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私人图书馆的现状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景论文,私人论文,现状论文,民间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1 引言
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公共图书馆制度在中国内地逐步确立，私人创办的开放性公益图书馆开始出现。尤其义和团运动失败，清廷被迫开启新政之时，东南各省的开明缙绅乡贤兴新学、育乡才，集资建设面向民众开放的新式藏书楼蔚然成风，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安徽省安庆府守方连轸、怀宁县前任县令姚锡光等捐银成立的“安庆藏书楼”，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绍兴乡绅徐树兰独资兴办的“古越藏书楼”等，都是面向社会开放的私立藏书楼。
进入民国时期，许多实业家、海外华侨、学术文化名人兴办了一批高质量的面向社会开放的私人公益性图书馆，并且弃藏书楼之名而直接称之为图书馆。例如1912年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的南通图书馆，1915年“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荣德生在无锡捐资创办的大公图书馆，1923年梁启超在北京创设的松坡图书馆，1925年香港同胞冯平山在广东新会建立的景堂图书馆，1925年菲律宾华侨司徒懿慈等司徒族人在广东赤坎捐资建成的司徒氏通俗图书馆，1939年叶景葵、张元济、陈叔通等成立的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耗费巨资，藏书多者甚至超过10万卷，其质量也超越了当时的大多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还有一些私人团体或机构的图书馆也兴盛一时，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本馆内设立的东方图书馆（1904年设涵芬楼，1924年更名东方图书馆并向社会开放）等。据许晚成等在1935年的调查，当时全国有2520所图书馆，其中公立图书馆2005所，私立图书馆515所，私立图书馆占图书馆总数的20%[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私有化的全面取缔，公益性的私人图书馆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历史而销声匿迹。至今，人们看到的也只是那些私立图书馆的旧址，它们在那里默默地证明着过去曾经发生的某种事实。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个体即私人创办的公益性图书馆也开始零星出现。进入21世纪，民间底层增加了更多的公益性私人图书馆，它们馆舍简陋、规模不大，大多数甚至只能称作图书室，而且主要分布在农村。这类图书馆的主人并不富有，他们节衣缩食维持图书馆的运行，免费向孩子或社区群众开放。这些图书馆就像一粒粒火种，点燃了孩子们、村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为了追寻这些办馆主人的事迹，了解私人图书馆的整体概貌，我们在2008年创办了一个网站——“文化火种寻找之旅”(http://kindling.im.pku.edu.cn/)。目前该网站已经通过各种媒体报道收录了200多个这样的图书馆。2009年8-11月，我们对这些图书馆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通过网站资料与调查数据，我们对这些公益性私人图书馆的状况有了深入了解。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基层个体图书馆现象的一个解读，力图说明它们的存在状况与发展前景。
2 私人图书馆的数量与分布
我们将“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所收录到的211所公益性私人图书馆（截至2009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私人图书馆），按照数量频次、城乡区别以及贫困县隶属等划分方法，将数据进行了整理见表1。
2.1 私人图书馆的各省分布状况
利用SPSS软件进行频次描述分析，得知表1中全国私人图书馆的平均值为11，中值和众值均为10，标准差为7，整体上呈现正态集中分布。表1数据显示：①超过及达到平均值11的有山西、河北、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等8个省份，而这8个省份并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说明私人图书馆数量的多少，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一种弱关联关系。②低于平均值11的有江西、黑龙江等17个省、市、自治区，这些地区的私人图书馆数量不多，而且有的地区较发达，有的地区很落后，这也说明私人图书馆数量的多少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一种弱关联关系。③还有7个省、市、自治区目前还没有数据，这是因为各种新闻媒体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与披露。
