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相互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互关系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
世界和平、中国发展与祖国统一三大战略任务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促进。毫无疑问，在这个统一体中，和平居于核心地位，和平是全人类最为根本的核心利益。为维护和增进全人类这一根本利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应当在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更积极、主动地担负起与自己的力量相适应的责任。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说，“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多长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因为“打仗总是不好的”，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应遵循“和平至上”的原则。（注：《毛泽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08-213页。）他还指出，“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注：《毛泽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24页。）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代，世界主要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紧密的相互利益关系。这是我们推动建立新兴大国合作伙伴关系，与其他大国进行战略合作的最重要的基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大国之间的这一重要基础。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世界各国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美国的作用最为显著，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发挥着压倒性的作用。美国利用其超强地位，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从中获取了最大的利益。美国在欧亚大陆政治、安全秩序中的霸权地位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地区和平与稳定。在保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基本一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美两国在维护亚洲和全球战略稳定，保持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等方面的共同利益趋于增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增强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的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和平至上”的原则，今后我国对外战略的立足点和重心应放在：1.注意克服过去一些旧的国际关系思维定式，重新看待诸如推动世界多极化、建立公正合理世界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等对外政策目标，并更积极地对待国际体系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如有限主权、主权让渡、先发制人等。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但当代霸权主义与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不同，针对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影响的各种类型的霸权主义，需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另外，由于多极化概念更多体现的是过去传统的大国争霸思维定式，因此，中国国际战略的总体目标需要有新的表述。可以用中国支持保持世界多样性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多元化发展等一些新的政策表述来替代多极化概念。
2.更积极、主动地全面参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有计划、有步骤，分批、分期选择加入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并同它们共同努力创建一些新的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的机制，尽早地融入现行政治秩序的主流。我们还要善于将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在界定国家利益时注意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通过积极参加联合国和区域组织授权和领导的维和行动，努力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发展，促进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3.充分肯定未来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世界主要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各个侧面进行推动而产生的结果，它只能是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而不可能只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世界新秩序发展的主要动力只能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及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可以将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推而广之，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决不是“劫富济贫”，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中也不可能是所有国家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与影响，各国担负责任也不一样，各国的国际权利、职责与其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各国的国际地位与其综合国力成正比，指望、主张各国不论大小、穷富都拥有平等的国际权利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4.实行与国际主流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更清楚地阐明公平、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具体内涵。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要占领国际舞台上的道德高地仅仅提倡建立更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不够的。因为，公平、公正和合理等概念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基本上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世界各国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一些国家认为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事物，在许多国家社会主流人士的眼里都是合情合理的。因而，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提倡公平、公正和合理，而是其具体内涵。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倡议要争取得到世界主要国家公众——这些未来世界和人类各项事业发展与进步主要推动者的支持，唯其如此，这些倡议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同时，我们在提出自己的国际主张时，还要注意，不要给人以匡扶正义的救世主的感觉。只要我们不再自我陶醉于充当国际“造反派”的角色，并彻底放弃从弱者、“失败国家”角度看世界的思维定式，其他国家的人民才不会认为中国自己想当“山大王”。
