建设缺失、政治意愿薄弱以及双边纠纷等问题，所以BIMSTEC只是一种半机制化的跨区域组织，它的未来还有待确定。对于将来的发展，坤杜建议除针对上述四个条件加强建设外，BIMSTEC需要在恐怖主义、跨国家犯罪等共同的地区问题上协调立场，开展合作[注] 详见 Sampa Kundu, “BIMSTEC at 17: An Assessment of Its Potential”, India Quarterly , Vol.70, No.3, 2014.。沙维尔(Constantino Xavier)则认为，BIMSTEC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扩大财政能力和人力资源以推进互联互通，为此，他建议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深化具体部门的合作等推动BIMSTEC的发展[注] 详见 Constantino Xavier, “Bridging the Bay of Bengal: Toward a Stronger BIMSTE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22, 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2/22/bridging-bay-of-bengal-toward-stronger-bimstec-pub-75610, May 17, 2018. 。叶海亚(Faizal Yahya)等人研究了印度对BIMSTEC政策的原因，主要包括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失败、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地区影响、与地区国家开展经贸合作、能源需求等[注] 详见 Faizal Yahya, “BIMSTEC and Emerging Patterns of Asian Regional and Inter Regional Coope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40, No.3, September, 2006; Man Mohini Kaul, “Regional Groupings: An Overview of BIMSTEC and MGC”, South Asian Survey , Vol.13, No.2, 2006.。另外，印度也希望就联合反恐等政治和安全议程推动BIMSTEC发展，但是这一领域的实质性进展有限。
二 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印度—东盟关系
在当前印度学界中，智库和高校承担了主要研究平台的角色。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对小学教育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教学方法和理念也跟着新课改的实施不断更新，传统的教学课堂也逐渐被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所取代，我国正处于新课程改革阶段，基础教育改革变得愈加重要，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从多方面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全方面发展，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教育发展，因此不同的教育方式在教学应运而生，对教学方式进行创新改革，为了全方面提高小学数学的教学效率，本文对农村小学数学的分层异步教学的应用进行了探析。
(一)从“东向政策”到“东向行动政策”
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内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动乱、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为了重建国内政治秩序，时任拉奥政府认为，必须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新的世界秩序推行改革，发展繁荣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注] Prakash Nanda, Rediscovering Asia :Evolution of India ’s Look -East Policy , New Delhi: Lancer, 2003, p.267.。从国际环境来看，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一方面为印度—东盟关系的发展清除了意识形态障碍，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大门。国际社会普遍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机制的建设上，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印度建立与东盟的经济联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同一时期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运行不畅和效率低下，与东盟形成鲜明对照，促使印度下定决心将东盟作为替代性的区域合作机制[注] Nisha Taneja, “Informal Trade in SAARC Reg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 Vol.36, No.11, March, 2001, p.959.。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削弱了海湾地区在印度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客观上为印度加强与东盟的联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一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则为印度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想象空间[注] G. V. C. Naidu,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7, No.2-4, 2010, p.291.。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印度推出了“东向政策”。
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迭出妙策；但对曹操，对同僚，却注意不露锋芒，不争高下，把才能，智慧，功劳尽量地掩藏起来，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反观杨修，虽思维敏捷，甚有才气，但丝毫不看场合，不分析别人的好恶，只管卖弄自己的小聪明，后来更是搅和到曹操的家事当中，遭到曹操的猜忌，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综合印度学界对“东向政策”的考察，我们可以大体上将“东向政策”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21世纪开始至2014年为第二阶段，2014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东向政策”的第一阶段，印度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投资关系，并努力推动自身对东南亚国家的认同[注] 奈杜先生认为这一阶段印度努力追求与东亚国家的认同，本人认为有失偏颇，而将这一时期的印度外交解释为追求对东南亚国家的认同则更为准确。详见G. V. C. Naidu,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7, No.2-4, 2010, p.292.。这一阶段印度的东盟政策不具有战略性和整体性[注] Amar Nath Ram, “Introduction”, in India ’s Asia -Pacific Engagement :Impulses and Imperatives ， New Delhi: Manohar, 2015, p.23.。虽然东盟的部分国家对印度的意图仍然有疑虑，但是对于印度抛出的“橄榄枝”，东盟组织还是乐于接受的[注] 详见 Faizal Yahy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Revisite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25, No.1, April 2003, p.82.。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是双方相互学习了解的过程。
“东向政策”的第二阶段，其地理范围以东盟为核心，但是扩大到澳大利亚和东亚；其关注领域从以经济问题为主，转变为经济和安全问题并举。经济领域的重点是推进印度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和经济联系的制度化安排，安全领域的重点则是共同努力保护海上航线安全和协调反恐等。经过前一阶段的学习了解，这一阶段双方之间的信任加深，2003年印度—东盟巴厘峰会期间签订的三个重要协议(《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这一阶段双方深化合作关系的标志，印度在东盟地区的形象、地位得到显著的改善。
