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拾千年烟尘——毛泽东晚年诗作评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作论文,烟尘论文,晚年论文,千年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到晚年，毛泽东越来越爱读历史，爱谈历史。历史内容，除革命和建设的风风雨雨以外，当然还有整个人类历史的风风雨雨。
诗人常常穿越遥远的时空，寻找切入现实的兴奋点。对一生偏好中国古代文史的毛泽东来说，晚年的诗思尤其如此。他的咏史情怀，沿着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途程，终于上溯到了几千年烟波浩渺、浪峰叠涌的历史河道。
这样的诗情，事实上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了。令人深思的是，进入他不乏挑剔的胸怀的，都是些志大才高而又命运多舛的悲剧性人物。
首先是中唐唐文宗时期一个叫刘蕡的人。当时，宦官专权很厉害，皇帝事实上被架空，朝中许多官员也屈服于宦官的压力，都不敢说话。刘蕡只是进士出身的小官，但他四处宣传自己翦除宦官的主张，要求把政治权力归宰相，把军权归将帅。一次，唐文宗举行“贤良方正”科的考试，被录取的人可以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刘蕡写的对策洋洋五千字，指斥朝政，说“阍寺持废立之权”，“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大胆提出一系列削弱宦官势力的方法。但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他。被录取的人当中，有人甚至上书唐文宗，宁愿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蕡，不愿让国家失掉一个人才。但唐文宗也怕宦官，没有采纳。只是由于舆论太大，才让刘蕡到地方上一个机构里当助手。后来宦官迫害他，让他屈死外地。刘蕡死后，诗人李商隐写诗悼念他，把他比作屈原、贾谊。
《旧唐书·刘蕡传》收录了刘蕡应科所写的对策，开头即说：“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但怀愤郁抑，思有时而一发耳。”毛泽东很赞赏这种狂达自信的性格，以及源此流泄而出的飞扬直露的文采，在一旁批了三个字：“起特奇”。似乎言犹未尽，又写一诗：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七绝原题为《咏史一首》，晚年审定诗稿时改为《刘蕡》。起句便以莫大的时空，造出一介书生刘蕡的不凡气慨。虽失意受挫，才不得展，志不能伸，但刘蕡仍如中箭摧羽的“孤鸿”，拖着带血的身子于一片沉寂的天空中，向敌对阵营大吼了一声。这一声，永恒地刻在了青史竹页之上，穿透几千年岁月，在20世纪的革命家和挑战者毛泽东心中激起深沉的回响。
这首诗写于1958年，不知是当时的什么现象，让毛泽东对千年以前剪除宦官的呼声如此共鸣，也许只是史家的一般感慨。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刘蕡这类如鲁迅笔下试图跨越黑暗、寻求目标的“过客”人物，晚年毛泽东总是情有独钟。三年后，即1961年秋风萧瑟的季节，他又写下了一首《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作为诗人，毛泽东无疑把屈原视为诗国的太阳。但这首作品显然不是一个当代诗人在品评一个古代诗人，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品评另一个未得展其才志的政治家。事实上也先是有一个遭谗去职、放逐漂泊的三闾大夫（政治家），才造就了一个留下《离骚》这部千古绝唱的屈原（诗人）。毛泽东叹其磨难，感其情志的时候，最奇特的体会是二、四两句。把《离骚》这样的作品比作“杀人刀”，简直令人咋舌，也只有晚年毛泽东才会如此赤裸裸毫不避嫌地联想。“杀人刀”云云，究竟该怎样解读，实在是个难题。《毛泽东诗词集》的编者解为“屈原作《离骚》所发挥的战斗作用”，自无不可。但我的一位朋友在一篇题为《千秋一阕，英雄悲歌》的赏析文章中，理解为“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就像一把‘杀人刀’一样，毫不留情地解剖了世世代代的奸佞小人”，似乎更为切实一些。这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格选择：憎恨蝇营狗苟、卑劣污浊的“艾萧”小人，特别乐于在逆境中作坚忍的抗争；另一方面，确也反映了他晚年的一种特殊心态：面对对手的种种挑战，应该有一种剑拔弩张主动进击的斗争精神。如果我们再注意到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就说过：“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那么，诗中突兀而起“手中握有杀人刀”，就更为自然了。《屈原》与《刘蕡》，意境颇为相似。“艾萧太盛椒兰少”完全可以同“孤鸿铩羽悲鸣镝”对应，言二人处境相同，皆因人格高洁才志出众而受打击。“一跃冲向万里涛”则完全是“万马齐喑叫一声”的语意，言二人遇难不屈以身殉志的大丈夫气概。
同样的人物，让毛泽东赋诗称颂的，还有一个汉初的贾谊。
我们知道，1958年毛泽东曾把贾谊的《治安策》推荐给自己的秘书田家英阅读，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他也常常称道这位二十来岁就被汉武帝召为“博士”的“英俊天才”。汉武帝甚至还想任用贾谊为手握重权的公卿，但贾谊依然是遭受到一帮贵族大臣的反对和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江的时候，遥想当年屈原被贬来此的情境，贾谊写了有名的《吊屈原赋》。接下来又被派为汉武帝最喜爱的小儿子刘揖的太傅，怀济世旷才，专心去做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可惜不争气的刘揖竟骑马坠落而死，弄得贾谊自以为“为傅无状”，在自责中忧郁早亡。天才短命，毛泽东为之动容。连写两诗评说。一首《七绝·贾谊》，一首《七律·咏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宽白汩罗步尘埃。