2.2 私人图书馆的城乡分布状况
表1数据表明，基层私人图书馆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211个私人图书馆分布在农村的有188个，占总数的89%；而分布在城市的只有23个，仅占总数的11%。这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私人图书馆主要兴起于农村。它反映出的一个倾向是：越是公共图书馆服务薄弱的地区，民间私人图书馆受民众自身重视的程度就越高。比如中国三个主要的直辖市上海、天津和北京，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较强，因此基层私人图书馆的数量很少，其中上海市和天津市本网站没有收录到数据。还有，国定贫困县私人图书馆的数量有42个，占总数的20%，这也从侧面表明，基层私人图书馆的兴起与当地农民对知识重视的观念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点在下文中还将进一步印证。
3 创办人的身份、年龄与文化程度
为了避免新闻媒介报道的失真性（如夸大事实）和事实数据的非完整性，我们于2009年8月对“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中的数据进行甄选，选出有确切邮寄地址的私人图书馆188所并邮寄调查问卷，以了解这些私人图书馆的各种数据和生存状况。截至2009年12月25日，共收到88封回函，回收率为46.8%，其中有效问卷86份，有效率为97.7%。这些回函来自全国23个省或直辖市，有的回函不仅返回有问卷，还附有长信讲述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经历与他们的各种愿望。
3.1 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身份特征
对回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身份主要集中在三大类：农民、退休人员、有职业者（见表2）。农民指的是具有农业户口并在农村谋生的人员；退休人员指的是退休以后领取退休金的人员；有职业者是指从事某种正式职业并以其谋生的人员，包括乡镇干部、医生、乡村教师、邮政投递员等。
山东省邹平县码头镇田家村农民毕务祥用收旧书得来的8000多册书于2003年创办了乡村图书室；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台乡岭西村二组的王朝印拿出攒了多年准备盖房的钱于2005年创办了“土台乡岭西村农民读书室”；河北省正定县新城铺镇北辛庄村农家妇女石洪波自筹6000册书，于2007年在自家杂货店里办起了“农家女书社”；河南省伊川县高山乡王忠洼村村民刘轩锋自购800多册图书于2009年为留守儿童办起了图书室等等，这些属于热爱阅读的农民自办起来的乡村图书馆。
山东省临清市青年路街道里官庄北村的退休教师李凤翔利用自己收集的上千册图书与几百幅字画于2003年创办了乡村图书室“痴心斋”；新疆吐鲁番市葡萄乡巴格日村阔朗一巷58号的退休教师努尔丁·沙塔尔利用自己三十年来收集的图书于2008年创办了农家书屋等，这都是退休职工自办的免费服务的图书馆。
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宣传干事孙衍吾于1980年在多校村创办了“知海书屋”；山西省永济卿头镇乡村教师杜德建于1981年创办的家庭图书室；山西省忻州市国土资源局职工崔文俊于2000年创办的“家庭图书阅览室”，则属于有职业者自办的图书馆。
退休职工在民间基层私人图书馆创办人中所占比例较大(40.7%)，是因为他们大多从事文教事业，文化素养高、社会见识丰富，对知识的作用有着较深的认识。许多城镇退休的老龄人口出身于农民，曾在农村环境中长大，他们对家乡故里有着很深的感情，退休后就回到农村。他们有造福乡里的愿望，生活有保障，日常时间充裕，再加上视野开阔，看到乡村民众没有书读，业余时间无所事事或打麻将、赌博，于是许多人就办起了图书馆，吸引民众阅读书籍。
3.2 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年龄，文化程度
利用SPSS软件对回收问卷中基层图书室创办者年龄进行分析，发现图书馆创办者的年龄频次主要集中在55-40岁和65-80岁（见图1）。
图1 私人图书馆创办者年龄分布
图1中的私人图书馆创办者年龄均值约为59岁，中位值为58岁，众值为55岁，符合正态总体分布。在统计中，退休人员的平均年龄为73岁，农民的平均年龄为51岁，有职业者的平均年龄为50岁。这些私人图书馆的创办者文化素养即受教育程度见表3。
表3数据表明，私人图书馆创办者的受教育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有职业者（高中以上占100%）、退休人员（高中以上76.4%）、农民（高中以上52.3%），从总的情况来看，私人图书馆的创办者总体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65.9%）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2008年我国高中以上人口只占20.39%[2]）。
4 私人图书馆的现实条件
馆舍设备、文献资料、经费、人员是图书馆构成的要素，也是私人图书馆存续发展缺一不可的现实条件。
