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它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平等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实现以增长、平等和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是一项基础性和关键性工作。
关键词 人力资本 可持续发展 增长 平等 和谐
曾几何时，人类以能控制自然并把自然资源转变成为己所需的产品而自豪，这种自豪感又进一步加强了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但大自然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对它的过度索取所造成的后果最终还得由人类来承担，比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扩大等。因此，当历史列车驰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应给子孙后代留出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2年在联合国环发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在今天，实现可持续发展已基本成了世界各国的共识，但对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则意见远非一致。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证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叙述结构安排如次：首先简单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其次论述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最后提出若干政策结论。
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由于可持续发展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环境生态学和工程技术学等众多领域，因此，迄今为止还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据有的学者估计，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多达98种（王军，1997）。尽管如此，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还是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和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从上面这个定义我们可知，可持续发展至少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持续增长。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可持续发展就会是一种空论和奢谈。经济增长，用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的话来说，是“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自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这种生产能力总的来说是持续提高的，这既表现在人均GNP 的不断提高上，也表现在人们所享有的产品品种不断丰富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上。但这种生产能力在空间上的分布很不平衡，有的国家和地区在有的时候要承受生产能力过剩之苦，有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迫使人们转变发展观从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种种问题往往还是经济不增长或经济增长不持续所导致的。比如我们虽然知道土地沙漠化是既不利于当代更不利于后代的，但苦于拿不出钱来根治，而只能眼看着沙漠化土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印度前总理英·甘地在一次会议上说：“贫困是最糟的一种污染形式”。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一致地把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作为少数几个最重要目标之一，这绝不是偶然的。经济持续增长是各种问题的最好熔化剂，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2）收入分配平等。 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这要求收入分配应该平等化，即经济增长的好处应该惠及全体人民，否则不仅发展难于持续，甚至连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不可能的。这方面已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以巴西为例。巴西在60～70年代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年均GNP增长率达到了10%以上。 但由于它信奉经济增长会自动导致收入分配均等化的信条，即寄希望于经济增长获得成功之后再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从而对收入分配问题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结果，60～70年代在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也恶化了。从1960年到1970年，80%以上人口组的收入份额都下降了（从45.65%下降为37.76%），只有最高20%人口组的收入份额上升了（从54.35%上升为62.24%），相应地，最高20%人口组与最低20%人口组的收入之比也从1960年的15.5倍扩大为1972年的33.3倍。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好处高度集中在最高20%人口组手中。“滴漏效应”并没有发生， 这在发展经济学中被称为“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事实上，巴西的经济增长也很快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根据《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1985～1994年巴西人均GNP的增长率为－0.4%。造成巴西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一个重要原因。收入不平等之所以是逆可持续发展的，一是因为它有背可持续发展之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主旨；二是因为它割裂了生产消费链，使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并存；三是因为它会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恶化经济增长的环境。所以，可持续发展应内含有收入分配的平等。
（3）人自关系和谐。 由于自然界资源丰富以及消化和再生能力巨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和谐的，但自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和工业文明扩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变得不怎么和谐起来了，这主要表现为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枯竭和自然环境的污染两个方面。这种不和谐使自然的消化和再生能力变得大为脆弱，其结果则是人类一次次地遭受着自然的惩罚。比如被称为我国“母亲河”的黄河，它曾哺育和滋润了勤劳聪慧的炎黄子孙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但由于沿岸的植被过度利用和毁坏，自唐代以来，曾经是林草茂盛、水流清稳的黄河开始由清变黄了，时至今日，黄河水则是由黄变少，由少变断，宽厚仁慈的“母亲河”变得脾气乖张了。资料显示， 从1970 年到1994年短短20多年间，黄河下游的断流年份平均断流天数已由70年代的14天增加到了90年代的82天，年平均断流长度由242公里增加到392公里。黄河断流所造成的损失也日益严重。据估算，1972～1996年，黄河断流使山东省的工农业经济损失累计达234亿元，年均12.3亿元，其中90年代以来的经济损失达185亿元，年均30.9亿元。人自关系的不和谐，不仅给当代人带来了巨大损失，更给后代人留下了种种灾难性后果。“子吃卯粮”，这对子孙后代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必须处理好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我们既要依赖自然，但又不应破坏自然的消化和再生能力，从而使自然资源得到永续利用，使自然环境保持清新如初。这符合当代人的利益，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子孙后代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缺一不可。没有收入分配平等和人自关系和谐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没有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平等只能导致平均主义，没有经济持续增长的人自关系和谐则是落后的表现。只有同时达到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平等和人自关系和谐的发展才能算是可持续的。
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它主要通过教育、培训、干中学、保健、迁移等途经而获得。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可从它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平等和人自关系和谐的作用中表现出来。
（一）人力资本与持续增长
如前所述，保持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对于如何实现经济的增长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影响最为久远的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以哈罗德—罗马模型为最典型代表，因为它们直接就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积累率。但在本世纪60年代索洛教授发现，仅用传统所理解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是难于解释尽经济增长的， 即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索洛残差”（Solow's residuals）。索洛把这一残差归因于技术变革。
