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欧盟论文,新变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后，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 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 从联系国关系向合作关系的发展
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资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那时，现在的发展 中国家多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独立前，欧盟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控制与被控制的极不平 等的关系。于是便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 族解放运动。这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 控制与反控制的相互斗争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极大地削弱了它们在殖 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战后初期，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 体系。英法等西方殖民国家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印度等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 它们又极力维持和延续自己在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内的统治。1956年，英法侵略埃及战 争的失败宣告了老殖民主义政策的破产，此后，西欧老殖民主义者便开始寻求保持与原 殖民地和附属国联系的新途径。
1957年3月，西欧六国(法、德、意、荷、比、卢)签订了《罗马条约》(The Treaty of Rome)，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罗马条约》第131条提出并确立了联系国制度，把 与欧共体六国有着“特殊”经济、政治关系的18个非洲原殖民地纳入了“联系国”的范 围，并规定欧共体享有同原宗主国相同的利用联系国资源和劳动力的权力。“这基本上 是一个殖民主义的安排”(注：William Brown，“Restructuring North-South Relati ons:ACP-EU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a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Revi 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ume:27,London,Sep 2000,P.370.)。这种“特 殊关系实际上是宗主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关系”(注：邝杨：“欧共体：对外援助的 演化与特征”，载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版， 第516页。)。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些非洲国家都获得了独立。1963年7月，欧共体和 它们签订了《雅温德协定》(Yaounde Conventions)。这个协定在原则上规定了18个非 洲国家与欧洲国家主权平等、权利对等以及联系国的自主权力，但仍保留着宗主国的一 些特权。1969年，欧共体与这些国家续签了《雅温德协定》。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
中国家开展了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1973年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与以色 列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这些斗争促使欧共体国家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并提出通 过“对话与合作”同发展中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系”。1975年2月，欧共体国家与非 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签订了《洛美协定》(Lome Convention)，这个 协定取消了具有殖民色彩的“联系国”字样。以后，又于1979、1984和1989年签订了另 外3个《洛美协定》。第四个协定的有效期由过去的5年延长至10年，在其实施5年后于1 994年进行了修订，并于1995年11月签署了修改议定书。
尽管欧共体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平等与合作”的伙伴关系，但 在冷战思维的制约下，实践中的平等与合作是有限的。特别是这些老牌殖民主义者很难 一下子消除殖民时代的烙印，时不时地会摆出殖民者的架势和宗主国的面孔。20世纪90 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有了较大的转变。
1994年欧盟发表了《亚洲新战略》(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提出欧盟要与亚 洲国家建立一种建设性的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以“改善欧洲在亚洲的形象”。该战 略强调欧盟在亚洲存在的重要性。亚洲新战略在当年12月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得到批 准。
此后，欧盟积极响应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的召开亚欧首脑会议的倡议。1996年1月， 欧洲委员会就亚欧会议拟定了战略文件。该文件强调欧亚之间应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加强双方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以及促进在环境、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合作。1996 年3月，欧盟15国与亚洲10国在泰国曼谷举行了首届亚欧会议。
首届亚欧会议的主题——“促进发展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体现了欧盟与亚洲 发展中国家的平等与合作关系发展的新阶段。“这里所说的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既 不同于殖民时代的那种不平等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代的那种对抗关系，而是建立在互 相尊重、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等和平共处诸原则基础上的新型伙伴关系。”“亚欧会 议形成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的精神，被舆论界称为‘曼谷精神 ’。这种精神表明，欧洲国家领导人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与正在崛起的 亚洲建立平等的关系”(注：唐天日：“亚欧关系史上的里程碑”，《瞭望》 ，1996年第11期，第43页。)。