4.1 私人图书馆的馆舍设备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2.6%的私人图书馆拥有独立空间，17.4%不拥有独立空间。有独立空间的图书馆中不乏新建筑，如山西省祁县农民权勇办的“权勇文化大院”中的农民书屋；有的馆舍是临时租借的，如四川省巴中市恩阳镇农民陈光伟的“光伟图书馆”等。
馆舍面积上，最大的2200m[2]，最小的面积仅15m[2]，面积大小差距很大，而且有77%的基层图书室面积低于100m[2]。同时本次调查发现，没有独立空间的私人图书馆面积最大的为120m[2]，而最小的16m[2]，它们总体上要低于拥有独立空间的基层图书室。
设备上，每个私人图书馆都有供藏书、阅览使用的书架、桌椅等，但是电脑普及程度却很低，其中没有电脑的图书馆48个，占总数的55.8%；有1台电脑的图书馆19个，占总数的22.1%；有多台电脑的图书馆19个，占总数的22.1%。有的图书馆虽然有一两台电脑，但是因为坏了无力维修，事实上也等于没有电脑设备。
4.2 私人图书馆的文献数量
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多寡不均，藏书数量在1000册及以下的占5.8%，1万册及以下的占70.9%，藏书量均值为11415册，而中位值为6030册，众值为1万册，标准差13432册。这些数据表明私人图书馆的藏书离散程度比较大，藏书分布极不均匀。藏书最多的为8万册，而藏书最少的仅305册。有的甚至只有报刊而无书，如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蔗棚村10组的陈秋生创办的农家书屋，只订报纸和杂志而未收藏图书。
私人图书馆的期刊藏量也有很大差异，最小值为5册，最大值达到3万册。其中100册及以下的占17.8%，1000册及以下的占49.3%，达到或超过1万册的占到8.2%。期刊收藏量的均值为3026册，中位值为1027册，众值为2000册，而标准差为5204册，表明私人图书馆期刊藏量的分布极不均衡。
私人图书馆光盘或磁带数量整体上偏少，没有收藏光盘或磁带的占24.4%，光盘或磁带总数不足100盘的占52.3%，磁带或光盘总数高于600盘的仅有7%。私人图书馆收藏的磁带或光盘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936盘，均值241，中位值68，众值为0，标准差为699。表明基层图书室数字资源发展不均匀，整体上比较薄弱。
4.3 私人图书馆的经费
由于私人图书馆的经费与创办人的收入状况成正比关系，所以能够保障经费来源的图书馆，其创办人主要由收入稳定的退休人员和有职业者两个群体组成（见表4）。
利用SPSS软件对表4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系数为0.712(p＜0.01)，这表明创办者身份与个人收入状况存在着强相关关系。上文提及的退休职工在民间基层私人图书馆创办人中所占比例比较大(40.7%)，这不仅与其文化素养高有关系，也和这一群体的稳定收入有关系。有的退休职工尽管收入菲薄，但仍能节衣缩食，挤出一些资金办馆。如湖北省浠水县洗马镇羊角村一组的退休教师汪新民，他所创办的图书馆叫“农家书屋”，他的每月退休工资1120元，虽然妻子患高血压病、风湿病，但他仍要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抽出40%来购书支持图书馆的运行①。
另外，有55.8%的私人图书馆能够得到一些基金会或其他民间组织、村镇政府乃至公共图书馆的资助。但收入稳定的群体所办图书馆获得的社会资助与收入不稳定的群体所办图书馆获得的社会资助，在资助数量上没有明显差异。社会各界对私人图书馆的资助，有的是提供资金，有的是赠送书刊，有的是赠送电脑等设备。
4.4 私人图书馆的管理人员
私人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主要是创办者自己，很少有委托管理的。退休职工有较充裕的时间来管理图书馆，而农民或有职业者通常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图书馆。只有创办者收入丰裕或无暇顾及，才有可能招聘他人做图书馆管理服务人员，如广东省罗定市素龙镇思围村的欧清楚等四兄弟出资创办的云煜图书室（2004年），专门聘请了欧家儿媳妇梁周芳进行专人管理；重庆市万州区熊家镇谭明海创办的金龙文化大院（2006年），也聘请了专人管理自己的图书室；中国图书馆学会前秘书长刘德元退休后在家乡建起了“爱乡图书室”（2003年），每年专门支付工资聘请人员管理自己的图书室；海军某部驻京青年军官崔兵在家乡河南商丘永城市太丘乡吴圩村崔庄创办的“水兵爱心农家书屋”（2007年），日常借阅管理也是由家人承担。
5 私人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
5.1 私人图书馆的书刊管理
调查发现，私人图书馆的藏书都比较实用，种植、养殖、农牧业加工、文艺、经济、法律等类的书籍是农民比较欢迎的书籍。95.3%的私人图书馆采用分类排架，4.7%的未采用分类排架。当然这种分类排架大多没有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而是比较随意，如按照经济、政治、文艺、历史、法律、种植、养殖、儿童读物等类目来分类陈列图书。尽管这种分类排架并不科学、精细，但此种土方法在管理私人图书馆（尤其是家庭图书室）时却十分有效。
许多图书馆注意到了区分管理图书和期刊，79.1%的私人图书馆将图书与期刊分开排列，20.9%的私人图书馆采用的是图书与期刊混排。