“东向政策”的第三阶段始于印度莫迪政府在2014年第12次印度—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期间提出的“东向行动政策”。作为更加自信和进取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向行动政策”的特点有：一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安全、联通和一体化的优先对象，深入介入地区事务处理；二是赋予国内发展抱负与国家外交政策更大的联系[注] Min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15-16, http://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6525_26525_External_Affairs_English_AR_2015-16_Final_compressed.pdf, May 17, 2018, p.ii; Min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16-17,http://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9521_MEA_ANNUAL_REPORT_2016_17_new.pdf, May 17, 2018, p.iii.；三是地理范围扩大至印太地区，但是东南亚/南中国海仍然处于核心位置[注] Rory Medcalf, “In Defence of the Indo-Pacific: Australia’s New Strategic Map”,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68, No.4, June 2014, p.2.。
(二)次区域合作研究的兴起
印度与东南亚国家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推动了次区域合作兴起，这种合作主要反映在印度的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上。
东北方向的次区域合作，重点是湄公河恒河区域合作(MGC)。印度在2000年11月签署《万象宣言》，开启了MGC进程。在对MGC的研究中，印度东北部及毗邻区域的叛乱和欠发达问题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潘迪(Nishchal N. Pandey)意识到，印度与东部邻国的贸易发展大多是通过海港进行的，对印度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影响，印度东北部有被再次边缘化的危险,因此要重新审视印度的东北部发展政策[注] Nishchal N. Pandey, India ’s North -East Region :Insurgen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inkages with South -East Asia ,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2008.。巴鲁(Sanjib Baruah)、库马尔·达斯(Samir Kumar Das)等人通过分析，认为要加强印度东北部及毗邻区的稳定和发展，印度必须调整东南亚政策，进一步开放印度东北部地区边界，加强与东盟相关国家的广泛合作，推进发展进程[注] 参见 Samir Kumar Das,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Imagining a New Geography of India’s Northeast”, India Quarterly , Vol.66, No.4, 2010; Sanjib Baruah, Durable Disorde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Northeast India ,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等等。。MGC的发展动力也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点。贾扬斯(V. Jayanth)和拉奥(P. V. Rao)等人指出，通过发展基础设施来推动湄公河区域的经济发展是MGC的基本动力[注] 详见 V. Jayanth, “The Mekong Ganga Initiative”, The Hindu , 2000, http://www.hinduonnet.com/thehindu/2000/11/28/stories/05282523.htm, May 20, 2018; P.V. Rao, “ASEAN: The Sino-Indian Matrix”, Indian Ocean Digest , Vol.18, No.1&2, January-December 2003, p.77.,此外，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低效、参与东盟的成功经验、印度经济的自由化改革、抵消中国的影响等，也是印度推动MGC进程的重要原因[注] 详见 Man Mohini Kaul, “Regional Groupings: An Overiew of BIMSTEC and MGC”, South Asian Survey , Vol.13, No.2, 2006.。
此外，从绿色环保的角度来看，光伏发电与风力、水能发电一样，作为可再生能源，对保护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在印度的政界学者中，前驻美国大使拉奥(Nirupama Rao)的主张偏向实用主义者，他主张加强印度与美国等国家的合作，将亚太地区看做印度进入全球市场的一个跳板。前外交秘书梅农(Shivshankar Menon)的主张偏向民族主义者，他反对将印度—东盟关系置于统一的印太战略舞台之下，而是强调印度与东盟地区关系的独特性。前外交秘书萨仁山(Shyam Saran)的观点比较中庸，介于民族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之间，更多的是强调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其观点也更加接近于印度官方的立场。
(三)“印太”概念的提出及发展
“印太”概念是在印度与亚太地区商贸、投资联系迅速扩张，安全合作安排日益紧密的背景下，率先由民间智库提出来的[注] 参见 Gurpreet S.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 Vol.31, No.1, 2007, pp.139-153;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http://report.heritage.org/Sr0099, May 17, 2018.。这一概念属于地缘政治话语，其本质具有竞争性，反映了印度战略地位在国际格局中的提升，所以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印度政界、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基金会2013年曾围绕“印太”概念召开两次备受瞩目的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印太”概念在印度的流行，现在“印太”概念已经成为印度政界、学界的热点话题。
甲洛洛靠近丁主任，晃了晃手里的斧头：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们了，你们还是自己承认吧。丁主任一骨碌爬到甲洛洛脚边：张大爷，你放过我们吧，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在丁主任身后，那个瘦瘦小小的身影正忙乱地整理着敞开的衣裳。
一部分印度学者鼓吹欢迎“印太”概念。在前文所述印度国家海洋基金会2013年会议上，国家海洋基金会主席梅塔(Sureesh Mehta)强调，印太地区在21世纪已经变为一个关键的战略地区，该地区拥有广泛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利益，将会迅速取代亚太地区，成为贸易、投资、竞争、合作的中心。考虑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紧密相连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印太”概念需要所有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注] Sureesh Mehta, “Chairman’s Address at the Annual Maritime Power Conference”, 21 February, 2013, http://www.maritimeindia.org/article/chairman-address-adm-retd-sureesh-mehta-chairman- nmf, May 17, 2018. 。拉奥(Nirupama Rao)、普拉卡什(Arun Prakash)等人认为，传统的亚太概念是一种排斥印度的概念，而“印太”概念则将印度看做是核心地区成员之一，应该受到欢迎[注] Nirupama Rao, “America’s ‘Asian Pivot’: The View from India”, 5 February, 2013, http://www. indianembassy.org/prdetail2097, May 17, 2018; Prakash, Arun, “Maritime Security Prospect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Defence Watch , January 2013, p.283.。综合来看，支持“印太”概念的学者，主要将关注点集中在“印太”概念的地缘政治、经济、军事、中国因素等方面。
