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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的指导方针之一。本文拟从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等方面，阐述这一方针的确立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
一
1914年，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发起资本主义历史上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将工人劳动时间缩短1/3（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资提高两倍，并响亮地提出了“人人有车坐”的口号。这一创举带动了千百万美国人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在福特公司和美国的带动下，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普遍完成了向以现代高新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相结合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转变，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主体的大众消费社会。
西方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带来战后国际关系的本质性变化，并对东亚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在世界资本主义采取机械技术与低薪劳动相结合的泰勒主义的积累方式时（从18世纪后期到二战爆发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因工人阶级收入水平低下而难以得到有效扩展，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大量过剩产品必须到落后国家寻找出路。为向海外行销商品，西方国家需要依仗军事力量将边缘地区殖民地化。因此，这一时期西方列强之间必然会因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军事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之间则存在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然而，在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主体的大众消费社会之后，大众消费的高度增长使发达国家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国际贸易也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作为市场倾销地的意义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相互联系的方面迅速超过相互对立的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同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对立和冲突的经济成分大为减少，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大为增强。战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相继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采取了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浪潮迅速席卷整个东亚地区。西方对东亚的武力征服给这里的人们所留下的辛酸和屈辱培养出来的民族主义，使东亚NIES（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在战后初期倾向于选择旨在增大经济自主权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如台湾地区就曾以严格的数量管制和高关税壁垒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限制企业自由参加国际竞争，力求保护区内市场，发展廉价消费品产业。韩国在1953～1961年间的经济政策同样着眼于与贸易自由相抗衡，发展进口替代产业。这些发展战略由于不符合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大众消费社会后的世界发展潮流而先后以失败告终。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做法有所不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方针。继日本之后，NIES在60年代，ASEAN-4（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在70年代，中国在80年代相继采取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顺应了国际关系变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潮流，因此相继取得了成功。
二
经历战后30多年的发展，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口在不同阶层的分布发生了新的变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和壮大，是这一变化的核心内容。东亚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及发展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在各个次区域呈现的梯形状态相一致。日本的中等收入阶层产生的时间早、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占比例高，NIES的情况逊于日本，ASEAN-4又逊于NIES。
根据日本历年总理府国民生活调查，认为自己的家庭生活水平属于中等的日本人占总人口的比率，50年代略低于60％，60年代略低于90％，70年代以后一直超过90％。在战后经济初步得以恢复后不久，日本就开始转向大量消费带动大量生产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生产设备和劳动力都有剩余，但消费市场却难以扩大的情况下，池田内阁于1960年12月通过了主要内容为从1960年到1970年国民收入增加1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增强了市民购买能力，刺激了民间投资热情，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日本实际人均工资增加了0.65倍，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0.84倍，实际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都增加了1倍，中等收入阶层的队伍也因此获得空前成长。[1]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NIES继日本之后，在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与日本大体相同的变化。根据1988年11月22日经济企划院发表的统计数字，1980年韩国人口的35％属于中间阶层和中上阶层，到1985年，中间阶层和上等阶层构成韩国人口的43％。如果除掉大约5％的上等阶层，1985年的中间阶层的人口约为38％。[2]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超过79％的人认为他们属于“中间阶层”。[3]据《海峡时报》1987年的采访调查，新加坡华人居民有74％、马来人居民有75％、印度人居民有78％回答自己享受着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方式，即与象征着中等收入阶层的洗衣机、保险、订阅杂志、汽车、道德教育、活期存款、海外旅行、空调、微波炉、股票投资等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相关。[4]
实施“血汗工资制”也曾是NIES经济迅速崛起的秘诀。为发挥劳动力优势，增加出口和引进外资，NIES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份里，都采取了低福利、高增长的策略，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政府还对所谓奢侈品课以高额消费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NIES的中等收入阶层一直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较大增长。但自80年代以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最终推动了NIES中等收入阶层的迅速成长。在NIES全力发展制鞋、纺织和服装业（第一阶段），继而发展玩具和轻型消费品制造业（第二阶段）时，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劳动者是主要雇佣对象。而当冰箱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制造业（第三阶段），以及汽车、船舶、石油化工、电子计算机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第四阶段）成为主导产业时，就需要支付高薪雇佣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NIES中等收入阶层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能开始壮大，原因就在于NIES的现代化从那时起普遍进入上述的第三和第四阶段。生产和组织的规模化，技术和管理的专业化，以及新型市场的开拓，都需要中等收入阶层的支撑。
