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浮沉與近代學風——以張之洞學人圈的形成爲例(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流论文,近代论文,洞學人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爲爾籌歸計”
光緒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易樞”後，清議勢力遭到壓抑，不復前此之盛。但翰林清流極具表演性的“章奏唱和”，卻成爲小一輩言事者模仿的對象。這一時期，內劾宦寺、外劾督撫的“真奏疏”依舊層出不窮，言事風氣也由翰林講官擴大到詹、翰、科、道各方面。其中犖犖大者，如光緒十年四月，翰林院編修梁鼎芬奏劾李鴻章罪惡昭彰；十二年(1886)八月，御史朱一新《預防宦寺流弊疏》劾李蓮英巡閱海軍；十六年(1890)九月，御史吳兆泰奏請停減頤和園工程等。凡此均因措辭激烈或涉及敏感話題而遭到嚴譴，成爲朝野注目的事件。甲申、乙酉間，張之洞讀到梁鼎芬彈劾李鴻章等重臣的奏疏，嘆爲“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減，畢竟是健兒”，流露出兩代“清流”前後傳承的惺惺之意。①
同光間京師學人、清流的交往圈子受政派、學派、籍貫、親緣、居處等因素制約，不僅層次繁多、分化嚴重，往往也相互重叠、前後錯出。如梁鼎芬早年肄業菊坡精舍，師從陳澧。初至京師，亦主要與同門于式枚、文廷式、陳樹鏞等相交往。至光緒六年(1880)通籍後，移居南橫街吳可讀故宅，與周鑾詒、王仁堪、陳寶琛相鄰，往還無虛日，並結識張之洞在四川所拔顧印愚、吳德潚等人，逐漸進入“清流”交際圈。光緒八年(1882)十二月，梁鼎芬遷居東城栖鳳樓，與盛昱的裱褙胡同宅第隔巷相鄰，“看花意園近，乘暇一經過”②，從此成爲“意園論古”的座上客：
……我生始作上京客，到處都聞樂歲聲。壬午移居栖鳳客［？閣］，意園時時獵書册。憂來縱論天下事，酒罍未罄窗已白。死生如夢事如烟，誰謂兵塵在眼前。③
盛昱藏書在京師號稱精富④，梁鼎芬與之交往，亦多以借書爲介：“伯希(盛昱)精本最多，不輕借人，于鼎芬最厚，函去書來。”一次，梁鼎芬欲借宋本呂惠卿《莊子解》，盛昱不許，“再求之，限三日，不能畢，又寬兩日，手録其序還之，告曰：‘吾日以净布鋪几上，洗手乃閱，夜則置之枕邊，恐有遺失。’伯希(盛昱)笑曰：‘借書如此，可以托孤寄命矣！’”⑤其時獵書論學之樂如此。梁鼎芬傳承陳澧一脉漢宋融合之說，“服膺朱子及温公《通鑑》之學”。至京師後，受意園學風濡染，遂亦講究金石、版本，且嘗列名劾章，時時“縱論天下事”，一變而爲“清流”門人。
宗室盛昱在光緒初繼翁、潘之後領袖京師學界，橫跨金石、西北地理兩大領域，且“熟于本朝故事，大至朝章國憲，小至一名一物，皆能詳其沿襲改革之本，而因以推見前後治亂之迹”⑥，故亦熱衷言事，在“翰林四諫”之外別樹一幟。盛昱所居之意園，本爲其祖父文慤公敬徵舊邸，內置處泰堂、漱芳榭、知止齋、得眞觀、尚芥舟、艷香館、退思書屋、快晴簃、晴紅蓼矼、小池假山、曠觀亭、天光一碧樓等小品，“亭林之勝，甲于城東”⑦，尤以各色牡丹花著稱⑧，不僅是光緒年間京師士大夫論學、交游的中心，且每爲士子入都會試留宿之所。鄭孝胥曾回憶光緒初“與文芸閣(廷式)、張季直(謇)同試禮部日，嘗借寓意園旬餘”；⑨而據內藤湖南統計，前後借寓或頻繁往來于意園的知名學者，至少有文廷式、李文田、張謇、柯劭忞、梁鼎芬、樊增祥、黄紹箕、徐坊、王懿榮，以及旗籍之楊鍾羲、志銳、鐵齡等人。⑩繆荃孫稱光緒間“天下魁壘之士，至京師者，莫不以爲歸”，並非過言。
光緒十一年(]885)六月，梁鼎芬因劾李鴻章事遭嚴譴，擬罷官歸里。九月九日，盛昱集楊銳、文廷式、張謇等三十人，于崇效寺静觀堂爲梁鼎芬餞行，“狂叫喧呶，旗漢雜沓”，甚是熱鬧。(11)盛昱爲作《金縷曲》三闋，以詞代序，模仿清初顧貞觀送吳兆騫“季子平安否”二闋的體裁(12)，不僅稱頌了梁鼎芬彈劾重臣的勇氣，且謀及清流言事遭黜後的出路問題：
爲爾籌歸計。最相宜、打頭茅屋，縱橫經史。經世文章須少作，怕又流傳都市。自打叠、藏山心事。科第已成官已去，問百年、纔過十分幾。天與爾，信優矣。
除書萬一柴門至。亦勸爾、幡然就道，馳驅效死。此輩倘教高閣束，小隱亦堪終世。况有箇、桓君同志。買取羅浮梅萬樹，便經營、精舍梅花裹。嶺海外，鄭公里。(13)
據說梁鼎芬此番南下，曾鎸一小印曰“年二十七歲罷官”(14)，留別京中友人詩亦有“此日觚棱猶在眼，今生犬馬竟無期”的慨嘆。(15)然則盛昱詞上片“問百年，纔過十分幾”的叩問，的確說中了梁鼎芬內心的焦慮。士大夫言責所在，固然不妨激越，激越橫遭打擊，又可以通過同好之間的唱和、餞行獲得悲壯感。然而，悲壯過後衣食的無著、事功的落空、都下風氣的疏隔、詩酒生涯的一去不返，又都是不得不直面的代價。仕途剛開頭便煞了尾，此後數十年的生涯如何捱過？通過詞句，盛昱爲梁鼎芬籌劃了兩種“歸計”：或者等待君王悔悟，除書再至，重回廟堂；或者從事藏山著作，小隱江湖，如鮑宣、桓少君夫婦之安貧守道，如鄭玄晚年之講學故里。殊不知時至近代，紛繁世變之中，早已出現了在“仕”、“隱”之外的全新士人出路。
同日，李慈銘、袁昶、沈曾植三人亦在崇效寺宴客，卻因爲盛昱等已占静觀室，只能退到西偏禪室“嘿然勸釂而已”。(16)甲申、乙酉前後，與意園學人圈子頡頏于京師者，正是李慈銘、沈曾植、袁昶等人的詩酒圈子。沈曾植、李慈銘同中光緒六年(1890)庚辰科，與意園門客梁鼎芬、黄紹箕、于式枚等爲同榜，兩個圈子的人員有所交叉，學術宗主亦相近。沈曾植自稱從光緒乙亥(1875)、丙子(1876)間致力于蒙古史地之學(17)，光緒六年會試第五策問北徼事，沈氏以其西北史地造詣轟動都下，旋即與李慈銘、李文田、王先謙、王仁堪、盛昱、黄紹箕等學人訂交，而“與愛伯(李慈銘)講習尤契，人稱沈李”。(18)“沈李”圈子聚集了袁昶、朱一新、施補華、黄紹箕等浙籍士人，除了研究京師流行的金石、書畫、西北地理之學外，更多探討詩學，爲連篇累牘之唱和。
繼梁鼎芬之後犯顏上疏的朱一新，正是“沈李”圈中人。朱一新早年肄業詁經精舍，後在浙江書局校書，卻深受浙東史學經世傳統的影響，主張通史致用，以爲“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19)光緒間入京師與沈曾植、曾桐兄弟、袁昶、施補華等交游，每以理學、經世之意相勸。日後講學廣雅書院，更對同光間京師鑒賞金石的風氣提出批評：
爲鐘鼎文字之學者，自是博雅文人之事，于經學無與……承平之世，學士大夫，閑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于斯，小道可觀，賢于博弈。若時當多故，旋乾轉坤，儒者之責，匪异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堅卓，乃能爲學，古之學者類然。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孳孳，猶虞不給，豈暇究心于瑣碎無用之物哉。(20)
朱一新金石學批評的背後，是對“旋乾轉坤”之際學風趨向的敏銳把握。另外，朱一新的洋務意見亦不同于一般言官之閉塞，光緒九年(1883)代人撰《海防策》，以爲方今之計，須使學士大夫從事西洋機器：“明知其制之不善，而有時踵而行之者，無他，勢之所趨，聖人無如何也。若夫根本之圖，則固自有在矣。”(21)提出“勢之所趨”與“根本之圖”的區別，大致可歸入“中體西用”一派的主張。