但技术变革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近50年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旋律，实际上，这些回答的演变过程也是不断地把人力资本的经济功能不断凸现出来的过程。 比如阿罗（Arrow，1962）提出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认为， 技术进步是生产新的资本品的经验积累的结果。宇泽（Uzawa，1965 ）通过把生产资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配置到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配置到教育部门，后者对产出的贡献通过使技术水平提高而间接地实现。这样，宇泽就把教育部门的存在看作是技术进步从而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很有创建的。但无论是阿罗模型还是宇泽模型，都是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减或不变基础上的，因而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一问题直到80 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eas，1988） 试图把人力资本内生化进经济增长模型的努力才得以基本解决。罗默发展了阿罗模型，他使用了知识 （knowledge）这个变量。由于知识既源于干中学， 又源于资本本身，即由于市场存在着不完善性，企业之间、生产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使知识的不断积累成为可能。又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而且它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因此，在罗默模型中，技术不断进步从而经济持续增长就是可能的了。卢卡斯则拓展了宇泽模型。他放弃了宇泽的资源使用二分法，而假定每一个人都把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进行生产，另一部分则用于到学校去接受教育，即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内外两重效应，内部效应使人们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成为有利可图，外部效应则使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变得更加有效，这弥补了物力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的效应。因此，在卢卡斯模型中，持续增长也是有保证的。
大量的经验研究充分证明着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之关键的结论。比如丹尼森和美国劳工部对1948～198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估算表明，教育和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2%，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37%），若把投入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贡献也包括进去，则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高达 63%。巴罗（Barro，1992）的一项跨国研究也支持着罗默—卢卡斯模型。他运用初、中等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对98个国家和地区1960～1985年间入学率与人均GN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了多项回归分析，发现在起始GNP为既定条件下，平均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其起始的初、中等入学率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并不是主要由资源禀赋、物力资本等的差异引起的，而是因为各自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不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太少或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太慢，则它不仅难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连摆脱经济停滞的厄运都是很难的。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平等
人力资本对于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Mincer，1958；舒尔茨，1990）。但这种影响是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还是不利于呢？我的研究表明，教育等人力资本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会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赖德胜，1997）。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平等化功能还是很明显的。导致人力资本的这种平等化功能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要大大高于物力资本的收益率（Psacharopoulos，1985）；二是人力资本在人群间的分配要比物力资本的分配更平等，因为“不像物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可以通过积累而扩大并仍高度集中于所有者手中，人力资本在任何规模上的扩大都必须内含有它在人口中更为广泛的分配”（Ahluwalia，1990）。所以，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 收入分配会最终趋于平等。
对此我们可以八个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 ）的实践为例加以说明。这八个经济实体包括日本，“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三个新兴工业国家即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它们在自然资源、人口、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但在1960～1985年这20多年间却惊人一致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的有机结合。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1960年以来，HPAEs 的增长速度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快一倍，比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将近快二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快五倍。据说这种集中的区域性增长是极为罕见的，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但更为罕见的是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也得到了改善。比如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台湾省从1964年的0.305下降为1985年的0.271 ， 印尼从1964年的0.333下降为1984年的0.308， 香港从1966 年的0.49 下降为1976年的0.43。创造平等与效率兼顾这种“东亚奇迹”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一条是它们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的重视，正如世界银行在一份专题报告中所指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而带来的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基本原因（世界银行，1995）。
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缓解和克服贫困的有力手段。除老弱病残者外，使一个人陷入贫困的原因虽然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受教育程度较低。比如在泰国，贫困人口的99%以上是没有受过教育或所受教育低于中学水平的。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的贫困人口都是文盲。我国下岗职工中不能很快转到新的工作岗位因而处于贫困状态者，绝大多数也是文化程度不高或没一技之长。所以，“要想脱贫，先受教育”的观念是应该推而广之的。
（三）人力资本与人自关系和谐
人力资本对于人自关系和谐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人力资本的积累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人自关系的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自然资源被过度利用或利用不足。因此，使人自关系和谐的途径，一是减少某些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二是提高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程度，而这两条途径又都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密切相关。减少某些资源的开采和利用，要求我们必须寻找出这些资源的替代物，比如用人工大理石代替天然大理石，用人造革代替动物皮等。这种替代要求有一定的技术，更要求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因为如前所述，技术的进步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先进的技术还能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在100多年前人们只能用平炉炼钢， 效率很低，产量增长只能通过多建平炉和多用煤、矿石来实现。目前，炼钢技术获得了革命性创新，与平炉相比，增加相同产量，能源、原材料等的消耗已大为下降。不仅如此，新的炼钢技术还大大减少了污染，从而使自然环境变得较为纯洁清新。