贾谊让毛泽东生“千古同惜”的感慨，说起来就是这样几点。贾谊是历史上罕见的青年政治家，20多岁就成为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史载他任博士期间，每当皇帝下诏令交付讨论时，诸老博士欲语不能，独贾谊出类拔萃，尽为之对。其《过秦论》和《吊屈原赋》等还表明他是一个见识深邃的历史学家和文采超拔的文学家。这对一生喜好文史，在晚年特别关注青年人才（接班人）的毛泽东来说，当然心向往之。故称其“少年倜傥”“才调无伦”。其次，贾谊是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其《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提出一系列治国方略，如削弱诸侯领地和权力，改造法度礼乐和服色官名，加力抗击匈奴边患，鼓励农耕、积贮粮食以防意外等等，汉武帝也曾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一意创新求变的晚年毛泽东也说其《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故在诗中说其政论抵得过“雄兵百万”，其改革胆识光照华国。第三，贾谊的命运遭际，一如屈原、刘蕡，“艾萧”老臣们反对他的理由是“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正是这些排挤新进的陈词滥调，使得“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对青年一往情深，对改革一意向往，对奸佞一直愤恨的毛泽东，自然痛惜不已。他在诗里还特别点出了才志高节总受猜忌这一古今都难以避免的“人才逻辑”。三国时魏国的李康写过一篇《运命论》，收在《昭明文选》。里面说：“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流必湍之；才高于人，众必非之。”有意思的是，1975年6月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毛泽东把这几句话背了出来，还解释说：就是人必骂之，人不被骂不好。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希特勒，前几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这多少可以看出，毛泽东推崇屈原、贾谊、刘蕡这些人，并感叹他们的命运遭际，还与他天然的个性有关。
5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毛泽东为什么对屈原、贾谊、刘蕡这些人一叹再叹，对祖逖、刘琨，以及读史批注中看重的郭嘉（三国）、朱敬则、马周、姚崇（均为唐代），这些有才华、有胆量、有见识并能济世救危的人物，是那样心仪甚深。说是史家和诗人惯常的人生感慨，自无不可。既然是咏史，说他用这些人物来比喻自己期望出现的后浪推前浪的新一代，当不为过。70岁左右的毛泽东，显然在考虑身后的大事，在考虑接班人问题。
这是一座从历史到现实的心灵之桥。
二
写了具体的人物，似乎该从整体上来考虑历史的规律了。
60年代中期，就在毛泽东对文艺现状越来越不满，对整个社会现状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正在比较集中地阅读二十四史。1964年5月间，在计委领导小组向他汇报经济方面的工作时，他却插话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我这一辈子想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明史我看了最生气。
这期间，他经常说起自己对一些历史现象的看法：
古代有成就的文化人、文学家，多不是科班出身……
历史上知识分子型的皇帝，多没有出息，倒是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
这些议论，都是在1964年的春天发的。正是这年春天，毛泽东写了《贺新郎·读史》，第一次以咏史诗的形式，透彻地表达了甚至是总结了自己的历史观。
所谓咏史之作，大多由一人一事写起，来联想和发挥自己的评价、感慨。古人的咏史诗亦多如此，前面说的《屈原》、《贾谊》、《刘蕡》也复如此。而毛泽东在这首词里却走了一步险棋，试图涵盖整个人类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此不易之事，他竟做到了，而且又不是抽象的说教。全词既雄视万古（从猴子变人说起）又体察入微（人猿揖别时那打磨过的石头，和几千年文明社会演进中那洒遍郊原的鲜血），于是，诗味与哲理竟凹凸而出矣。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晚年写的艺术上最好的作品。
词里表达的历史观的核心是什么呢？无非两个。
一是“上疆场彼此弯弓月”：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即以前他说过的——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在历史的烟尘里，看到的是仇恨与撕杀，而不是和平、和睦、和气……
一是“陈王奋起”：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被正统史书所不容的盗跖、庄屩、陈胜、吴广这些扯旗造反的奴隶和农民们创造历史？对此，毛泽东历来要表达的是奴隶史观，即三皇五帝那些煌煌业绩，都是骗人的，一部二十四史上的风流人物，只能属于造反者。后来，他反复说起，一部记载帝王将相的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也大半是假的。
毛泽东在1964年为什么要如此集中地用诗词来表达他的历史观？原因不外三个，一是他当时正在集中地读史。一是从他当时做出的关于文艺的批示来看，他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现状深感忧虑，极为不满，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正确的历史观念，所以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了舞台。再就是从整个社会的现状来看，中苏间越演越烈的论战，一个重要焦点，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他把背叛马列主义历史观，背叛革命的思潮，称为修正主义，他坚信，反对修正主义，正是新一轮革命的起点；反对修正主义，不光在国际上，也要在国内进行。
看起来，《贺新郎·读史》在情感认同和理性认识上，与前面几首咏具体历史人物的作品明显不同。因为屈原、贾谊、刘蕡无疑属于“将相”一流，毕竟算不得盗跖、庄屩、陈胜、吴广之辈，但毛泽东还是那样地称道他们为“雄英”、“俊伟”、“廊庙才”。这就让人觉得，在捡拾历史烟尘的时候，毛泽东的价值评判分出了两枝。
