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丑”迷误：主体审视意识匮乏的当今影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匮乏论文,主体论文,当今论文,意识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表现丑恶、丑陋的客观社会现象本身并无不妥之处，将客观的“丑”转化为艺术的“美”，乃是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古今中外按照这种思路产生过大量的经典名著。近年来的中国影视创作，也出现了一股审丑的思潮。但在这种思潮中，却产生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精神偏失，那就是“审丑”过程中创作主体审视意识匮乏，以至走入了“嗜丑”的误区。大量的作品热衷于暴露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丑陋面，却往往满足于纤毫毕现地呈示，缺乏精神的审视和艺术的提炼，创作主体的理性观照和精神批判处于“缺席”、“失语”的状态，或即使有所表达，和作品艺术境界显示的对“丑”的迷恋相比，理性的反思明显不足，以致实际上造成的是“讽一劝百”的反向接受效果。本文即拟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并略陈己见。
一
由于创作者自身的思想穿透力、精神高度及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影视剧“嗜丑”现象，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量“负面人物”成为剧中重要人物或主角，但叙述流于表面化，审思和判断囿于概念化乃至庸俗化，未能有效地揭示出各种“丑”之所以为“丑”的独特内在意蕴。一些反腐题材影视剧表现官员在权力与金钱诱惑下的堕落过程时，展示“负面人物”违背原则的细节与犯罪的技巧方面普遍“在行”，时有精到的细节与场景出现，甚至不乏神来之笔；但展示得如此详尽，以至形成时常是“反腐”过程的展示，演化成了“腐败入门”的技术指导。《绝对权力》中的女市长赵芬芳为推脱因自己“形象工程”而造成的山体滑坡的失误，居然将责任一古脑地推给主动请缨去现场救灾的副市长周善本，那种无中生有、文过饰非的技巧，就足可以让现实生活中的腐败分子“活学活用”。而且，不少作品在展示这些人物人格变异的深层根源时，往往难出“红颜祸水”论、“小人误导”论的老套。《绝对权力》的书记贡开宸被陷于腐败泥潭的亲人和部下所蒙蔽，《至高利益》赵达功“夫人受贿”虽然事实本身并非不存在，但总的看来却形成一种套路。这些影响巨大的作品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等而下之的创作了。探究人物堕落的深层根源难以深入到心灵的最独特、隐蔽之处，其解读自然显得平淡甚至苍白乏力。
而在表现“负面人物”悔过自新的内在逻辑方面，不少作品也常常只是借助于一些概念化、神秘化的东西，如遥远的记忆、傻子式的人物、无实际性内容的宗教等等，剖析实在难以使人真正信服。贺岁片《手机》直击当前“包二奶”的丑恶现象，并力图揭示其社会根源。但最后唤起主人公严守一良心悔悟的，是其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奶奶。老奶奶撒手尘寰时严守一回到乡村，就极其轻易地将惹事生非的手机扔进了化灵的火堆中。似乎造成婚外恋的罪魁祸首不过是现代科技产品“手机”，远离它就能够使现代人重返理想的“古道人心”。这是多么苍白而荒谬的解决方案！因为创作主体审思的力度明显不足，作品就表现出思想深度不够的缺陷。“负面人物”的阴暗心理与丑陋行动就凌驾于主题之上，批判性主题因素在作品情节内涵中难以坐实和显露，结果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反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的“形象大于思想”。
而且，不少的影视剧往往都是“负面人物”生气灌注、栩栩如生，戏分多而生动，同“负面人物”抗衡的“正面人物”却戏分少而生硬，简单化、平面化，常有充当“时代精神传声筒”的脸谱化之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天下无贼》中的胡黎（众称“黎叔”）与“人民警察”的形象。“贼头”胡黎显得颇有领导风范与组织才能，“工作经验”丰富，何时“打猎”（出手行窃）、何时“收工”都胸有成竹；还能求贤若渴，胸量过人，对“青年人才”王薄居然能“慧眼识珠”；而且“技术”过硬，采用空手去掉生鸡蛋壳的技术较量方式，就制服了同他作对的惯偷王薄。总之，胡黎作为一代“贼王”，形象生动而丰满。再来看看“人民警察”的艺术形象。《天下无贼》中的警察们打击犯罪，保障人民财产安全很“内行”：傻根的钱早已被他们调包成一堆“冥币”了，而众贼们还在为一堆废纸打杀；各路盗贼煞费苦心地表演，其实他们的老底已被人民警察了如指掌。但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是，警察与众贼基本上没有“对手戏”，警察制服群贼的工夫主要靠他们用自己干巴的语言进行表白！这样，警察这种具有全局掌控力量的角色，在影片中就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将一些只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角色来作为影片思想传达的支撑点，这不能不说是《天下无贼》中最大的败笔。作品最后“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结局，又怎能具备充分的说服力！“正义的声音”空洞而乏力，“负面”的逻辑力量就空前地凸显出来。
