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视野论文,普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种说法并不存在太大问题。无论是从政治观念还是从学术研究来看，汤普森都带有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时常对这种过于笼统的概括刻意保持着某种距离。如1992年在接受中国学者专访时，他坦言“我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我的理论语汇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这一传统，比方说‘阶级觉悟’；另一方面，我并不称自己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妻子多萝西·汤普森也曾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指出，“对于把自己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越来越踌躇。他喜欢说，他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写作。”① 一方面并不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对之又有所保留，这不仅使人产生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他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见解？本文尝试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汤普森所以称自己并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有三重考虑。第一，政治上的考虑。汤普森于194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直至1956年，他一直是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1942至1945年，他直接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曾在北非、意大利和奥地利战场服役。战后，他作为青年旅自愿者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地参与修筑铁路工作，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农民等广泛接触，从此对大众的真实性坚信不疑。随着冷战“铁幕”的落下，这种短暂的国际主义合作很快结束。汤普森回到英国，完成了剑桥大学的学业。朝鲜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西约克郡反战和平运动。这是一个由工党民众、共产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组成的真正联盟。汤普森于此时进入共产党约克郡地区委员会。由于所从事的是成人教育工作，如何与经常参加劳工运动的学生们讨论文学的重要性，成为他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他开始阅读莫里斯，在马克思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多尔等人的帮助下，于1955年完成《莫里斯传》。这是被许多评论者指责为有着“马克思主义偏见”的著作，“用大约900页展示出莫里斯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② 如汤普森所提醒，冷战初期麦卡锡主义不仅局限于美国，在英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是如此富有争议，以至于除共产主义出版物外，几乎没有机会得到表达。”③ 有意思的是，对莫里斯的追寻不仅仅标志着汤普森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同时也预示着他将走上一条莫里斯式的道路——现实与实践将比文本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1956年是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有重要影响的一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在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响。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0—11月间，匈牙利事件和接连不断的事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在英国，包括汤普森、约翰·萨维尔、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人在内的共产党员退党。由此造成的心灵伤害，使汤普森终身对不同群体所自称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警惕。在他心中，马克思主义是需要审慎分析和谨慎对待的概念，否则就不能和形形色色政治术语中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划出清晰的界限。
由于冷战时代“世界权力的极化带来了人们意识的极化”，④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和东方以同样扭曲的方式存在。在西方，“反对共产主义被用来为国内服务，用于敲击工会，或者使持不同政见的激进声音或和平运动在政治生活中边缘化”，⑤ 这在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尤为明显，大众媒体将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都当成马克思主义加以压制。在东欧共产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旧有的大胆的理性传统分裂为两个部分：迂腐的学究主义和野蛮的权力宣传。”⑥ 汤普森对于东西方过分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深为不满，他直接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是不同者！”⑦
第二，与不同流派马克思主义者保持距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看到自己被当作解释者的尴尬状况，所以戏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有趣的事情或许可以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多样性作解。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就会呈现出思想本身的巨大复杂性。马克思主义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尔都塞等人的发展与解释，至20世纪中叶已经是流派纷呈、互有冲突的复杂景象。要证明一种认识比另外一种认识更接近马克思思想，这是马克思本人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汤普森无疑也并不打算这么做。但在他看来，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三种情况存在不足。
其一，马克思主义被视作一种不再发展的学说。当时苏联的一些教条主义的学者就是如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一系列特定文本中完全地、内在如一地充分实现：如马克思的文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等等。既然没有人能够阻止现实以文本未曾预见的方式变化，因此必须不仅仅有被认可的文本，还必须有被认可的文本解释。这就需要有一个权力部门，或者一个牧师，或者至少是一个牧师式的编委会，能表示对文本原理的认可和变化。于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被看作一种活的传统，而是被当作一种自我完成的教义，一种平整和简化现象的方式，不管调查的现象是什么，某些似是而非的事实被选择出来以装点或者“证实”前此存在的假定。⑧