光緒十年(1884)前後，袁昶詩文、日記中多有與朱一新、沈曾植二人共同砥礪學問的記載。(22)沈曾植少年時曾南下問學于陳澧，服膺李兆洛、錢儀吉等主張漢宋調和者，故與朱一新學派頗近；(23)其昌言變法，據說“遠在甲申(1884)、乙酉(1885)之前”，與朱一新“論夷務，形勢利害，往復數千言，旗鼓相當，令人忘倦”。(24)袁昶則爲張之洞早年所拔之士，曾負笈劉熙載主持的上海龍門書院，私淑曾國藩一派務實之學。(25)袁、沈、朱三人在京師參與清流圈子交游的同時，又相對獨立，互相爲師，自成一世界。後來袁昶在京與友人論學，認爲“北宋義理之學，又元和以來降及虞道園(集)、歸熙甫(有光)，至近代方氏(苞)、姚氏(鼐)爲古文之學，尤爲學術穿綫統宗之處”，進而提出“論經濟之學，以曾文正(國藩)爲正軌；論經義，以陳蘭甫(澧)爲正軌；論古文，以姚姬傳氏(鼐)爲正軌”的原則，實可看作袁、沈、朱三人小圈子長年切磋的結論。(26)
光緒十二年(1886)六月，朱一新上《敬陳海軍事宜疏》，八月二十四日復上《預防宦寺流弊疏》，並附呈《請破格求言片》，要求恢復甲申以前鼓勵言事的風氣。此間沈曾植嘗致書朱一新，稱贊其上疏“任道勇猛”，並慫恿朱一新能“乘此一綫，重進至言”，促使京朝政局由否返泰。(27)豈料此時朝廷的大政方針早巳逆轉，甲申以前陳寶琛、張之洞奏請裁抑宦官獲得朝野好評，朱一新此番參劾李蓮英，换回的卻是懿旨詰責、降爲主事的嚴厲處分。是年朱一新四十一歲，前此外放湖北鄉試學差、回京轉監察御史，被李文田、王先謙等學臣看好，正處于京官遷轉的順途。十月間袁昶、沈曾植等送朱一新南下，以姚鼐四十二歲辭官歸里相擬，期之亦能如姚郎中“優游林泉幾五十年”。(28)但稍後袁昶賦詩贈別朱一新，則在“林泉”與“文獻”之外，更强調“未忘掃除宙合，榻旁齁睡何人”的經世情懷。(29)
光緒中期，沈曾植、袁昶均曾在總理衙門供職。沈氏在與盛昱、繆荃孫等人共同探討西北史地、清朝掌故的同時(30)，更主張開鐵路、設銀行，並藉行走總理衙門之便，與歐洲東方學者相交通。(31)與此同時，又發揮了朱一新的論調，重視從理學、史學等方面培養經世根基。沈曾植的祖父沈維鐈本是道光間的理學名臣(32)，沈曾植、曾桐兄弟自幼生長京師，浸淫于音韵、版本、金石、邊疆史地等時髦學術，卻仍不脫嘉興沈氏的理學門風，頗重視與清代理學及道咸經世傳統的對話，促使道咸時代梅曾亮、曾國藩、吳廷棟諸公盛論之的“學術—人才—風俗—世運”再次成爲京城士大夫的話題：
子培(沈曾植)論古今事變不同，人材亦隨學術而异云云，往復數百言。大致謂：一代之人材，苟大有力者能聚之，即足以撥一代之亂。至于晚近士大夫空言相軋，以道形而上爲貴，器形而下爲賤，德咸而上爲精，藝咸而下爲粗，于是右文輕武，是非之論偏勝，而事變纷呈，遂囂然莫能禦之矣。固人材之衰少，亦由學術之任偏而弊也。(33)
沈曾植批評“晚近士大夫”沉溺于空言，涵蓋了上自乾嘉、下迄同光的考訂學者。但與此前方東樹、孫鼎臣等漢學批判論者不同，沈曾植的判斷基于對當時內外形勢的觀察，並進一步質疑“道貴器賤”、“德精藝粗”的觀點，寄希望于“大有力者”聚集人才、撥亂反正的實力。沈曾植談到李光地在清初“維持風會、調護善類之功爲多”，到近世則惟有曾國藩“能教育人材，根本深厚，故魄力亦大”。
曾國藩于道光末年位列詞臣，議論人才消長，姿態極低。其針對在朝諸公的徒唤無才，提出“不盡當路在勢”的一二賢者相互砥礪的方案，仍是基于在京師與倭仁、吳廷棟、邵懿辰、劉傳瑩等人交游的經驗。(34)後來的轉戰四方、開府東南，並不在其意計之內。然而，正是鎮壓太平天國帶來的東南督幕崛起，創造了能够真正有效地陶鑄人才、轉移天下風氣的條件。咸同之際，曾氏幕府網羅多士，不僅有各方面的實用人才，也包括以“古文”、“閎覽”、“樸學”著稱的學者，而其在安慶—金陵開辦或重建的官書局、書院，更成爲學者們在亂後商研學術、重建文化的重要場合。(35)在重視文教這一點上，湘、淮系統中後起的李鴻章、左宗棠幕府皆顯遜色。同光以後，稍堪與曾國藩幕府人才之盛相比肩，略能副沈曾植期望，聚集人才而撥一代之亂者，厥惟張之洞幕府。
光緒七年(1881)十一月，張之洞就任山西巡撫，公牘章奏需要依赖幕僚，往往有幫手不足之虞。次年致信張佩綸，抱怨：“僚屬文武、幕府文案色色俱缺，文案無一能爲章奏，比及尋常吏牘，亦都不妥，苦極苦極！”當時張之洞對幕僚的要求，是“局面堂皇、事理明白、文氣暢達”，以樊增祥、袁保齡之流長于文筆者馬上選，主要是徵集文案師爺，與其他督撫、州縣官並無二致。(36)由于撫晋時間較短，少有文教方面的成績，張之洞幕府成爲學者交游、論學、編著的場合，至少要到光緒十年(1884)調署兩廣總督以後。
後人總結張之洞督粵以後的幕府有兩大特點：一則在書院中廢山長而設分校，二則在幕府中少用延聘而多用札委、奏調，亦即將傳統幕府中名義上平等的主、賓敵體，轉變成了僚屬、門生的附屬關係。(37)其實這種變化，戰亂時期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幕府已開其端，正是晚近督撫勢力坐大、督撫幕府機構化的表現。只不過張之洞本人早厠翰林，幕府中又多援引知名學者及昔日門生，“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特點表現得更爲突出而已。咸同以後幕府多采用札委、奏調方式聚集人才，游幕士人的正途率與功名水準大幅提高，使得具備較高學養的幕主，得以挑選學術趣味相投的學人入幕，從而造就出曾國藩、張之洞、端方等人幕下既具備一定學術水準，又頗能體現幕主自身特點的學人圈子。(38)
張之洞在兩廣督幕下的學人，大體上由三類人物組成：首先爲辦理洋務、長于西學的幹才，如蔡錫勇、梁敦彥、趙鳳昌、辜湯生等，皆非正途出身，而往往有留學經歷，此外還包括王秉恩、楊銳等張之洞早年拔擢的門生，雖有功名，卻更熱心于實務。此類人物多爲張之洞到任後有意招致，參與幕府密勿，對施政一方影響較大。其次爲地方的固有勢力，如張之洞在辦理廣雅書局時，就吸收了陶福祥、鄭知同、章壽康等前廣東布政使姚覲元幕下的學者；又如在興辦廣雅書院時，聘請馬貞榆、黄紹昌等學海堂或菊坡精舍出身者爲分校。此類人物多傳承東塾一脉漢宋融合之學，與張之洞在學術上趣味相投，但處于幕府相對邊緣的地位。第三類爲根據學術、政治聲名招納的名士，構成督幕學人圈子的主體，他們多因京官經歷而與清流勢力有淵源，托身于書局、書院等文教機構，影響力介于前兩類之間。如梁鼎芬、朱一新、江逢辰、繆荃孫、紀钜維、屠寄等。其中梁鼎芬、朱一新二人，先後主持豐湖、端溪、廣雅書院，在書院改制及地方文教中的作用尤其突出。
梁鼎芬與張之洞的交往，可以上溯到光緒十年以前。今梁鼎芬遺集中有甲申、乙酉兩年爲張之洞代擬奏疏數通，或請肅清科場積弊，或請堅持戰局，或者嚴劾疆帥，帶有濃厚的“清流”氣息。(39)十一年(1885)罷廢歸里後，任惠州豐湖書院山長。十三年(1887)三月，張之洞延聘梁鼎芬主講肇慶端溪書院，次年省城廣雅書院落成，仍由梁鼎芬主持。此前，朱一新亦來到端溪書院，在梁鼎芬移主廣雅後接任端溪山長。梁、朱二人皆以言事去職，梁鼎芬所劾且爲張之洞在粵督任上極力拉攏的李鴻章。當時幕府中人不無顧慮，而張之洞卻未改初衷，似乎有意援引“清流”後輩。後來許同莘爲張之洞撰年譜，論此事曰：
(張之洞)在粵、鄂時，臺諫論事，言宮廷闕失，或彈劾閹官者镌級，後至粵、鄂，必有適館之所。都人士云：“好主人在，不患無書院坐。”……公意在激勵風節，扶持正氣，利害非所計也。(40)
張之洞以“清流遺孽”鎮守東南，在用事功推行學術的同時，也在無形中鼓勵了都下的言事風氣，爲因言事而遭罷廢者預備了後路，從而有力回應了盛昱《金縷曲》提出的清流“歸計”問題。後來在湖廣總督任上，更延聘觸怒慈禧的吳兆泰主講經心書院，確實有不懼觸犯時忌的“清流”遺風。