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发表了《亚欧会议主席声明》，美国的一家报纸不无感慨地评论说 ：“欧洲人正在与亚洲人形成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仍坚持建立以美国领导为前 提的关系。这样的平等是同亚洲人打交道获得成功的极重要的因素”(注：美国《国际 先驱论坛报》1995年10月3日。)。当年，欧盟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以后参加了一 年一度的东盟论坛会议，并参与了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磋商。
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平等与合作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欧盟在促进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较为积极的行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发展援助数额一直处于发达国 家之首。“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1995年，欧盟及其成员国提供了3100多万美元 的发展援助，占全世界发展援助的53.5%(注：Dick Leonard,“Eye on the EU”，Euro pe Issue:364,Washington,Mar 1997,P.4.)。1995年签署的第四个《洛美协定修改议定 书》规定，在1996年至2000年间，欧盟向这些国家提供了133亿埃居的财政援助。在第 四个《洛美协定》期满后，2000年6月，15个欧盟成员国又与非加太地区的77个国家签 署了新的贸易和援助协定《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新协定的有效期为20 年。根据协定，欧盟在8年过渡期中将向非加太国家提供135亿欧元的援助，非加太国家 97%的出口产品可以免税进入欧盟市场。
二 从派生性关系向独立自主关系的转变
冷战时期，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派生性关系(注：戴维·香博认为，“在 冷战的岁月里，东欧和西欧在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对外政策中只是一种派生性关系”。 参见[美]戴维·香博：“中国与欧洲：从派生性关系向独立性关系的发展”，载宋新宁 、张小劲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欧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33—35页。)，因为它们的关系受制于美苏关系，以及美苏之间的争夺。美苏关系的状 况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欧共体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整 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沦为二流国家，因此在发展与其他 国家的关系时不得不考虑美苏的势力范围及其与己的利害关系。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的 关系还受制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作为美国的盟国，欧共体国家在防务上较大地依赖美国 的核保护伞，美国的对外战略直接影响着它们的对外政策。所以，欧共体对发展中国家 的政策也只能看美国的眼色行事。
然而，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欧共体国家又不得不考虑自身发展所依赖的原料和市场
。欧共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料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其市场也多在发展中国家。因此 ，欧共体必须与某些发展中国家建立“特殊”的关系。联系国制度、《雅温德协议》、 《洛美协定》便是欧共体在冷战时期保持原料来源和市场的渠道，同时也是欧共体国家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保持关系的桥梁。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制约和美国对外战略的制约 ，使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独立自主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完全解除了美苏关系和部分解除了美国对外战略对欧共体 对外关系的制约，而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的加强，则为欧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 策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的空间。
1995年7月，欧盟出台了“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报告”(“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 European Relations”)。这一新的对华政策公布之时，正值中美关系的低谷。 “许多评论认为欧盟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特意选择了一条‘温和路线’，是 在利用中美关系当前的‘冰冻时期’，或确切地说是‘冷淡时期’”(注：魏根深：“ 欧洲联盟的对华新政策”，载宋新宁、张小劲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欧洲》 ，第4页。)。尽管当时的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魏根深极力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开 始着手制订对华政策的时间，远早于李登辉访美和吴宏达进入中国境内等事件。纯粹出 于巧合，使我们的政策恰在中美关系尴尬之时出台”(注：魏根深：“欧洲联盟的对华 新政策”，载宋新宁、张小劲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第4页。)。但 是，欧盟此举的确表明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已不再完全受制于美国的对外战略，欧盟与中 国关系的发展是欧盟独立自主外交的具体体现。欧盟破天荒地把美国排斥在1996年3月 的首届亚欧会议之外，也体现了欧盟的独立自主性。