其次，不少的剧作常常有意无意地增添和特写某些超出了主题覆盖范围的“丑陋”的镜头。某些自命为以重铸国家、民族灵魂为旨归的“历史正剧”，在细节的表现上就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原来崇高主题的轨道，热衷于对历史、社会和人性的丑陋、阴暗面进行自然主义的写实。这些“帝王戏”在表现帝王“成就一代伟业”的艰难过程时，普遍存在迷醉于主人公辉煌的历史功绩以至丧失必要的思想审视与道德批判的立场，以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公开为历史人物“丑行”辩护的倾向。《雍正王朝》表现雍正同其政敌、贪官污吏进行艰难、复杂、险恶的斗争时，将雍正种种阴险、毒辣、狡诈的手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令人遗憾的是，在表演完这些出彩的细节之后，电视剧却忘记了最起码的基于现代精神的批判。殊不知，在现代社会，雍正的那一套怎么说也不再值得提倡。《康熙大帝》在表现康熙治政、平乱、统一的历史功绩时，也采取仰视的态度，缺乏必要的审视意识。平定蒙古葛尔丹叛乱时，康熙先用送公主和亲的方式对葛尔丹进行安抚，待到时机成熟却立即与其生死决战。公主一生幸福这样关乎个体全部意义的大事，则被当作政治棋局中的一颗棋子，剧中对之甚至缺乏基本的怜悯之心。主题歌“我好想再活五百年”对康熙毫无保留的赞赏，更是早已为人们所诟病。原著作者二月河谈及自己的创作感受时曾说到：“我为什么把康熙、雍正、乾隆组成一个系列，而且称为‘落霞系列’，一方面是展示了国家很绚丽、很灿烂；另一方面，就是说太阳要落山了，黑暗就要来了。”（注：李海燕、谭笑：《晚霞璀璨，黑暗将临——二月河谈他的“落霞”系列小说》，《东方》2000年第4期。）对比一下改编后的电视剧，我们不难发现，电视剧很好地表现了原作中的“绚丽”、“灿烂”，而其“落山”、“黑暗”的侧面，则被置于次要的地位，甚至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还有一些影视剧为了突出视觉效果，往往喜欢将血腥、恶心的细节、场景描绘得非常细致逼真，场景的表现上显示出自然主义的表现倾向。这些内容虽然与作品主题略有关联，但毕竟是些不那么美好的东西。如果未能把握必要的分寸，缺乏艺术的提炼，就难免“嗜丑”之嫌。电视剧《盲井》就大量充斥着拐骗、杀人与嫖娼的镜头，而且多半是长时间的特写。这些内容当然也是需要的，但大肆渲染毫无必要。至于有些作品有意加入与主题没有多少关系的对“丑行”的展示，那就明摆着是对“丑”的迷恋了。影视向着历史与现实的“阴暗”邃道进行疯狂的挖掘，却忘记了挖掘本身的意义，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深感遗憾的。
再次，以完全人性化和充分世俗化的名义，对正面人物、英雄人物进行低化、矮化，以至人性化与世俗化泛滥无度，也是近年影视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不少的“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就存在这种“丑化”英雄主人公的弊端。给英雄人物加上多角爱情纠葛啦，增加些流氓气和匪气啦，尽量展现其凡夫俗子与卑微猥琐的一面啦，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这样人性化与世俗化的逻辑基点在哪里，在影视中却根本找不到答案。结果，往英雄人物贴上去的所谓“人性化”的标签，与人物原有的性格内核格格不入：爱情故事不但未起到丰富人性的作用，反而钝化为对人物英雄性格的硬性稀释；流氓气、匪气与英雄气强行混合在一起，使得人物性格发生严重的畸变与分裂；刻意虚构英雄人物卑微猥琐的一面，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改编剧《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就被描述成一个貌不惊人的伙夫，作风懒散，而且还与女人有一腿，“槐花”是杨子荣未过门的媳妇，座山雕的儿子还是杨子荣和初恋情人的骨肉，等等。昔日英雄人物似乎更有“传奇”色彩了，但“传奇”色彩增加的同时，英雄所应有的崇高道德与人格光辉却消失了。换句话说，改编后的杨子荣只能算是“传奇人物”，而不再是“英雄人物”。此外，《红色娘子军》被改编成青春偶像剧，《烈火金刚》也变成了中国版的《加里森敢死队》。此中情形，不一而足。“红色经典”作为中国人民对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人物的集体缅怀，已被蒙上神圣化的色彩，它是一代人心底深处的青春理想与珍贵回忆。因此，在改编中采用“审丑”的策略，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误区。改编者的本意是通过改编拉拢英雄人物与现代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但是由于未能沿着原有人物的性格逻辑去加以丰富、发展，添加上去的内容不同程度上溢出了限定性的“性格河床”，这就必然会事与愿违，形成“丑化”正面人物与英雄人物的实际后果。很显然，其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创作主体审美意识本身的“嗜丑”倾向。