5.牢固树立人类和国际社会不可能被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极端右翼势力拉回到过去“丛林社会”的信念。在同美国交往中，我们应更坚定地要求美国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并向美国指出，从长远看，与各个民族、各种文明、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谐相处，妥善处理种种宗教、民族、文化精神碰撞，汲取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合理成分，更符合其根本的国家利益；同时，我们也需要时时提醒自己，我国的对外政策必须符合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扩张的重要性趋于下降的大势。虽然我们不能无视人类仍处于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客观现实，但只要我国能自觉地以和平的方式克服因民族国家竞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通过与各民族、各国之间展开良性竞争，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完全能够在和平崛起中不断减少“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6.更讲究与美国“单极”图谋做斗争的“艺术性”。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最大的外部制约因素是美国及其“单极”思维模式，但在与之做斗争的同时，还需要采取与美国主流社会多数人的社会政治主张更为协调的政策。我们在继续把对美关系作为我国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的同时，在策略手段等方面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好坏，中欧战略协调关系能否取得更多的实质性进展等，将对实现我国对美战略目标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日趋短缺；人类需求大大超过全球可持续发展限度和全球生态环境系统向危险的临界点靠近等，要求我们更重视与美国在维护世界能源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我们应和美国一道，努力确保世界各国对淡水、能源、海洋和太空资源的争夺不会威胁到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为此，我们要尽可能地寻找可以将牵制美国“单极”图谋与增强我自身综合国力能结合在一起的办法。如：加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步伐；借解决朝核问题，建立“多极”主导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新框架等等。
7.重视国际关系中传统的军事、政治形式和作用的变化，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功能的变化。当前，国际关系中内政的国际化和宗教的政治化趋势有新的发展，并对当代国际关系造成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它们对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发展具有好坏兼有的作用。总体上，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由于西方联盟内部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大西洋两岸关系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各种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的冲突不仅在东西方国家之间趋于尖锐化，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有新的表现，这进一步要求我们在看待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时，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我们应看到，“北约”、“日美安全同盟”等许多现存地区安全组织的功能在变，与这些组织进行对话、合作，有利于增加互信，促进共同安全。我们应看到，解决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需要妥协、协商和新机制。在今后外交实践中，我们要以更多实际行动，展现重视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关系的新型安全合作关系，推进建立各种形式体现东亚主体性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抓住了以上环节，随着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中国能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抓住发展机遇，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台湾问题与和平崛起哪个应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台湾问题，包括与之相关联的中美关系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和平崛起战略的实施。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议事日程中的最大难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障碍和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在中国大陆和平崛起中如何排除台湾问题的干扰？对台湾，我们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和平解决，还是战而胜之，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另外，中国大陆学术界在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孰先孰后及孰轻孰重问题上，也是各种观点都有，莫衷一是，难有定论。因此，中国对外大战略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在和平崛起中，推动台湾问题逐步朝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是最佳政策选择。首先，一个国家或地区崛起与否同该国或该地区是否实现了领土和政治统一没有直接的关系。应当说，世人更多地是从经济学范畴来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崛起，而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领土和政治统一则属于政治行为学范畴，因此，中国实现完全的领土和政治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无须人为地将实现与台湾的政治统一作为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我们将两者划等号，既不实际，也不可取。中国和平崛起不一定需要首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首先，历史上，英国在19世纪鼎盛时期也没有解决统一问题，但没有人能否认英国头号强国的地位。迄今，英国仍存在北爱尔兰问题，世界上也没有人否认英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二战后德国、韩国和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亦证实，一个国家和地区在领土未完全统一条件下，甚或处于分裂状态的民族，照样可以和平地崛起。如，日本与俄罗斯、中国、韩国至今仍有领土争端，特别是日本的北方四岛问题仍未解决，但这并没有影响国际社会承认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承认日本已经从战后的废墟中和平崛起了。再如，在统一之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德国已经崛起，重新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德国重新统一是在联邦德国已经崛起的条件下加快实现的，而不是相反。没有德国的崛起，德国的统一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地得到实现。德国统一只是进一步巩固了德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它与德国的崛起关系不大。另外，在亚洲，韩国也是在没有实现南北统一的条件下实现了崛起。更不用说台湾了。即使台海两岸关系一直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状态，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认为台湾经济已经崛起。自上世纪80年代后，台湾就成为亚洲经济中活跃的“四小龙”之一，尽管它在国际法理上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其次，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和平崛起，主要指其在全球力量对比中，最重要的是在世界经济、科技力量对比方面的相对地位的上升或下降，而且这种经济实力地位（包括该国和该地区内部社会政治、文化状态）的变化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二战后，德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和平崛起的成功范例也证实了这一点。