斯科特(David Scott)对“印太”概念进行了评价，他指出大多数“印太”概念的阐述倾向于使用印度的硬实力或军事力量投射，并以中国为中心制定相关战略规划[注] 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9, No.3&4, 2012.。正因为这样，有部分印度学者对“印太”概念持批评的态度，他们的依据有三个：一是认为“印太”外交不可避免地加强与美日等国的紧密合作，这可能会影响到印度的战略自主性；二是认为“印太”概念还不成熟，只是一种语言上的表达，不具有实际意义；三是认为大规模适用“印太”战略，有可能会造成中国等邻国的疑虑，影响到中印关系大局等[注] 参见D.Gnanagurunathan, “India and the Idea of the ‘Indo-Pacific’”,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0/20/india-and-the-idea-of-the-indo-pacific/, May 17, 2018; Rukmani Gupta, “India Puts the Indo in ‘Indo-Pacific’”, Asia Times , December 8, 2011,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ML08Df03.Html, May 17, 2018; Saloni Salil, “India and the Emerging Indo-Pacific Strategic Arc”, March 15, 2013, http://www.futuredirections.org.au/publications/indian-ocean/933-india-and-the-emerging-indo-pacific-strategic-arc.Html, May 17, 2018，等等。。
辣椒提取物辣椒碱、辣椒二氢碱和辣椒红色素等不仅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还可以应用到医药和军事等领域[1-3] 。我国目前对辣椒碱和辣椒二氢碱等有效成分的提取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规模小，工艺设备落后，导致辣椒在我国的深加工及市场应用方面一直比较低迷。目前，酶法提取已广泛应用于植物活性成分的提取，如酶法提取脂肪酸和黄酮等[4-6]。
“印太”概念在印度政界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印度政府对“印太”概念的理解，是近乎介于上述两种学界观点之间的一种折中的态度。印度前总理辛格2012年12月首次在印度—东盟峰会上使用了“印太”一词，被视为代表着印度最高层“接受并合法化了印太概念”[注] Narendra Kaushik, “India Moves to Boost Strategic ASEAN Partnership”, Asia Pacific Defense Forum , 17 January, 2013, http://apdforum.com/en_GB/article/rmiap/articles/online/ features/ 2013/01/17/india-asean-sea, May 17, 2018.。然而，由于印度与周边国家在地区事务中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实际政策的推行过程表明，印度正在寻求保持其战略自主地位，并形成一套自下而上的、问题驱动的区域治理机制[注] Priya Chacko, “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An Emerging Regional Vision”, Indo -Pacific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re Policy Brief , Issue 5, November 2012.。因此，印度政府所推行的“印太”战略，与美日等国家的“印太”战略有不同之处，更多地体现了多元、开放、平衡和包容的价值理念[注] Priya Chacko, “Th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Ideation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68, No.4, 2014, p.449.。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更是将“印太”称为一个地理概念，呼吁亚太国家共同构建更紧密的安全和经济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印度“印太”概念的上述特征[注]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_Ministers_Keynote_Address_at_Shangri_La_Dialogue_June_01_2018，May 20, 2018. 。
论证区地下热水中锶、锂及偏硅酸含量达到《饮用水天然矿泉水》(GB8537-2008)中的界限指标。5组温泉水水样中S01、S02、S18三个泉点水质中锶、锂及偏硅酸均达标，#01及S05仅锶达标。其中#01和S18砷含量分别为0.018 mg/l、0.037 mg/l，超过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0.01 mg/l，不能直接作为天然矿泉水饮用。关键元素对比见表1。
三 印度与东盟的政治经济互动研究
为了缓解东盟对印度军事力量发展的恐惧，改变印度在东盟地区的消极形象，印度海军率先采取行动，重建双方的安全联系，以期建立东盟对印度的信任[注] G. V. C. Naidu,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7, No.2-4, 2010, p.290.。随后，经贸交往和政治合作加入到印度—东盟关系进程中，三者交织并进，共同发展，成为印度学者研究印度—东盟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因素也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如影随形，始终是印度学界的焦点话题之一。
(一)经贸联系
经贸合作是印度加强与东盟关系的驱动力量之一，随着印度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经贸联系作为双方关系基石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在实务方面，印度与东盟除了取得贸易量和相互直接投资增加、科技合作水平提升等成果外，互联互通建设工作目前也受到了较大关注[注] 详见“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2th ASEAN-India Summit”,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Myanmar, November 12, 2014, http://mea.gov.in/outoging-visit-detail.htm?24243/Chairmans+statement>, May 15, 2018; MEA, Annual Report 2014-15, http://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5009_External_ Affairs_2014-2015__English_.pdf, May 17, 2018, p.xvi; Min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15-16, http://www.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6525_26525_External_Affairs_English_AR_2015-16_Final_compressed.pdf, May 17, 2018, p.39;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 Annual Report 2016-17, http://www.mea.gov.in/Uploads/ PublicationDocs/29521_MEA_ANNUAL_REPORT_2016_17_new.pdf, May 17, 2018, p.46，等等。。在顶层设计方面，2003年，印度与东盟启动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India-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谈判进程，2009年，印度与东盟签订了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从2011年开始，印度与东盟开始了农业会议和能源会议等部门对话会议，2012年双方开始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印度与东盟国家经济交流的顶层设计初步完成。