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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学说是一种研究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学说
1、西方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市场经济学说。它主要包括：
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盛行于15—17世纪）。它仅从现象形态和经验形态上描述市场交易行为，如公平价格论、让渡利润论；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在这一阶段占上风。
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18—20世纪初），即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奠定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体系）和新古典经济理论（马歇尔、帕累托、克拉克等人使“市场均衡经济学”取得了精巧的完备的理论形态）。但这一阶段末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琼·罗宾逊、张伯伦）和旧福利经济学（庇古）所揭示的前提缺陷（并非完全竞争）与市场缺陷（并非公平分配），意味着对原来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否定和脱离。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即政府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向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复归），以及这二者的混合物混合经济论。此外，还有激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2.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变规律，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演变的物质根源、动力的规律。应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是贯穿于西方经济学发展全过程的两大基本思潮）的斗争中，寻觅演变的理论根源，这种斗争推动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3.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反思。一是“市场失灵”理论（破斯密主义的“市场万能论”）。二是“政府失灵”理论（破凯恩斯主义的“政府万能论”）。
4.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论。这是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变种，引入制度分析和科斯定律。
5.西方各国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比较研究。前者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莱茵模式（联邦德国）、公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政府主导型模式（日本）；后者如里根一布什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供给学派为其官方经济学）、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干预政策（90年代西方经济学“反新古典革命”的产物）。
6.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在既定社会制度下，既具有完备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又具有适度的国家干预或计划指导的经济运行载体。国家及其作用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不能视为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异己力量或外生变量。现代市场经济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商品经济时代而并非产品经济时代）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较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运行载体，具有较大的制度弹性、区域弹性或兼容性，因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除个别国家）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
7.私有制条件下的西方市场经济在上升时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却以资源的浪费、阶级矛盾的加剧、道德的沦丧、效率和公平矛盾的激化为代价，并最终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私有制市场经济在目前尚有一定的生命力，它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未解放殆尽，但已显露出衰退的征兆（日益强化的国家干预程度是衰退的指示器），国家干预的强化和计划机制的加强（一般垄断——国家垄断）既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个人私有制的一种扬弃，也是社会生产力向束缚其发展的生产关系挑战的结果。
因而，它必将被能克服上述缺陷的公有制市场经济（马克思仅仅论述不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所代替。
8.公有制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崭新事物。私有制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实践经验和成熟的理论，但市场与私有制在磨合或结合过程中也经历过从对立到溶合的发展过程。并且至今仍未完全解决好二者之间的矛盾。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也有一个磨合、调整和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许有几十年或者经历更长的时期，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同时切忌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
9.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的许多借鉴点，集中在资源配置和利用理论、宏观调节体系、微观规制技术、市场和计划、市场和法制、现代企业制度、寻租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以及政府、企业和市场等方面。借鉴、吸纳和同化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合理因素，有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市场理论研究。
二、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基本思潮的斗争
国家干预论（国家干预主义）抑或自由经营论（经济自由主义）、计划抑或市场，这是各个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各类经济学家长期争论不已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谓国家干预论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所谓自由经营论是指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利用商品市场机制和竞争的力量，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而只赋予国家以承办市场和竞争所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极少量的经济活动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国家干预和自由经营两大经济思想及其经济政策，是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中此消彼长、相辅相成的两大基本思潮。这一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
15—18世纪是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时期。这种原始国家干预主义是一种处于原始积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干预主义。它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后期已成为商业资本主义向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但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则已经出现一种自我脱离、自我否定的倾向，已滋生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
17世纪—20世纪20年代是古典或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国家干预主义而占上风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中叶（这是将理论付诸政策实施的时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标志是《谷物法》于1846年撤销，航海法于1849年废止。这与英国曼彻斯特学派和法国自由放任学派致力于自由贸易运动是分不开的。英法这两个重要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此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从而开辟了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应该指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制造市场万能的神话，忽视市场失效问题，轻视国家干预，因而最终酿成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
以休谟为代表的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种自动调节和恢复平衡的内在机制。这是对国家干预主义的第一次认真的挑战。
斯密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奠基者。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与《美国独立宣言》同年问世）被称为“产业自由宣言书”。它的主题是：君主、政治家或国家、政府，只需要提供诸如法律和秩序的最低限度的职能，而市场经济制度将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经由每个人追求私利的努力而最终达到富国裕民的目标。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较之以休谟为代表的早期经济自由主义有了质的飞跃，其标志是以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完全竞争市场的调节机制，代替了立足于货币数量论的调节机制，并形成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系。但总的来看，还是比较粗糙的，某些经济范畴尚缺少严密的定义和逻辑论证；有些环节尚缺乏严密的论证，如经济自由主义者宣扬的生产效益的最大化问题；有些环节则出现了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合拍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如劳动价值论与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分配的合理、公平及合谐性的矛盾。斯密的后继者作了大量的修饰工作。李嘉图首先对劳动价值论（消除其多元论的价值论弊病）和自由贸易理论（以相对成本论取代绝对成本论）作了重要的补充，中经萨伊、詹姆斯·穆勒、巴师夏、西尼耳等人的修订；此后，随着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兴起，又经过边际主义学派尤其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克拉克等人的粉饰。经过这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者无休止的努力，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已被修补成为类似自然科学一样“精密”的逻辑体系。
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均衡价格论是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也是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价格形式和运行机制的补充和发展。作为经济学史上第一个大综合的马歇尔理论体系，吸收了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某些内容与分析方法，从而加强了对生产的合理性和分配的公平性的论证。前者如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实现自由交换的均衡，从而得到效用的利润的最大化、成本的最小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后者如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各个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收入等同于他们各自的边际生产量。