即使技术水平为既定，仅仅是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能较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因为业已证明，一个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科技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就越快（Nelson & Pleips，1966）； 一个工厂或车间工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产品合格率就越高，浪费就越少。我国许多行业在品种、质量、效益、规模等方面在世界上都只能算是“弱旅”，其中的原因除技术不如人以及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外，劳动者文化素质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2）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 即向全体人民讲清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紧迫性，能增强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责任感。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是切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对此，《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都有明确的论述。我国最近十几年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所取得的种种成绩，比如计划生育、植树造林、濒危动物的保护、环境污染的治理等，无不与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从而使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增强有关。事实上，今天仍然存在的种种逆可持续发展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由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薄弱造成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一方面要求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要优化人力资本增量的结构，即在我们的教育、培训和宣传体系中，加重可持续发展内容的分量，使节约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成为广大公众自主自觉的行为。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可持续发展正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之一，它的提出和广泛认同，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之一，可持续发展则将是永恒的主题之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是一项具有综合效应和长期效应的基础性工作，因为它既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还有利于人自关系的和谐。这也是本文最主要的结论。
这一结论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我国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虽已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形势不容乐观，这突出表现在经济效率不高，经济增长仍是一种粗放式增长，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矿物原料大约是发达国家的2～4倍，在国民经济周转中，社会需要的最终产品仅占原料的20%～30%，即有70%～80%的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废物而抛弃掉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仍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而且城市贫困人口有增无减；耕地锐减，人造沙漠不断扩大；环境污染仍很严重；等等。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难产是我国不重视吗？显然不是，因为我国政府不仅参与了《21世纪议程》的讨论和制定，而且还制定了世界上首部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并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加以贯彻执行。我想，一个根本性原因是我国的人均人力资本量还太低。因此，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的征程中，我国若要作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就必须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上下足功夫。
首先，大力加强教育。我国有12亿人口，是个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但资源优势并不等于资本优势，人力资源优势要转化成人力资本优势还必须经过开发即教育和培训这一环节，否则，不仅优势不优，反而会成为劣势。最近几十年我国的教育事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这表现为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文盲半文盲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然较高且绝对量大。所以，仍必须大力加强教育。（1）增加教育投入。 这既要求政府继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更要求社会和个人增加教育支出。因为自1978年以来，国民收入分配已极大地向企业和个人倾斜了，在变化了的情况下，仍让政府独撑教育支出显然是不现实的。（2）调整教育结构，主要是调整初、 中、高等教育结构和中学生升学教育及职业教育的比例。在教育经济有限的情况下，应把重点放在初中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上，这也是前述八个HPAEs的共同做法和经验。此外， 教育结构的调整还应包括增加生态环境教育的分量，增强每一个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生态忧患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3）转变教育观念，主要是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使学生具有更健全的体魄和心智，更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实际上，让每一个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其次，大力加强培训。下面几点决定了培训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1 ）我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整体文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2）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这使人力资本的折旧速度大为加快，过去能胜任的工作现在则难胜其任了；（3）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变动加剧， 劳动者即使想“一次分配定终身”都不太可能了，而职业和岗位的转换要求专业技能的转变必须跟上。事实上，很多国家比如德国、韩国、日本等也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起飞和振兴的重要条件。我国政府已开始重视职业培训工作，劳动部正在起草制定的《国家职业技能振兴发展战略》即是一个明证。相对来说，很多企业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性。
加强培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培训费用的支付问题。 贝克尔（1987）曾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一般培训的费用由受训者自己支付，特殊培训的费用则由企业支付或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支付。我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很多下岗职工连生活都难维持，何论支付培训费用。对此，我认为各级政府应将其纳入议事日程，进行统筹安排。
最后，深化体制改革。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提高人的经济价值，从而会提出对于制度的新要求。舒尔茨（1990）曾举出了三个例子： “（1）在制度上对人所从事的工作之市场价格的增长作出反应；（2 ）在制度上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增长作出反应；（3 ）在制度上对于消费者可支配的收入之增长作出反应。”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仍极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比如，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或不完善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使人力资本之价值的评价失去了市场基础；收入分配中脑体收入的相对倒挂，压抑了人力资本潜能的发挥；等等。因此，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劳动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是十分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的转轨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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