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2000年5个省份农民的调查_非农数据论文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5省2000个农户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基础设施建设论文,农村劳动力论文,非农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完成由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通常有两种途径:在当地的非农产业就业,这种形式被某些学者概括为“离土不离乡”;在外地的非农产业就业,这种形式又被称为“离土又离乡”。无论是哪一种,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质是一种收益最大化行为,当转移所获得的收入大于其成本时,劳动力就会做出进行转移的决策(Sjaastad,1962; Borjas,1987)。收入既包括货币收入也包括非货币收入(如工作条件的改善),同样成本也包括货币成本(如交通费用)和非货币成本(如心理成本)。Todaro(1969)强调了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即就业概率。

大量文献围绕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和转移者的特征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众多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禀赋较好的农村劳动力,如年轻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不但非农就业率高于其他劳动力(Zhang、Huang和Rozelle,2002;都阳,1999;赵耀辉,1997),而且他们在外地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劳动力(deBrauw等,2002;Zhao,1999;赵树凯,1998)。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也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乐君杰,2008)。尽管女性的非农就业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很快,但是和男性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差距(Zhang、deBrauw和Rozelle,2004)。家庭中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家庭具有较高的意愿参与非农就业并且家庭中劳动力更愿 意选择到异地非农就业(蔡昉、都阳,2002)。土地的匮乏是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重要推力,而农业资源禀赋较好的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倾向较弱(朱农、钟水映,2007)。社会资本特别是社会关系网络是转移劳动力信息获取的必要渠道(Roberts,2000)。在中国,转移者获得工作和生活信息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亲戚和同乡这些社会关系网络(Du,2000)。

Aschaur(1989)、Munnell(1990)的研究指出,公共投资对于工农业生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Caldeon和Serven(2004)的研究表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数量增加与质量提高能显著减少收入分配差距。世界粮农组织曾经指出,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范围也被视为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FAO,1998)。林毅夫(2003)也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农业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收入增加具有重要的意义。Fan、Zhang和Zhang(2002)以及樊胜根、张林秀(2003)分别利用中国省级和县级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影响,认为农村道路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可以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增加农村非农就业机会。但是,由于缺乏数据资料,据笔者了解,目前还没有研究使用村级层面的微观数据来实证分析道路基础设施状况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

此外,尽管目前大量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献利用实地调查的资料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透过现象揭示了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已有的研究没有将农村基础设施纳入其分析体系中,忽视了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非农就业及就业途径的影响。

本文使用来自随机抽取的全国5个省份100个村庄2000个农户的实地调查资料,借助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状况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就业途径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揭示在目前的农村道路基础设施条件下,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职业选择和非农就业地域选择的优先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初在5个省份组织的随机抽样调查。样本的选取是分层随机抽样产生的。具体的做法是:将所有省份(除我国台湾省)按农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成五大区域,然后随机选出5个样本省份。这5个省份分别是:江苏省代表东部沿海发达区域(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福建、广东及海南);四川省代表西南地区的省份(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和西藏);陕西省代表黄土高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代表北部和中部省份(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吉林省表东北地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虽然以上分类和标准的农业生态区有一些差异,但是也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

在确定了样本省份以后,又在每个省份随机选取了5个样本县,选取样本县的方法是先将全省份各个县根据人均工业总产值大小按降序排列,按1/5的平均等分从每组随机选出1个县。用人均工业总产值这一指标是基于Rozelle(1996)的研究结论而决定的。因为人均工业总产值能较好反映生活水平和发展潜力,同时这一指标相对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而言,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然后,在每个县随机选取了2个样本乡(镇),选取样本乡(镇)的方法和选取样本县的方法一样。在每个样本乡(镇)又按贫困和富裕程度不同分别随机选取2个样本村(行政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又随机抽取20户。调查共收集到5486名年龄介于16~65岁之间农村劳动力的相关信息。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职业类别,将调查的5486个有效农村劳动力样本分为非农就业① 和只从事农业两大类。根据参加非农就业的地点,又可以将非农劳动力分为在本地和在异地非农就业。在本地参加非农就业是指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地点主要在本村、本乡以及本县,在异地参加非农就业则是指劳动力在外县、外省乃至外国从事非农活动。调查结果显示,样本村在2007年参加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有2955人,占样本总数的53.9%,只从事农业劳动的有2531人,占46.1%。在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中,大部分人(55.8%)选择在本地即本村、本乡和本县从事非农生产活动,44.2%的人选择在本县以外从事非农活动。