但是，马歇尔及其新古典学派所处的时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其特征是垄断的形成和加强，经济危机的频繁和加剧。因此，马歇尔的理论也涉及到垄断问题，并被张伯伦和琼·罗宾逊发展成为垄断竞争理论，从而否定了完全竞争这一前提或假设的现实性。这一点，动摇了经济自由主义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和假设。马歇尔的理论也涉及贫困问题，并被庇古发展成为福利经济学，因而提出了对分配合理性的怀疑，并要求国家干预和改善分配制度。与马歇尔理论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无异就是置身于经济自由主义营垒中的“特洛伊木马”，从而为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主义卷土重来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祸根。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自由经营论失灵从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时期。1929—1933年大危机促成了一系列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产生，如英、美的凯恩斯主义，美国的制度学派，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德国的鲁亭巴赫国家干预思想，法国的调节主义，等等，其中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最为完备，影响最大。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就是有效需求原理及其三大心理规律。它推翻了否认生产过剩危机的传统理论，摒弃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可实现充分就业的传统教义，否定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和追求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并用宏观分析代替和区别微观分析。这一理论强调，在没有国家干预（即自由放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因而必须用国家干预论取代自由经营论，倡导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管理，用以刺激有效需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旨在避免资本主义世界的毁灭。应该指出，以凯恩斯萧条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国家干预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在一个时期内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是国家干预论失灵从而自由经营论卷土重来的时期。这一转变的物质根源，在于凯恩斯国家干预论无法克服普遍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以及日益加剧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应运而生的是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现代自由经营论，其中包括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伦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这种理论体系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即新自由主义者在巴黎举行的，旨在确定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史称“李普曼学术讨论会”。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排挤甚或被替代，后者再度登上官方经济学的宝座。联邦德国从战后则实行属于新型自由经营思潮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现代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张，其中包括稳定物价、自由放任、大搞私有化、减税、以及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应该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推动了经济增长。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与新自由主义的失误，为凯恩斯国家干预论走出危机从而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标志是新凯恩斯主义及其国家干预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克林顿经济学的基础，从而意味着里根—布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美国官方经济学的终结。
西方两大思潮演变史表明：现阶段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只能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近年来国内却滋生了一种盲目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倾向。这是值得人们高度警惕的。因为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虽然在本国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却千方百计在发展中国家推行以私有化、取消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为目的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就是前车之鉴。
三、西方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综合—分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边缘学、交叉学科的崛起）是在科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带规律性的现象，在经济学领域中也是如此。它主要表现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多元化或非经济化趋势愈演愈烈。其特征是：研究范围已大大超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大力倡导结合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考察；研究方法已远远不局限于经济学分析法，应辅之以其它方法，如数学的、物理的、心理的、人类学化、制度化或社会学化的分析方法。其主要典型有：
一是经济学的政治化趋势。即西方经济学不再是一门单纯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学科，而是渗入政治因素，更多地研究政治行为，参与政府决策。众所周知。经济学在古希腊是一种“家政学”，在中世纪是神学的“奴婢”，以后成为“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但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被倡导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者冠之以“政治经济学”，这已渗入经济学政治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的成份。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萨伊、西尼耳所标榜的“纯经济学”、“实证经济学”为开端，在19世纪后半期，又恢复了经济学的提法。现在西方学者提出回到政治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口号，竞相出现了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等一批新学科。
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最早把政治经济学称为“政治算术”。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微积分引入经济学领域，推动了经济学数学化的进程。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这一趋势推向极端，出现了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投入产出经济学、经济预测学等一批新学科，并广泛采用经济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
三是西方经济学的伦理化趋势。经济学说史上历来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派，如德国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派、激进经济学派主张把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
四是西方经济学的心理化趋势。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广泛地把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领域，从而使客观分析转向主观心理分析，把经济学变为“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促成主观学派的崛起，并出现了诸如心理经济学、理性预期经济学以及部门心理学一类的新学科。
我们应大力挖掘、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合理因素或科学因素，其中包括：
——新保守主义学派强调充分依赖和尽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万能论”的观点；
——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反对“市场万能论”的观点，具有重点参考价值；
——理性预期学派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重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充分考虑心理预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昙花一现的现代供给学派的教训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很少是单方面的，而单一政策的受控试验，在经济活动中也是无法办到的，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应力戒采用单一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而在采用几种宏观调控手段的情况下，强调和重视某一种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各种调控手段之间的交互作用；
——伦敦学派对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弊端的分析，以及哈耶克用信息分散论说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一定说服力；罗宾斯对劳动供给的分析已构成微观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哈耶克强调机会均等、反对收入平均的观点，也值得我们在原则上吸收等等；
——联邦德国弗莱堡学派及其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如在特定的某个时期应当“多市场，少国家”，在另一特定时期需“少市场，多国家”，正确灵活地处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强调市场经济是法规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稳定物价是刻不容缓的观点等；
——公共选择学派把政治过程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框架，填补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如何把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如何用合适的政治过程或决策技术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这一点可参考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和建议；
——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某些货币理论和政策，尤其是国际收支与汇率理论、反通货膨胀理论和政策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新古典综合派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具有实用价值；它所采用的某些技术性概念和方法，如生产函数、银行制度可以创造存款的论点以及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等，表现了生产要素间和金融市场的客观情况；
——新剑桥学派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和揭露，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益处和启发；它强调的关于分配制度改革的观点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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