二
影视作品“嗜丑”现象的大量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创作主体审视意识的匮乏。
创作主体思想穿透力不够，对表现“负面人事”的题材缺乏总体驾驭能力，这是引发“嗜丑”嫌疑的首要原因。近年来的影视剧在“非丑”与“丑”的总体区别与把握上，往往无力把握分寸感。进行具体的细节展示时，则错误地将“暴露无遗”当作“深度发掘”，结果自觉不自觉地滑落到了自然主义的表现误区。影视剧创作主体的观点、倾向贯穿在连续不断的镜头语言中，而那些镜头如果是一连串的对于历史、社会与人性的阴暗面的描写，对其批判、反思的镜头却分量不够、力度不足，那自然难以达到预定的主题表现效果，甚至事与愿违。许多帝王戏在表现“帝王伟业”时，就是因为把权谋当作封建帝王达到开疆拓土、整饬吏治的历史政绩必不可少的手段，而造成了对权谋文化这种历史性的糟粕本身，也不加区别地顶礼膜拜。吴晗有一句名言：“分寸就是历史主义。” （注：鲁煤：《吴晗同志谈历史剧》，《戏剧报》1961年9-10月合刊。）历史题材影视剧在表现过去人事时，如果未能把握好必要的分寸，为了“真实”地表现历史，连那些对现代观众有害的内容也不加删减地搬移到剧中，就很容易滑入到“嗜丑”的误区。试想，如果创作主体自身的思想就处于贫弱的状态，没有犀利的穿透眼光，连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在与“负面人事”的“思想对话”中处于下风，又怎么能在剧中建立起有效的维护正义与道德的内在逻辑，又怎能表现出深刻的思想主题呢？
也正是因为缺少有穿透力的思想眼光，在传承革命传统精神时出现不必要的偏差，导致了近来“红色经典”改编剧不时出现的丑化英雄人物的弊端。类似于《林海雪原》塑造杨子荣形象上的偏失，不能仅仅简单地看成是“借‘红色经典’的声誉牟取暴利” （注：仲呈祥、周月亮：《经典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之道》，《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的失误，关键还是改编者对于个性化、世俗化的艺术手法缺乏深刻的理解。虽然“时代的变异使我们越来越倾情于个性化的英雄与个性化的艺术”，（注：彭加瑾：《“红色经典”改编似一把双刃剑——兼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文汇报》2004年2月3日。）但人性化毕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必须要掌握好其中的“度”。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袁军就简单地认为：“是人就会有人该有的特征：吃喝玩乐、喜怒恩怨、七情六欲……”（注：白宙伟：《新版<红色娘子军>不避讳谈感情》，《北京晚报》2004年3月18日。）从抽象的人性论来观照人，好像只有写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这才抵达了形象的“本真”。其实际结果“只能是导致人物脱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具体的情境而成为抽象的流于苍白、无力的概念化的人。” （注：彭文祥：《“红色经典”改编剧的改编原则与审美价值取向分析》，《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其实，“红色经典”改编剧真正的难度仍然在于创作主体有无深度的审视意识，有无强有力穿透性的思想眼光。著名评论家雷达一针见血地指出，“红色经典”改编剧“人物处理上的得失只是表象，争论的实质牵涉到对革命传统、现代史和党史的重新评价问题，这是颇为复杂的，这也是真正的难度所在”（注：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文艺报》2004年5月25日。）。换个角度来说，只有牢牢地把握好英雄人物所负载的传统精神价值，在此基础上作适度的性格丰富与关系发展，才不至于扭曲乃至丑化原有的英雄人物形象。