关于印度、东盟加快经济一体化的原因，从国际角度来看，叶海亚(Faizal Yahya)认为印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既体现了印度经济自身的弹性，也从侧面反映了印度经济的封闭性，从而催发了印度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动力[注] Faizal Yahy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Revisite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25, No.1, April 2003, p.82.。亚洲金融危机加之随后的恐怖主义袭击威胁，影响到欧盟对加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态度，刺激了东盟与印度经济一体化的意愿[注] Shada Islam, “ASEAN Set to Lose Centre Stage in EU’s Asian Agenda”, Business Times , September 6, 2001.。从印度国内角度来看，印度长期以来大力推进的“东向政策”本身含有嵌入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目标，是印度—东盟经贸合作最大的政策动力。
印度—东盟自贸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帕里特(Amitendu Palit)分析到，印度—东盟自贸协定的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坚持对区域价值内容(Regional Value Content)和关税分类变化(Change in Tariff Heading)标准的同时满足，降低了自贸协定的利用率，所以印度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注] Amitendu Palit, “Indi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Enhancing Mutual Benefits”, Brookings India IMPACT Ser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dia Center, 2015, http://www.brookings.in/wp-content/uploads/2015/06/India-Southeast-Asia-Relations-Amitendu.pdf, May 20, 2018. 。帕拉(Parthapratim Pala)和达斯古普塔(Mitali Dasgupta)指出，尽管从长期来看，印度较东盟国家有一些优势，但是短期内印度不太可能从自由贸易区中获益[注] Parthapratim Pala, Mitali Dasgupta, “Doe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ASEAN Make Sense?”, Economic &Political Weekly , Vol.43, No.46, November 15, 2008, pp.8-12.。希克达尔(Chandrima Sikdar)和纳格(Bishwjit Nag)也持有相似的观点[注] 详见 Chandrima Sikdar and Bishwjit Nag, “Impact of Indi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Using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Asia-Pacif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Network on Trad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07, November 2011,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AWP%20No.%20107.pdf, May 16, 2018. 。此外，学者们对印度落实双方合作倡议的效率也持批评的态度，例如虽然一再强调将印度东北部发展为“印度通向21世纪亚洲的大门”, 但是印度(莫雷)—缅甸(蒲甘)—泰国(美索)的三方公路(最终扩展到柬埔寨和越南)项目和加拉丹多模式交通项目(连接加尔各答和实兑)建设速度缓慢，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印度与东盟在经贸联系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成绩形成鲜明的对比，导致有些学者认为，至少在经济方面，印度还没有证明它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注] 详见Lavina Lee, “India as a Nation of Consequence in Asia: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India’s ‘Act East’ Policy”,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 Vol.29, No.2, Fall/Winter 2015, p.78; Parul Bakshi and Skand R. Tayal, “India-ASEAN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its Impact on Indian Economy”,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 Vol.10, No.1, January-March 2015, p.78, 等等。。
(二)安全互动
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分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多边安全合作以双方开展战略对话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为主。印度较早地参与了东盟地区论坛，并积极参与论坛的各种进程。印度于2010年参加了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Plus)，于2012年参加了扩大的东盟海上安全论坛(EAMSF)。在2004年第三次印度—东盟峰会期间，印度与东盟签署了“和平、进步和共享繁荣伙伴关系”文件，为双方通过制度联系和合作项目，携手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跨国犯罪等共同安全威胁奠定了基础。印度与东盟国家的“米兰”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洋海军论坛、“科摩多”多边联合演习等，受到国际社会的较大关注，对印度—东盟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双边军事合作方面，印度与东盟多个国家都有双边军事合作项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印度与新加坡、越南的军事合作无论从规模还是强度方面，都是最全面的[注] G.V.C.Naidu,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7, No.2-4, 2010, p.295; Subhash Kapila, “India-Vietnam: A Convergence of Strategic Interests”, January 11, 2001, http://www. atimes.com/ind-pak/CA11Df04.html, May 20, 2018.。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海军在印度—东盟安全互动中承担了主要角色。奈杜(G. V. C. Naidu)、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注] 参见G.V.C. NAIDU, “The Indian Navy and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13, No.1, June 1991, pp.72-85; G. V. C. NAIDU, The Indian Navy and Southeast Asia , New Delhi: Knowledge World and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00; Gurpreet S.Khurana, “Cooperation Among Maritime Security Forces: Imperatives for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Strategic Analysis , Vol.29, No.2, April-June 2005, 等等。。相关研究成果突出了东盟地区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加强海军之间的互动交流是缓解双方疑虑、应对跨国安全威胁、实现共同战略利益、建立政治互信的当务之急。探索海军交流互动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是研究的重点，其既包括军事交流等方面的内容，也包含政治、外交等辅助手段。