在中东事务中，欧盟国家不仅表现了独立自主性，而且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1991 年10月，美国和俄罗斯(当时是苏联)共同发起和召开了马德里会议，但此后中东和平进 程迟迟无进展。这时，挪威外交大臣出面协调巴以秘密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达成 了奥斯陆协议，于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原则宣言。据 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于1994年5月16日在加沙宣告成立。1998年3月，正当中东形势处 于紧张而微妙的时刻，欧盟轮执主席国英国外交大臣库克率欧盟代表团访问了中东六国 ，带去了与美国不同的欧洲方案。
法国反对美国独揽中东事务。海湾战争一结束，法国就提出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解决 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1995年，希拉克政府要求放松对伊拉克的制裁，宣布法国飞 机撤出盟国对伊采取的禁飞活动，反对美国对伊的导弹袭击，反对美国众议院通过“达 马托法”制裁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外国公司。1996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先后3次出访中东 。在第三次访问时(10月19日至25日)，他提出了恢复中东和谈的三点设想，受到了阿拉 伯世界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英、德也在中东积极开展活动。1993年，英国恢复了与巴解组织的高层会晤。1998年4 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先后访问了中东五国，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作出了重要的外交努力 。英国政府还把发展同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作为其增强在中东地区影响的重要途径。 统一后的德国也借中东问题来发挥自己的大国作用，把增加财政援助和发展经贸关系作 为重要手段。1996年7月，在德国的调解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举行了10多年来首 次互换战俘和阵亡战士遗骸的仪式，这是多年来美国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以来，欧盟调整了与被美国称之为“无赖国家”的朝鲜、伊朗 、利比亚、古巴、伊拉克、叙利亚和苏丹等7个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从1998年起，欧盟 与朝鲜开始了每年一次的有关人权、核开发及地区安全等政治经济方面问题的协商会议 。近年来一些欧盟国家，如意大利、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先后与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 ，意、德、法等国还先后向朝鲜提供了数额不等的粮食援助。1998年，欧盟开始了与伊 朗的“全面对话”，在此基础上，欧盟各国驻伊朗大使先后返回了德黑兰。1999年4月 ，欧盟促使利比亚成为欧盟—地中海论坛的观察员。这年，意大利外长和总理分别访问 了利比亚，英国也恢复了与利比亚中断了15年的外交关系。在2000年4月的欧非首脑会 议期间，欧盟各国首脑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分别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会晤，结束 了对利比亚的孤立。欧盟不顾美国“霍尔姆斯—伯顿法”的“禁令”，坚持与古巴发展 关系(注：Anonymous，“External Relations”,European Policy Analyst,London:Fo urth Quarter 1997,P.4.)。1999年，欧盟同意古巴成为欧盟与非加太国家《洛美协定 》谈判的观察员。2000年4月，欧盟代表团访问了古巴。此外，1999年10月，欧盟开始 了与苏丹的政治对话，大多数欧盟国家近年来都加大了与伊拉克贸易关系的力度。1999 年欧盟对伊拉克的出口已达到了伊入侵科威特前的水平，并向伊提供了2.4亿欧元的人 道主义援助。特别是欧盟国家顶住了美国的达马托法、赫尔姆斯—伯顿法的压力，坚持 同利比亚、伊朗和古巴等国进行贸易往来，扩大了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欧盟已 成为伊朗、利比亚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注：林蔚：“欧盟调整与美国宣称的所谓‘无 赖国家’的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第21页。)。
三 以非加太地区为主到与亚非拉地区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
欧共体成立时，仅与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联系国”关系，1975年第一个《洛美协定 》签订时，与欧共体建立经济关系的也只有非加太的46个国家，到1989年第四个“洛美 协定”时，参加协定的发展中国家达到了69个。冷战时期，尽管欧共体与其他一些发展 中国家也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但关系比较平淡。
冷战结束后，随着欧盟对外关系独立自主性的增强，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加广泛 ，从地域上讲，已经发展到遍及亚非拉的所有地区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在非加太地区，欧盟通过《洛美协定》(现为《科托努协定》)继续发展与这些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参加《科托努协定》的发展中国家的数目已从《洛美协定》的71国增加到 77国(其中非洲48国，加勒比地区15国，太平洋地区8国)。
