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理论扬弃、模型再造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十一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十一五论文,区间论文,增长速度论文,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周期理论与治理措施的扬弃
(一)发达国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前期分析理论
经济周期繁荣与萧条交替中造成的危机使经济周期现象引起广泛注目，19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多种经济周期的理论，以致国际联盟即联合国的前身指定当时著名学者哈勃勒撰写了本名为《繁荣与萧条》的著作，对20世纪40年代前的各种周期理论进行系统总结[1]。此著作把各种理论区分为六大类，每类中包含不同分支。六类为：纯粹货币论、过度投资论、消费不足论、成本改变论、心理原因论以及农业收获论，名称表明各派所相信的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
六种类别的理论又可分为外部因素论和内部因素论两类。外部因素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来自经济之外，战争、科技发明、资源发现等；内部因素论则强调速度的快慢来对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进行解释。事实上，严格区别外部和内部因素非常困难，而危机又总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前期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纯粹货币论、过度投资论和消费不足论。纯货币理论由霍特里提出并认为经济周期是纯货币现象，其“消费者支出”概念构成社会的有效需求，即来自收入的总货币支出，包含着消费品支出和投资品支出，因此消费者支出的变动就由货币量变动决定。通货有显然收缩就对经济活动将产生抑制影响，相反通货增长则会形成通货膨胀对经济活动产生刺激作用。
霍特里认为经济周期不过是显著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的一个比较缩小了的翻版，周期中的萧条阶段由通货量萎缩造成的消费者支出减退引起，而繁荣阶段通货膨胀过程则占优势地位。因此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的前提条件是使货币量及流动稳定。
但是货币与作用体系本来就不稳定，因此霍特里进一步认为繁荣与萧条完全由银行体系交替扩张和紧缩作用造成，尤其是短期利率起着重要作用。
纯货币理论研究货币因素作用于周期扩张、收缩过程方面有一定价值，然而认为经济周期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受到质疑。20世纪30～50年代该种理论低落，后有所恢复并仍有一定影响，货币主义者实际就是纯货币理论的发展。
投资过度论则从投资角度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核心是生产资料或资本品工业跟生产消费品工业对照下有过度发展，即资本品工业受经济周期影响远比消费品工业更为严重。因此促使繁荣趋于崩溃的原因是生产结构失调，并非银行形成的资金不足。投资过度理论分为三派。一派认为，信用形式下活动的货币力量引起投资过度，称为货币投资过度理论，代表人物有哈耶克、马克路普、密塞斯、罗宾斯等。继承霍特里的纯货币理论的观点，又从生产结构入手追寻银行信用与生产结构失调间的联系。
另一派认为是生产范围内的因素如新发明、新市场等非货币因素引起投资过度，称为非货币投资过度理论，代表人物有斯庇索夫、卡斯尔等，有渊源于马克思的迹象。认同货币的力量但放到从属地位不以货币为依据。投资活动恢复产生收益和购买力，先是资本品和投资资料需求增长，主要是钢、铁、水泥、木材、砖瓦价格上涨，然后是消费品需求的增长，经济从而迅速进入繁荣阶段。
再一派认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消费品生产量与价格变动，引起一般生产品生产——尤其是固定资本设备的生产——发生更为猛烈的波动。此派被称为“派生需求加速与扩大”即所谓加速原理。
消费不足论是历史最悠久的理论，代表为马尔萨斯、西斯蒙第、霍布森。消费不足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但都认为由于购买力自身的不足，使购买力低于社会产品总价值，总产品不能按包括成本在内的价格全部销售由此引起产量过剩经济萧条。消费不足论中的代表性理论是储蓄过度论，会发生危机和萧条并不是没有充分的购买力，而是在现时收入储蓄比重过大，打乱了生产和销售间的平衡，甚至认为过度储蓄的起因是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二)大危机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发展及分析
1929年大危机、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变故使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趋向多因素结合分析解释，而在凯恩斯影响下又向各持一说的方向发展。没有哪个经济学派、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不企图说明经济危机问题，但又都存在片面性、表面性。投资过多论认为造成衰退的不是过少，而是过多的投资；自然论认为衰退与太阳黑点、气候、收获有关；政治论认为衰退是政府周期性政策作用的结果；凯恩斯及追随者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等。[2]
凯恩斯危机理论是用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否定并代替萨伊定律，就是说萨伊定律否认生产过剩危机，凯恩斯却将危机归结为人的心理作用。提出的“预测利润”、“预期利息率”，虽反映某些客观过程，但都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凯恩斯看来所得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加比所得增加较少，因此部分钱没花掉却不用于投资而用于储蓄，从而使总需求小于总供给。
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心理作用下的消费倾向储蓄天性是根本错误的。心理倾向、消费习性的心理倾向，由人的收入水平、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又取决于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根本不存在笼统、适用于全体居民的“消费倾向”。
现代货币主义在理论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但货币主义者研究的问题基本限于货币与经济的关系。货币主义认为货币的推动力量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货币推动力的测量标准，货币控制行为又支配着经济周期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因此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及经济增长都可以并且应当唯一地通过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
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周期变化在于货币需求与供给间的不协调，萧条是流通中货币量剧减的结果，高涨是由货币量增加所引起，而不协调是因凯恩斯调节“有效需求”的政策引起。
熊彼特认为企业“创新”是因看到盈利机会，创新为别的企业开辟了道路，别的企业相继模仿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造成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扩大，于是出现经济高涨。当“创新”普遍化后盈利消失，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于是经济出现收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就是由“繁荣”到“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过程。
