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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2-0154-09
清末民初是“蜀学”兴盛的重要时期，当时曾涌现出诸如骆成骧、廖平、杨锐、刘光第、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吴玉章、郭沫若、蒙文通、向楚、向宗鲁、赵少咸等著名学者①，这些学人多出自“两院两堂”(即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存古学堂)以及后来由“两院两堂”发展而成的四川大学。在“两院两堂”之外，也还有一批相当出色的“蜀学”人士，他们无论是经学、辞章，或是小学、校勘，都不乏精绝之作，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近代“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龚道耕(1876－1941)就是其中重要一位。龚氏历任成都多所大学、中学的校长和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名校教授，人称“著述行天下，弟子遍蜀中”，是近代四川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和学问家。其人朴实谨厚，学识广博，精熟《仓》、《雅》，精意经史，著述110余种。他不趋新以炫世，不随众而媚俗，在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大张赤帜、大行其道之时，龚氏却注重小学、力标“郑君”，在“今文”学之外独标一帜，形成与廖氏学术互异互补的景象，从而构成近代“蜀学”的完整概念。他是四川近代“蜀学”的著名大师，也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然而，在近世的种种研究中，龚道耕却被学人忽略了，至今不见有专文发表。为补此缺，本文拟对龚氏学术特色聊作探讨，希望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重视。
龚道耕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有造诣，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索。这里仅就其学术特征归纳数事，以为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砖。就龚氏学术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五大特征：其一“博学渊深、学贯四部”；其二“汉宋兼宗、不废今古”；其三“气度恢宏、独具通识”；其四“经史皆通、善于文学”；其五“持论平衡、发人深省”等。
一、博学渊深,学贯四部
龚道耕学识渊博，这是学人对他的共同看法，无论前贤，还是朋辈，无论是后昆，还是门徒，对这一点都无异议。庞俊(石帚)《记龚向农先生》谓其“发奋力学，自《仓》《雅》、群经、诸子家言，乙部掌故，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莫不洽熟穿穴，仰取俯拾，日有造述。”[1]庞氏又撰《龚氏墓志铭》说：“自《仓》《雅》训故、九流家言、乙部掌故，下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浃熟贯通，无不宣究。”[2]
龚读籀撰《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下称《学行述略》)：“府君于学无所不窥，早岁治小学考据，及流略纂辑。”又：“治学以广博为务，闻见搜讨，每深惟其终始，以为此孟轲氏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②唐振常《忆舅文》也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大精深，四部之学，无所不窥，而于经史，尤所倾注，最得力的著作，在于经学的研究。正由于学无所不窥，所以能成其大。”③
龚氏的博学，当世已引为学人楷模。唐振常回忆：“赵尧生熙先生，我祖之学生而又我父之师。清末以翰林出为御史，硕学名流，驰誉国内。尧生先生最推重向农大舅父，我家尚存尧生先生致先父书札数十通，札中有谓‘如向农先生者，可谓读书种子矣。’多次嘱先父多与向农大舅父相接，学其学，学其人。”赵熙(1866－1948)乃近世四川“五老七贤”④之一，德业文章，乡里钦崇，他对龚向农尚且如此推重，益证龚氏其人非同凡响。
龚道耕著述十分丰富，庞俊《记》谓其“发奋力学，……仰取俯拾，日有造述。年未三十，成书数十种，由是知名。”《墓志铭》也说：“甫逾立年，造述有斐，扃箧至数十种。”庞《记》后附有《龚先生遗著目录》，徐仁甫则专门编有《龚向农先生著述目录》，发表于《志学》第6期。二目著录龚氏著述69种。此外，笔者考察各类文献，又补充龚氏著述遗目42种⑤。综合两项，可得龚氏经部著述39种，史部著述33种，子部著述27种，集部著述12种，四部合计共111种之多。