在书刊出借上，90.6%的私人图书馆采用了借阅登记的方式，只有9.4%未采用借阅登记。有些私人图书馆开始末采用借阅登记的方式，但因书籍丢失严重，后来也采用了借阅登记，使得图书丢失的情况有所减少。
5.2 私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
通过分析网站资料以及调查问卷，私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大体如下：①每天坚持开放的占72.9%；②一周中固定某一天或某几天开放的占21.2%，如退休教师王亚萍创办的“宁波市青少年希望书室”，平时逢二、六开放，寒暑假逢二、四、六、日开放②；③仅在节假日开放的占5.9%。
私人图书馆每次的开放时间，最短的为每次2小时，最长的为每次18小时，均值为8.15小时，中位值为8小时，众值为12小时，标准差为3.37小时。
此外，将私人图书馆开放时间所采用的方式（每天开或非每天开）与每次开放时间长度采用独立样本t值检验，我们发现如下规律：在每次开放的平均时间上，每天都开放的图书馆的开放时间要长于非每天开放的图书馆的开放时间（t=3.460，df=37.492，p＜0.05，见表5）。
其中，每天开放的图书馆每次开放的平均时间为8.85小时，固定一周中某天开放的图书馆每次开放的平均时间为6.39小时，节假日开放的图书馆每次开放的平均时间为2.50小时。有的私人图书馆并不拘泥时间，如湖南宁乡县道林镇汤家塘村廖仁章、陶楚宜夫妇于1998年创办的“沈家巷图书文化室”虽然每周二、四、六开放，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借书。清晨有学生来喊门，夫妇俩总是迅速起床为孩子们办理借书登记；有时晚上刚睡下，有人要借书，他们也是热情接待；吃饭时候来了借书的，他们总放下饭碗，生怕耽搁了人家的时间。文化室成立3年间，接待读者上万人次，读者群已辐射到四五个乡镇，给偏僻的小山村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氛[3]。
5.3 私人图书馆的借阅服务
在借阅人次上，各私人图书馆的差异也很大。问卷调研发现，23.7%的图书馆年借阅人次在500次及以下，42.1%的图书馆年借阅人次在1000次及以下，64.5%的图书馆年借阅人次在2000次及以下，81.6%的图书馆年借阅人次在5000次及以下，年借阅人次在1万次及以上的图书馆只有10.5%。私人图书馆年借阅人次的平均值为3316人次，中位值为1289人次，众值为333人次，标准差为4753人次。标准差高于平均值，表明私人图书馆的年借阅人次比较分散，其最小值为20人次／年，最大值为21000人次／年。
问卷调查还显示，有74.4%的私人图书馆是等待读者上门借阅图书，采取的借阅服务方式是传统的到馆服务。不过，有93%的私人图书馆创办者主动为读者推荐好书。私人图书馆的主人往往是本社区居民中的一分子，他们了解基层民众所需要书籍的信息，与社区居民沟通更容易，因此其推荐好书的服务比传统公共图书馆推荐好书的服务更具有优势。此外，私人图书馆的服务大多热情周到，有的备有开水、雨伞，有的赶上吃饭时间还免费招待读者吃饭。
6 私人图书馆的办馆特色
6.1 办馆方式讲求实际而凸显个性化
私人图书馆大多是创办人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建起来的。如浙江退休小学教师王华炎、庞汝勋，湖南退休教师戴见尧，重庆退休教师伍义，他们利用自己数十年从教经验，分别自费创办了针对孩子们的少先辅导员之家（1997年）、南山少儿图书室（2001年）、家庭图书馆（1997年）、春蕾图书室（1992年）等；安徽有农技特长的农民姜轩发办的文化科技站（1996年），浙江退休农业技术员占水杰根据自己特长办的科技文化图书乐园（2007年），河北迁安市赵店子镇沟南庄村棚菜种植能手凌淑东办的“星星火”图书阅览室（2003年），他们在办馆中都发挥了自身专长及知识素养的优势。
在馆舍选址设置上，有的私人图书馆设在家里，如江西南昌扬子洲庙后村退休老人陈人愿办的乡村图书馆（1980年），就在自己居住的老宅里，客厅就是阅览室[4]；还有的设在小卖部里，如河北正定县新城铺镇北辛庄村女村民石洪波办的“农家女书社”（2007年）就位于她所开的杂货店的里屋，面积有25平方米，藏书6000余册，室中摆放着阅览桌及电脑，环境雅致干净[5]；还有的设在医务室里，山东枣庄市齐村镇柏山村乡村医生曹栋宜的“农民书屋”（2007年）就设在村“新农合”的卫生室里，农民可以边打针输液边看书刊③。这些图书馆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方便群众的原则，受到民众的欢迎和好评。
6.2 服务方式讲求有效而凸显灵活性
农村私人图书馆服务内容普遍存在多元化现象，例如湖南省望城县龙莲村文见翔将自己的科普图书站与村广播站办在一起，借阅书刊的同时，也利用广播传播农技知识，村子方圆1.5公里的范围都能听到他的广播[6]。安徽省黄山市三口镇农民姜轩发办的农民图书室经常搞各种宣传、展览，从1996年3月至2007年11月，共编出各类宣传栏1268期，图片展192次，小型摄影美术展28次，对外借书达23844人次。此外，姜轩发还为乡里调解纠纷，AI写作书信、诉状、协议书等，就连孩子家长们都说：“孩子去老姜那儿玩，我们最放心，既能学知识，又能学做人。”[7]黑龙江省肇州县永胜乡胜利村张恩屯韩学琴老人的“韩家书屋”在免费借阅书刊之外，还开展书法、绘画、剪纸等才艺比赛以及卡拉OK演唱，举办生产小技巧、生活小窍门等生产生活技艺擂台赛，组织村民进行争创文化中心户、科技示范户、特色种植户、养殖专业户、精神文明户等评比活动[8]。