梁鼎芬、朱一新等從廟堂到幕府的情境轉移，伴随著張之洞自身從“名士”到“名臣”的自我定位轉换。張之洞督粵期間廣羅學人，致力于在書院中推廣經古課程，仿學海堂例創立廣雅書院，命廣雅書局校印史部書，且有編輯《學海堂續經解》的打算。故時人常將張之洞督粵的政績，與乾嘉時代羽翼漢學的阮元相提並論。但張氏本人並不認同阮元，曾在書信中聲明與阮元“學術趨向不同，即有人以阮公相擬，亦不樂口”。(41)平生瓣香所在，反而是身份、閱歷並不相似的陳澧。(42)提倡漢學而不欲居漢學之名，與後日之致力西學而標榜中體西用，皆爲理解張之洞一派學術取向的關鍵。光緒初年，張之洞從漢學考訂之士折入清流言事，繼而又從京官外放爲疆臣，出入于不同圈子，使其在學風上有折衷的特點，在政治上博得“巧宦”之名。而對于學海堂、菊坡精舍學統的取捨，除了與“好奇蔑理之漢學”撇清的考慮，更重要的動機，恐怕還是爲了在考訂名士之外，塑造自己“教士化民”、“被服儒術”的名臣形象。
四、超越洋務經驗
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改任湖廣總督，自此督鄂十五年。其間，經歷了甲午、戊戌、庚子三大關節，其幕府的規模與組成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幕下學人圈子的學術取向也適應世變而不斷調整。這一時期，學術與政術的關係日益緊密，湛深經史文章的清流後輩們，追踪翰林清流一代的人生軌迹，先後投入“變政”潮流，同時又能以事功充實學養，不廢弦歌，涌現出梁鼎芬、沈曾植、鄭孝胥、陳衍一輩身兼幕僚、學者、詩人的所謂“雅材”。
一般情况下，幕府的學人圈子與幕僚班子並不完全重合，二者在幕府結構中的地位亦不均衡：往往幕府籌謀的核心人物，到學人圈子裹卻甚爲邊緣，甚至僅在交游時叨陪末座；而學者文士或沉潜于著作，或沉湎于酬唱，又多不親簿書，自然難于參與幕府决策。甲午以前，張之洞的幕府也不例外。然而，張之洞本人精力過人、細大不捐的性格，卻使其具備了溝通二者的素質：既是開府一方的朝廷重臣，又自命引導學風的士林領袖，有時還客串詩文唱酬的主人。光緒十六年(1890)兩湖書院開辦，張之洞聘請湖內外學者、名士、門生如易順鼎、梁鼎芬、楊裕芬、楊銳、汪康年、周樹模、譚廷獻、陳三立、屠寄、周錫恩等分講經學、史學、理學、文學課程，極一時人才之盛。諸人藉助兩湖書院的軒敞地形與清幽環境，切磋學術，互校詩詞，叠爲文酒之會，張之洞亦頗參與其中。(43)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張之洞爲兩湖書院文學分教周錫恩的詩集作序，提到儒者“共舉一事”、“共修一道”的重要性：
嘗謂聖人之道囊括萬理，神化無方，大賢時一幾及之，儒家得其繩墨而已。故《漠·藝文志》儒止居九流之一，不能該道之名而盡有之，猶之釋氏之學，有佛傳，有菩薩傳，有祖師傳，祖師定非佛也。余性魯飩，不足以窺聖人之大道，學術惟與儒近。儒之爲道也，平實而絀于勢，懇至而後于機，用中而無獨至，條理明而不省事，志遠而不爲身謀，博愛而不傷，守正而無權，必其並世得位，有數千百儒者與之共修一道，其道乃明，共具一事，其功乃成。否則可以爲博士，而不可使長一城。(44)
張之洞對于“儒術”社會功能的闡釋頗爲特別：認爲儒家不能“該道之名”，不過是得“聖人之道”的繩墨即原則而已，又有“絀于事”、“後于機”、“無獨至”等缺陷，必須與權力結合，成爲集體意志，纔能發揮作用。反過來看，是否即暗示有必要在儒術原則之下，引入九流之術；或者說九流也是“道”之一體，“儒術”不過是“博愛”、“守正”者自知其短的退路？無論如何，張之洞看到了“爲博士”與“使長一城”的區別，也一定明白幕府學人之“共修一道”遠不能與實務幕僚們的“共具一事”同日而語。即便如此，卻仍舊自稱“不能改變求益”，固守其“儒臣”的身份，表現出堅定的衛道姿態。
光緒十八年(1892)恰值李鴻章七十壽誕。張之洞對此相當重視，手自撰寫壽序，詳細臚舉軍興以來李鴻章各項洋務功業。序文中張之洞自稱“館閣後進，章句小儒”，對李鴻章的洋務事業表示欽慕，並誓將起而效之：“砭訂愚頑，冀以補苴罅漏；百夫决拾，睹善射而從風。”(45)其時張之洞經營漢陽鐵廠及籌備蘆漢鐵路都遇到資金困難，欲請李鴻章、盛宣懷出手相助，故有此諂諛之舉。但張之洞在壽序中表現出對于北洋各項事業的熟悉程度，也說明此一時期張氏對“辦洋務”的確相當傾心，身當南北要衝，更對李鴻章等疆臣樽節辦事的難處深有同感。(46)唯是否如序中所陳，甘心于爲北洋勢力“補苴罅漏”、“前步後趨”，則又當別論。
張之洞致力于新學，尚可追溯到督粤時期洋務局、實學館等施設。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托王韜在上海延西人翻譯洋書，十七年(1891)底，又致電駐俄欽使許景澄，請幫助擇定譯書書目。(47)至光緒十九年(1893)正月，張之洞電招與李鴻章、盛宣懷關係密切的楊模、楊楷兄弟入幕續編該書，並定書名爲《籌辦夷務類要》。但楊楷以爲王韜前稿“鄙穢蕪雜，可采處十不三四”(48)，乃集汪康年、華世芳、葉瀚、秦堅、王鏡瑩、鍾天緯等人重新分門編譯，補輯現行條約、關稅等內容。(49)《夷務類要》的編譯工程一直持續到光緒二十二、三年(1896、1997)以後，從中不難看出張之洞、張佩綸等早年討論《皇朝經世文續編》的思路，也順應了清末編輯洋務經世文的潮流。(50)按照張之洞在光緒十七年開列的門類，該書包括疆域、官制、學校、工作、商務、賦稅、國用、軍實、刑律、邦交、教派、禮俗共十二門。其中官制、學校、教派、禮俗四門，涉及到西學的制度文化層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軍功一代辦洋務思路的局限，在甲午戰争前應屬較爲領先的想法。(51)
晚清“清流”與“洋務”勢力前後交代，正以甲午爲界：“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而反趨于舊。”(52)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一戰，李鴻章勢力大爲削弱，朝野上下出現質疑三十餘年來“辦洋務”的聲音。在超越洋務經驗這一點上，清流出身的張之洞與後來的戊戌維新一派人士的確有共同語言。
甲午年底，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駐扎新學勢力較盛的江南地區。幕下梁鼎芬等人隨往。在歷覽沿江沿海的軍事形勢後，梁鼎芬不得不慨嘆：“此回軍事與咸同之際不同，嘗游覽江海，略識大概，而人才與軍械皆有不足之憂。”(53)咸同一代的中興經驗既不足法，比“辦洋務”更趨新的人物、觀念遂乘勢而入。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月，李提摩太至江寧督署拜會張之洞，宣傳其革新主張，並先後送呈《列國變通興盛記》、《農學新法》、《生利分利之別》、《泰西新史攬要》等廣學會系統的西學著作。(54)同月，昔日門生沈善登自上海致信張之洞，將對日戰事之敗狃，歸咎于數十年來推尊西法不知本原：
近年士大夫競言培養人才、推尊西法，殊不知今之所謂同文館、武備等等，充其力量不過舌人之職、手藝之民。泰西立國本原，何嘗在此……登則以爲求治莫先于得人，得人莫先于立學，苟自同治初元髮、捻諸匪蕩平後，振興學校，講求至今；即不然，自法越事平後講求至今，亦十年矣。其需費不遏種種步武西法數十分之一，其取材要不至如精通西法什百分之難，而於一切海防、邊防、船廠、製造諸大政，曾無纖毫窒礙。惟其視爲不急，至今終嘆才難。(55)