在龚氏著述中，有系统的学术专著，如《经学通论》⑥、《中国文学史略论》⑦等，是当时颇受学界重视的学术专著，一时成为成都各大、中学校通用教材；有单篇学术论文，如《补礼经宫室例》、《〈孝经郑氏注〉非小同作辨》、《孔子生年月日说》⑧、《三家诗无〈南陔〉六篇名义说》[3]等，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具有精深见解，发人所未发；有的则是辑佚作品，摭拾千古不传之秘籍(如自《鲁连子》至南北朝袁子《正论》、《佚子最录》四十四种等)。或又独识别裁，撮录古代美文范本(如《六代文钞》、《南北朝八家文钞》等)，以为文化弘扬与传播之助；或又发凡起例，意欲新撰史、志(如《重修清史》、《重修成都县志》等⑨)；或又对古籍经典作校勘批注(如“南北朝八史”及新、旧《唐书》诸《札迻》⑩)；或又关注现实，评时论政；或又吟曲作诗，蜚声艺林，等等。从内容上看，则遍及经学通识、制度考证、文献整理、新史修撰、文学创作、时事政治、辑佚、文选，等等方面，举凡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时政各个领域，都有涉猎，都有精深的发现和发明。可惜时运多艰，穷于应对，又且天不假年，遽归道山，无暇著述的董理刊布，许多著作未得发表，有的甚至还未成定稿。其已经刊布的著作不过《经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略论》、《三礼述要》、《礼记郑氏义疏发凡》(11)等数种，不及全部著述的十分之一。不无遗憾！
二、汉宋兼宗,不废今古
汉人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此言经学之滥觞也。至于“经学”之成为众学之首、诸教之宗，则自西汉始。汉人治经，专门名家，重视训诂，却不重视思想体系。宋儒振起于“三教”纷争之际，注重义理思辨，超越传解注疏，直探圣人本意，放言“道统”，独标“心传”，于是理学大盛，体系粗具。中国学术遂有“汉学”、“宋学”两派之别。后世学者，或从汉，或主宋，互相攻驳，中国学术也因之互有消长。清“四库馆臣”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馆臣虽然已经看到汉宋相争的问题所在，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提倡“消融门户，各取所长”，但是清代“汉学”、“宋学”分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更没有达到“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的境界。朝廷主持的科举考试，虽然以“程朱传义”、《四书集注》为主，清廷治国理念也是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学”为宗。但是学人(或民间)学术研究的重心，却趋向于“汉学”方法，于是以“乾嘉学派”为主体的考据之学在清代十分繁盛，整个学界仍然以“汉学”为主流，于时有所谓“家道许、郑、贾、马，世薄程、朱、陆、王”之说，朝野上下自然形成了“汉学”和“宋学”分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流露出尊汉抑宋倾向，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予以商榷，江氏再撰《宋学渊源录》，于是汉、宋营垒更加明晰，汉、宋对立也更趋白炽。汉、宋之争不只如往日“互为胜负”、彼此“轻之”“薄之”而已，而是几乎到了操戈相向、不共戴天的程度。
及至道光、咸丰时期，常州学派兴起，大张“公羊学”旗帜，于是西汉今文经学又取代乾嘉学人推崇的东汉许郑贾马之学而行世。及至王壬秋遍注群经，入蜀主教，蜀中学风又为之一变。弟子廖平成《今古学考》，正式在汉学中分出“古文学”和“今文学”，使汉世的“家法”之异、“师法”之别，几乎重现于近世矣。至康有为等人出，大倡“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说，一时之间，学人治经，大臣议政，似乎以不识汉、宋，不讲今、古，不谈改制，不辨伪经，为不时髦、不入流了。不仅经学中有汉、宋之争，而且汉学内又有今、古相仇。不仅经义中有先圣、后贤之别，而且也有真伪、新旧之异了。于是学者说经，各逞意气，日起论端，经学本真，圣贤遗意，去道益远。
龚道耕却不为时论所驱，而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自其少时读江藩《汉学师承记》而好之，粗识治学门径，但他并不是此非彼，而是汉宋兼治，无所偏倚。他既治小学，专精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刻了多种小学著作行世，如《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正史校勘记等考据性著作。同时又宗崇宋学，义理精通，践履笃实，真情厚意，霭然仁者。他对于今古文学，也不抑此扬彼，任情去取，而是各明其是，各取其长。