具体而言，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在国际上崛起，应主要指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程度及知识化和信息化水平，即一国综合现代化水平是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否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同时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是否发生了积极变化，在国际公认的一些领域，如，政治民主化、人权保障、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取得较为明显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该国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产值及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水平达到或超过中等以上发达水平；GDP或人均GDP达到世界中等以上；大学普及率、农业劳动力比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城市人口比例；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主要地位，达到或超过70%以上；国民生活质量指数和经济、科技创新能力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等。
因此，中国在争取和平崛起中无须自设陷阱，将实现与台湾的政治统一作为崛起的衡量标准。未来20年是中国大陆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大陆保持经济、政治稳定与发展在国家战略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也是我国对外战略的头号政策目标。实际上，与二战后历史上一些成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已经具备了更好的条件：
其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一直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无视中国市场，中国的资本力量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最大出口产品市场，中美相互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在许多方面，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机会论”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愈来愈多人的认同。由于中国大陆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中美日三国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加深，中国对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特别是对亚洲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和亚洲的发展已事实上离不开中国保持稳定与发展。
2004年1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香港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正迅速恢复其作为亚洲核心的传统角色，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都在调整与北京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经常爆发战争和内战的亚洲地区已经进入了稳定、安全、经济不断增长、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注：香港《南华早报》2004年1月30日。）
其二，中美关系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由于反恐，美国不再把我们视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中美之间发生突发事件的概率大大减少。美国从其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政策取舍和权衡利弊时，明显更倾向于大陆。台湾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分量，总体上趋于下降。今后，无论是共和党继续执政还是民主党上台，美国对华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对外战略将“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首要目标。为此，美国外交安全政策集中放在加强本土安全，关注“失败国家”，重视大国合作，推进中东民主化进程等方面。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美国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协助与支持。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美国两党对外政策精英集团将中美战略关系作为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信念。美国对外政策精英集团中多数人认为，台湾问题不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他们大都看好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支持发展美中双边关系，反对台湾“独立”，主张与中国一起保持东亚长期稳定与发展。总之，在美国的战略天平上，中国大陆的分量重于台湾已成定局。
其三，国际社会中已牢固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基本框架。中国大陆持续发展，台海两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成就显著，海外华侨强烈希望两岸和平解决主权争端等情势下，世界各国普遍看好中国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大都希望增进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认为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越来越趋于接近，大陆与台湾的相对优势将越来越大，因此，总体上看，中国大陆强于台湾已是大势所趋。而台湾问题上国际因素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有利于中国大陆进一步营造遏制“台独”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氛围。近年来，面对台海两岸经贸关系、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的现实，一些外国学界和媒体指出：台海两岸推进统一是中国内部事务，外力无法阻止，如果不识时务地掺和，一定会陷入尴尬境地。他们还预期，在未来5至20年内，中国大陆与台湾将实现统一。这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对台政策明确、策略灵活的认同感明显增加。这也是美国国内支持“台独”的右翼人士和台湾岛内极端顽固的“台独派”危机感加深，开始与大陆抢时间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四，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中，一方面美国的超强地位有新的发展，美国有可能长期保持其超强地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吸纳全球财政、经济、军事和科技人才的国家，而且新经济的成长周期会给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优势提供强大的、可持续的支持，在未来中国和平崛起关键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整个国际关系发展态势仍具有最重要的影响。而且，从历史上来讲，大国崛起一般要有50-100年的有利发展环境。哪怕是作为地区性大国，或像日本和德国那样成为单一的经济大国也需要20年的和平环境。在今后20年内，世界的多极化还会遇到许多曲折和困难，美国仍然会独步天下。温总理在访问美国时提出，中国要赶上美国需要100年，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另一方面，“9·11”事件后，美国对外安全战略已从防范大国的崛起，转向对付非传统威胁。伊拉克战争进一步使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美国同伊斯兰世界，或者说是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再是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的一对矛盾。伊战后这一矛盾趋于进一步激化。因为，1.萨达姆被捕后，美国内新保守主义影响又有所反弹，他们所鼓吹的中东民主化重新获得了发展势头。美国内新保守主义把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战略作为解决中东恐怖主义根源的最有效的办法，并认为这更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长远目标。但这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中东并不是没有进行过选举，如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但选举结果都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凭选票获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领教过美国的选举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做法是在搞“十字军东征”，因此号召伊斯兰教徒进行“圣战”。