科技革命下愈来愈多的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不是说技术进步引起经济危机，就是技术进步可以消灭危机。汉森用技术来解释周期现象中的“长期停滞论”。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认为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供给或成本方面，因增加生产而推动了物价成本上涨，该理论着重分析生产成本对价格上涨的影响，并把利润和工资都包括在成本内，因此又分为“工资推动通货膨胀”和“利润推动通货膨胀”论。当代经济学家中不少人认为工会、企业主和政府都应对通货膨胀负责，又因为企业主放弃不断增加收入的要求而把通货膨胀推卸到工会和工人身上。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来解释通货膨胀，强调结构上的不均衡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即使整个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处于平衡状态，由于经济结构方面因素的变动，一般物价水平上涨也会发生。此理论着重分析经济结构即产业、劳工市场、国内市场价格、世界市场价格等方面变动对物价的影响实质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的变种。
(三)治理经济危机主要矛盾的一般措施理论
经济危机表现为总量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与紧缩、失业等问题又由此而引起。使占统治地位的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市场均衡”理论下能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实现“内部协调”供给会创造自身需求否定经济危机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空前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前彻底破产。这时，迫切需要反危机、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就经济总量失衡与膨胀而言。凯恩斯从经济周期供求关系得出“总供给＞总需求”的结论，并认为通过政府干预，投资社会设施能填补供求间的差距，可使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从而克服危机。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是供给增长大于需求增长的根源，并把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看作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认为只要国家积极干预经济设法刺激“有效需求”，就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其措施是为刺激私人投资、扩大个人消费创造条件，国家要采取积极的促进投资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但是，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发生变动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原因，通货膨胀仅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不主张实行积极的反周期波动的货币政策。认为由于各国推行凯恩斯政策，使得货币增长率超过产量增长率，政府推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开支迅速增加，靠印发国债券和纸币来弥补，就必然导致货币增长率特别是流通量超出产量增长率从而引起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已被各国通货膨胀实践所证实，但简单归结为货币量的变动显然也不妥。因此现代货币主义者则强调流通中货币量的作用，认为决定价格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货币数量，反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政策是控制货币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也竭力宣传经济自由的好处和国家干预弊端，猛烈抨击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必然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恶化，并因此引起失业。[3] 为说明“停滞—膨胀”同时并存的原因提出所谓“失业紧跟通货膨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经济，必须取消政府发行货币的垄断权。
其次，就失业问题而言。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基础上提出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并在劳动固定性、季节性、原料缺乏、机器故障、工作机会等原因引起的暂时“摩擦失业”和工人不愿接受现行工资的“自愿失业”理论基础上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只要消除非自愿失业也就算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增加货币量会影响生产和就业，“半通货膨胀”只有在生产要素有限情况下才引起物价上涨，而通货紧缩会加强贫困和失业。因此得出“温和的可控制的”通货膨胀有益和必要的结论。
凯恩斯看来通货膨胀是解救危机和减少失业的有效办法：既可以扩大社会支付能力，又可以压低利息率，而低利息率能够刺激消费和投资，均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就业的增加；还可以压低实际工资增加就业增加资本家的利润。
凯恩斯及追随者坚持根本不存在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互相替换关系的理论，就是把通货膨胀说成是工人要求过高工资的结果，似乎为减少失业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哈耶克与货币主义者一样猛烈抨击国家干预政策，提出“失业紧跟通货膨胀”理论说明“停滞—膨胀”并存的原因，认为通货膨胀不是解决失业的办法，更不是保证充分就业的手段。通货膨胀只能在一定时期内吸收失业，长期则使得失业不可避免并更加严重。
二、经济周期引发因素分析模型再造及辩证关系
(一)马克思学派经济增长模型与周期分析
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理论基本没有完全脱离经济实际，并触及到经济周期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发展脉络也基本能反映经济周期中的热点，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当代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特别是编制教科书的经济学家一般不再强调某单一因素，而是内外因素结合进行综合研究；但局限是，都不能辩证看问题，不能全面完整的结构性看问题。尽管进行内外因素分析却搞不懂那些是内因那些是外因，尽管进行整体综合分析却搞不懂整体的结构与基础。
总体而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仅就某些具体周期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学派的视野。[4]