针对时人批评汉学“破碎大道，不切实用”，他著书申辩说：“其时儒者多致贵显，类能通经致用。明《易》者能占变知来，明《书》者以《洪范》察变，以《禹贡》行水，明《诗》者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明《春秋》者以决疑狱，明《礼》者以议制度，《孝经》《论语》则为保傅辅道之用。此西京经学之所以称盛也。”[4]但也不掩盖汉学繁琐之失，他批评曰：“自传业寖盛，诸弟子各述师言，著于竹帛，于是有传，有章句，有解故，有说义，有故，有杂记，有说，有外传，有记。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皆后师所推衍……则几与后世制举经义无异。宜乎通人恶繁，羞学章句。”[5]
针对时人对宋学“空谈性理”的指控，他辩护说：“夫宋儒说经，以义理为宗，以心得为贵，其所发明，诚有汉唐诸儒所不逮者。”但又批评宋学：“信心之过，至于蔑古，删窜旧本，攻驳经文，亦非小失。”[6]他曾在《经学通论》综评宋儒：“综言其弊，盖有数端。一曰陋：空谈义理，昧于典制是也。一曰妄：连篇累牍，动称错简，分经析传，率意刊定是也。一曰杂：假借《六经》，自抒己意，语多附会，义等断章是也。一曰悍：疑注不已，至于疑经，《尚书》《毛诗》，俱遭刊削是也。一曰诞：昌言心性，流入狂禅，杨、谢开其源，陆、王扬其波，讫于明代，此风尤盛是也。一曰固：坚持门户，无敢出入，宁道周孔失，讳言程朱非是也。”[7]
历数事实，优劣自见，褒讥贬绝，无所偏倚。龚道耕计划撰写的《礼记郑氏义疏》，即欲兼采汉、宋两家治学风格及成果，《发凡》曰：“《记》中通论诸篇，发明礼意，及圣门论治、论学微言大义，最为精深。汉、唐注疏，既失之简，宋、元解说，又多朱子所谓‘舍经作文’，繁而寡要，几同制举经义。今本诸《尔雅》《说文》，以正其训诂；又取先儒理学，以发其精微。破汉、宋门户之成见，合义理、训诂为一家。庶于经义，或有所当。”[8]龚读籀《学行述略》说他：“不存汉、宋门户之见，欲合义理、考据而为一家。”即指此而言。
当时四川是“区别今古”、“托古改制”学说策源地，蜀人治学也以今文经学为特色。及民国初年，刘师培受聘为四川国学院院正，古文经学势力又在四川大张赤帜。刘氏四世研治《左传》，是古文经学大本营。刘师培之入川，朝夕与廖平讨论考校，日以今古文问题为话题。一时学术，靡然从风，撰文著书，入主出奴，不主古文，即主今学，无不打上“今古学”之烙印。龚道耕置身其间，却不受影响，既不左廖，也不袒刘。庞氏《墓志铭》说他“尤好群经，兼综今古。于时井研廖氏、仪征刘氏，并有重名，龂龂辨诵，先生高揖其间，容色晬然。及所发正，不为苟同，斯所谓深造有得者乎。”(12)他为学“尽睹诸儒之书，左右采获，不为偏倚”，各取所长。龚读籀《学行述略》说他：“治经宗今文，然未尝诋古文不为，如近世衍常州今文之末流者。”
由于他宅心公正，出入汉、宋，留意今、古，故能升入堂奥，识其优劣，评长论短，多中肯綮。他论“今古文”之异同，尤其击中要害,论者多韪之：
比而观之，今古学家，其不同者有五：丁宽说《易》，惟举大义；申公传《诗》，疑者则阙，今文家大率如此；古文晚出，字多奇异，欲明义理，必资训诂，故杜(子春)、郑(兴、众)、谢(曼卿)、卫(宏)、贾(逵)、服(虔)，说经之作，皆以“训诂”“解诂”“解谊”题名；郑玄之于杜、郑，亦以发疑、正读赞之。是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一也。《后书·儒林传》所载经生，惟任安兼通数经，景鸾兼治《齐诗》《施易》，余皆以一经著称；古文则贾(逵)、马(融)、许(慎)、荀(爽)，皆并通五经，其余通一二经者，尤指不胜屈。是今文多专经，古文多兼经，二也。今文家讲明师法，不尚著述，范书所载，如牟长、伏恭、薛汉、张匡，仅定章句；洼丹、景鸾、赵晔、杜抚，略有著书；古文则郑、贾、马、荀，遍注群经，其余注一二经者尤众。是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三也。今文如孙期、张驯，兼治古学者甚鲜；古文则郑兴、尹敏、贾逵，皆先治今文，后治古学；明章以后，兼通今古者尤众。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四也。范书载今文学家三十余人，大率治经之外，无所表见；古文家则桓(谭)、卫(宏)、许(慎)，撰著博通；张(衡)、马、崔(瑗)、蔡(邕)，尤工词赋。是今文多朴学之儒，古文多渊雅之士，五也。观其同异所在，而东汉以后今蹶古兴之故，可思矣。[9]
寥寥数百字，历数“今古文”经学家之异，兼及其盛衰之原，言简意赅，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斯为可贵。龚读籀《学行述略》曰：“晚近经师，如井研廖氏、仪征刘氏，府君皆尝与上下议论。平生以为积学深造，不难直追古人，论者亦重府君学，以为非妄语也。”唐振常《忆舅文》：“先生治古文经学，于经今亦所深研，虽不喜奇诡狂肆之说,然于二家不主重此轻彼，方能发为实事求是之论。”