其二，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种方法。许多著作都以这种方式界定自己的立场。汤普森毫不否认自己也在松散、比喻性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历史分析术语以及一些特定结论。但是，当将之作为一种方法定义时，他认为最终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首先，无法在马克思的方法与他的一些前提以及某些结论之间加以区分；其次，如果说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将无法与其他思想家的辩证法加以区分；再次，如果说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必须进一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否则马克思的方法将是苍白的，而界定历史唯物主义又重新回到文本，将不自觉地陷入马克思主义教义。⑨ 与其说汤普森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不如说他反对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视为方法，而忽略了其所包含的革命意义。这恰恰是他一直试图去做的。
其三，马克思主义被当成一种遗产。这种看法认为，所有的人类文化就像一个超级市场，虽然一些产品比另一些更好看也分量更重。马克思是一个伟人，当然耶稣也是，黑格尔、胡塞尔、布莱克都是。学者的成功在于其成就不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流派而存在，而是融进科学生活并变成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独立存在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思想流派的概念将渐渐模糊并最终彻底消解。汤普森不同意这种说法。自然科学中一种新学说的诞生常常意味着另一种旧学说的死亡。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却不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柏拉图主义的死亡。马克思主义同柏拉图主义都将保持为不同的思想流派。况且遗产一词更容易给人过去时之感，似乎是一张神奇床垫，人们只须从属于其惯性，任由其推向前进，忽略了马克思传统某些特定思想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时是创造性的。⑩ 汤普森这里避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遗产，从两个方面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
第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持不同看法。汤普森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类推基本上是不完全的。把人类的活动和属性进行分类，把一些归于上层建筑，把另一些放在经济基础，而将另一些在两者之间游动，这势必陷入简化论和经济决定论中去。(11) 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时，他明确提出反对两种形式的理论：一是经济史家或社会史学家过分注重经济因素的做法；二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工人阶级形成看成是机器加工厂制度的结果。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形成既是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形成过程，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如果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被看作一种不再发展的学说，也不能被简单视为一种方法或者遗产，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回答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传统。当然，哲学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派”。但在他看来，“传统”比“学派”更包容相互冲突的声音。在汤普森心中，这种传统确实存在，部分因为马克思著作的高度、广泛性、独创性和力量；马克思掌握和重塑的学科；他所富有特色的方法和兴趣；许多在他死后附加进传统的声音；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话语的广度。这种传统在马克思著作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得以体现。这种看法并不是为界定传统，而是为界定一个人在其中处于何处。(12) 传统意味着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何部分置于审查之下，采用合法的(不管是历史证据还是逻辑检验，或是对手有说服力的反驳)批评手段对之进行检验。为形象说明后来学者与传统的关系，汤普森用了一个师傅和学徒的比喻。他说，如果一个人向师傅学艺，他不必做一个复制者，而是有权利变成一个手艺人。学徒意味着“尊重并不同地做”。
传统并不是空洞的，而是有着实在的内容，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汤普森说：“如果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它一定存在于马克思本人所定位的地方，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基础，最终也必须回归这里。”(13) 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一系列概念与规律，肯定概念和规律并不必然导致决定论。其原因就在于概念和规律并不是来源于历史实践以外的理论，而是来源于实践本身，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如果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概念不同于其他解释性概念，如果他们对解释而言更真实、更充分，这是因为他们更好地坚持验证历史的逻辑，而不在于他们来源于一个学科之外的真实理论，无论如何都不是。”(14)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采用的批判性类型与概念只有当作历史类型时才能被理解。这就是当作与调查过程、审查事实相适应的类型和概念，“概念与证据的处理相适应不是静态的概念性陈述，而是被视为表现或者矛盾。”(15)
汤普森相信规律，认为证据虽然不是由规律统治，但没有规律不能理解证据。由于证据的不规则性时常与规律之间发生矛盾，有人声言，除非证据符合，否则规律就不是规律。汤普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历史概念与规律常常是这类的次序，它们显示出极大的弹性，允许不规则性；当历史学家一些时候进入大量归纳中，另一些时候进入特定事件限制的特殊性中，看上去规避了严密，实际这正是历史解释的特征。“历史解释不能绝对，也不能引证充分的因果关系，这会激怒一些简单而没有耐心的人。他们认为，既然历史解释不能表达一切，就因此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个连续的现象描述。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因为历史解释揭示的不是历史必定如何演化，而是为何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演化；过程不是决断的而是有其规则性和合理性；特定的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联系，不是以人们喜欢的任何方式，而是以特定的方式，并在可能性决定的领域之内；特定的社会形成，不是由‘规律’统治，也不是一个静态结构法则的‘结果’，而是有着决定性关系和特定过程逻辑的特色。”(16)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生产和决定因素关系、剥削形式、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形成等问题的假定来自于对长期历史演化(特别是西欧近代以来)的观察，不是对分离事实的逐一观察，而是对带有自身规律性事实的系统观察，是对系统社会形成过程共同逻辑的考察。(17)