此即後來梁啓超指斥三十餘年“變法不知本原”的先聲，內容及口氣皆極肖似。“求治莫先于得人，得人莫先于立學”之說，尤與梁啓超論中“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等表述若合符契。(56)時沈善登在上海，任教于經元善開辦的經正書塾，其興學主張或者與康、梁一派有共同淵源。但是，沈氏此信並未涉及梁啓超接下來申說的“學校之立，在變科舉”。所謂“興學”，主要有感于“近來士習日壞，師道失傳，經書根本，全然抛棄”，仍是從立教設學的角度發議。信中對同治初年以來種種洋務舉措頗致不滿，代表了甲午、乙未間士大夫輿論的新趨向。
梁啓超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春上書張之洞，聲言：“今海內大吏，求其通達西學，深見本原者，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精鞏體要者，尤莫吾師若。”(57)實則乙未、丙申間的張之洞，與其說是兼取中西，毋寧說已經完全傾倒于能探索西學“本原”的趨新人士。光緒二十一年(1895)京師、上海先後發起强學會，在人員和經費上都得到張之洞支持。(58)這一時期張之洞及其幕下梁鼎芬、黄紹箕等人，與康有爲一黨關係密切，張、康之間且有密電往來之約。(59)此後，光緒二十二年(1896)七月汪康年、黄遵憲等發刊《時務報》(60)，二十三年六月梁啓超、汪康年等在上海組織不纏足會、農學會，均有張之洞的背景。(61)梁啓超後來回憶稱張之洞嘗屢次召其入幕；(62)而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張之洞確曾專門致電盛宣懷，囑咐“必須優禮”梁氏。(63)是年夏間，康、梁與汪康年因《時務報》事發生齟齬，張之洞仍主調停，命梁鼎芬以沈曾植名義發電勸說。(64)
光緒二十三年(1897)九、十月間，曾經活躍于京師强學會的徐世昌南下游歷，經過武昌，與張之洞數次徹夜深談。其談話內容，見于徐氏《韜養齋日記》，頗能表徵張之洞這一時期研究新學的境界：
問當今挽回大局之要，當從何處下手？薌翁(張之洞)云：其要有三：曰多設報館，多立學堂，廣開鐵路。而所以收此三者之效者，曰士、農、工、商、兵，然欲觀此五者之咸，仍不外乎變科舉。
又云：中國之弱，上溯其源，起于老氏之清静，繼之以佛氏之空虛，又繼之以理學之迂拘。老氏盛于漢，一洗秦之苛擾；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時殺戮之慘；理學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亂。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爲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動也，以至于積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極矣……又言能師管、葛，大有功于世。(65)
批評理學“迂拘”的論調，出自“被服儒術”的張之洞之口，頗爲驚人。而在士農工商四民之外加入“兵”，並將中國之積弱歸咎于老學、佛學、理學，正是當時趨新人士再三陳說的論點。張之洞這些議論，或即出自這一時期梁啓超的政論文字：
凡國之民，都爲五等：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兵……
愾我儒教，爰自東京，即已不競；晋宋之間陷于老，隋唐以來淪于佛；外教一入，立見侵奪。(66)
論者常引用“中體西用”說來描述戊戌前後張之洞及其學人圈的學術傾向。實則在甲午以後舉國競言新學的環境下，張之洞等提倡“中體”容易流于外在姿態；而其內裹，卻是對九流之術(“師管葛”)、新學話語的執著迷戀。張之洞善于將新學家說吸納爲一己觀點，與此同時，又注意過濾掉其中不符合自己利益、身份的主張。如梁啓超等攻擊咸同督撫辦洋務，集中于批評練兵，進而提出“弭兵”之說。對于鎮守一方的張之洞而言，練兵不但有强國禦侮之效，更是鞏固一己勢力的重要手段，自然不能同意。(67)徐世昌在鄂期間，就曾與之詳論練兵之道。(68)針對軍功督撫的“弭兵”說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孔子改制”、“孔子紀年”等涉及政教人心根本的問題了。
張之洞延攬新學人才，亦不限于康、梁一派。如光緒二十年(1894)札委鄭孝胥入幕辦理洋務文案，二十二年(1896)招陳慶年入幕董理《洋務輯要》，二十三年(1897)底電請陳衍來鄂辦報等，都取决于張氏本人挑選新學人才的眼光。閩籍的鄭孝胥、陳衍得到鄉前輩陳寶琛提携，且爲寶廷主試福建時所拔；陳慶年則見拔于黄體芳，早年肄業南菁書院，三人在師承上均與光緒初年的“翰林清流”有淵源。但張之洞在甲午之後取其入幕，恐怕更多是欣賞其“深諳洋務”的素質：鄭孝胥出自李鴻章幕府，曾隨李經方出使日本；陳慶年編有《京口掌故叢編》、《兩淮鹽法志》、《鎮江剿平粵匪記》等經世類書，且熟習兵法，撰有《司馬法校注》；陳衍則在上海爲《求是報》主筆，先後發表《求是報後叙》、《論中國宜設洋文報館》、《論報館最有宜于學子》等論說，據說是“傳誦萬紙”、“風行一時”。(69)在陳衍報館論說的廣大讀者中，就有張之洞。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廿七日，張之洞致電在上海的鄭孝胥，詢問：“《求是報》載有陳君衍文字，才識杰出，文章俊偉，近今罕見，欲邀來鄂一談，可否？”(70)次年正月十日，陳衍趕到武昌謁見張之洞，遂留幕，呈詩有云：“一臥忽驚天醉甚，萬牛欲挽陸沈艱。上游形勝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蠻。”極言張之洞在四夷交侵之時坐鎮武昌的意義，比之以劉弘、陶侃。(71)
在與陳衍初次見面的席間，張之洞提到：“自中國大創于日，朝廷厲行新政，然起行必由于坐言，擬稍集留心時務者研究政學，庶有裨于萬一。”(72)張氏此時正有意羅織人才，以應對“新政”形勢。戊戌(1898)六月，正值“百日維新”期間，鄭孝胥與張之洞談論朝局，慨嘆“今京師元黄顛沛，是非混淆，觀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並進而指出：“兩湖，天下之中，亟當養士、勸商、興工、勵吏，以待北方之變。”(73)强調亂世“養士”的重要性，更論及京師與兩湖人才之消長。
甲午前後，康、梁勢力主要活動于京師，攀附翁同龢、李鴻藻等京朝重臣，並積極結交名士，如沈曾植、盛昱、張謇、文廷式等人，皆與酬唱。然而，乙未後康、梁一派新學之士日趨激進，加劇了京師新、舊士人的分裂，並使處于新舊之間的沈曾植、文廷式等人感到寒心，轉而支持主張穩健改革的張之洞方面。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月，沈曾植致信汪康年，稱贊張之洞“經營江左，規模具异，爲時雖暫，而大體已張；交卸前一月奏牘勒爲一編，何減王樸十策，合樞謀、廷論、士議、民望、海內之公心”。(74)同年十一月致信丁立鈞論變法，則云：“紓外患只有講邦交之學，圖自强只有講內治之學，不惟乾嘉綸綍爲陳言，雖咸同章奏亦爲宿物。自非一新壁壘，無以易彼觀聽，變法二字，終不可諱，顧吾曹力不能濟耳。”將乾嘉考訂之學與咸同中興名臣的事功之學同歸于無用，說明沈曾植此時已然脫去清流名士面目；而言“吾曹力不能濟”者，亦寄希望于張之洞等主張變法的疆臣。(75)