印度与东盟在安全合作方面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阿莫德三世(Julio S. Amador III)、博比约(Ariane Bobillo)等人对此进行了评估。他们的研究表明，印度与东盟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由于缺乏长远眼光，双方信任度不够。第二个挑战是东盟的政策框架一般对成员国没有硬性约束力，在今后的双方合作中要特别注意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不对称问题，找到与东盟成员国更多的共同点[注] Julio S. Amador III and Ariane Bobillo and Amirah Pe
alber,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ASEAN-India Relations Political-Security Aspects”, India Quarterly , Vol.67, No.2, 2011.。阿查亚(Arabinda Acharya)深入研究了印度与东盟在反对恐怖主义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指出，要想真正有效地解决安全问题，除了反恐战争外，还要调动市场、人力资源和各种经济体的力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注] Arabinda Achary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Terror: 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Pea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28, No.2, 2006.。
对v进行正常染色是指给v染一个在其邻点中未使用过的颜色。假设定理1不成立,设G=(V,E,F)为定理1的一个极小反例,也就是说G 本身不是(3,0,0)-可染的,但G 的任意一个真子图G′有一个(3,0,0)-染色φ,为了得到G的一些结构性质,我们删掉G 中的一些构型,获得一个含有(3,0,0)-染色φ的更小的图G′, 然后设法从φ 出发去得到图G 的一个(3,0,0)-染色,与G本身不是(3,0,0)-可染的相矛盾,从而G不含上述构型,就可以得到G的一些结构性质。文献[13] 已经给出了下述引理。
(三)政治合作
勒美(Satu P. Limaye)通过深入考察，认为印度—东盟关系是一种特质关系(idiosyncraticties)，表现为新鲜性和古老性、重要性和边缘性、不断的接触和偶尔的疏远、相互的不敏感和过度敏感等特征并存，因此印度与东盟关系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和校正，而不是完全推倒重来[注] Satu P.Limaye, “Indi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Take a Wing”,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 2003, pp.39-51.。巴杰帕伊(Chietigj Bajpaee)通过深入研究，也发现印度—东盟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具有波峰和波谷的周期性特征。他认为，印度“东向政策”阶段特征的阐述只是现任政府寻求区别前任政策的一个品牌重塑活动，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注] Chietigj Bajpaee, “Dephasing India’s Look East/Act East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39, No.2, August 2017.。
在双边层次上，印度与新加坡的关系十分引人瞩目。在冷战结束后印度寻求进入东南亚的过程中，新加坡充当了印度国家协调员(India’s Country Coordinator)的角色[注] “India-ASEAN: Vistas of Co-operation”, Statement by Indian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I.K. Gujral at the ASEAN 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 Jakarta, Indonesia, 27 July, 1996. ，此后一直积极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辛格(Sinderpal Singh)、萨纳·拉赫曼(Syeda Sana Rahman)重点考察了印度与新加坡近期关系的发展趋势。他们注意到目前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上升的轨道中，但是他们也看到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对双方试图建立“排他性”关系的想法会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等提出了警告[注] Sinderpal Singh, Syeda Sana Rahman, “India-Singapore Relations: Constructing a ‘New’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32, No.1, April 2010.。印缅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注] 详见 Rajiv Bhatia, India Myanmar Relations —Changing Contours , New Delhi: Routledge, 2016; Renaud Egreteau, “India’s Ambitons in Burma: More Frustration Than Success?”, Asian Survey , Vol.48, Issue 6, 2008; Sukanya Sharma, “Negotia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on Indo-Myanmar Border: The Trade Factor”, India Quarterly , Vol.67, No.1, 2011; Vijay Sakhuja, “India and Myanmar: Choices for Military Cooperation”, ICWA Issue Brief , September 11, 2012, 等等。，现有研究普遍考察了印缅关系的现状、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建议等。在印缅关系中，印度平衡中国影响的意图得到了普遍关注。由于缅甸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将印缅关系置于次区域合作进程中的研究倾向较为明显。
政治合作在印度—东盟关系中与经贸联系、安全互动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总体来看，政治合作研究也分为两个层次，即多边层次和双边层次。在多边层次上，印度将与东盟的合作看作是21世纪实现亚洲大国的关键一环[注] Lakhan Mehrotra,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 Vol.7, No.1, January-March 2012, p.78.。1995年获得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地位,成为印度逐步参与东盟其他组织和诸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组织的窗口。从2002年开始，印度每年参加印度—东盟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于2003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2年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表明双方相互承认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
