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人”的认识一直是哲学上的重要问题，从雅典德尔菲神庙门楣上“认识你自己”到马克思，对“人”的讨论成为哲学史中永恒的话语。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现实的人”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马克思由旧唯物主义向唯物史观转变的标志，“现实的人”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认识；人；唯物史观
“人”的问题一直是思想领域经久不衰的课题，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就开启了对“人”的研究，形成了多种话语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同样扎根于这一传统。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思想，标志着马克思由旧唯物主义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一、对“人”的认识的滥觞
人类早期文化的特点是巫史不分，对于“人”的最早思考，最为著名的是古希腊雅典神庙里的“认识你自己”的神谕箴言，此时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鸿蒙时代，是对“人”的问题的懵懂思考，充满了原始的朴拙。在文明相对成熟的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早期思辨性质的思想。苏格拉底的人学思想突出了人的主动性，淡化了人对神灵的依附性。苏格拉底认为，人由神灵产生，灵魂和肉体的结合形成了现实中的个人。其后，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1]（111），对“人”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进一步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毕达哥拉斯的“心灵论”等一系列学说充满了自然人性论色彩，基本上是从个人出发，很少关注人的社会生活。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人具有了更多的社会色彩，他将人定义为“高级的政治组合”[2]（9），提出“人是城邦动物”[3]（115）。
中世纪时期关于“人”的问题的认识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人被认为是依附于神而存在的，人存在的价值体现在神的恩惠与救赎，“从人与上帝的关系中来审视人性，强调上帝对人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服从上帝的意志，用灵魂统辖肉体，被看作是人性的本质规定及其行为规范”[1]（442）。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挖掘古希腊关于“人”的思想来反抗神权，强调人的尊严，反对神的绝对权威，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进行转变，这种转变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时代诉求，开创了对“人”自身认识能力的深层探索，所张扬的“理性”成为与神权抗争的论据。但对“理性”的探讨不够深入。在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那里，“理性”的大旗进一步被高高举起，人的主体性得到更多的张扬，但还没有超出抽象的“人”的范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人在社会生产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本质的研究领域在扩大，有更多深层的问题需要解答。
通过采访，我们欣喜地看到，忻州市无论对老干部工作的理性思考、总结探索，还是主动作为、创新实践，都令人耳目一新，感受颇深。正如中组部老干部局副局长杨保平调研忻州老干部工作时指出的那样：忻州老干部工作创新很多，特色鲜明，实施开展的“人生设计”“精神富养”“乐龄行动计划”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契合中央倡导的“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精神，体现了工作的前瞻性和实效性。忻州的硬件条件不是最好的，但整个工作得到了老同志的普遍认可，工作成效非常好，可以说工作做的是最好的。忻州的思路和做法，是贫困地区做好老干部工作的一个贡献和一种引导。相信今后忻州的老干部工作一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梳理哲学史上对“人”问题的探索历程可以发现，人在社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就越是深入。如黑格尔指出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是对时代的实质的知识”[4]（57）。 “人”问题的探索史是“人”在物的生产中所表现出的主动程度的不断彰显，各种隐性的或显性的话语都面临着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问题。在抽象“人”的范畴内，人的主体性被弱化，人的存在依附于其他绝对而存在，人的现实性被淡化。在具体“人”的范畴下，人具有了唯一性，通过对个人能动性的强调来提升人的主体性。马克思针对旧唯物主义人学思想的种种缺陷，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的问题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比以往所有理论更高的话语层次。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人”的论述话语路径
与以往其他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对实践的重视。《德意志意识形态》将人定义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认为人为了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而进行的行为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这一点来讲，马克思已经超越了以往“自然人”的局限，他笔下的“人”是以自然存在为基础，却具有生产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人。人既是一种肉体组织，又是具有个体意识的主体。不论是原始时期的采集经济，封建时代的农耕经济，还是工业时代的商品经济，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已经获得满足的需要又会引起新的需要[5]（17）。这种持续不断的实践活动既保障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又反过来影响人的发展。人在实践中产生的需求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的利用率，医疗技术的进步提升了人的存活率和人口质量，人口急速增加，进而产生更多的需求，引发更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又是粮食消费大国，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农业更是基础，粮食的产量与质量等现实问题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粮食检测过程中寻求有效的检测措施至关重要，现有的传统的粮食检测技术需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得不到有效的检测效果。而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出现与普及给粮食检测带来更高的效率与更好的效果，相关人员对这种检测技术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与研究，近红外光谱技术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在我国得到了普及，促进了粮食检测的发展。
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型聚酰胺材料的后桥变速箱横梁是康迪泰克振动控制业务单元研发并投入量产的又一款轻量化产品，也是全球第一款聚酰胺材料的后桥变速箱横梁。这款产品的重量比原状态的高压铸造铝合金产品减轻了约30%。与此同时，该产品完全满足强度和疲劳要求，在整车上有效减小振动和降低噪声，并且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碰撞保护水平。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实践的重视
《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的问题的基础[5]（11），从而与历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所有思考划清了界限，由抽象“人”转向了现实“人”。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那里，所有关于“人”的思考都是建立在神或者一种绝对概念的基础之上，尽管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在超越绝对概念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对“人”的认识仍然不够彻底。
马克思认为，人的意识可分为两个阶段，最早是原始时期纯粹动物式的意识，随着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意识与现实生活的交流层次发生变化，意识成为现实的想象，这两个阶段都是由社会存在所引起，即由物质构成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社会意识，人实践活动的过程是不断认识和改造社会存在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有生命的个人是人存在的基础，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人与有生命的其他存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与自然界其他有生命存在物的区别在于与自然界的关系。他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5]（11）人具有主动意识，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同于其他有生命存在与自然界关系的地方是，人与自然界不是简单的相对输出与输入的关系，而是通过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意识去感知和影响自然界，“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11）。 在另一篇著作《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做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性自由社会。“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107）这种划分囊括了人类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个体具有自身的生理特性，同时受到自然界如“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这一点唯物主义各流派和马克思是一致的[5]（11）。但马克思未停留在这个认识水平上，他将拥有个体特征的人放置于历史发展和现实活动中去考察，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5]（11），强调人在现实生活中首先需要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譬如说衣食等，在拥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人的进一步发展。人一旦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即表明人已经步入生产活动，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新的需要，生产范围不断拓展，进而产生更多种社会关系，推动历史不断前进。
对实践的侧重使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实践活动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践不仅是前提，也是中介。《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即强调了人是从事生产实践的人。在绝对自然人的阶段，人单纯依附自然，人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而在从事实践活动之后，人这个肉体组织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去改造自然，为自身创造更加有利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此时人便具有了主体性。一个原始人为躲避雷雨而逃入天然洞穴和利用工具来改造洞穴环境，其意义是绝对不同的。并且“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37）。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人”的论述的影响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是马克思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中现实和历史的分离，人作为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体，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础。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论断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线索：所有的人学理论都受神或者类似于神的绝对存在的支配，如说希腊的“神人”，黑格尔的“思辨人”等，直到近代费尔巴哈的“类”的思想，施蒂纳的“唯一者”理论等，这是西方哲学传统和宗教思想混糅的结果。
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论断汲取了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思考的合理成分，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关于“现实人”的论断的形成是批判旧时代人学思想的结果，是对人类思想精华的总结，由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系。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1 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耿洪江．西方认识论史稿[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9）02-0007-02
收稿日期：2018-06-22
作者简介：赵可达（1993-），男，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