基于以上认识，汤普森作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其他解释体系，就在于阐述这些类型的固有一致性，就在于在一个概念总体中加以表达。这个总体性不是一个完成的理论真理，也不是虚构的模式；它是一个发展着的知识，尽管只是一个带有许多局限和杂质的临时性的近似的知识。这种知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发展同时发生：它来源于对话——在历史的逻辑限定内经营证据的话语。”(18) 不难发现，汤普森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很大的松散性或者说开放性。他并未给予历史唯物主义充分的界定，也没有将一些具体的“规律”或者“原理”提炼出来，视为唯物主义者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如上文所述，他甚至鲜明地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一个原因在于，他反对构建历史理论，在他看来，“所有的理论都是暂时的，那种认为存在一种始终如一的无所不包的理论的观念本身就是异端邪说。”(19)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一个世纪来知识分子世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即使马克思在特定语境下无需修改或者阐明的假定也需要重新界定。(20)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仍要坚持这种传统？他给我们提供了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知识分子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不能以别的方式忠实于自己的思想。”第二个答案是政治的，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具备的强烈政治使命感。第三个答案是环境的，因为“我们毕竟有马克思对英国历史活生生的分析——在《资本论》中，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在英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工作，意味着在马克思建立的传统中工作，这种传统因莫里斯独立补充的洞见而得以丰富，因柴尔德、多布、多尔、乔治·汤普森等人的社会主义方式得以扩展，并且有希尔、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坎南这样的学者同事。我找不到任何在这种传统中工作不体面的可能理由。”(21)
汤普森始终坚持理论的开放性，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已经完成的理论，而是始终坚持从实践出发，坚持历史过程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这种看法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作为客体的历史过程具有不为认识而变化的客观性，作为理论的历史认识具有随认识者所处时代、所持视角而变化的相对性，以上二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全停留于过去的文本中。不同于从文本中寻找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汤普森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避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力求从具体研究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因此，他们常常能作出卓然不群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简单地为马克思作评注，而是试图做马克思本人没有做过的事情。”(22) 这种态度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汤普森看来，他的贡献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何种修正，而在于说出了马克思没有说出的那部分东西：一是经历或经验(experience)，二是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3) 汤普森毫不怀疑这一点，他承认“只有当我们抛弃经济在当代的狭义用法并转向生产方式全部意义上来才能做到这一点。”(24) 汤普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与进化论有着同样的缺失，进化论缺乏物种传播和突变方式的解释机制，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缺乏生产方式与历史过程符合性方式的解释。孟德尔的遗传学弥补了达尔文的不足，他的“人类经验”(human experience)正可以弥补马克思的不足。“通过经验，结构转变为过程，主体重新进入历史。……通过经验，我们重新考察所有这些家庭和社会生活得以构成以及社会意识得以实现和表达的密集、复杂和详尽的系统：血族关系、习俗、社会规范中可见或不可见的规则、权威和服从、统治和反抗的象征形式、宗教信念和对千年王国的冲动、礼节、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构成了整个历史过程的遗传学，它们都在共同人类经验中的某一点相连，每一部份都会对总体施加压力。”(25)
汤普森所理解的经验具有存在和意识的二重性。汤普森说它一半在社会存在中，一半在社会意识中，或许可以将之称为活的经验与理解的经验。用约翰·布鲁尔的话说，前者指发生了什么，后者指人们如何理解发生的事情。从前一个意义看，经验既是被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带有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社会存在的变化将带来经验的变化，经验对现存的社会意识施加压力、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为更复杂的心智活动提供许多材料，从这个意义上，经验是决定性的。”(26) 从后一个意义来看，经验又有相对自主性，“经验不是谨慎地候在办公室门外，等待证据的话语召其进场。经验不请自来，宣布死亡、生存危机、堑壕战、失业、通货膨胀、种族屠杀。有人饿死，幸存者就会用新方法思考市场。有人入狱，他们会在狱中重新思考法律。”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阶级就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包含经历在内的一种形成。“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27)
汤普森认为马克思传统中的另一个缺失是对文化或者说价值系统的忽视。由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资本主义道德掩盖了剥削和帝国主义，身处此种道德包围中，马克思的辩论策略是将一切道德主义斥之为厌恶的谎言。马克思的立场变成反道德主义者，恩格斯也是同样如此。(28) 他看到，“人们不仅仅在思考和过程中体验作为思想或者作为无产阶级自觉的经历。他们也同时体验感觉，在自己的文化中将之视为规范、家庭和血族的义务与相互关系，视为价值，或者在艺术或宗教信仰中处理感觉。这些或可描述为情感和道德意识。”(29)
情感与道德意识在历史与阶级斗争中得以表达，有时是很少说出来的惰性(如习俗、迷信)，有时是在不同阶级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如民众的道德经济学，1834年围绕济贫法的对抗)，有时是宗教形式中空洞混乱但仍然真实热情的相遇(如循道宗教义，千年王国主义)，有时是教堂或道德主义国家的粗暴施加(如对异端崇奉火刑，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审判)，有时是知识分子文化中最严格和复杂的学科——流露价值、价值之间的理性争论，如在文学中以及在有所约束的道德批评中。强调文化的作用并不是说道德是人类选择和意志的自治区域，独立于历史过程而产生。“价值既不是想象出的也不是欢呼来的，它们是活着的，如思想一样产生于物质生活和物质关系中。它们是必要的规范、规则、期望，在生活的习惯中获得，首先在家庭中以及在最近的社区中学得。没有这些学习，社会生活不可能持续，所有的生产将停止。”(30)