特别是对廖平猛烈批评的、博综今古的经学家郑玄，龚氏尤其倾心。庞石帚说他：“最重郑君，为之《年谱》。名其堂曰‘希郑’，从所志也。”[10]龚道耕认为“郑氏解经，大概宗古文，兼用今文”，“囊括大典，罗网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这一作法，深有助于实现其“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的宗旨。他认为郑玄在中国经学史上实开辟了一个崭新时代，故在《经学通论》中专列“郑玄经学”为一个时期：“自建安以及三国，数十年中，今、古两学皆微，而郑氏学统一天下矣。”“自兹以后，经学惟有郑学、非郑学两派，而无复今、古之辨矣。”[11]龚读籀《学行述略》说他：“而于‘郑学’之博综古今，渊源朴茂，尤尊崇之，故于高密遗书，多所疏证，后得善化皮鹿门所著诸书读之，乃辍不为。”[12]庞石帚也说龚氏“于廖说不为苟同，尝欲作书申郑君，以辨廖氏之加诬，属草未具，会治他书而辍。”[13]针对阎若璩批评郑玄“信纬”“注纬”，提议将郑玄从孔庙中请出，龚氏特著《书〈古文尚书疏证〉后》[14]加以辩护；其著《礼记新疏》也是要以《郑注》为本，故书名即定为《礼记郑氏义疏》，《发凡》说：“郑君初习今文，后明古文，扶风问业，学乃大成，遂以礼学自名其家。……王肃而后，诘难蜂出，而迄于唐、宋，礼家终以郑氏为宗。庄绶甲、李兆洛，訾其变易古文家法，井研廖君从而衍之。不知以郑义推诸经传，夫固浑浑圜圜，盛水不漏。今之所疏，以郑为主，故名曰《礼记郑氏义疏》。”[15]不过他对于郑氏也不盲从盲信，他反对六朝唐人“疏不破注”作法，以为如果郑注有误，也是可以攻驳的：“六朝唐人注疏，例不破注。……今于典制大端，并遵郑氏，间引异说，皆是外篇。至于名物训诂，句读文义，或有违失，间加匡纠。庶成狐死丘首，木落根归，免于孔颖达之讥。”姜亮夫谓其：“求真求是，希郑而不为阿郑。”[16]盖得其实。
三、气度恢宏、独具通识
虽然清代汉学已经不像汉代那样“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了，但是唯汉人是尊、唯旧闻是贵的陈腐习气仍然笼罩着当时的整个学界。馆臣批评“国初诸儒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的现象，在后来的130多年间并未得到改观。蒙文通曾论清代学术说：“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体系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体系，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面。”自从廖平“平分今古”，主张“托古改制”以来，巴蜀学人勇于进取，志在创新，在“通经致用”，“自成体系”方面尤所尽心。蒙文通明确标立“学问贵成体系”，什么是体系呢？蒙先生说：“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主张要“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做学问必须有此气魄。”[17]如谢无量之于古代文学史(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郭沫若之于古文字、上古史、文化史；蒙文通之于经学史、上古史、民族史，等等，都堪称自成体系之作。龚道耕也是沿着这一路子走出来的。
龚氏与以上诸人皆为同调。他《与人论学书之二》批评：“近代学者，心耽琐屑，理昧宏通，墨守《诗》《书》，襞积训故。历代仅知崖略，《三史》皆同挂壁。……其或耗心饤饾，疲脚褰绉，李玉溪之襧襦，挦裂横遭，张黄门之匹锦，割裁都尽，风斯下矣！”[18]故其治学虽博不杂，颇有体系，遵循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方法，在精识和宏通方面，独具特色。庞石帚《记》谓其：“大抵平生著述，多网罗众家，刊改漏失，似善化皮锡瑞而无其剽窃，似象山陈伯韬而无其庸琐。”
龚氏深通中国经学之流变，其述经学之历史，颇能尽学术之起伏转承之大势，深得经学转换更革之原理。关于中国经学史之分期，皮锡瑞《经学历史》颇据正史“儒林传”折衷之，故他的分期全以朝代废兴为断，共为10期：1.经学开辟时代(春秋)，2.经学流传时代(战国)，3.经学昌明时代(西汉)，4.经学极盛时代(后汉)，5.经学中衰时代(魏晋)，6.经学分离时代(南北朝)，7.经学统一时代(隋唐)，8.经学变古时代(两宋)，9.经学积衰时代(元明)，10.经学复盛时代(清)[19]。
这十个时段，整齐划一、容易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学术演变轨迹不清，学术自身内部发展原因不明。学术产生和发展有政治因素，但不完全随着改朝换代而改换，一种学术的发展和勃兴，必然有其自身理路，一种新兴学术取得统治地位，也有一个由渐而肆、由微而显的过程。上一个学术典范结束时，其实也孕育了下一个学术典范的雏形。
蒙文通说：“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20]并且认为讲学术史不能单以朝代更迭来讲，而应注意学术思潮的变迁。龚道耕在撰写《经学通论》时即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章节处理上，有：《群经名义》、《群经篇目》、《经学沿革略说》、《群经学说》，比较全面地展现了经学问题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在学术分期上则更显特识，其《经学沿革略说》一章将中国经学史分为13期：1.经学始于孔子，2.晚周秦代经学，3.汉初至元成时经学，4.哀平至后汉经学，5.郑氏经学，6.魏晋经学，7.南北朝经学，8.隋及唐初经学，9.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10.南宋元明经学，11.明末清初经学，12.清乾嘉经学，13.道咸以后经学。