沈曾植身預同光之際講究西北史地的潮流，此時又實任總理衙門俄國股章京，加之理學深厚，處世精深，較能獲得各方面士人的認同，儼然已成爲繼盛昱、王懿榮之後引領都下學風的又一人物。丁酉(1897)秋，沈氏兄弟丁憂南下，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稱：“海內人士入都者，俱于此生向心力，今將搏沙散矣”；(76)同官總理衙門的張元濟則向汪康年描述：“子培(沈曾植)出譯署後，其中多係非洲太古之人之無可與言者。”(77)戊戌年春，沈曾植在與文廷式的談話中，流露出對康、梁激進變法的不滿，稱之爲“草賊終須大敗”(78)，日益傾向于“和潤新舊，泯絕异同”的折衷觀念，以爲在當時情形下，“自非壺帥(張之洞)入都，殆于更無他法”。(79)閏三月，遂在上海登楚材兵輪謁見張之洞，至五月間沈曾植被延聘入幕，並擔任兩湖書院史席，由京師名士領袖一變而爲兩湖督幕人才。
當時康、梁一派的活動基地，亦從京師、上海轉移到了兩湖。《湘學報》、《湘報》及時務學堂諸生在湖南公然宣揚孔教、改制乃至民權等說，使身負兼轄之責的張之洞不得不有所表態；而梁啓超等對“新學”話語、媒介的壟斷，更使張之洞感到威脅迫近。戊戌(1898)閏三月間，張之洞致電陳寶箴、黄遵憲，指出“《湘學報》中可議處已時有之，至近日新出《湘報》，其偏尤甚。近見有易鼐議論一篇，直是十分悖謬，見者人人駭怒”，勒令陳、黄“随時留心校正”。(80)而在武昌一邊，則一面組織親信編纂《勸學篇》，一面籌劃開辦《正學報》來抵消湘中輿論的影響。有報館主筆履歷的陳衍與反感康有爲的沈曾植在此時被納入幕府，很可能跟《正學報》的籌備有關。
《正學報序例》羅列發起者十二人的題名，多爲湖北官報局成員及兩湖書院教員。序例采用集體發言的口氣，聲稱：“蒙等被服儒術，薄游江漢，同氣相求，不期而遇。”在經歷了與洋務、新學多番交涉後，武昌士人重提“被服儒術”的共識，並非真要回到窮經騖博的儒者之學，而是爲了“守約施博”，用思想干預現實。(81)戊戌年初，張之洞命陳衍主持官報局，王仁俊、朱克柔幫辦筆墨。四月八日，又致電梁鼎芬、王仁俊、陳衍、朱克柔四人，申明《正學報》由梁鼎芬總理，“一切館內事宜，凡選刻各報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須節翁(梁鼎芬)核定方可印行”。(82)梁鼎芬當時在兩湖書院“日與諸生講明君父之義、華夷之防，于近日康教尤所深斥”。(83)于是包括沈曾植在內的兩湖書院教習受其影響，也被纳入到提倡“正學”的同調之中。
《正學報》最終並没有刊布，但陳衍與王仁俊撰寫的兩册樣稿卻被保存下來：一册爲“上諭、章奏、附書”，另一册爲“叙文、論撰”。(84)後者載有王仁俊的《正學報叙》、《駁湘報易鼐中國以弱爲强說》、《湘學報糾議》，陳衍的《衛孔教首在尊經論》、《報章宜進呈御覽議》共五篇文章。王仁俊爲《正學報》下的宗旨是“以中學爲骨，以西學爲肉，以中學救西學之弊，以西學補中學之窮。……故是報不曰中學，不曰西學，而曰正學”，大體是發揮“中體西用”論。陳衍的論說則更能迎合張之洞的意見：《衛孔教首在宗經論》既强調經學是造就士子的基礎，又建議在大學堂致用各科外，爲潜心好古者另立一科從事專門研究，可以看作張之洞“救時局、存書種”觀念的翻版。(85)另外，陳衍還在該文中嘗試將漢宋、中西學術的特點相溝通：“漢宋兩學，性各有近。漢學以精和勝，宜于理財、考工、刑律諸務，其不善用者，則拘牽泥古而已；宋學以明達勝，宜于治兵、用人諸務，其不善用者，空疏武斷，遂以俁天下大事者，往往而有。”正好附和了張之洞當年“西法爲中國所用，漢學爲宋學所用”的理想。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百日維新”。張之洞在《正學報序例》中，依照其所擅長的“六書”之義，將“定國是”之“是”解釋爲“正”：“無新無舊，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在中西體用之間力主“中正”，無偏無袒，主張穩健改革，大概就是當時兩湖督幕學人應對康、梁急進派而形成的政治共識。戊戌七月間，陳衍撰寫《戊戌變法榷議》，具體商略變法得失。(86)次年，兩湖書院教習陳慶年在私人通信中探討新舊派別，感慨戊戌以後“維新者不詆舊不得爲新，其實所詆者乃今日之弊，並非厥初之舊；守舊者復自誣其與新無與，于是以空疏迂腐與所謂因循蒙蔽者自便自利，而以爲舊，若是則所守者弊而已，何嘗是守舊”。(87)而沈曾植在戊戌年底即已觀察到康梁政變的惡果之一，就是玷污了“新黨”的稱號，使主張穩健者不敢以“新黨”自命。(88)可見關于中西、新舊的討論，于此後很長時間內，仍在武昌學人的交游圈子中延續。
餘論
從清季民初政治集團分合的實際，以及一時史家、小說家競言“清流”的情况來回顧，發端于同光之際的清濁分流，在政治、學術、人事、文事各方面均堪稱影響深遠。光緒三十二年(1906)，已開復原官，並升任湖北按察使的梁鼎芬，在入京覲見時，依舊面劾奕劻、袁世凱等“濁流”王大臣，時而言辭激越，時而嬉笑怒罵，不减當年劾李鴻章六可殺之丰采。同時，又附片請追録已故直臣黄體芳、寶廷、于蔭霖、張佩綸、盛昱、王懿榮、鄧承修、屠仁守、朱一新、李慈銘、王仁堪、王鵬運十二人，並請召見録用王先謙、陳寶琛、吳兆泰三員，幾乎囊括了“同光清流”的大部份成員。(89)
有清一代，京師爲官僚、士子雲集之地，從覲見、考課到應試，入都之稅駕，出都之餞別，文酒集會，聯翩而來，從而形成一系列交游圈子，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與學藝風氣。不僅各種學統、師承在此匯集，新學術亦往往于焉生成，而後向全國流布：乾嘉之考據學、道咸之邊疆史地學、古文之學、同光之金石學、掌故學，莫不如是。然而，晚清西政西學侵入，導致內輕外重，學術交游的重心復有向東南督幕轉移之勢。張之洞開府粵、鄂，援引“清流”人物入幕，諸人在傳播同光之際京師學風的同時，也必然會面臨京師風氣與地方風氣、清流立場與疆臣立場相調適的問題。兩湖居上游形勝，在甲午以後的新學潮流中，成爲新、舊勢力在京師之外的另一角力場合。在京朝典型淪喪，舊學流入偏枯執抝，以致激成庚子事變的局面下，武昌幕府却憑藉著“正學”門面，不易其穩健改革的主張，不僅以一時酬唱之盛上攀“同光”，更通過庚子東南互保、辛丑江楚會奏兩大事件，聯絡兩江而成爲清末學制創設與學術轉型的策源地。
注釋：
①張之洞語爲于式枚致梁鼎芬信轉述，見《于晦若手札》，收入吳天任編：《梁節庵先生年譜》，光緒十一年條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頁34。
②梁鼎芬：《臘朔自米市胡同移居栖鳳樓》，見余紹宋編：《節庵先生遺詩》卷一，《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44種影印民國間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本，頁19。
③梁鼎芬：《上元夜飲圖沈庵侍郎屬題》，《節庵先生遺詩》卷六，頁285。
④震鈞述盛昱藏書淵源：絳云樓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爲毛子晋、錢遵王所得，毛、錢二家散出，半歸徐乾學、季振宜，後歸入怡親王府。乾隆中四庫館開，怡府書未進呈，辛酉政變後散落人間，“得之最多而最精者”即爲盛昱。見《天咫偶聞》卷三，頁70。
⑤梁鼎芬：《梁祠圖書館章程·借書約》，楊敬安編：《節庵先生遺稿》卷三，香港排印本，1962年，頁92。按鄭逸梅《藝林散葉續編》亦記此事，文字全同，而誤借書人爲鄭杲(東甫)，參見《鄭逸梅選集》第3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517。