将现实生活中的“负面人事”搬上荧幕时缺乏必要的精神距离，思想高度不够，这是影视剧步入“嗜丑”误区的又一重要原因。现代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违法犯罪、偷盗拐骗、婚外恋等不良社会现象确实存在，这给影视剧提供了较为丰富、生动的创作题材，也是“负面人事”大量出现于荧屏的社会原因。黑社会势力猖狂，相应地出现了“反黑剧”《绝不放过你》、《预谋》；婚外恋有蔓延趋势，《手机》、《一声叹息》就此加以艺术的反应；有行骗的、偷盗的、杀人的，《冬至》、《天下无贼》、《盲井》等分别对之进行写照，等等。但是仅有题材资源是不够的，对之审视的思想理论资源也必不可少。但是现代社会的转型还远未完成，新型的理想与价值体系尚处于艰难的探索过程，从短时间来看，社会道德、伦理、价值、秩序面临着失范的尴尬。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审视的精神立场及其思想资源事实上处于悬置状态。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近年来的影视剧中，就是解决问题方法的概念化、空洞化。结果，“反腐题材”影视往往依赖公正廉明、洞察秋毫的“某高官”；贺岁片中的“班主任式教导”也显得空泛和无力，比如《一声叹息》，就只能以一声无内容的“叹息”来草草收尾。
表现“负面人事”的影视剧其实在使用一把“双刃剑”：如果把握到位，可以将现实中的生动案例转化为动人的影视作品；如果艺术境界与审视高度达不到要求，很容易引起“嗜丑”的弊端。而且，正因为取材于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其解决方案还未完整地浮出水面，创作主体就越是要提升自身的精神立场与审思高度，这样才能与影视题材自身拉开距离，才能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丑”转化为艺术的“美”，并引发观众的道德警思。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的影视剧未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不少作品长于生动的情节表现，却弱于富有精神高度的观照与审视，紧贴生活真实之际，难有思想高度的腾空，结果，暴力、情色等等充斥着影视画面，甚至连某些影响巨大的剧作也不能幸免。《中国式离婚》、《孔雀》、《青红》等一大批作品都长于卑弱、阴暗和琐碎人性的展示，而短于对“丑”深处内因的开掘；更多的是对社会人性触目惊心的变异和扭曲以“零度感情”进行叙述，现代性的哲理思考与批判显得相当稀薄。事实上，上述几部还是普遍被看好的，其余的快餐式、平面化的“揭短”作品则更加可想而知。仔细探究，创作主体为题材客体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所困，未能有效地拉开主体与题材之间的审视距离，实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影视剧与观众之间的审美趣味与欣赏品位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也是造成当前影视剧审视意识匮乏的重要原因。从影视消费机制看，观众成为这个时代影视消费中的“上帝”，他们兜里的钱与手中的遥控器掌控着票房与收视率，但大量的普通观众往往缺乏精神难度较大的审视意识与审美诉求。而且，现代观众进行影视观赏普遍抱着消遣的态度，节奏紧张的现代生活也使人们倦于停下来细细思考。追求“过瘾”、“刺激”而不在乎影视景观背后的深意，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观众的这种欣赏口味与影视制作的迎合走向互相呼应，导致了影视制作集体“低走”状态的形成。贺岁片那种“损人”与“自损”式的搞笑，不仅低级得可以，而且深陷“现丑”陷阱而不自觉。但我看来，贺岁片真正在乎的是那些赖以创造票房神话的“卖点”。《手机》与《天下无贼》吸引观众眼球主要就是那些展现“丑”的情节：《手机》中的男人在婚外恋中与老婆斗胆斗智，监控与反监控；《天下无贼》中精彩绝伦的扒窃手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行规”，让人初听不知所云的黑话，等等。除了这些精确的展示外，还剩下些什么呢？主体的哲理反思是那么贫乏，完全成为其推销社会丑恶现象的“遮羞布”。就人的本性来说，对阴暗面的“窥视欲”确实有其刺激性，写“非人的一面”也许更具挑逗人的力量，这就是影视制作人自愿在“嗜丑”误区自我迷失的根本原因。反过来，当观众的欣赏品味在影视的迎合下变得恶俗不堪时，影视也变得别无选择，似乎加大“丑”的力度和增加“丑”的密度，才是“最佳”的出路。二者之间因而形成了一种审视意识匮乏的恶性循环。
影视剧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娱乐、消费文化。但这并不是说影视剧就不需要艺术品位和思想高度，恰恰相反，时代要求影视剧提供更多更好的娱乐、消费的精神食粮。尤其是作为对于国家、民族精神文化血脉的传承，影视剧更应该体现出高雅的趣味，对于人性化、世俗化的理解不能失之偏狭。真正的艺术“审丑”，是深层次地发掘出丑恶现象的内在缘由，刨开“坏种们的祖坟”（鲁迅语），使观众对之发出会心的笑声。所以，当前影视剧创作中这种因主体审视意识匮乏而在“审丑”误区迷失自我的状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因为它决不是民族文化雄健发展所应有的审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