在中东北非地区，1990年欧共体提出了以增加南地中海国家援助为特点的“新地中海 政策”(New Mediterranean Policy)。“该政策的主要目的，一是加强欧共体与地中海 国家的经济联系，二是缓解因地中海国家向欧洲移民而造成的社会压力”(注：邝杨： “欧共体：对外援助的演化与特征”，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第525页 。)。为此，加大了对地中海主要国家援助的力度。1992年6月，欧洲理事会批准了“关 于共同体与马格里布未来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在1996年财政议定书期满的时 候与该地区受援国订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契约。1994年10月，欧洲委员会向欧洲理事会 和欧洲议会提交了“加强欧共体的地中海政策：建立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报告” 。该报告提出了“逐步建立一个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空间”的设想，从而把欧共体建 立自由贸易区的范围从马格里布地区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在此基础上，欧盟在1995 年3月形成了“加强欧洲联盟的地中海政策：关于实施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建议” 。1995年11月，欧盟15国与地中海12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以色列)举行了“巴塞罗那欧洲 —地中海会议”。会议承诺“促进地中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共同建立包括欧 盟和地中海地区在内的“共同繁荣区”，争取在2010年建立包括30多个国家，有6—8亿 人口的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实现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从1997年初开始，欧盟与 地中海国家定期举行会议，还就某些领域的问题举行部长和专家参加的特别会议，讨论 合作与发展的共同问题。目前，环地中海经济圈已经开始建设，欧盟与环地中海的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正在走向深入。
在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欧盟自然不会忽视扼守中东要地的海湾国家。欧盟与海 湾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欧盟与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的关系。为加强合作，双方设立 了一个理事会。该理事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定期决定双方合作的总体指导路线 ”。理事会年会已成为双方讨论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大都与中东政治相关)，谋求采取 共同政策的论坛。自1995年以来，双方合作范围由能源、环境、工业、标准化、人力资 源和投资等领域向经营合作与文化合作等领域拓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注：林松亚： “欧盟与海湾国家的合作”，《西亚非洲》2000年第6期，第13—18页。)。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994年9月，欧盟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发表了《柏林宣言》 ，表明了加强对话、发展合作的共同愿望。欧盟还与南非等非洲国家建立了政治对话和 经济合作关系。2000年4月，首届欧非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15个欧盟国家和52个非洲 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内容涉及经济、社会 和政治等方面，讨论了诸多紧迫问题。欧盟决定设立10亿欧元的欧非发展援助基金，向 最贫穷的非洲债务国提供最急需的援助。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强调，建立面向21世 纪的平等参与的欧非战略伙伴关系，对于非洲的和平发展和维护欧非两大洲的共同利益 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战略意义(注：朱梦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0 0年4月6日。)。至此，欧盟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全部建立了洲际对话合作机制 。
在亚洲，《亚洲新战略》出台后，欧盟日益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继1996年3月首届 亚欧会议后，1998年4月在英国举行了第二次亚欧首脑会议。在此次首脑会议上，欧盟 对东盟国家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建议和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表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继续向东亚各国提供援助；欧盟还认真考虑了东盟的债务问题，建立了“亚欧会议 信托基金”，并决定在贸易上适度照顾东盟国家。会议发表了《亚欧会议框架》、《亚 欧投资促进行动计划》、《亚洲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声明》以及《主席声明》。这次会议 拓展了首次亚欧会议的框架，构筑了面向21世纪的亚欧新型伙伴关系。通过两次亚欧会 议以及不同形式、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各种会议，欧盟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 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欧盟经过1995年和1998年两次对中国关系的调整，使中欧关系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欧盟还分别与韩国、东盟各国以及蒙古等亚洲国家加强了关系。
在拉美地区，欧盟与该地区的区域性集团、次区域性集团以及各国发展了多层次的合 作关系。1999年6月，召开了首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拉美、加勒比地区的33国和欧 盟15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聚会巴西首都，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声明》和《 优先共同行动计划》，强调加强两地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坚实合作”，建 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中美洲地区，1995年，欧盟投资2.18亿美元援助中美洲建设，1996年投资增至2.25 亿。1998年2月，欧盟15国与中美洲国家外长举行了第14次地区对话会议。欧盟通过部 长级会议与里约集团加强了联系与合作。欧盟与安第斯集团通过召开两地区机构、总理 和外长的定期会议，使双方的对话制度化。欧盟还与墨西哥于2000年3月正式签署了自 由贸易协定。在欧盟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跨区 域合作。1995年12月，欧盟在南方共同市场刚刚启动后不久便与之签署了一项地区性合 作协议，协议决定在2005年建成一个范围广泛的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跨地区共同 市场。2000年4月，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开始了有关自由贸易的谈判。目前，欧盟已成 为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贸易伙伴、投资者和资金提供者。