⑥繆荃孫：《意園文略序》，載《意園文略》卷首，頁239下。
⑦楊鍾羲：《雪橋詩話》卷十二，頁587～588。
⑧參見《雪橋詩話續集》卷八，頁530。
⑨鄭孝胥：《鬱華閣遺集跋》，附載《鬱華閣遺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67册影印光緒三十四年(1908)武昌寫刻本，頁236下。
⑩內藤湖南撰，吉川幸次郎漢譯：《意園懷舊録》，載《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頁623～632。
(11)此爲李慈銘作爲旁觀者的記述，見《荀學齋日記》庚集下，《越縵堂日記》第15册，頁10881～10882。
(12)郭則沄：《清詞玉屑》卷六：“伯熙祭酒盛昱……《鬱華閣詩集》後附詞敷十闋，當時傳誦者，爲送梁節庵(鼎芬)、志伯愚(銳)諸作。節庵去官，以劾李合肥十［六］可殺，坐镌五級。祭酒送以《金縷曲》三闋云云。三詞慷慨蒼凉，世以方梁汾(顧貞觀)之寄漢槎(吳兆騫)。”轉引自尤振中等編《清詞紀事會評》，合肥：黄山書社，1995年，頁943。
(13)盛昱：《金縷曲 爲梁節庵罷官歸里》第二闋，《鬱華閣遺集》卷四，頁235上。著重號爲筆者所加。
(14)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十二年(1886)十二月四日，臺北：學生書局，1964年影印本，頁124上。
(15)梁鼎芬：《出都留別往還》，《節庵先生遺詩》卷一，頁33。
(16)見前揭李慈銘本日日記。
(17)參見沈曾植：《序元聖武親征録校本》，錢仲聯輯録：《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序》(中)，《文獻》1990年第4期，頁198～199。
(18)沈曾植：《逸社第七集會于庸庵制軍寓分咏京師勝迹得陶然亭》，載《海日樓詩注》卷七，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929～930。又參閱王蘧常：《沈寐叟年譜》光緒六年條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頁15。
(19)朱懷新：《佩弦齋雜存跋》，附載《佩弦齋雜存》卷末，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72種影印光緒二十二年(1896)《拙盦叢稿》刻本，頁1783。
(20)《無邪堂答問》卷四，見呂鴻儒、張長法點校：《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74～175。
(21)朱一新：《海防策(代)》，《佩弦齋雜存》卷上，《拙盦叢稿》影印本，頁1598。
(22)如《袁昶日記》光緒十年(1884)正月二十五日：“近在京國知舊中，惟鼎甫(朱一新)、子培(沈曾植)可以匡糾予之隱慝，所宜平心斂氣，日加咨訪，未審能卒免于刑僇否乎。”上海圖書館藏稿本，轉引自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2。又《漸西村人初集》詩十三《贈子培》(甲申)：“沈子佳晜季，小園能養親。囊羞樗里智，茅課杜陵貧。宿麥無心紫，崇蘭自在春。看花陌頭去，試訪儈牛人。”同卷《感秋一章呈子培秋曹鼎父侍御》：“……我亦蒲柳姿，畏彼浮榮飾，自得二友賢，微言消我慝。正賴二石間，檠持孤松直。堅車匪求，峻阪何由陟。願垂冰蘖言，弱材庶剛克。”見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187、196。
(23)王遽常編：《沈寐叟年譜》光緒三年條下：“是年赴粵……是行得交陳蘭甫澧，講學甚契。”(頁14)又沈曾植《定廬集序》：“所由粗識爲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申耆及吾鄉錢衍石先生文集中。兩先生，吾私淑師也。”錢仲聯輯録：《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序》(中)，《文獻》1990年第4期。
(24)《袁昶日記》光緒九年(1883)九月二十一日，轉引自《沈曾植年譜長編》，頁50。
(25)袁昶《安般簃集叙》：“湘鄉曾公《感遇》詩云：‘丈夫求志動謂莘，何用魚蟲自損神。賈馬杜韓無一用，豈况我輩輕薄人。’曩先師興化劉中允嘗舉以見語，謂其言閎實，可以救藥世士競街春華，不務秋實之病，爲腦後下一巨針。”見《安般簃詩續鈔》卷首。
(26)吳慶坻：《蕉廊脞録》卷八引袁昶與吳敬齋論學語，見張文其、劉德麟點校：《蕉廊脞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37～2380
(27)沈曾植：《與朱一新書》，原件藏上海圖書館，轉引自《沈曾植年譜長編》，頁73。
(28)見《袁昶日記》光緒十二年(1886)十月十九日，轉引自《沈曾植年譜長編》，頁74。
(29)袁昶：《鼎父臨別以坐臥具見遺復作六言絕句四首》其三，《安般籟集》詩續丙，《安般簃詩續鈔》，頁58。
(30)光緒十九年(1893)前後，沈曾植、繆荃孫、盛昱三人被京中人士目爲談故三友。參見繆荃孫《意園文略序》，《意園文略》卷首，頁240上。
(31)甲午戰争期間，沈曾植嘗與張之洞、唐景崧等謀劃聯英保臺；戰敗後，又向翁同龢、奕訢等建議借英款修鐵路、開學堂、辦銀行，參見《沈寐叟年譜》光緒二十一年條下。
(32)參見王遽常《沈寐叟年譜》卷首所載曾國藩爲沈維鐈撰《行狀》，及前揭《沈子敦先生遺書序》二文。
(33)《袁昶日記》光緒十一年(1885)五月二十一日，引自《沈曾植年譜長編》，頁62。著重號爲筆者所加。
(34)曾國藩：《原才》，王澧華校點：《曾國藩詩文集》文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96～197。
(35)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庸庵文編》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562册影印光緒間《庸庵全書》刻本，頁101～103。
(36)張之洞：《致張幼樵》(光緒八年四月)，載《張文襄書札》(抄本)，所藏檔：甲182～371。
(37)參看劉成禺記程頌萬語，《世載堂雜憶》“張之洞罷除賓師”條，頁47～50。按劉成禺所轉述的“廢聘請館賓”、“廢山長制度”二項都不盡準確。
(38)尚小明通過對清代游幕士人功名情况的量化分析，指出：“嘉慶以後出生的游幕士人，擁有進士功名的明顯增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爲有一些獲得進士功名並已入仕的人，在晚清社會動蔼時期，特別是在咸豐、同治時期，紛紛被地方大員奏調佐幕。”此外，進士候補時間被拉長、仕途受挫遭到罷免、致仕後游幕等，也被認爲是游幕士人功名水準上升的重要因素。參見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量化分析》，《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3～16。
