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主体性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原则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主体性原则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现代化的历程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过程，而试图对之作理解、阐释和预见，并加以典型化和系统化的现代化理论则更加纷繁复杂。围绕着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问题，社会学界先后出现了三大理论派别，即“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
16世纪以来，西欧社会发生了全面持久的快速变革，如殖民扩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等。对这一巨大社会变革首先给予高度重视的是历史学家，他们从人类历史的大背景来考察、分析和预测这种社会变革与趋势。虽然历史学家们看似以全部人类社会为对象，但实际上，他们的发展图式是以西欧社会为模板，对西欧以外的社会缺乏足够的重视。从分析方法来看，历史的分析太多地注重于历史的根本规律，而对社会变革的繁复的具体过程注意不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社会学家孔德、迪尔凯姆、斯宾塞、韦伯、帕森斯等对正在变化着的西欧社会作了具体研究，以期发现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们的理论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渊源。
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劳动分工论》中提出两种基本社会类型，即“机械联系”的社会和“有机联系”的社会。斯宾塞的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滕尼斯的从社区到社会的变迁模式所刻画的社会特征与迪尔凯姆也有类似之处。韦伯在其宗教比较研究中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取代传统和情感的过程，理性化首先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渗透到经济领域，然后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现代化只产生于“西方社会”，其他社会是不能产生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帕森斯，将结构功能分析引入进化论中，以结构类型罗列了非历史的阶级序列，但是它的理论仍是一种社会进化论。而且这一理论将欧美社会的现代化当作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规律，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欧美化。受其影响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更是将“西方中心主义”发展到了极端。
随后产生的依附理论主张斩断一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摆脱西方的控制与剥削，求得社会的发展。
世界体系论倾向于“结构决定论”，认为世界体系本身有其整体的发展规律，即周期性节律和长期性趋势，它决定着组成体系的单个国家的发展。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升降及如何升降，并非仅由其本身的努力所决定，而是由世界体系的结构状况与运动规律所决定。
现代化理论呈现出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依附理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断绝与西方国家的一切联系；在世界体系论中，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升降从实质上来看是由在世界体系中处于绝对力量的极少数西方国家决定的。反思这三大理论，我们认为国外现代化研究中的最大缺陷在于对后发国家的主体性尊重不够。主体性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它的含义较宽泛，可在许多意义上使用。但从哲学意义和根本意义上讲，它主要有三种规定：其一，把主体性看作是世界事物的本原性。主体性就是具有本原、始原、基础和根据的性质，突出的是它与其他事物的主从关系。其二，把主体看作是活动的发动者、推动者和承担者，这就是人及其自由自觉的能动活动。它着眼于主体的主，即主动性和自主性等，其思维方式是能动活动的主体与受动客体的关系的相关性、对象性和相互作用。其三，它着眼的是主体交互关系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亦称“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20世纪的当代西方许多思想家更多地关注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性。其精神实质是力图克服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所盛行的“主客分离”意义上的主体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强调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1](P263-275)。以哲学上对主体性的第二、三种规定为指导，我们认为现代化研究中的主体性原则是指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条件，独立自主地探索和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方式、进程和模式。
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对中国国情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有正确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第二，它必须根据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进行模式上的系统创新，即必须注意现代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化的世界性作为一个历史发展潮流，首先表现为现代化的不可逆转性，表现为对现代化规律的共同认可。肯定现代化的世界性，只是表明这种世界性为特定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发展的外在环境，而真正规定着特定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是其民族性。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情和借鉴世界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他的现代化理论体系，鲜明地体现了主体性原则。
二、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中的主体性原则
所谓某一种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此理论始终，并对该理论整个体系具有指导性作用的准则。同样，主体性作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也贯穿于其理论的始终。它涉及到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直至文化层面的各个层次。
（一）从器物层面上看，邓小平在对当今世界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趋势进行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同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政治路线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性原则。
可以说，三次工业革命酝酿了三次现代化的大浪潮。大约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改进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促成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兴起。这一次现代化浪潮，首先从英国开始，然后将西欧和北美卷入其中。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这是“从远古创造农业、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和国家以来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2](P133)。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世界科技和工业革命为第二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这次现代化浪潮中，现代化在西方文化的核心地带西欧及其海外殖民地取得成功之后，越出西方核心文化的范围向其他异质文化（如中国、日本、土耳其）传播。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出现于20世纪下半期，这是一次真正席卷全球的现代化发展大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战时和战后出现了以生物技术、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人工合成材料、生物工程、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高精尖技术的应用，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日时，应邀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着重参观了应用新科技设备的本体工厂和组装工厂，以及日本的钢铁大本营——新日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这使他亲眼看到中国因长期忽视科技而造成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别国的巨大差距，坚定了他利用新科技成就的决心。针对20世纪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科技对当代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发展发挥巨大作用的现实和中国在科技与经济、社会相结合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91年初，根据实践的推移和理论论证，他作出了更肯定的表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南方讲话，他将考察高新科技产业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被放在首位，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总结我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党只有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从而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3](P32)。