尤其是在近年新农村建设中，许多乡村的图书馆正逐步向多功能的“文化大院”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苍湾村农民李成林多才多艺，将2000年创建的自家农家书屋逐步发展为占地600m[2]的文体大院，组织筹办了数届农民篮球运动会。现在全村4800多人，每天都有四五十人到文体大院活动[9]。广东罗定市素龙镇思围村村民欧清楚四兄弟集资13万元于2004年兴办的“云煜书室”也是一个多功能的文化大院。该书室上下两层约有280m[2]，门前有篮球场和乒乓球场，一楼娱乐室有各种乐器、道具、表演服装和象棋、扑克、麻将等娱乐设施，二楼阅览室和藏书室中藏书5000多册、杂志报纸几十种，并有一些名人字画。书室免费向群众开放，周边许多村民一有空闲就跑到这里吹拉弹唱、读书看报、健身娱乐。成立4年接待读者8000人次，创作排练节目100多个，直接参与人数2000多人次[10]。此外，山西省祁县丰泽村农民权勇的文化大院、重庆市熊家镇农民谭明海于2006年创办的“金龙文化大院”、吉林省东丰县南屯基镇北屯基村农民张崇安于2008年创办的“张家文化大院”等，都是当地知名的文化大院。文化大院目前正在基层农村逐步发展起来。
7 私人图书馆的发展前景和存在的瓶颈
7.1 私人图书馆的发展呈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私人图书馆出现的数量总体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以“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收集的数据为依据，我们看到1980年以后，除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外，私人图书馆的成立数量在不断上升（见图2）。
图2 1980年以来私人图书馆成立数量
我们相信未来民间的私人图书馆还会不断涌现，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会有很大提高，甚至有可能出现类似于民国时期那些建筑精良、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当然，中国私人图书馆在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重要难题，如经费与书刊的来源困难就是两个瓶颈问题。
7.2 瓶颈之一：经费奇缺
创办人收入普遍较低，维持图书馆的运行十分艰难。那些自费办图书馆的农民一旦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图书馆的管理开放中，就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自己谋生的劳动时间，当生活来源十分拮据时，图书馆的运行也就难以为继了。如山西省祁县昭馀镇丰泽村农民权勇办的“文化大院”，其中的图书室是山西晋中远近闻名的私人图书馆，藏书7000多册，为了补贴家用，每天上午10点开放之前，权勇都要在外面捡破烂；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胜利乡陆坊村陆梦蝶2003年瘫痪在床时开办了“田野书屋”，藏书5000余册，为实现经济自立以及维持“田野书屋”的运行，她不得不外借每本书每天收取0.1元的借阅费[11]，微薄的借阅费虽然能起到一些图书馆运行的扶持作用，但这种做法却与公益、开放图书馆的精神有所背离，同时制约了读者对图书馆的利用。
7.3 瓶颈之二：书刊短缺
图书馆的生命力与新书刊的源源输入有密切关联。许多私人图书馆所藏书籍大部分已经老化过时，加之平时有人借走书籍不慎造成图书遗失，遂导致图书馆藏书质量、数量逐步下降。这些图书馆大多处于基层乡村，附近很难找到像样的书店，所以补充新书尤其是购买到村民需要的书籍就十分困难。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许多图书馆创办人给我们来信，诉说没钱、缺书的苦恼，如重庆合川市龙凤镇高屋村“守一图书室”的王治伦、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海原县史店乡苍湾村农家书屋的主人李成林、辽宁省东港市长山镇卧龙村家庭科技图书馆的李殿臣等。有的甚至请求我们替他们想办法帮助购书，如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博览图书室”的蔡华明、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台乡岭西村“农民廉政书屋”的王朝印等。
总之，现阶段私人图书馆急需社会各界的援助与支持。目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牵头实施的“农村书屋”建设工程正在全国展开，许多私人图书馆也从中获得了该工程的支持，如宁夏李成林的农家书屋、湖南文见翔的科普图书站、新疆努尔丁·沙塔尔的“农家书屋”等。不过为了建立长效资助机制，我们建议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一个民间图书馆捐助基金会，负责接收社会捐赠，来资助那些急需维持经费的私人图书馆。
8 结语