(39)參看《節庵先生遺稿》卷二所收録《爲科場滋弊請申明舊例量爲變通摺》、《請罷卷摺小楷改用謄録以收真材而挽回積習摺》、《法船擾邊請加調劉錦棠帶親兵赴山海關駐守以衛京畿摺》、《芘屬固圉宜規持久之策》、《請堅持戰局以遏敵謀》等摺。吳天任推测這些擬稿是“香濤在粵函托先生代筆者”，但竊以爲張之洞當時未必能全部采用。見《梁節庵先生年譜》光緒十一年條下，頁42。
(40)《張文襄公年譜》卷二，光緒十三年三月條下。著重點爲筆者所加。
(41)張之洞《致寶竹坡)(又)，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八，頁10345。
(42)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
(43)參見張之洞《九月十九日八旗館露臺登高賦呈節盦孝通伯嚴斗垣叔嶠諸君子》、《臘月十六日邀汪進士陳考功易兵備楊舍人至兩湖書院講堂看雪月余以畏寒頭痛先歸》、《封印之明日同節盦伯嚴實甫叔嶠登浚霄閣》等詩，均作于光緒十八年(1892)，載《張之洞詩文集》卷三，詩集三，頁131～133。此數集陳三立、易順鼎、梁鼎芬等皆有詩記之，梁鼎芬《十二月二十日孝達尚書宴集浚霄閣有詩奉和》詩嘆爲歐、蘇聚星堂之會，六百年來所僅有。見《節庵先生遺詩》卷四，頁149～150。
(44)張之洞：《傳魯堂詩集序》，《張之洞詩文集》卷六，古文二，頁213～214。
(45)張之洞：《李少荃傅相七十壽序》，《張之洞詩文集》卷八，駢體文二，頁298～307。該文爲張氏手撰，光緒十七年末致張佩綸書中言之確鑿：“……再明正合肥公七旬壽辰，湖北僚屬有公屏稱祝，其文乃洞所作。因幕客作兩篇皆不愜意，故自作之。自謂不惡，不知合肥公讀之以爲如何？能如湯文正讀汪堯峰文否？如聞其議論，望示之。”以湯斌擬李鴻章，而以汪琬自擬，姿態甚低。見張之洞《致張佩綸》(光緒十七年末)，前揭《張文襄書札》(抄本)，所藏檔：甲182～371。
(46)張之洞督粵期間，曾因洋務開銷問題，與當時主管戶部的翁同龢發生齟齬。張之洞自稱被翁“一意傾陷，僅免于死，不亞奇章(牛僧孺)之于贊皇(李德裕)。”事見《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詩注，《張之洞詩文集》卷二，頁31。光緒十九年(1893)正月，徐致祥參劾張之洞辜恩負職，昔日的清流人物淪爲新一代清流的參劾對象，而軍功出身的“濁流”劉坤一、李瀚章奉旨復查，反而要爲當年彈劾他們的張之洞彌缝。處此境地，張之洞自然會日益遠離京官立場，而體會到疆臣的難處。
(47)參見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光緒十七年條下，及張之洞光緒十七年(1891)十二月初四日、十八年正月廿一日《致俄京許欽差》二電，內有“選譯洋書，志在必成”、“譯洋書乃僕心願”等語，見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7册，電牘十八，頁5659、5675。
(48)見《楊楷致盛宣懷函》(光緒十九年正月廿五日，武昌)，陳旭麓主編《漢冶萍公司(一)盛宣懷檔案资料選輯之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48～49。
(4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藏張之洞檔案中有楊楷來函數紙，言及分門編譯洋務書的人員及進度，見《張之洞存札》，所藏檔：甲182～217。《鍾鶴笙徵君年譜》光緒十八年條下提到：“初，孝達制軍(張之洞)有洋務叢書之輯，王君紫詮(韜)任編譯，局設于上海。稿成，制軍以其繁而不殺，無當著作之林，囑公(鍾天緯)爲修飾之。”附見鍾天緯《刖足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42册影印1933年鉛印本，頁773。
(50)袁昶《壺公師壽言節略》(丙申)：“編籑《籌辦夷務類要》一書，分門列表，成數百卷，將以呈進，備乙覽焉。得失利病，僚若指掌。”(《香嚴尚書壽言》，頁19)張之洞在光緒二十二、三年間(1896、97)與陳慶年、汪康年等通信，仍頗言及編洋務書事。見張之洞：《致上海時務報館汪穰卿》，載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9册，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以下簡稱“武漢版”，頁237上。
(51)如出身于上海製造局、洋務背景較深的鍾天緯，即不認同《夷務類要》纳入“政治、風俗等，而獨無格致”，曾上書張之洞，指出：“中國師西法，亦師其科學而已，捨本不圖，雖日講議院之制、倡自由之說，無益也。”見《鍾鶴笙徵君年譜》，附見前揭《刖足集》，頁773。
(52)瞿銖庵(兌之)：《杶廬所聞録》“光宣朝政”條，《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20種影印本，第80～81頁。
(53)梁鼎芬：《與馬季立手札》，轉引自《梁節庵先生年譜》光緒二十一年條下，頁111～112。
(54)參見《李提摩太致張之洞二函》，原件，《張之洞文件》第3本，所藏檔：182～218。李提摩太此次拜訪張之洞的情况，也可參考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14～218。張之洞曾多次资助廣學會，但在聽取李提摩太建議的同時，不忘强調：“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則，不容改變。”(頁217)
(55)《沈善登來函》，原件，《張之洞文件》第1本(封面署：“張文襄公文件兩江總督”)，所藏檔：甲182～218。按此信末署“試燈日”，內有“東事不戰而講，講必無成，成亦難恃，轉瞬東風解凍，南疆難得久安”等語，可知其時中日尚在交戰，故繫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三日。
(56)梁啓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變法通議二)》，《時務報》第3册，光緒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一日。
(57)梁啓超：《上南皮張尚書書》，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05。
(58)袁昶《壺公師壽言節略》記述，張之洞還曾“議復建金山之文匯［淙］閣，藉校寫四庫書爲名，召集四方賢士爲强學會，以追復曾文正開府兩江書局、采訪局寶賢之盛會”，然則南方强學會當是介于近代“學會”、藏書樓與幕府賓客交游之間的一類組織。參見《香嚴尚書壽言》，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頁19。
(59)梁鼎芬《致張之洞》：“公電致康(原注：此時由經［元善］轉)署‘壺’字，渠來署‘復’字(原注：此時住壽安局，定再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原件：SB/818.179/1332:10。
(60)蔡元培此時在京，從沈曾植處得知：“《時務報》所載國聞，自邸抄外，皆南皮尚書(張之洞)爲向各省督撫署搜輯，非得之都中也。”見《蔡元培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條下，《蔡元培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18。