2.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深深扎根于中东的社会土壤，美国在这一地区推行民主化战略超越了该地区的发展阶段。从经济基础看，中东并不存在一个中产阶级，中东的富人阶层是靠石油培育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中产阶级，它们无政治诉求，也没有现代商品经济的培养。中东一半国家没有加入WTO。从政治基础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非常强大，它的清真寺建立在中东各个角落，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还有强大的经济势力，有自己的产业，而它的世俗政权又极为腐败。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会组织扮演了赈灾、扶助贫民的角色。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有源源不断的人体炸弹。另外，阿以冲突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也有利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在争取实现21世纪对外战略的三大任务时，一定要摆正顺序，始终坚持把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在国际上和平崛起置于最优先的地位。我国政府应明确宣布，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问题是一个次要问题，中国的发展不能因为台湾问题而中断。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并不取决于台湾是否在我们手里。清朝收复了台湾200多年，清朝依然衰落，衰落到最后丢掉了台湾。现在台湾不在我们手里，但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展很好、很快，而且如果我们不硬是吊死在台湾这棵树上的话，这一进程不会中止。实际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目前台湾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它成为干扰我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障碍。我国人民都要树立起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即，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是推进祖国统一的关键；国家现代化进程如出现波折或逆转，必将严重削弱大陆对台湾的向心力；只要我们长期保持内部稳定与发展，实现祖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和平崛起了，台湾问题最终必定会按照对中国大陆比较有利的方案加以解决，因为任何人也不能够把台湾从祖国大陆的家门口搬走。如果被迫采用军事手段，完成形式上的统一，我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承受巨大的经济、政治压力。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应告诉他们，中国的发展比中国的统一更重要，而中国的统一必将会在中国发展的晚期得到解决。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确立这样的共识，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大炮和黄油孰先孰后的战略困境。如果把祖国统一作为崛起的前提和衡量标准，我国将不得不为准备武力统一，把有限的经济、物资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建设。大炮多了，黄油自然就少了，许多国家发展计划将不能按期完成，或被迫向后推迟。更重要的是，将过多的资源用于扩充军备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军事实力相对不足的政治现实。任何现实的军事解决方案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与美日两国在军事上存在的巨大实力差距。如果我们积极致力于发展超过遏制台独的军事威慑力量，其结果只会减少日本加快军事化步伐和美国军方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的国内政治压力，给美日右翼保守势力及军方强硬派宣扬中国威胁论，与我展开军备竞赛提供口实。同时，台独势力也可借此扩大他们在台湾的社会政治基础。
因此，在适当时机，我国可以恰当方式公开表明：1.中美日合作构筑区域稳定框架是东亚整合的关键。美中经济相互利益关系不断加深，使我国民经济在市场开放度、经济管理体制与思想观念等方面与日差异拉大，并增加了我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与欧美的趋同性。同时，日美政治、安全同盟关系趋于加强，日越来越难根本脱离美国大战略轨道。这预示，中美日三强在东亚将长期并立，三国之间能否形成某种稳定的共存关系，程度不同地分享东亚区域经济、政治、安全主导权已成为区域整合能否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我国所有的战略威慑力就是要保证台湾最终不能越过独立的底线。我国不会超越这个目标而在全球范围内布置自己的力量，或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军事存在，我们也无意寻求破坏美国的盟国体系。我国既无意挑战美在亚太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也无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合作助推器的能力和雄心，并将推动东亚区域整合的重点放在争取与美日就扩大APEC政治、安全功能、南中国海海上通道安全、日本在东亚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台海两岸经济、政治关系（包括台湾在东亚区域经济、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重大问题展开实质性的战略对话方面。同时，我国还可以明确地公开承认：日美安保同盟在保持东北亚长期稳定，防止日本实行核武装化和应对日益上升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中国将借鉴俄罗斯处理与北约关系的经验，争取早日成为美日安保同盟的观察、对话国。另外，我们在坚定地要求日本就历史认知问题做出政治决断，以便从根本上消除阻碍中日关系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最大政治障碍的同时，又要以积极的姿态，解开日本安全作用这个“结”，恰如其分地肯定日本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中的地位与作用，适时提升中日双边军事安全对话级别和扩展对话范围。
2.我国最根本的国际战略目标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将积极地致力于创造国与国之间进行合作、共同发展的条件，并将维持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最优先的战略任务。在此方针下，我们将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停下来，去接受台湾的挑战。我们将紧抓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心环节不放松，从根本上增强对台湾和世界的吸引力，决不会超越现存物质力量的可能性去做武力统一台湾这种得不偿失的事。而且，我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还将更积极地关注、维护台湾的经济利益和活动空间。由于在东亚“10+3”、“10+1”机制进行的一些实质性合作中，台湾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台湾在东亚合作中愈益边缘化已受到东亚经济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体在亚洲合作框架中有其独特性。因此，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们可以更灵活地处理台湾与东亚各国发展更密切经济联系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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