民间私人图书馆的产生是自发的，它们来自创办人对书籍、文化的热爱以及朴素的慈善公益之心。许多创办人都曾有过数十年收藏书刊的艰辛经历。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太平街道退休老人肖双水为收藏书籍而节衣缩食，有时为购买到自己喜欢的一部书，还要当掉家里值钱的物品，他在1998年创办的图书馆目前藏书5万余册，以文史古旧书籍知名于当地[12]。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恩阳镇的农民陈光伟在收废品生涯中积攒书刊，终于在1997年办起了藏书5万册的“光伟图书馆”[13]。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农民李又纯（已故）、李少先、李国强祖孙三代人于1978年创办了“国强图书馆”，至今已坚持30多年，使附近许多学校学生、部队军人、农民、工人等受惠，该馆在当地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14]。这些爱书并具有慈善公益情怀的社会个体，通过创办免费开放的图书馆，使民间私人公益文化事业得以重现与发展，乡村互助的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私人图书馆的直接社会效益是为乡村提供了知识交流的公共平台。尤其是在那些贫困落后的乡村，许多穷苦的孩子没有课外读物，没有见过图书馆，乡村私人图书馆的建立让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改变。同时，我们也看到，私人图书馆还为乡村提供了社会的公共空间。以往乡村中的公共空间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但是免费图书馆尤其是文化大院的出现为乡村居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它为村民提供了可以横向交往的人际网络（或称参与网络）。它的存在增进了乡村、社区的社会信任。社会学家帕特南(R.D.Putnam)认为，公民的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能够产生社会信任，尤其是横向的参与网络（如乡村居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组织之间的交往圈）较之纵向的参与网络（如家族企业上下级成员间的交往圈）更具有平等、契约元素，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合作[15]。而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的增加，更能促进乡村公民社会、公益精神的产生。
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来说，私人图书馆的建立还提供了基层图书馆普及与发展“自下而上”的内生模式。近几年国家为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搞了很多大的文化工程项目，如送书下乡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基层图书馆的面貌，但却没有显示出预期的效果，也没给乡村农民带来应有的实惠。究其原因，就是这种方式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一种外生的模式。威权、资本、社会资源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畅通无阻。但是威权、资本、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也带来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不能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极易导致形象工程、架子工程甚至滋生腐败。民间社会个体自创的乡村图书馆则有效地规避了这些问题。它们能低成本、求实效，实现长期发展，它们的生存体现出来的坚韧性、灵活性、实效性，都不是“自上而下”外生模式所具备的。二者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种文化”，一是“送文化”。“种文化”者，必善自为谋；“送文化”者，多会揠苗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为了建设覆盖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牵头开始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在2015年要使全国大约64万个基层行政村都有一个小型图书馆——农家书屋。截至2009年，国家已经投资20亿人民币，在国内建成约20万个农家书屋[16]。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乡村图书馆将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真正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乡村图书馆，一定是那些自发创办起来的私人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0-04-15）
注释：
①汪新民来信(2009-12-19)
②王亚萍来信(2009-08-24)
③曹栋宜来信(200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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