历观龚氏的十三个分期，其中固然有按时代或朝代分者，有的也是约定俗成的，如“晚周秦代”、“魏晋经学”、“南北朝经学”、“清乾嘉经学”等等，皆是。但是更多的则是将一个朝代分成前后两段，或将几个朝代合成一段，如“汉初至元成”、“哀平至后汉”、“隋及唐初”、“中唐以后至北宋”、“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道咸以后”等等；有的甚至将一个人划分为一个时代，如“孔子”、“郑玄”等。这样划分看似零乱，时间长短也颇不一致，其实这是有他的深意的，而且也更能够体现出学术之萌芽、转变和盛衰的真面貌，更能看出学术典范转换之轨迹。
为何如此分期？龚氏虽然没有明确论证，但在文内的叙述中还是可以看出其用意的。如讲“经学始于孔子”：“中国学术政治宗教，无一不源于《六经》。《六经》为孔子所作，或为孔子所述，论者互有不同。……两说相争，至今未定。而《六经》之学出于孔子，则二千年来无异辞。无论其为述为作，谓《六经》之学即为孔子之学可也。”[21]可见他之所以将孔子定为一个时期，是因为“《六经》之学出于孔子”。
其论“哀平至后汉经学”：“由哀平以后至后汉之末，二百年中，经学之争议，则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于后汉，‘古文’之名始于西京之季。”[22]他之所以要将“哀平至后汉”二百年间划为一个时期，是因为经学的主要纷争在于“今古”文学，而今古文学之争实始于哀平之际。
其论何以将“郑氏经学”设为一个时期说：“兼用今、古两家之学，而会通为一，郑玄是也。……自兹以后，经学惟有郑学、非郑学两派，而无复今、古文之辨矣。”[23]之所以将郑玄经学作为一个时期，是因为他结束了今古文之争，开辟了今古合一的“郑学”时代。
其论何以将“魏晋经学”作为一个时代说：“魏正始中，王弼、何晏之徒，祖法老、庄，号为‘玄学’。……于是家法沦亡，经学遂远不逮两汉。……盖两汉经学，至此乃一变矣。”[24]
其论何以将“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定为一个时期曰：“唐代敕撰《正义》，所以息《六经》之异说，而《六经》之异说乃始于唐人。自武后时王玄感著《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当时已讥其掎摭旧义，……至于刘商洛、王安石、程颐、苏轼之徒，争说经义，其门人弟子，益加演述，而诸经之异说日滋，唐以前经学遂尽改旧观矣。”[25]
其论“南宋元明经学”为一时期说：“中唐以后，经学之纷纭，自道学兴而后其论定，而集其大成者，厥为朱熹。……至明永乐时，诏胡广等作《五经》《四书大全》，依宋、元人旧本，剽窃成书，著为令典，则举注疏而悉去之，并《礼记》亦废郑注而用陈澔，于是八比讲章之学兴，而经学荒芜极矣。”[26]
其论何以将“明末清初经学”立一时期，是因为清代朴学考据之风始于此时：“道学统一天下，自宋迄明，四百余年。明嘉、隆以后，杨慎……诸人，号为博雅，所著书偶涉经义，稍稍引据古说驳难宋儒。……迄明末造，常熟钱谦益始倡言注疏之学。桐城方以智著《通雅》、昆山顾炎武著《音学五书》，训诂音韵之学始萌芽矣。炎武尤通经术，作《五经同异》、《左传杜解补正》诸书，《日知录》中，力辟宋以来空言说经之非，而教学者以读汉、唐注疏。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辨图书之谬。衡阳王夫之，邃于经学，《五经》皆有撰述，其所考论，往往与后来汉学家闇合；又为《说文广义》，虽于小学未深，实为治许书之先导。三君者，皆宗宋学，而说经则兼采汉唐，无所偏主。清代学术之盛，谓三君为先河可也。”[27]
其以“道咸以后经学”为一时期，原因是：“道咸以降，经学之别有三：其一则沿乾嘉旧派者。……其一则调和汉宋者。……若其于乾嘉学外，别为一派者，则今文学。今文学始于庄存与之治《公羊》，其徒刘逢禄述之”，[28]因而形成近代今文经学一种风气。
这样讲经学沿革，当然深得学术演变之本质，所以庞石帚说他：“尝著论明经学流变，秩如有条，视皮鹿门《经学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也。”[29]实非虚语。徐仁甫《目录》还载有龚氏《经学沿革史略》[30]一书，可惜“未成”，不然当更有可观者。
四、经史皆通，善于文学
如前所述，龚道耕著述以经、史两部为最多，也以经史著述尤为专门，然而其在文学史上的造诣亦不可忽。
其史部诸书主要以校勘为主，如南北朝“八史”、“新旧《唐书》”皆有校勘记，即《札迻》，现存下来的只有一种《旧唐书札迻》。如前所述，龚氏在新修史书方面也有许多设想，如《重修清史》、《重修成都县志》等，可惜皆未成书。不过通过龚氏所撰《成都县志拟例》，粗可见其精密实际的史学思想。他在小序中说：中国的郡县志，肇始于古之“图经”，古志主要记载的山川地理，人物典制只是其中附庸。至明朝胡缵宗撰《安庆府志》才设立“记、表、志、传”诸科，始用正史的方法。后来修志，不思更张，不切实用，只如“类书”，依样画葫。章学诚首言“四方之志即古之国史”，故欲将方志纳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的范围，要体现治乱兴衰、微言褒贬于其间，这又小题大做，文不对题了。于是他主张：“宜仍用《志》名，参以史例，旁考前贤名著之体”，来拟订新修《成都县志》的体例。于是他提出了“图四、记一、表六、录八、传九”的结构，还仔细胪列了拟写的细目和范围。具体来讲，即：