(61)張之洞撰有《戒纏足會叙》，且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間致信汪康年、梁啓超云：“農學會請附賤名，謹捐助銀元五百元，已交匯號。甚盼卓老(梁啓超)中秋後來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盤桓月餘。”轉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71。
(62)梁啓超《三十自述》：“張之洞屢招邀，欲置之幕府，固辭。”(《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頁18)但宣統元年(1909)張之洞去世時，梁啓超接受日本報章采訪，有云：“其嘗在廣東時，余入其門，見其愛顧。後公移節兩湖時，亦被聘入幕。余知其用人而不能盡余才，故就聘一(？)即辭去矣。”見《梁君月旦張公》，載《東洋時報》第133號，“漢文東洋報”欄，1909年10月20日。按此，則梁啓超在張之洞督粤時嘗入其門焉弟子，並曾留其幕府矣。
(63)張之洞：《致上海盛京堂》，武漢版《張之洞全集》第9册，頁240上。
(64)張之洞《致梁節庵先生》二十五：“前子培(沈曾植)致萬木(康有爲)電未發，至今思之，乃大誤也。此電稿猝難尋檢，可否即由尊處代擬數語速發爲要。要語云：‘聞《時務報》事，□□與穰卿(汪康年)齟齬，此間曲折，弟未深知，然盍稍緩之以存氣類乎。曾植。’一面電子培，似無妨。”見武漢版《張之洞全集》第10册，頁85上。
(65)徐世昌：《韜養齋日記》光緒二十三年(1897)九月廿九日、十月初二日條下，京都大學文學部書庫藏原件復印本。按該本卷首鈐有“天津市歷史研究所藏”印。
(66)梁啓超：《論學校一總論(變法通議三之一)》，《時務報》第5、6册，光緒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一、廿一日。
(67)參見《勸學篇﹋非弭兵》，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頁9767～9768。
(68)前揭徐世昌：《韜養齋日記》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三日條下。但張之洞强調學堂爲練兵根本，又是能與北洋一派相區別的觀點。
(69)三文分別載《求是報》第5、9、10册，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五日。
(70)張之洞：《致上海鐵路總公司鄭蘇龕》，武漢版《張之洞全集》第9册，頁281下。
(71)陳衍：《張廣雅督部電招來鄂呈二首》其二，《石遺室詩集》卷三，見陳步編：《陳石遺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02。
(72)陳聲暨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卷四著雍閹茂條下，附見《陳石遺集》下册，頁1975。
(73)《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廿六日，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671。
(74)《致汪康年》十，《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册，頁1141。
(75)沈曾植：《與丁立鈞書》(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轉引自《沈曾植年譜長編》，頁1930
(76)汪大燮：《致汪康年》八十五(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五日)，《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册，頁770。
(77)張元濟：《致汪康年》二十四(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廿一日)，張樹年、張人鳳編：《張元濟書札》中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增訂本，頁642。
(78)沈曾植：《護德瓶齋客話》所載與文廷式議論語，見《沈寐叟年譜》光緒二十四年條下，頁32。
(79)沈曾植：《致汪康年》十三(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廿八日)，見《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册，頁1143。
(80)張之洞：《致長沙陳撫臺黄臬臺》(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一日)，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9册，電牘五十五，頁7581。又張之洞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二日就曾致電湖南學政江標，請改正湘報中“改制”之說，見《致長沙江學臺》，武漢版《張之洞全集》第9册，頁244上。
(81)《勸學篇·守約》，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頁9725。
(82)張之洞：《致武昌兩湖書院梁太史紡紗局王幹臣陳叔伊朱强甫三君》(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9册，電牘五十五，頁7586。
(83)《梁節庵太史與王(先謙)祭酒書》，蘇輿輯：《翼教叢編》卷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155。
(84)《正學報稿》二册，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叙文、論撰”一册卷首貼有王仁俊所寫禀單：“案《正學報叙》已改定，擬梁節庵前輩口氣，故後有鼎芬等云云。其篇中原有之‘格致古微’與‘實學報’等字，均已删去，餘遵夫子改本。合並申明。受業王仁俊上。”從口氣推斷所云“夫子”似即張之洞，而二册稿本中大量出現的蘇體字眉批、按語，亦似爲張之洞或其幕府文案的手迹。
(85)見前揭《勸學篇·守約》。
(86)《戊戌變法榷議》，載《陳石遺集》下册，頁1673～1789。
(87)陳慶年：《復陳惕庵(玉樹)同年書》(己亥七月二十五日)，載《橫山鄉人類稿》卷十，民國間刻本。
(88)沈曾植：《與黄紹箕書》(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轉引自《沈曾植年譜長編》，頁211。
(89)參見梁鼎芬：《追録直臣以維風化摺》及附片(請録用王先謙等)、《奏陳預備立憲第一要義謂每月加給慶親王奕劻養廉銀三萬兩摺》及附片(劾袁世凱)，均載《節庵先生遺稿》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