农村的道路基础设施状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村内道路基础设施状况和村庄与外界通达的道路基础设施状况。本文用村庄内人均硬化道路长度指标来反映农村内部的道路基础设施情况,用村庄距最近公路(指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和县道)的距离来反映村庄与外界通达的道路基础设施状况。将100个样本村按照各自的村内道路基础设施状况等分成好、中、差3个组别,每个组别分别包含33、33和34个行政村,各组别的村庄内人均硬化道路平均长度分别为7.4米、2.5米和0.4米。在100个样本村中,有59个村庄有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或县道等公路通过本村,村庄与外界通达的道路基础设施状况较好,其余41个村则没有公路通过本村,村庄距最近公路的距离平均为3.4公里。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村内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好的村庄劳动力非农就业率最高,为58.5%,比村内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差的村庄高9个百分点,t检验的结果表明村内道路基础设施条件不同的村庄在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相对于村内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差的村庄,村内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分别为较好和中等的村庄劳动力在异地参加非农就业的比例则较低,均为22%,t检验的结果同样显示出村内基础设施条件不同的村庄劳动力在异地参加非农就业的比率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与外界通达的道路基础设施状况较好即有公路通过本村的村庄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同样较高,为55.6%,比没有公路通过本村的村庄高6.5个百分点,但是,有公路通过本村的村庄在异地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仅为21.2%,比没有公路通过本村的村庄低3个百分点。两者的t检验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总之,从以上的描述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好的村庄劳动力非农就业率较高,并且留在当地参加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较高。

除了村庄道路基础设施状况外,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特征也是影响其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见表3)。调查显示,男性、年轻和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大多数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男性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67.1%)远远高于女性(39.4%)。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16~30岁(79.0%)和31~50岁(56.7%)两个年龄段,他们的平均年龄(36岁)比只从事农业的劳动力(47岁)年轻11岁。具有初中(65.8%)和高中及以上(75.9%)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参与非农业活动的比例较高,实现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年,接近于初中毕业水平。

在实现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中,男性、年轻和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在外地非农就业的比例高于其他劳动力。有45.2%的男性选择在外地非农就业,比女性高2.7个百分点。68.5%的16~30岁的非农劳动力选择在外地就业,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在异地参加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非农劳动力在外地就业的比例最高(49.1%),而教育程度为文盲的非农劳动力中只有28.9%的人在外地就业。

从表4可以看出,具有非农就业和只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还是所在村庄特征上多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和只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存在明显差异的是,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主要以那些年富力强、人力资本禀赋较高的男性劳动力为主。这可能和中国传统的农村劳动力配置模式和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取向有关。具有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家庭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其抚养的不在业人口数,包括婴幼儿、在校的学生、家务劳动者以及退休退职者,比只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多.Zhao(1999)的研究认为,这部分成员能够对家庭的农业经营提供最低限度的劳动投入以保持家庭的土地使用权,从而有利于把家庭其他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只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所拥有的农业生产条件要明显优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如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的有效灌溉率都较非农就业的劳动力高。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所在的村庄距乡村市场、就业信息源——乡镇政府的距离明显近于只从事农业劳动的,但是其在乡镇政府当干部的人数则与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差异并不明显。

表5表明了调查资料中在外地和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一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的检验结果。根据研究样本,在外地就业和本地就业的非农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个人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差异。相较于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在外地实现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更年轻、文化程度更高。同样,在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上两者也具有明显差异。在外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家庭劳动力资源最丰富,但所负担的不在业人口数相对要少些,其所在村庄具有的农业生产条件也要相对差些,如耕地的有效灌溉率较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等,村庄距离乡镇的距离要更远。