(1)图四篇：疆域(全县总图)，山川(用新法绘制)，城市(县属街巷)，乡镇。
(2)记一篇：大事记(纂辑历代属于成都之事及置县沿革，犹史之“本纪”)。
(3)表六篇：晷度，官师，府第，学位，仕宦，列女(有事实者入传，仅有姓名者入表)。
(4)录八篇：舆地，田赋，乡治，学校，兵卫，交通，礼俗，经籍(此相当于正史的“志”，此从《史通·书志篇》议，略变其名)。
(5)传九篇：良政传(用《南齐书》例)，先贤传(纪明以前人物)，后贤传(清世人物)，寓贤传(流寓名人)，孝友传，忠义传，文学传，列女传，叙传。[31]
从《拟例》可见，他要撰的《成都新志》有图有文，有纵有横，有人物，有典制，可谓重点突出，眉目清楚，面面俱到，大而且全。其大纲虽然仅有五条，其实已经体现了龚氏对方志体例的更新，也熔铸了他对古代史志撰修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在整个结构上，旧志多以天文分野、山川形胜置于卷首，或妄言星躔，侈陈分野，迷信不实；或仅图山川画数幅，有似游览手册，不切实用，不能征实。龚氏以“图四篇”居首，一改故志旧观，要求“当用新法改绘”、“测绘”，将一县之全景、山川之分布、街市之曲折、乡镇之分布，描绘其中，让人开卷即知一县之整体概貌。
在内容上也有适时之变，增加现代气息。“录八篇”虽然体例上仿自正史“志”、“书”，但在结构上却有更新视域。“乡镇篇”自注：“凡议会、局、所诸事皆属之。”“学校”自注：“述旧学制、书院制，及今中、小诸学概要。”“交通”自注：“交通以邮电、船、路为要。”这些都是旧志所没有的。针对旧志有“艺文”、“经籍”二志，“经籍”收书目；“艺文”收录诗赋、杂文，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太过臃肿。故新志只设“经籍”以“载县人著述书目及其书序例”，而将旧志所收“艺文”择其要者置入所记各类事项之下，体现了很好的变通精神。
凡此之类，都表现出龚氏对旧志和正史体例的继承和改进。如果照此体例撰修成编，成都一方之地理、山川、历史、故实、典制、人物、旧章、新风，尽皆囊括其中矣。惜焉未成！
其经部诸书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小学，二是礼学。其小学诸书遍及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各个方面，校刻《字林》、《说文》、《仓颉》、《音义》、《玉篇》各书(13)，又撰《训诂学》(未成)、《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14)等，都可见其治学始于小学、明于故训的路径。
其于礼学，除撰有通论性《三礼述要》外，其他主要集中在《礼记》研究上，如撰《丧服经传五家注》、《礼记旧疏考证》、《叶辑礼记卢注疏证》[32]等。晚岁，有感于“自清世经学鼎盛，诸经多有补作新疏，独《小戴记》四十九篇，所见止朱彬《训纂》、孙希旦《集解》，未尽精博，不足与诸疏配。”在休假后，仍发凡起例，“欲依准郑注，兼综诸儒之说，勒成一家。”[33]
为撰《礼记郑氏义疏》，他事先草拟了一个凡例，全篇只有12条，但是却将龚氏此书的体例和他关于《礼记》的基本看法囊括其中了(15)。
其上篇首条论《礼记》作者和文献来源：“礼家之记，则戴德有八十五篇，戴圣、庆普各有四十九篇。惟小戴之书，自魏晋以来列于学官，尊与经等。其与大戴、庆氏之记，分合异同，末由尽考，要其为自七十子至高堂、后苍，师师相传之本，与孔壁及河间献王所得《古文礼记》不相涉也。自晋陈邵谓‘《古礼》二百四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后儒虽据郑君《六艺论》，知二戴各自传述，非互相删并，陈邵说不足信。然皆谓‘二戴之《记》，取于河间《古礼》’，并为一谈，迷而不悟。此读《礼记》所当先辨也。”明确了《礼记》是“七十子至高堂、后苍师师相传之本”，纠正了晋陈邵以来以为二戴删取《古文礼记》的误说。
第二条论《汉志》何以不载二《戴记》：“《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礼》二百四篇’，此《古文记》都数也。《正义》云：‘刘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此《小戴记》都数及目录也。……是古文与诸家之记，刘向俱载其目。……至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遂仅载刘所校诸记篇数，而古文、戴、庆诸记，《别录》有其目者，并不著录。”自注：“《别录》著录刘向定本，而仍存古文今文之篇目，犹乾隆间《四库全书》之有‘存目’也；《七略》但著刘向定本、篇目，犹《四库简明目录》，不载‘存目’之书也。”
第三条针对近人怀疑“《礼记》杂今古，不为二戴所辑”之说，辩正说：“廖君(平)作《戴记今文古文篇目表》，以为《戴记》‘古多于今’。近人泥之，遂疑戴氏为今文家，何以多录古学？又以其采及《逸礼》(即《奔丧》、《投壶》二篇)及曾、思、荀、贾诸子书，疑今之《礼记》并非二戴所辑。夫古文晚出，戴氏所传之记适与古经相同，初非取经附记。曾、思、荀、贾，儒家大宗，吐词为经，宁谓非当？且诸子之书亦多述古，必谓出于自作，则又识昧通方，斯为妄矣。”