细细想来，情况可能是这样：作为诗人，咏历史人物和咏历史规律，是可以有不同规矩和标准的。具体地肯定某些历史人物（包括对秦始皇和曹操的兴趣），并不是在表达某种抽象和宏观的历史观念，何况，作为政治领袖，叹古思今，期望麾下多出一些廊庙之才，也是常理。再说，1964年写《贺新郎·读史》的心境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在考虑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进而对党的领导层逐渐失望的时候，把更大的期望寄托在下层人民群众身上，也还自然。且不说他一直认为那些缺少文化的、卑贱的、受压抑的、年轻的人物最有创造力，稍后他很看重“大闹天宫”的小将也是一个例证。
三
两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自下而上地清除中央的修正主义，并期望在这一运动中锻炼出一代新人。然而，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萦绕他脑际的这件心事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出现了林彪事件。这事引发他的一些联想。这联想恰恰又是同历史有关系的。深谙历史的毛泽东，在晚年确也常常从历史入手做现实文章。
的确，对林彪，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毛泽东信任有加。然而这位被写进了党章的接班人竟然迫不急待抢班夺权，为了达到目的，甚至用极端的阴谋手段。这怎么能不让毛泽东生出许多感慨呢？是啊，看一个人，真不容易。阳奉阴违，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不也是屡见不鲜的吗？
于是，他给人们念起白居易的《放言》五首之三：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毛泽东引此诗解释说：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据周世钊1972年10月2日的日记记载：晚九时王海容乘车来饭店邀同往中南海谒见主席，十二时才辞出，参加谈话的有汪东兴和唐闻生，主席戏改两诗。
毛泽东戏改两首诗的具体情况是：谈话中说到林彪，毛泽东念起明代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翠侍臣颜。”念罢，毛泽东说，如将诗中“侍臣”改为“叛徒”，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随后，毛泽东又念起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并截取原诗中四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念罢又说，“明妃”指的是林彪。
林彪事件后，在北京平安里附近毛家湾他的家里查出一些推崇孔孟之道的言论、条幅，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之类，同时，在他的儿子林立果搞的《“571”工程纪要》里，竟也三次说到毛泽东是秦始皇，称毛泽东是“行孔孟之道，……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当事人谢静宜后来说：“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然后，毛泽东要他们搞了一个材料，题目就叫《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细细地读了。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思想及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分歧，主要在重礼治还是重法治，重怀柔还是重严刑，重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孔夫子与秦始皇两个人分别是这两方面的代表。对于儒来说，孔夫子的代表性主要在思想上；对法家来说，秦始皇的代表性主要在实践方面。一般说来，在乱世，或着意改革政治弊端，着意往前发展的政治家，更看重法家一些；而太平年代，或着意守成固本的政治家，更看重儒家一些。这当然是相对而言，难有定制。
毛泽东是个革命家，是强调破除迷信、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内心深处，特别是在政治操作上，倾向于法家一些。对孔儒，他不否认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但在50年代后期以后，对儒家思想，批判的倾向是越来越重，在“文革”前，他就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这，大概也同他晚年着意要“除旧布新”，热情地畅想着并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去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的思路有关。
这时候，卷入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人们，显然已经失却“文革”初期的热情，心态疲惫不已，不少有识之士对“文革”的怀疑日渐加深。这是把“文革”当作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晚年毛泽东最为担忧的事情。再加上林彪事件后对他的身心的空前打击，使他越来越担心身后的事情。有生之年，他绝不允许贬低乃至否定“文革”，由此进一步觉得反对或不理解“文革”的人，多是因循守旧，主张中庸之道，缺乏革新热情和造反精神的人，如果从传统文化上找原因的话，归根到底是受了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于是，他公开赞扬法家，提出批判孔儒思想。
1973年7月4日，他和王洪文、张春桥等进行了一次很是古为今用的谈话。他说：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这段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李白三首诗。第一首是《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三首《秦王扫六合》，该诗前10句盛赞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后14句批判他大兴土木建宫室陵墓及迷信神仙、求不死之药的做法。第二首是《七绝·朝发白帝城》。第三首是《梁甫吟》，诗中有“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聘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诸句，说的是楚汉相争时刘邦幕僚大儒生郦食其的故事。李白借此来表达自己的雄才抱负，意指自己能够做儒生郦食其那样以口辩之术即可纵横捭阖的事。而毛泽东加的几句，说的是郦食其最后还是被齐王扔进油锅里烹死的结局，以喻儒生空说无用。有意思的是，郦食其正好是秦始皇坑儒的“漏网者”。