（二）从制度层面上看，邓小平主张在利用落后国家现代化后发优势的基础上，重在内在生长力的培养。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属于“早发”型，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和成熟的管理经验，这些成果和经验可以使现代化的后来者少走弯路，实现赶超发展。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P100)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P44)
落后国家现代化具备的后发优势主要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会对落后国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压力可能转化为动力，加速落后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示范效应，促使其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直接过渡或较快进入较高现代化发展阶段；吸收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和先进的经营方式，弥补本国建设资金不足和管理落后的缺陷。
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后发优势可以而且应当利用。但是，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应是内生性的，这不是指现代化的最初启动诱因，而是指现代化的整个动力系统和推进机制。后发优势构成了现代化发展的有利外在条件，但它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成果。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才会获得持续良性的发展，这种内在生长力是指国家和社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源于自我本性的、与现代化相吻合的内部推动力量。
培育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与利用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得当，二者之间可以产生一种良性互动效应。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为此，邓小平同志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改革旧的各项体制，为内在生长力的培养开辟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领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试行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随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加紧了试点步伐。1980年8月18日至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性纲领，党的十三大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始的标志，通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2.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为内在生长力的培养提供契机。选择发展战略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启动阶段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发展性危机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转变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即利用本国资源为本国制成品开拓国内市场，用保护政策保持本国新生的民族工业的成长，用国产品替代舶来品，而这一发展战略却无法达到其持续发展的目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首先转向了开放式发展战略。东亚工业化的新经验被称为出口替代发展战略，又称为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它对外来资本是开放的而不是限制的，它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市场力量更多的自由化，而不是依靠国家力量的外在控制。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典范。现实已证明了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下推进现代化，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依附性发展，即在政治经济上成为受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边缘国家”，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统一。
3.实行局部突进与整体转化战略，为内在生长力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发展机制。在经济增长战略上，辛格和艾伯特·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脱离现有的基础，也不可能在传统经济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凭空建立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总是不均衡的，总是以少数企业和部门为先导，然后再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部门的发展。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因果累积论”。他认为，先发展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上升引起了工资的提高，并导致需求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邓小平在扬弃了以上理论在实践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在地区经济发展上，实现了从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沿边沿江沿线开放、内陆中心城市开放到中西部地区开放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4.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在生长力的培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因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的“现代发展危机”等问题，已引起各国的警惕和现代化学者们的关注。对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并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提出要采取有力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并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三）从文化层面上看，邓小平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佐证，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保证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内生力量”和“创造形态”。在社会发展中，无论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还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只有通过人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人的能动作用。首先，科学技术不是上帝赋予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其次，科学技术要靠人来掌握，即使进口了尖端的技术设备，如果没有掌握尖端知识的人，也无法独立自主地使用它。第三，科学技术管理离不开人的现代化。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贫困不是财富的不足，而是人的素质的贫困。人的素质的低下才是“落后”的本质。
在新时期，中央决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显示了党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是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主体性原则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