同样依靠劳动力优势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ASEAN-4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然而，正是在这种理论上不适合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的环境下，ASEAN-4的中等收入阶层却有较快的增长，如泰国的中等收入者由196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10％增加到1986年的21％；1980年马来西亚的中等收入者数量达到劳动力人口的24％，1986年达到37.2％。90年代的人口普查资料又表明，中等收入者的相对值和绝对值都有上升。[5]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在于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任何商品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导致在NIES主要向东南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日本和欧美国家还向这一地区转移了一些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就使ASEAN-4经济的增长所依赖的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泰勒主义体制。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推进了ASEAN-4本土教育、卫生、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在ASEAN-4继续实施主要依靠劳动力优势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些中等收入阶层也应部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内科学教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东亚现代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的、威权主义的精英领导集团身居中央，通过权力部门控制主要生产部门和企业，支配多种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是战后东亚现代化的普遍性模式。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当时东亚的大众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非常分散、软弱、落后。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阶层逐渐成为东亚大众阶层的核心力量甚至主体，促动大众阶层的素质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摆脱从属者的地位，成为现代化主动参与者与主导性力量，东亚现代化因此开始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
主要通过引进西方技术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是战后东亚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则在不断地推进这一地区进入劳动密集型生产与技术密集型生产并行、引进与创新并举的新的发展时期。中等收入阶层虽然没有像精英阶层那样拥有政治权力，也没有像资产阶级那样大量占有和控制资本，但却拥有和控制信息、信用、技术及管理能力。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至今多数东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点依旧是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即使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通过中等收入阶层的工作增加技术含量，提高管理水平。中等收入阶层更是近年来成为东亚经济新增长点的新兴产业，如电脑、通讯、医药等行业的主力军。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倾向于把出口和GDP的增长看作衡量成功与否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并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协调，逐渐成为东亚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伴随经济的增长而获得成长的中等收入者家庭开始购买彩电、空调、汽车、电话、电脑等“高档商品”，促使东亚国内和地区内开始形成以往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才存在的、对工业化的延伸能够起到巨大拉动作用的耐用消费品市场。在泰国，由于大量引进外资，1988年以后3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2％、12.0％、10.0％，从而中等收入阶层作为一个消费阶层稳定下来。就轿车销售数量的增长率（比前一年）来看，1988年以后3年分别为43.2％、23.1％、38.1％。[6]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还使东亚一些国家开始改变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卫生、科研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断裂，缺乏中间阶层填充其间的社会是不稳定的，易于发生混乱和冲突。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壮大，使东亚阶级关系开始进入良性互动状态。由于增长的成果能够为社会大多数人所共同享有，日本成为发达工业国家中在经历经济社会转型时社会整体稳定状况最好的国家。韩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所占比重最高。因此，韩国在遭受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打击后，经济的正常发展状态和社会秩序很快获得恢复。中等收入阶层越来越成为东亚政治、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础和推动未来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作为理性文化的承担者，东亚的中等收入阶层同样信仰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力图不断改变以世袭的特权、专制独裁的权力和特殊的社会、政治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例如，在韩国，工业化带来了高度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的多元化，带来了民众对政治参与和社会平等的需求，使威权主义独裁政权难以为继。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间阶级”之后，民主运动开始对威权主义政权构成威胁。有评论说“汉城的管理阶层和职业阶层也许是1987年迫使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学家》杂志在报道1987年反对全斗焕威权主义政权的示威时问道：“当催泪瓦斯在汉城碰到中间阶级时会发生什么？”答案很快就明确了：催泪瓦斯输了。[7]
三
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三资企业中的“白领”是率先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行列的人群。随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各级政府中具有专业化色彩的公务员、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的技术管理人员，也在职业威望和收入水平上与一般劳动者拉开距离。与此同时，活跃在教育、科学、卫生、司法、大众媒体、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分子，也逐渐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重镇。
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方面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能否迅速而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则是决定我国能否迅速有效地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需要。发展是党的十六大确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集中精力，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就意味着在2003～2020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必须保持在7.1％以上。低收入者阶层的不断缩小和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不断扩大，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8年到2001年4年间，我国商品零售价指数连续4年呈负增长，平均每年递减2％。这一变化从表面上看，意味着我国国内市场由短缺转为相对宽余，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跨越；但从深层次看，则意味着低收入群体人数过大，中等收入水平群体过小，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有效需求和消费不足，购买能力偏低。