经济周期是具体经济增长率变化基础上的经济上升与下降的交替过程，因此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就是引发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马克思学派经济增长模型以生产力为基础，以生产关系为主导。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直接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生产对象，并将科技视为影响各基本要素的普遍功能，而教育培育后备劳动力。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为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表现为通过分配关系调整实现有效需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增长及模型的核心层次。
社会经济增长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结构、社会阶层和文史传统等，对经济增长形成间接、外围、整体、宏观的影响，并且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政治结构+社会阶层+文史传统等)]·国际环境影响GH｝[5]。
首层，模型可知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劳动力、资本(生产工具)、生产对象(资源)也就是影响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核心基础层次，核心层次的基本要素既是构成简单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其产品量、价格又是直接作用并影响社会生产的总量与结构平衡基础。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而后备劳动力中适龄(失业)劳动力占在业劳动力以及在业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的结合程度与变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及波动幅度，无论是劳动力闲置还是资本闲置都直接经济增长；资本即过去劳动存量包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实物与货币资本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比例失调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及波动幅度；劳动对象即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中能源最重要，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次层，模型可知科技具有影响各基本生产要素的普遍功能，教育的功能在于为科技、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提供更为广泛的应用和开发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科学技术创新进步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也引起经济的波动；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功能表现为长期、持久的推动影响。
三层，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互交融的条件下，国外经济情况对一国的影响非常大，贸易依存度越高影响越大；国际收支越不平衡负面影响越大。并且国际就业、资本、资源、科技和教育情况还都分别影响着一国经济。
四层，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社会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配置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增长的比重高，劳动者获取的就低；反之。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增长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快。事实是收入高或低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生产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增长过程就产生波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五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增长及模型的核心层次，但是，社会经济增长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结构及主张、社会阶层及矛盾和文史传统及习惯等，对经济增长形成间接、整体的影响，并且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增长。
六层，国际环境影响即各国上层建筑对一国上层建筑进而对一国经济基础的影响。
因此，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政治结构+社会阶层+文史传统等)]·国际环境影响GH｝。
周期波动作为一个客观经济规律存在于商品市场经济，实际是经济增长周期，是一国经济总量增长周期，影响经济周期的六层次因素最终要通过一国经济总量增长周期率表现出来。
(二)经济增长、周期与总量供需关系
影响经济周期的六层次因素由外向内最终表现为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产出总量及价格，而劳动力与资本(过去劳动积累)获取的新增收入表现为对产出的需求总量及价格。总供给与需求间经常产生各种矛盾和不协调，但是总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仅仅是表现，不是根源。发达国家某些经济家也认识到这一问题，也从内外因素去寻找，内因在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如要素配置；外因从体系外，如战争、选举、油价、金矿、移民、资源发现、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等。
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排斥马克思而匮乏，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家也就始终搞不懂那些是内因那些是外因、那些是主导那些是被动因素、那些是主要矛盾那些是非主要矛盾。
况且孕育任何一次复苏扩张与收缩衰退循环往复周期的主导因素都不同，而任何一次复苏扩张都包含着收缩衰退因素，任何一次收缩衰退又都包含着复苏扩张因素。发达国家经济家不懂得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因此认为经济周期中产出、就业和价格的波动由总需求的变动引起，而实际是个性决定共性、共性仅影响个性。
三、周期性波动的高低点特征与数值判断
(一)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总量与指标体系数值设计
数值判断实际就是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经济波动周期进行计算判断。目前经济学界普遍采用总体经济指标的增长率来度量经济波动周期，此方法简明直观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为经济波动是多层次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因素影响也就不可能形成模式化的、呆板的单一结果。不同环境条件下、不同参数设置下，得出的数值结论不同。因此，有必要在以国民生产总量或国内生产总量的基础上选择多项指标进行计算判断。
基本参数基础上的多项指标体系包括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等指标，此指标体系能够综合反映并提供经济周期波动的综合性参考参数。
经济领域内根据内容、对象等可将客观总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每一总体又可细分为许多子体。一般而言指标不管是综合性的还是具体属性，只能相对反映总体及某个侧面。只有当形成指标体系时，才有可能比较客观的反映经济周期的面貌。因此，经济波动研究中指标体系的设计是度量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础。