部分印度学者对于双方政治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保持着警惕的态度。他们认为，随着“东向政策”/“东向行动政策”地理范围的扩大和印度越来越多地参与“小型横向”或三边集团，印度东亚政策中的“东盟中心”地位受到了冲击，而这一原则是印度地区政策的基石[注] M. Ganapathi, “ ‘Look East-Act East’ Dimension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 Vol.10, No.1, January-March 2015, p.65; Chietigj Bajpaee, “Dephasing India’s Look East/Act East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39, No.2, August 2017, p.363.。尽管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已经达到了新高度，但是印度可能是东南亚地区主要力量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印度的“东向政策”/“东向行动政策”有被其他地区大国的外交政策“挤出”东南亚的危险[注] Chietigj Bajpaee, “Japan and China: The Geo-Economic Dimension”, The Diplomat , March 28,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3/japan-and-china-the-geo-economic-dimension/>, May 20, 2018.。
(四)中国因素
中国因素是印度学界研究印度—东盟关系时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在各类研究文献中几乎都有涉及。现有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从东盟采取的大国平衡战略视角进行分析，但是更多的学者是从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需求出发开展研究的。
报应观主张是刑罚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实施刑罚一方面可以平复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气愤心理，另外一方面可以满足社会群众的公愤心理，最终满足整个社会的报应诉求。报应诉求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需求，更是一种安全需求与公正需求。对于民众而言，当杀人者被处以死刑时，不仅意味着民众的气愤心理得以抒发，也意味着社会上少了一颗“毒瘤”。通过剥夺他人的生命使其不复存在，从而永久地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死刑的执行，也使得公正得到最切实的贯彻。
印度的地区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但是印度学界真正开始重视印度—东盟关系的研究，则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印度与东盟交流日益密切，合作水平日益提升，印度学界开展双方关系研究的机构和队伍也逐渐壮大。
陆地方向的中印竞争主要集中在缅甸问题上。鉴于缅甸对印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印度调整对缅政策，发展与缅甸的关系，是推进自身发展进程的内在要求。但是大部分现有研究将印度努力寻求与缅甸军政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视为旨在制衡中国在缅甸影响力的一种手段[注] 参见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8, No.3, winter, 2003-2004, pp.150-151; Amit Baruah, “India for Gaining Foothold in Myanmar to Counter China”, Hindu (India), February 13, 2001; Anindya Batabyal, “Balancing China in Asia: A Realist Assessment of India’s Look East Strategy”, China Report , Vol.42, No.2, April-June 2006, 等等。。他们认为中缅之间的各层次合作项目是中国对缅甸的渗透，是中国试图将缅甸纳入战略影响圈之内的措施。印度开启的连接缅甸、泰国的公路项目和缅甸土瓦的深水港建设，乃至印度石油公司在缅甸的油气资源开发等，都被一些印度观察家解读为应对中国挑战的措施。
母亲的话说完才一瞬间，西北雨就到了，有如机枪掠空，哗啦一声从我们头顶掠过，就在扫过的那一刹那，我的全身已经湿透，那雨滴的巨大也超乎我的想象，炸开来几乎有一个手掌，打在身上，微微发疼。
智库方面，印度比较有名的对外政策智库，例如国防与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观察家研究基金会(India’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世界事务理事会(India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等，都对印度—东盟关系开展过研究。其中，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协同澳大利亚、美国智库发布的《共同的目标与趋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计划》(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 .S .-Australia -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 -Pacific )、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发布的《亚洲弧的优势——印度、东盟和美国塑造亚洲结构》(Asia ’s Arc of Advantage :India ,ASEAN and the US :Shaping Asian Architecture )、政策研究中心和国防学院联合发布的《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外交和战略政策》(Nonalignment 2.0: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等报告，都受到印度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对印度—东盟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区别在于前两者属于相对保守的印度对外战略报告，更多地强调借助世界其他大国的合作来实现和维护自身大国地位，后者则突出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性，通过强调战略自主性来推动印度崛起为世界大国。另外，在印度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智库，就是著名国际智库的印度分支，例如布鲁金斯研究所印度中心、卡内基印度中心、美国阿斯彭研究所印度分部等，也为印度—东盟关系研究做出了贡献。
四 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特点
东盟地区是印度开展地区外交的核心区域，印度—东盟关系在印度外交布局中占据突出位置，因此受到印度学界的重点关注。通过整理归纳现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当前印度—东盟关系研究中，存在如下一些特点。
(一)地缘政治色彩浓厚
处理与大国的关系等地缘政治考量，是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热点话题。在印度的对外政策传统和现实国际战略谋划中，塑造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超强地位，维护印度在地区形势中的绝对安全，是印度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这种思维在冷战期间，体现为对美国介入东南亚事务保持着警惕心态，并因此与东盟关系处于一种冷淡的状态。在后冷战时期里，如同上文所述，这种思维体现为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视为一种威胁。
双向转诊医疗模式下对喉癌术后康复期戴管下转患者联合延续护理应用的效果（刘泽琴 覃纲 李燕 等）1∶78
为应对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一方面，印度调动自身各方面的资源，扩大其在东盟的影响力，避免自身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为此，印度继中国之后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东盟自贸区协定，并携手东南亚国家参加东亚峰会。针对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印度推出自己的“季风计划”，以加强印度洋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另一方面，印度继续实施大国平衡战略，注重联合美国、日本等国家，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地区影响力。“印太”概念的提出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流行，与印度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推动有莫大的关系。
(二)不平衡性明显