农村人口和城市下岗工人是目前我国两个最大的低收入者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长期难以获得改善，已对我国内需的扩大构成严重制约。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8.8％，农村人口的比重高达61.2％，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比例偏大，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产生扭曲。2001年我国城镇人口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但农村人口人均收入仅2000多元，消费能力十分有限。广大农村人口消费严重不足，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不足，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购买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现阶段我国另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城市下岗工人群体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大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如果不能尽快缩小，必须会对未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巨大障碍。
中等收入者是介于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经常购买只有富裕阶层才能购买的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阶层（consumerclass）。因此，中等收入阶层构成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制度下一切社会的最主要的消费群体。目前我国能够归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人群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约在15％～20％之间，不仅远远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水平，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对拉动社会消费、扩大内需还难以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
大力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和缩小低收入群体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未来我国要“坚持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道路”；“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现代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这一过程需要使大量农民转变成其中一部分人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者，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理论上全部属于中等收入者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其次，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在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对立、矛盾和冲突的产生不可避免；只有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的多数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才是执政党理想的稳定社会。目前，我国在分配收入方面差距太大，1998年基尼系数为0.403（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只占总收入消费的2.4％，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消费占总量的30.4％），超过了0.39这一国际标准警戒线。[8]要想缩小这一在收入分配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也必须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如前文所述，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只有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大才能增强整个社会的抗拒风险能力。
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和出口的增加是东亚NIES早期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价格优势”或“劳动力优势”，即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大量吸引外资刻意压低劳动阶层的工资和收入水平。目前我国采取的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宗旨的新发展模式，其特征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即不但包括“经济更加发展”，还包括“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中等收入阶层教育程度高，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注意提高精神生活水准，具有较高的公民意识。这些都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避免东亚NIES早期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正是邓小平同志为我国现代化设计的目标和路径。
第三，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美国社会学家李普特曾经指出，不论国家贫富，对现有分配制度心怀不满的都是贫苦的下层阶级。他们更倾向于支持鼓吹某种再分配形式的政党和组织，而且这些政党和组织在贫困国家比在富裕国家采取的斗争形式更极端、更激进。[9]“有恒产则有恒心”。由于中等收入阶层拥有一技之长和一定数量的财富，因此最能与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我国在现阶段应努力使富有的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由原来主要依靠低收入阶层逐渐转向主要依靠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上，由原来主要依靠低收入者转变为依靠中等收入者；在财富的分配上，则须由原来增大低收入者的负担向提高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转变。换言之，使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的主要纳税人，使低收入群体成为再分配的主要受益者。
最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与时俱进、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和本土产业升级的需要，日本和东亚NIES已经开始注重内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以及拉美地区、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国家纷纷参与到竞相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行列，加大了依靠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工厂。但若指望将所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售到海外，无疑缺乏现实性；如果只发展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不发展现代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也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需要提升国内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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