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数值是各时期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描述判断，各期数值同前期指标数值的对比得到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因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复苏、扩张、收缩与萧条是通过多指标(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的演化中展开判断。而各指标的波动在时间上又不完全一致，因此就必须综合考虑各指数的代表性和价值性，以此客观判断经济波动的状况。
构造综合指数需要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即经济波动达到经济周期的波峰或谷底的转折时期点。基准日确定后周期的持续时间、扩张和收缩时间也就基本确定。所以基准日期既是分析周期波动特征的依据，又是确定经济变量间的基准。
确定经济周期波动基准日期的一般做法是选择一组重要的经济指标，这组指标的波动被认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大体一致，并能从不同侧面反映经济波动。通过指标设计形成历史性扩散指数，然后记录经济现象及政策变化就可将未来不同时期的周期波动情况与基准转折点相比较，从而得到现实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情况。
综合指数的设计还需要计算各具体指标的增长率，并调整具体指标在综合体系即增长率中的权重，计算各指标的波动系数，最终形成综合性指数。
经济活动的数量特征是以统计为基础通过指标的数量变动特征表现出来，统计指标的变化是一定范围内经济现象总体变化的数量测度的结果。因此，统计指标作为测定经济活动变化的指示器，在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波动现象出现不是单一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制约，建立周期波动指标体系不仅要考虑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并且还要顾及统计正确完备性。
(二)阶梯周期分析与离差周期分析方法
阶梯周期分析方法是经济增长速度周期波动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处理方法上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而离差周期是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趋势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波动，指标处理上要求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步骤，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相对趋势值，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
同一组资料同时采用两种方法研究测量结果有差别：周期转折点出现的时间不同，在离差周期处于峰顶和谷底的时候，阶梯周期总是处于平均增长率上；离差周期处于由复苏走向高涨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峰顶；离差周期处于收缩走向萧条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谷底。阶梯周期比离差反映周期波动的敏感性更强。
(三)经济周期转折点的技术判断
技术转折点是上升转为下降的点即峰值点和下降转为上升的点即谷值点。判断转折点是转折点数的标准化值。如设：总量指标为Z，权重为40％；工业增加值为G，权重为10％；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T，权重为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S，权重为10％；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L，权重为10％；货物周转量为H，权重为10％；进出口总额为K，权重为10％。
那么，阶梯周期综合指数转折点=Z·40％+(G+T+S+L+H+K)·10％。
而各不同指数反映不同侧面的阶梯周期情况，并部分的反映着综合指数。
(四)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及能源数值指标
主导产业及能源数值实际是周期性波动的高低点判断的辅助性指标。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达到一定规模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加之转轨期各类矛盾的剧烈作用导致经济周期在延长的基础上周期过程中的短期波动性突出加剧，表现为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而各阶段中的短期震动加剧，这主要是中国经济进入以汽车、房地产为主导产业阶段，和对能源需求快速增加的结果。
因此，在判断经济周期及其转折点的实证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汽车、房地产数值为主导产业的指标，以及能源需求数值指标，才能客观反映中国经济周期变化的规律。
四、“十一五”中国增长速度、波动区间与宏观对策
(一)中国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区间与持续时间的一般判断
所有经济政策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保持经济适度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多少为适度就必须先明确，并且适度速度不是一个机械的固定不变的点或线，而是个速度区间；经济周期的实质就是在这个区间的上下边际内波动，超过这个区间的上边就是通货膨胀，而下穿这个区间的边际就是通货紧缩；而国际收支的良性状态不过是为经济适度增长创造条件；就业与失业状况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对经济增长及其周期波动的影响并不大，或是说仅仅是经济周期的反映。
因此说，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节供给与需求，影响经济周期的波动区间，为经济适度增长创造条件营造环境。
经济周期波动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绝不仅仅是货币现象，但是货币可以调节通货松缩影响经济的膨胀或紧缩。经济的全面膨胀或紧缩表现为通货的膨胀或紧缩，而经济膨胀或紧缩又不仅仅是通货的膨胀或紧缩，更可能是生产资料如石油价格的升降导致，也可能是生活资料如房地产的冷热所导致。
适度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参数，而适度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指数适度的增长速度和速度的持续时间。经济增长速度可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确定，客观而言即经济增长的历史阶段性、环境许可性和现实条件性，主观而言即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三步走第三步战略)、中期目标(“十一五”规划)和短期目标(当期计划)。客观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主观又具有能动作用。
历史阶段性主要是参照发达国家及四小龙工业化阶段的增长速度和中国自90年代初期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的自身特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国内高涨的投资率和储蓄率支撑着庞大的经济体驶入快车道，至今已经1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年平均值是9.6％，经济增长明显带有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的特征。1992～2005年间有4年(1992、1993、1994、1995)的增长速度在10％以上，1年的增长速度为7.1％(1999年)。