现有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议题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研究相比，双方的文化交流处于落后的状态。尽管莫迪政府上台以来，设立瑜伽部和那烂陀司，积极开展“瑜伽外交”和“佛教外交”，体现了对文化外交的重视，但是文化领域仍将是印度与东盟地区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待开发的领域，文化因素中的多彩性、生动性有待进一步发挥，需要进一步努力改变人们对印度文化外交古板和枯燥的印象[注] Simon Mar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ultural Diplomacy of Canada, New Zealand and India”, https: //researchspace.Auckland.ac.nz/bitstream/handle/2292/2943/02whole.Pdf.sequence=9, May 20, 2018. 。二是双边合作研究的不平衡性，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看到，印度与新加坡、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受到学者们较多的关注，与东盟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到的关注则较少，研究成果少见。三是印度专门研究东盟地区的机构和专家学者不多。当前印度学者研究重点集中在大国(以中国、美国为主)关系和南亚地区国际关系，专门研究东盟的专家学者较少。印度著名的高校和智库集中研究东南亚的不多，较高水平的专门研究机构偏少。
(三)深受印度政府政策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印度学界中对印度—东盟关系的研究，主要在大学和智库中开展。由于“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是印度政府负责制定和管理大学发展规划的专门机构，负责编制高校预算资金的分配，所以印度大学对印度—东盟关系的研究，深受“大学资助委员会”的影响。该机构对印度地区问题研究的要求是：“增强我们对特定国家/地区的了解，在政策问题上给政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些中心进行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制定双边、多边和地区合作层面的外交、国防和文化交流政策。这些中心应该保持相互间频繁互动，同时与政府相关部门(外交部、国防部、环境部、科学技术部等)保持密切联系。”[注]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a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6, No.1&2, 2009, p.51.除通过预算资金影响学术研究外，印度政府还掌控着对外交流渠道和档案资料，这导致印度—东盟关系研究者成为信息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注] P.K. Gautam, “The Need for Renaissance of Military History and Modern War Studies”, IDSA Occasional Paper, No.21, 2011, p.16. ,一些学者甚至称“印度政府利用信息资产实现了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殖民化”[注] N. C. Behera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The 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 New Delhi:Sage, 2008, p.3.。国家对地区问题研究不合理的介入，使得国家合作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隐形的理论基础”[注] K. Bajpai, “Obstacles to Good Work in Ind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6, No.1&2, 2009, pp.109-128;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Journal of People ’s Studies , Vol.1, Issue 1, August 2015, pp.66-81.，印度学界的印度—东盟关系研究几乎没有独立的发展空间，真正批判性的学术成果很难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印度的印度—东盟关系研究又与印度政府的外交实践存在脱节之处，印度的外交决策更加依赖于实践知识和经验，而非学术著作，这又构成了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实践障碍”[注]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Journal of People ’s Studies , Vol.1, Issue 1, August 2015, pp.66-81.。
经测算该方案仅地下通道这块需要新增加建安费4400万元，占比整个大明路该造工程总建安费4.1亿中的10.7%。
(四)现实政策研究多于理论分析
2009年，印度学界兴起了一股对印度地区研究进行反思的浪潮，以《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期刊为平台，多篇文章对印度地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注] 详见Rajesh M. Basrur, “Scholarship on Ind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Disciplinary Shortcomings”,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6, No.1&2, 2009, pp.89-108;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a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6, No.1&2, 2009, pp.49-68; Amitabh Mattoo,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6, No.1&2, 2009, pp.37-48; Muthiah Alagappa,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Vi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6, No.1&2, 2009, pp.7-35, 等等。。其中，学界的一致观点是，“理论缺失”是印度地区研究，乃至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著不足之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10年左右，但是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结果，在印度—东盟地区关系研究中，理论缺失的问题仍然相当明显，难怪贾法尔(Md. Abdul Gaffar)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忽视理论在印度已经“被制度化”[注] Md.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Journal of People ’s Studies , Vol.1, Issue 1, August 2015, pp.66-81.。与理论缺失相关的是方法论的单一化，萨尼(Varun Sahni)曾指出，目前印度的大多数地区研究不是理论驱动的，不是方法驱动的，不是问题/议题驱动的，而是事件驱动的。事件驱动的研究是时事，它遵循短暂的趋势，缺乏严谨性和实质性。他通过研究认为，印度的政治学家在地区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导致地区研究排斥其他社会科学的方式方法，缺乏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注]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a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6, No.1&2, 2009, pp.49-68.。同时，印度—东盟关系大多采用历史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排除经济学和定量研究，这被哈希(Rajen Harshe)批评为“枯燥无味的描述”[注] Rajen Harshe,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n Agenda for the Future”, in M.S. Rajan, e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India”, New Delhi: Lancers Books, 1997, pp.68-80. 。总体来看，尽管印度—东盟关系研究成果不少，但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限。