这样，在批判林彪的时候，也就连带搞起了一个评法批儒的运动。
如果单纯从学术上讲，评法批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赋闲的老作家茅盾当时甚至对家里人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它打破了史学界多年沉闷，指出了一条史学研究的新路。”同时还建议正在写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姚雪垠，在作品中要适当表现明末的“儒法斗争”。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场运动事实上是一出政治隐射和攻讦闹剧。不明究里的人也不得不把什么都往儒法斗争上拉扯。一位研究茅盾作品的大学老师给茅盾写信询问：《子夜》中吴荪莆两代父子之间的冲突是否表现了尊孔与反孔的冲突，《子夜》是否反映了和批判了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尊孔闹剧等等。弄得对“评法批儒”本来满怀兴趣的茅盾，也不得不表示：研究《子夜》万万不可同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联系。[1]
而在批林批孔中，毛泽东则有他的心里逻辑。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一个月后，快满80岁的毛泽东重燃诗情，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多有扬儒抑法的倾向。其代表性的言论，是他在重庆时期写的《十批判书》。里面否定秦始皇，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毛泽东多次说过郭沫若尊孔反法，他是不同意郭老这个观点的。对秦始皇历来遭受物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自1958年后，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至于他推崇秦始皇的一个原因，诗里也说得明显：“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帝王将爵位和土地赐给诸侯，在封定的区域内建立世袭的邦国），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并随时可以罢免，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但秦始皇以后的政治家中，有些人仍然认为封建制优于郡县制，并说封建制是上古圣人所定，不应改变。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封建论》，来反驳这种复古倒退的观点。所以，毛泽东在诗里让郭老多读一读柳宗元的这篇文章，不要从柳宗元那里退到孔夫子所羡慕的周文王的时代。历史已经发展了，我们的认识难道还要落后于柳宗元吗？
显然，这是一首在咏史中发政论的诗，甚至可以说是学究味很浓的诗，仿佛是在同郭老进行学术探讨一般。
这大概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
一位伟大的现代革命家的最后一首诗，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响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及其体制思想。这是不是在用一种诗人的方式表达着他对中国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关注呢？
借咏史而渴求现代新人，借批林而评说古代儒法，诗人毛泽东的晚年，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怀？！
四
林彪事件的打击，使毛泽东大病了一场，此后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1974年8月在武汉下榻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又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对依靠批阅文件维系一个大国政治运作的81岁的政治家，对嗜书如命的学问家和诗人，没有比这更痛苦和更难忍受的了。
但是，他仍然牢牢地把握着中国历史的航船。以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契机，有意识地恢复了“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的工作，还在1974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这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在故乡长沙，又和带着重病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彻夜长谈，决定了四届人大重要的人事安排，最终没有把实际的和主要的权力交给“文革”新贵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之辈。
著名的“长沙决策”不久，毛泽东又南下来到了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杭州，住进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对生死一向豁达乐观的毛泽东，晚年不断地外出，经常住在杭州、武汉、长沙等地。1975年4月从杭州回到北京以后，他再也没有出去过了。
在生命之光逐渐消弱的日子里，关于诗人毛泽东的消息，我们听得更多的，是他对古代诗词歌赋的玩味、体会不和吟诵。1975年5月，他把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调到身边，专门为他读古代的诗词文赋，甚至还打算编一套古代诗词文赋的选本。这期间，曾三次让芦荻为他诵读南朝庾信的《枯树赋》，还作了个怎样为这篇赋作注释的批示。赋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如此情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得出毛泽东在细听的时候，斜躺在床上闭目遐想的状态。