四 从以经济关系为主到全面发展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
冷战时期，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主要在经济领域，无论是“联系国”制度还是 《雅温德协议》，都是从欧共体国家经济发展出发的；前三个《洛美协定》的内容亦未 超出经济范围，即使是欧共体积极参与的“南北对话”也多限于经济领域。
冷战结束后，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仍然是欧盟国家的优先目标，但是欧盟与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从经济领域 向经济、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的势头。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两大发展趋势下，加强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实 力也是欧盟成为未来格局中一极力量的关键。然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欧盟经济发 展欠佳。1991—1995年，欧盟15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35%，其中1993年为-0.6%，19 94年为2.8%，1995年为2.5%，1996年为1.6%。这期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则分别 是5.2%、6.2%、5.9%和6.3%。东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1996年 ，东亚经济的增长率达到了8%(注：邬九懿：“欧盟注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7期，第55页。)。非洲也出现了20年来最高的经济增长， 达到了5%。特别是1995—1999年，非洲经济出现了连续5年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近4%。 自1991年起，拉美国家的经济趋于好转，除墨西哥1995年金融危机和巴西1999年金融动 荡外，历年的平均增长率都在3%左右(注：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272页。)。为此，欧盟把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 关系视为摆脱经济困境和增强实力的途径。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长足发展是经 济利益驱动的。
欧盟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和相互依赖的加深，是欧盟迅速发展与发展中国 家经济关系的又一重要原因。欧盟需要亚非拉广大的市场，亚非拉国家在发展经济中， 也需要欧盟的资金和技术。目前，在世界6类关键性技术产品中，美国在通讯、信息、 生物和医学领域里占据优势，欧盟则在能源和环保领域占优势，而欧盟的这两项优势恰 好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欧盟的合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这两个突出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欧盟与美、日在经济领域里的 竞争加剧。保持欧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与美、日的三足鼎立地位，同时成为发展中的多 极经济政治格局中有影响的独立的一极，不仅是欧盟迅速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 重要原因，也是其全面建立和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关系的重要原因。欧盟全 面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仅可以谋求自身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改变其在冷战时 期长期追随美国的形象，而且可以制约美国的“一超”地位和遏制美国在政治、经济和 贸易上的霸权主义；不仅有利于欧盟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推动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性南北对话与南北合作，而且有利于推动全 球南北对话与合作。
冷战结束后，欧盟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色彩日渐浓厚，突出表现在经济合作中增 加了民主和人权的内容。1989年12月，在欧盟与非加太国家签署的第四个《洛美协定》 中，欧盟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并在第336条第1款中规定，对于 侵犯人权和违背民主原则的行为，将给予搁置援助的处罚。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The Maastricht Treaty)将“发展和巩固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作为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之一”(注：The Penguin Companion to European Uni on,“Development Policy”，Know Europe(October 2002)，http://www.knoweurope.net.)。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含有人权和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 计，1990—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个国家签订的所有经济、贸易合作协议都包含了人 权、民主的内容。1989年7月—1995年1月，欧洲议会共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 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注：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欧洲》199 8年第3期，第70、71页。)。欧盟打着人权和民主的幌子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 必然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反感与抵制，影响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因此，从20世 纪90年代中期起，欧盟不得不从现实出发，进行一些调整。欧盟决策机构开始承认各个 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道路和方式上存在差异，民主化和人权“不可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迅 速和轻而易举地实现”。在1996年的亚欧会议上，为了促进对话，欧盟代表极力避免提 人权、民主之类的问题，防止在这些问题上与亚洲国家发生冲突。欧盟各国已经认识到 ，在人权、民主问题上坚持强硬的态度会损害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它们开始采 用“既讲人权，又讲合作”的态度。