五 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发展趋势
东盟是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实施大国外交的重点地区之一，经过近30年的经营，印度—东盟关系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随着印度国力持续上升，大国外交愈加自信，印度在东盟地区的战略关注点将越来越多，印度—东盟关系也将会得到印度学界的持续关注。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印度学界今后的印度—东盟关系研究将会关注下面几个问题。
共纳入20个研究（1篇文献因异质性高而未纳入），包括527例患者。研究间异质性低（I2=14.3%），固定效应模型荟萃分析结果显示：Masquelet技术治疗骨缺损总体治愈率为87.8%，CI 95%为84.9%～90.4%（图2、表2）。
(一)大国博弈对印度—东盟关系的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坚定地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实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当前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动荡不安。目前，美国同中国、俄罗斯、欧洲、日本的经贸竞争加剧，贸易战极易恶化双方的政治、安全关系，这种不确定的状态给印度—东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印度能够顶住大国博弈给地区事务带来的压力，利用国际权力转移的机遇克服自身在东盟地区事务中的弱点，将会有力地提升印度—东盟关系水平和自身在东盟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当前美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印太战略，印度与美国、日本等国对“印太”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且印度对“印太”概念的使用，也是根据对象而定的。这种差异化的理解和运用对印度—东盟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是今后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二)印度—东盟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凭借高水平的经贸合作和紧密的政治联系，中国在东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势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而进一步增强。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岛礁争端，但岛礁争端本身恰恰证明中国是东南亚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实力获得迅速提升，加上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出色的科技实力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印度的大国抱负将在东盟地区进一步施展，东盟已经成为印度与中国最为重要的利益交汇处，似乎印度与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竞争不可避免[注] 参见Faizal Yahy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Revisite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25, No.1, April 2003; G. V. C. Naidu,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7, No.2-4, 2010，等等。。中国与印度在东盟地区的全面碰撞也将随着“印太”概念的广泛流行，进一步受到学界的关注。应该看到，印度与中国在东盟地区的互动除了政治领域外，还有经济、安全等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合作性远高于竞争性。印度、中国在与东盟互动的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每个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水平如何，如何保证印度与中国在东盟地区互动关系中的负面效应不影响两国的发展大局和东盟地区的和平稳定，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东盟在印度—东盟关系中的中心地位
东盟的地区战略始终强调东盟的主体地位，印度的东盟政策也一再强调坚持东盟中心原则。但是随着印度“东向政策”推进到“东向行动政策”，其地理范围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地区，对东盟的中心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印度对扩大的近邻范围的界定和对“印太”概念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尽管在文件政策表述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印度一再强调坚持东盟的中心地位，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外交实践似乎证明了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悖离。东盟在印度亚太或者是“印太”外交中的现状如何？这种状况是如何实现和维护的？其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上述问题都会对印度—东盟关系造成较大的影响。
(四)研究议题的范围和深度
如前文所述，当前印度—东盟关系研究偏重于政策实务方面，理论层面的思考较少[注] 阿米塔夫·阿查亚教授在此方面做出了贡献，参见Amitav Acharya, “Civilizations in Embrace—The Spread of Idea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Classic Age”,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3. ，这一方面与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受限于印度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水平。随着印度的不断崛起和印度学界与欧美学界的长期互动，擅长思考的印度学者将会在这一方面取得进步。印度—东盟关系研究范围有待拓展。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等地反复出现的海盗、抢劫、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现象和人道主义援助、自然环境保护等议题，对地区局势的稳定造成重要影响，是印度—东盟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东盟面临共同的反恐压力。上述非传统安全研究议题应该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除印缅、印新关系研究外，印度与东盟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研究处于薄弱环节，需要加强。特里维迪(Sonu Trivedi)在以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关系为例研究早期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时，提出了公共外交作用的议题[注] 参见 Sonu Trivedi, “Early Indian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Revitalizing Partnership between India and Indonesia”, India Quarterly , Vol.66, No.1, 2010.。印度与东盟拥有开展公共外交的良好基础和强烈意愿，但是现有研究文献中暂未发现专门研究，印度—东盟公共外交还是有待开发的研究议题。
[中图分类号 ]D835.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1.094
[作者简介 ]张建岗，广东工业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关系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9)01-00094-19
【责任编辑 ：吴宏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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