第四条针对《礼记》制度与“经制”相违的问题，他说：“窃谓廖君分别今、古，举世所推，其发明经制，厥功尤巨！……而《礼记》所载，其于经制，时有异同。”其中原因，廖平以为是今、古文异制造成的。龚氏认为，今文与古文的对立是西汉末年之事，二戴之时尚无其说。《礼记》所载之所以与“经制”异，原因是：“《六经》所举只其大纲，条目施行，或不详备。故传其学者，或损益经制，而推为新礼；或服行经义，而别定仪文；或经有所略，而益之为详；或经书其常，而推及其变。或解经而各持异议，或援经而衡论当时，说非一人之说，书非一家之书，矛盾互陈，职由于此。”如果“概以今文、古文为别，殊不足以括之”[34]。
其下篇主要讲明作《疏》义例：第一条申明何以“郑注”为本，第二条申明将突破“疏不破注”规矩，将对郑注小失之处予以匡正；第三条申明主要对《礼记》的制度义理作疏释，至于其中的史事真伪不作考证；第四条将沟通汉宋，训诂多用汉儒，义理多采宋儒；第五条使用南宋淳熙抚州刻本《礼记》为底本；第六条说将博取自桥仁以下各家之说以成新疏。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龚氏学术的旨趣和他思维之缜密。
在文学方面，龚道耕也是有成就的文学家。龚读籀《学行述略》：“为文规模八代，诗效温李，有《八代文钞》、《严辑全文校补》、《研六庼诗文遗稿》、《蛛隐庐文存》、《丁未述征集》等。”[35]除了以上自撰诗文和古文别裁外，龚氏还发凡起例自撰“中国文学史”。
在讨论中国文学史时，他特别注重通识，反对过分狭隘的文学史观。民国元年(1912)龚道耕主教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曾受刘师培委托，撰有《中国文学史略论》一书。他在自序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近世言文学者，或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干，而摈经史诸子，以为非类。”[36]指出这样的“文学观”盖“仿据远西”，不合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际。因此他讲文学史，必先明一代学术之大势，再详其经学之源流，再备列诸子以及史学之盛衰，然后才是文体的变化，诗词歌赋小说戏曲之创作。这样内容深广完整，视野也更加开阔，整个中国学术大势、文化沿革，也就尽在其中了。蒙文通说：“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37]与龚氏“文学史观”正可前后呼应。
五、持论平实，发人深省
龚氏治学极具主见，不人云亦云，亦不炫怪以鸣高。龚读籀《学行述略》：“其教人不侈为夸语，不考征猥琐以炫博，亦不暖姝菌蠢、学一先生之言以自憙。放所著述，绝矜慎，以表
邀时誉以为耻。”正其写照。但在他的著作中，又见解独到，新义时出，多能见人所未见。
秦氏焚书乃千古所唾，但他却认为秦朝的坑焚之祸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严重。《经学通论》曰：“秦用李斯为相，亦尊儒术，置博士七十人，每有大事，尝得与议。后人以焚坑之祸，集矢祖龙，不知秦所焚者，民间之书，而博士所职《诗》《书》百家语自若也；所坑者，咸阳之诸生四百余人，其它儒生自若也。特秦在帝位日浅，旋值楚汉之乱，文献散落，学派无考。然当经籍道息之际，崎岖兵燹之中，抱持六艺以待汉兴者，皆秦之博士诸生也。秦之功何可没哉！”[38]
他认为，不仅秦人未灭学术，未毁经典，而且还有功于文化。说：“秦并天下，二世而亡，加以焚《诗》《书》，坑儒士，文学之阨，宜无若此时者。夷考其实，乃不然。盖秦之为功于文学者二事：一则置博士官，掌通古今，为汉代设学官之始。其时《诗》《书》、百家语在民间者虽焚，而博士所职者自若。故羊子、黄疵皆著书传世。疵又为秦歌诗，而叔孙通、伏生之徒，亦以制礼传《书》显于汉世。一则初作小篆、隶书。周宣王时，史籀改古文为大篆，文颇繁重；六国时，复多异形文字。李斯变为小篆，行同文之治，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以课学僮，而‘小学’以兴。同时，下杜人程邈增减篆体，作新字，以施于徒隶，谓之‘隶书’，虽多变古文、失‘六书’之义，而数千年沿用不废。二者皆于文学关系甚巨，正不独琅琊、会稽诸刻、《仙真人》之诗，擅文章之美而已。”[39]
“经”“传”二字本义，是治经者首当必知的问题，也是经学中颇为聚讼的话题，龚氏《经学通论》的解释却非常有新意。他解“经”字不取“经，常也，法也”等陈说，而取《周易》“云雷屯，君子以经论”为证，用郑玄注：“谓论撰《诗》《书》《礼》《乐》，施政事。”(陆德明《周易释文》)以为“此‘经’名所由昉。”认为以“经”为书名在《周易》“大象传”中就已经存在了。又据《管子·戒篇》“泽其四经”，用尹知章注：“谓《诗》《书》《礼》《乐》。”以为“此《六经》称‘经’所由昉。”以为儒经称“经”在《管子》里就已经有了。立论奇古，皆别具一格。
又解“传”字：“传与专同。《论语》‘传不习乎’，鲁读传为专。(见《论语释文》)《说文》曰：‘专，六寸簿也。’”[40]以为“传”本字是“专”，即短小之六寸简。说经之书，简册谦短，故称“传”也。
又论谓经学始于孔子：《经学通论·经学沿革略说》提出“《六经》之学即为孔子之学”[41]。在另一书中说：“经为孔作，或为孔述，论者互有同异，要其定于孔子，则百世无异辞。”[42]