2000年6月签署的《科托努协定》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该协定明确规定双方合作的目 标是：“推动和加快非加太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时关注对和平与安全作出 的贡献，并促进稳定和民主的政治环境”(第1条)。除继续将尊重人权、民主原则和法 治列为合作的基本要素外，还增加了“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作为新的基本要 素(注：“The Cotonou Agreement”，http://europa.eu.int/comm/development/coto nou/agreement/.)。值得注意的是，该协定第9条第4款规定，“应考虑各个国家的经济 、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注：“The Cotonou Agreement”，http://europa.eu.int /comm/development/cotonou/agreement/.)。这表明欧盟在全面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问题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
介入中东事务不仅是欧盟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表现，而且是欧盟在国际事务 中作为独立一极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1996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出访中东，表示“欧盟应 作为中东和平主持人之一直接参加政治谈判”。随后，欧盟派出一名特使前往中东为和 平奔走斡旋。欧盟此举表明欧盟已不再是中东事务的局外人。欧盟对中东事务的介入主 要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欧盟早已不满在国际事务中二流角色的地位，要成为多极化世 界中独立的一极，欧盟必须在国际事务中起主角的作用。介入中东事务是这种作用的最 好体现。其二，中东的和平与欧盟的安全的确息息相关。西欧与中东一水相隔，其安全 利益和石油来源与中东密切相关。冷战的结束消除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安全威胁，但来自 欧洲南翼的不安全因素则在明显增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 、一些国家的政局不稳、毒品走私、人口膨胀和移民日增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 可能导致混乱，威胁地中海沿岸欧盟国家的安全。因此，介入中东事务是欧盟安全利益 所在，同时，也能起到一箭几雕的作用。
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关系已成为欧盟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加强政治对话是其发 展政治关系的主要形式。1994年，欧盟出台的两个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7月的《亚洲 新战略》和10月的“新地中海政策”都包含了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内容。冷战结束以来， 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一些协定、协议也含有加强政治对话的内容。为加强政治对话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各种级别、各种层次的会议明显增 多。以欧盟与亚洲国家的会议为例，便可略见一斑。自1996年3月首届亚欧会议以后， 相继于1996年召开了亚欧布鲁塞尔高级官员非正式会议、亚欧工商论坛会议，1997年召 开了亚欧工商业会议、亚欧外长会议和亚欧经济部长会议，1998年和2000年分别在伦敦 和汉城举行了第二、第三届亚欧会议。此外，欧盟与东盟之间原有的各种会议仍在继续 。1998年欧盟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首次会晤，随后每年举行一次中欧峰会。欧盟在首届 亚欧会议《主席声明》中明确表示，与亚洲国家的政治对话应在互相尊重、平等、促进 基本权利、符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直接或间接干涉彼此内政的情况下进行。欧盟与 发展中国家政治对话的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全球和地区安全、防止核扩散、裁军和军备 控制、人权、联合国改革问题等等。此外，欧盟还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打 击贩毒、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有组织的犯罪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了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 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
上述新变化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正在努力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和影响，正在构筑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国家关系。然而，国 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欧盟国家单方面的依附关系，使发展中国 家仍然与欧盟发达国家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欧盟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在进一步加强，欧盟国家坚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 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权观，必将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欧盟只有明智地对待和 正确地处理这些负面因素，才能使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开创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良好 势头保持和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