四、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本文所关心的道路基础设施变量外,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甚至村庄特征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非农就业和异地就业决策,因此必须要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本文对所有劳动力样本建立非农就业方程和对具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样本建立异地就业方程,方程形式如下: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元变量,在非农就业方程中,当其值为1时,表明劳动力具有非农就业,值为0则表明没有非农就业;在异地就业方程中,值为1则表明具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地点为外县、外省甚至外国,值为0则表明具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地点在本村、本乡以及本县。在非农就业和异地就业的两个模型中,关键解释变量为衡量村庄内道路基础设施状况的人均硬化道路长度变量,是表示村庄对外通达的道路基础设施状况的变量,用村庄距最近公路的距离来衡量。模型中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反映个人特征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变量;反映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劳动力数量和家庭负担的劳均抚养系数两个变量;以及反映村庄特征的变量,如村人均耕地面积、耕地有效灌溉水平、粮食播种面积比例、村委会距乡镇政府的距离、在乡镇一级政府当干部的人数。为了控制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可观测因素,模型中还引人省级虚拟变量。

表6列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直接反映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当解释变量为一连续变量时,比如人均硬化道路长度、村庄距最近公路的距离、年龄以及受教育年限等,边际效应表示解释变量平均变化一个单位,非农就业率和在异地非农就业率的变化。当解释变量为一个二元变量,如性别时,边际效应反映的是变量值分别为1和0的两个组在非农就业率和异地就业率上的差异。

从非农就业方程的估计结果看,村庄道路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对劳动力非农活动的参与率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村庄内道路条件对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的影响更显著一些。参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村庄的人均硬化道路长度每增加1米,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率就会增加0.7个百分点,按照2007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96元的水平来推算,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会增加11元。而村庄距最近公路的距离每减少1公里,非农就业率会增加0.6个百分点,相应地劳均收入增加10元左右。

从异地就业方程的估计结果看,道路基础设施对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将就业地点选择在外地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即道路基础设施越好的村庄,劳动力选择在外地务工的倾向就越弱,而留在本地务工的机率就越大。可能的原因有: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提高当地市场的活跃度,促进当地非农产业的发展,增加本地非农就业的机会;劳动力在本地非农就业具有较完备的信息,获得就业的机会要高于在异地就业的可能,风险较低;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劳动力在本地非农就业的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在异地非农就业还要面临较高的心里成本,如与家庭的分离,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等;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便于留在当地参加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在从事非农活动的同时兼顾农业生产。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关键力量。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似,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源、劳动力的抚养比例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都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和在异地就业的重要因素。男性、年轻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非农就业率。在非农劳动力中,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多地选择在外地参与非农就业;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更多地选择在外地从事非农活动。家庭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抚养系数较高的劳动力不仅具有较高的非农就业率,而且会更多地选择在本县以外的地方进行非农就业。村庄特征特别是村庄的农业生产条件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好的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和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

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农村劳动力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提高他们的非农就业率,而且在道路基础设施状况好的村庄,那些具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会更多地选择留在当地参加非农就业。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只从事农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选择上,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是从事非农就业;而在本地和外地的不同就业地域选择上,多数具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选择是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以道路为代表的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劳动力的这种职业和地域选择。这表明,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对活跃和繁荣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预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农村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农村劳动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将面临较高的边际成本。

因此,要优先考虑并加大对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特别要注重那些与农户生活和生产经营关系密切的村内道路基础设施的新建和改建,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时,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要进一步破除制度上的障碍,保障“农村移民”向“城镇居民”身份上的顺利转变,消除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职业分割、报酬歧视等问题,不仅要从居住条件、子女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改善其生活条件,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制度安排的导向作用,给转移劳动力以制度化的稳定预期,使他们真正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网络中,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

注释:

① 本文的非农就业是指劳动力具有非农收入,且2007年从事非农工作在3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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