光是听读，似乎还不够味，还不能排遣胸中块垒。他想听曲子。于是，文化部抽调岳美缇、蔡瑶先、李炳淑、李元华、杨春霞等京昆演员和歌唱演员，以及刘德海、王范弟、闵惠芬、张晓辉等民乐演奏家，为毛泽东录制配乐演唱的古诗词。由于响彻中南海红墙外面的声音是“万寿无疆”，人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已重病缠身，故这项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甚至连参加者都不知道这项特殊任务的目的何在。在录制完成的磁带包装纸盒上，印制着毛泽东的一句语录：“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所录作品，多为沉雄悲壮的风格，如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等等。再就是悲秋伤春和别情离意的缠绵悱恻之作，如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瑟琶行》、洪浩的《江梅引·忆江梅》、秦观的《鹊桥仙》等。[2]想来，这些篇目都是毛泽东自己圈定的。悲壮和缠绵，正好交织出他迟暮之年的独特情怀。
其中，他平时最爱听的南宋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中有“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雁不到，书成谁与？”等句。古人的感慨里，传达着何等的无奈？毛泽东的共鸣中，传达着何等的信息？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元老董必武逝世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
或许是出于同一种心态，这年7月，他在接受摘除白内障手术的时候，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歌曲声中被送上手术台，被送下手术台。
红墙外面的人们自然不很清楚，他们心目中这位神圣诗人的思绪之鸟——
是飞向历史，还是飞向未来？是飞向政治，还是飞向人生？是飞向思想，还是飞向感情？是飞向社会，还是飞向个人？
不过，在诗人走向他生命尽头的最后一年，人们还是捕捉到了一些信息。
1976年元旦，毛泽东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作了最后一次不凡的亮相。
1975年除夕的夜晚，他在中南海里那间堆满线装书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自大洋彼岸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谈的却是哲学性的话题。这两个在西方文明背景下长大的年轻人走出户外后的体会是：“十里之外就能够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与这个消息在元旦这天一同播发的，还有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且不说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两首旧作。却说直到这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如果文化界还有什么共识一致的盛事的话，恐怕就是学习体会这两首词的全国性热潮了。时年八十有二的老作家叶圣陶在这年1、2月间的日记里，就九次记述了他书写和参加这两首词的座谈会的情形。不管情愿不情愿，当时人们总是要努力去跟上毛泽东的思路，文化人则通过这两首词，采用各种形式同他对话。毛泽东当时决定发表这两首旧作，其意似乎也不难体会。一首回述革命战争的历史，赞扬今天的变化；一首直通通地嘲弄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一首的内容让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一首的内容则是他晚年最为担忧的大事。两情交错，化着一股似乎是最后一搏的激情，就是他在两首词的结尾处最想告诉人们的大体相同的意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试看天地翻覆。”
人们如何登攀，天地如何翻覆，未加细说，也难以细说。他深知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甚至对自己百年之后的整个政局的走向也没有多大把握，还忧虑出现“腥风血雨”的气息。无论如何，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也看不到了。就像他在十年前发动“文革”时写的那首《七律·有所思》里透露的那样：“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让人伤感，让人深思之事一个接着一个。就在毛泽东发表两首词作几天后，周恩来也撒手人寰了。眼见几十年的战友一个个离世而去，万端思绪，涌上心头。接着是“故国人民有所思”，在4月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大规模地悼念周恩来。有意思的是，人们运用毛泽东习惯的方式——诗词，来表达他们的“所思”。如今讲当代文学史，“天安门诗词”已经是一个专有概念，成为不可不讲的一页。
对天安门这场悼念活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都是极不愿意它发生的。他当然知道人民群众的矛头直指着“四人帮”，当他从送上来的材料中，读到“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样的诗句的时候，不难体会到自己百年之后两种势力终究要有一番较量的了。
显然，毛泽东逝世前“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那个思绪之鸟的翅膀，扇动得绝不轻松……
注释：
[1] 参见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四）》，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2] 参见胡长明《配乐古诗词与毛泽东的暮年生活》，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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