但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度增长受到环境的制约，资源约束和价格方面的因素已隐约表明9.6％的平均速度线将是今后五年的经济上线，否则增长将难以持续也就不可能保持适度增长。
经济增长主观方面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要求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在经济方面的参考价值不大。“十一五”规划的平均增长速度确定为7.4％，参考价值极大。规划是集众多经济实践者和经济学家的智慧成果，不是哪个所谓著名机构、著名专家可比拟。但是，规划虽不比计划也还是必须要实现的，因此7.4％的速度可以看作增长的底线即周期下轨。
因此，“十一五”期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上线速度可以初步或大体确定为9.6％，下线可以初步或大体确定为7.4％，而中线即适度增长速度为8.5％，进而适度增长的波动区间为8％～9％。超过9％就需要警惕经济是否热度或热在那里，超越9.6％就可能已经出现通货膨胀；而下穿8％就需要警惕经济的冷度或在那些方面，穿越7.4％就可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
因此，9％～9.6％、7.4％～8％都是政府进行微度调控的区间，而超越9.6％或穿越7.4％就需要下猛药了。
(二)影响经济适度增长速度与持续时间的特殊性
整个“十一五”规划期间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蕴涵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房地产及汽车引发相关行业从而引发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的较强幅度的波动特性；经济的长期高位增长资源约束会越来越强，在客观上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整个经济增长质量；而目前贸易依存度过高也使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和不确定性增加。
房地产与汽车目前正处于降温周期中，由房地产、汽车直接引发的钢铁，而由汽车、电力及钢铁生产直接引发的石油、煤炭等能源价格也都在周期的回落中；贸易冲击主要体现为非FDI资本(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非FDI资本=证券投资+其他投资+证券和遗漏)流动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挑战。
随着2006年底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将更多地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由于包含热钱具有更强的投机性，因此对经济稳定的冲击也会更严重。
因此，就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开始进入新周期，1904年10.1％、1905年9.6％的经济增长率及综合影响因素分析看，“十一五”期间的经济波动曲线应是个先抑后仰的形态走势。
“十一五”期间还存在许多影响经济的非经济事件或因素，如2007～2008年各级党政机构换届，2008年举办奥运会等，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1983年GDP增长率10.9％，1987年、1988年分别为11.6％和11.3％，1992年、1993年年高达14.2％和13.5％，都包含着“换届”因素的影响。因此，要防止各级机构为追求政绩而大兴土木上项目，为经济平稳增长创造条件。
但是，这些因素可能使先抑后仰的一般性经济波动曲线转变为高位小幅波动走势，但是这种高位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一旦在1907年、1908年年形成，其成因会造成怎么样的经济后果就需要进一步认真分析。
克服经济周期大幅起落实现适度高位平稳增长是所盼望。“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实现持续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而波动幅度只要管控及时得当就有可能实现平稳增长，并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
(三)规划期间投资、消费与外贸情况影响分析
“十一五”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控制投资反弹又要避免投资下滑过快，而保持投资适度稳定增长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至关重要。投资的重点应当适当转移，控制产能过剩行业以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国债项目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应重点支持农村建设、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西部开发项目，特别是加大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这些领域的投资增加将是投资继续平稳增长的保证。
目前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装备及汽车工业快速发展是必然趋势，企业仍需要大量增加设备和技术研发投资。同时，城市化加快发展住房需求仍将持续增加适用房是重点，因此房地产投资还将继续保持较快的投资需求。
投资政策继续偏紧以及前期宏观调控效果的显现，将影响投资增长出现一定回落，特别是在“十一五”初期还将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农用地转用继续从紧，房地产方面停止别墅类用地土地供应，严格控制大户型、低密度高档住宅土地供应；信贷方面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形势下仍将会继续坚持稳中趋紧的政策。
产能过剩将降低企业投资的能力和信心，所导致的企业亏损也将加剧。钢铁等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回落使企业效益大幅下滑，亏损企业明显增加。投资周期决定明后两年多数重化工业领域的产能将进入集中释放，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基本已过，特别房地产投资受到土地和资金两方面约束，对钢材、水泥等原材料的需求更是大幅减少。汽车消费也已进入平稳增长期，产能本身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对产业链上产品的需求也将明显减弱。
产能过剩加剧必然导致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最终有导致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而政府对钢铁、房地产等行业的管控政策一般会维持经济周期的半径3～5年，否则这些行业积存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较充分的释放，因此政府引导向农村建设、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投资。
消费带动投资增长的作用目前比较有限，前期投资扩张由住房、汽车为代表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但目前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农民增收面临困难，因此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短期内难有大的提高。而教育、医疗、社保等解除居民后顾之忧的问题仍未处理好，使消费进一步扩张的动能受到制约。在目前市场总体表现为供大于求、又无大的新消费热点的条件下企业投资预期将趋于下降。
准备在2006年实施的劳动工资调整是明智之举，工资调整将使收入与房价以及车价比降低，并使房价及车价不至于下降过大，保持经济增长的平稳性；而在美元贬值并强迫人民币增值情况下，增加工资是人民币间接贬值的手段，有利于汇率稳定并促进对外贸易。
当然，工资调整的作用以及工资由行政向一般职工的传导有个过程，但有利于提高当前消费预期和中长期实际消费能力的提高。