对于18世纪贵族与平民文化的考察正揭示了文化在协调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工业革命一定程度上将过去贵族与平民的从属关系变成了协商关系。统治阶级于是更多通过文化手段向平民展示权威以获取戏台效应，从而实现社会控制，如各类礼仪：狩猎仪式、巡回法庭开庭仪式，庆祝婚姻、成年、民族的节日等。民众则通过文化方式反抗文化霸权，其反抗通常有三个特点：一是匿名传统，如匿名信、对干草垛或外屋纵火，从窗外向屋内开枪或者扔砖块等；二是反戏台特点，如焚烧模拟像、把靴子挂在绞刑架上等；三是有能力迅速采取行动，如1740年的粮食骚动。贵族与平民双方通过各自方式维系着力场的均势。平民的“大声喧哗”仪式对殴打妻子、虐待孩子、性过错等行为进行嘲弄，不仅在家庭事务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也常用来反对偷盗行为、反对不受欢迎的官员，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粮食骚动”揭示了市场经济与平民所习惯的道德经济之间的对抗。汤普森对人类经验和文化的重视，有利于纠正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偏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尽管恩格斯晚年力图纠正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经济决定论的认识偏颇，汤普森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鲜有能够从具体研究中弥补这一认识缺陷。汤普森成功引入兼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经验”概念，从过程中理解阶级与阶级斗争，从文化纬度理解平民的自我决定与自我发展，将历史唯物主义用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为历史唯物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汤普森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也是争议颇多的人物。哈维·凯伊说，“作为历史学家、政论家与政治活动家，汤普森或许是最有知名度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31) 伯特·格雷曾对汤普森提出批评，“如果说教条意味着替代了社会领域中的某些决定性假设，方法意味着替代了调查社会领域的过程，那么任何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都必须包含这些东西。除非马克思主义方法以一套这类假设表达(暂时的并且有争议的)，否则就不能在知识和理性范围内进行讨论。”(32) 佩里·安德森指出，“汤普森忘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原则，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是长期历史变化的最深源泉。”(33) 汤普森自己也承认研究中缺乏“经济性的分析”。(34) 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阐述也存有争议。深入研究汤普森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汤普森：《共有的习惯》“代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Dorothy Thompson,The Essential E.P.Thompson.New York,2000,p.237.
③Dorothy Thompson,The Essential E.P.Thompson,p.238.
④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212.
⑤E.P.Thompson,Beyond the Cold War,Pantheon Books,1982,p.172.
⑥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25.
⑦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334.
⑧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p.320-321.
⑨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p.322-323.
⑩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p.324-325.
(11)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202页。
(12)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327.
(13)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44.
(14)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44.
(15)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45.
(16)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50.
(17)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47.
(18)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50.
(19)Henry Abelove et al.eds.,Visions of Histor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3,p.18.
(20)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26.
(21)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333.
(22)霍布斯鲍姆：《马克思与历史认识》，《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9期。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页。
(24)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04页
(25)Henry Abelove et al.eds.,Visions of Histor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3,p.18,170.
(26)Harvey 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Cambridge,1984,p.210.
(27)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8)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172.
(29)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171.
(30)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p.176.
(31)Harvey 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p.167.
(32)Harvey J.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 eds.,E.P.Thompson:Critical Perspectives,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p.165.
(33)Perry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London,1980,p.81.
(34)Henry Abelove et al.eds.,Visions of History,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