出口增幅回落和利用外资增势减缓对投资增长的作用开始减弱，“十一五”期间的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环境并不十分乐观，虽然外贸出口仍将保持高比重，但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税率调整将使出口企业的积极性降低；而在境外投资回报率相对提高、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影响下，外商在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很可能大幅回落，外资流入速度将大幅降低。外贸出口增长及外资增长的放慢必然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
(四)推进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和时间持续的对策
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政治进步、文化繁荣以及充分就业的基础，而经济适度增长又是经济增长保持良性、持续的前提，因此“十一五”或更长时期仍然需要保持经济较高平稳增长水平，而保持平稳增长只能由掌握宏观经济管控政策的政府来直接承担。保持经济适度增长首要“转变增长方式”。转变方式是继外延向内涵、粗放向集约转变的再强调，是因“高投入、高消耗、污染重、效益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然而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而科技水平低直接与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所造就的高素质人才及劳动者相关，因此保持经济较高位平稳增长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和普及教育水平及程度。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经济，高效利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因此，为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发展。
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还必须从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科技”含量入手在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同时，现实高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并推广和普及先进适用技术。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深度，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企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
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与开发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的手段和杠杆是增量资本的投入方向及方式。新增资本是否投入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是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最为核心环节。
就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需要在开发中明确先开发什么后开发什么、以什么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利用中遵循循环经济利用理念与利用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重点是发展清洁生产、推行资源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仍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的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和普及“教育”水平及程度提高科技人员水准和国民整体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经济体制及制度”要加快改革健全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的机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反映经济周期的价格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企业生产行为及扩大再生产投资“逼入”科学发展的宏观轨道。具体做法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通过产业政策及金融手段制止不顾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的盲目项目。
建立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行政政绩评价机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大比重与中国政治结构决定中国的行政资源、权利远比发达国家政府的行政范围大得多，行政权力使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以及成效的大小。因此，政绩就不能仅考察GDP增速，必须综合考察单位能源使用GDP的提高、社会失业的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教育投入及质量、环保改善程度、社会法安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百姓对医疗卫生的满意程度等。
“具体经济政策”中要继续实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土地调控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非农用地，停止别墅类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的土地供应。按照产业政策优先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有保有压，对产能已经过剩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保持紧缩力度，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
加大财政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建设的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偏远山区学校校舍以及乡村卫生所等基础设施建设。
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中要注意提高投资对就业和消费的拉动，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信息、旅游、餐饮、社区服、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加快发展，以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增长。保持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要注意财政的促进作用，为此要继续提高财政在公共支出方面的比重和速度，继续加大财政对公共卫生、科教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以改变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进而带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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