又辨正《周易》篇数。《经学通论》：“《汉书·艺文志》云：‘《易》经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下当脱‘经二篇’三字。十二篇者，古文也；二篇者，今文也。今文只有上、下经，故《志》所载周王孙、服光、杨何、王同之传，施、孟、梁邱之章句，皆二篇。费氏古文经，则合十翼为十二篇。”[43]此说足发千古不识之秘。《汉志》著录各经皆有“古文经”，独《易经》没有，知有缺误。(16)据龚氏之意，《汉志》“易类”著录应当是：“《易》，古十二篇。经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庶几可复班固之旧。
他关于“六篇亡诗”的讨论也很有见地。《经学通论》“诗经篇目”：“《诗》四家，今惟存毛氏，其篇目与三家盖无异同。惟《毛诗》小雅有《南陔》以下六亡诗篇名，而三家无之耳。(郑注《礼》时未见《毛诗》，故云：‘今亡，其义未闻。’又说为孔子时已亡之诗。及笺《诗》，乃易其说为孔子后始亡。是其证。陈乔枞辑《三家诗》，列此六篇名，非也。)”[44]并且作《三家诗无〈南陔〉六篇名义说》[45]专论以申之，足为定论。
《经学通论》论魏晋经学之弊曰：“自中朝以及江左，经学之弊，略有数端。一曰尚浮虚而忽训诂。如谢万、韩康伯之注《易》，孙绰、李充、郭象之注《论语》，皆说以清谈是也。一曰工排击而罕引申。如顾夷之《周易》难王，关康之又申王难顾；孙毓评《毛诗》异同而朋于王；陈统又难孙氏；以及《礼》之争王、郑，《左氏》之争服、杜是也。一曰废家法而矜私智。如刘兆作《春秋调人》七万言，陈邵《评周礼异同》，范宁注《谷梁》，义有不通，即加驳难是也。一曰好摭拾而鲜折衷。如杜预《左氏》，攘贾、服之文；郭璞《尔雅》，袭樊、孙之注；及张璠《二十二家之周易》，江熙《十三家之论语》是也。盖两汉经学，至此一变矣。”[46]深中魏晋玄学病灶，虽起王弼、何晏于地下，亦无以置其喙也。
值得表彰的是，龚氏在学术上，严谨认真，匠心独运，心得独造，虽名家大贤也不能移其志。当时四川学界以廖平“平分今古”为自豪，一时相从如鹜，龚氏独不然。龚读籀《学行述略》：“晚近经师，如井研廖氏、仪征刘氏，府君皆尝与上下议论。”其《礼记郑氏义疏发凡》有曰：“乡先生井研廖君，说经以分别今文、古文为大纲，自此经学为之一变。近世儒者，其学虽或与廖君大异，亦无以异其说也。然所谓今文学、古文学，乃哀、平以后之名(廖君初说，谓今学为孔子晚年之说，古学为孔子壮年之说，甚至以《仪礼》经为古文，《记》为今文，皆大谬不然者。后亦不持此说矣)，西京五经博士(此亦后汉古文学称西汉今文博士之名)，固尚无此区别。其于后来古文家根据之书，凡有所见，未尝不兼综博采，以广异义，初非摈斥不道。(廖君初说，谓汉代今文、古文，相避如洪水猛兽，尤不然。无论西汉博士绝无古文之见，即后汉古文学家，三郑、贾、马，皆先治今文学，具见本传；而二郑之注《周礼》，马融之注《尚书》，亦取博士说，惟何休绝不引《周礼》耳。)”
又：“窃谓廖君分别今古，举世所推，其发明经制，厥功尤巨！”但是廖氏以今古文的区别来解释《礼记》中的礼制异同却是不可以的，以为：“概以今文、古文为别，殊不足以括之。”[47]
对于廖平“平分今古”的问题，今人李学勤也颇不以为然。他的《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认为，关于汉代有经今、古文学派之说，主要是晚清廖平在其《今古学考》中提出的，而后康有为在其著作中进一步阐发，遂“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经学史上的常识，而且还渗透到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中去。然而，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可取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所谓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48]
王俊义《经学及晚清“经今、古文学分派说”之争议》以为怀疑廖平“平分今古”之说不是李学勤首创：“我还注意到学界前辈钱宾四先生在其所著《国学概论》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就两汉经学今古文分派之说，也早曾提出与学勤先生相类似的观点。”钱氏认为今、古文问题，“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胁学术界，几乎不主杨，则主墨，各持门户，互争是非，渺不得定论所在。而夷求之于两汉经学之实况，则并无如此所云云也”。王先生认为是钱穆先生首揭此义。
可是，当我们翻阅龚道耕的著述，这一观点早已散见于龚著各处。除上所引之外，如《经学通论》“哀平至东汉末经学”曰：“由哀、平以后至后汉之末，二百年中，经学之争议，则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于后汉，古文之名始于西京之季。”[49]又说：“所谓今文学、古文学，乃哀、平以后之名，西京五经博士，固尚无此区别。”[50]将今、古文之争定在哀平以后。这与廖平将今古学之争定在整个汉代，甚至将古文定为孔子早年“从周”之说，今文定为孔子晚年“改制”之论，已经大不相同。
林思进为《经学通论》作序署于“丙寅(1926)二月”，谓：“庚子、癸卯之际，吾与龚君相农年皆盛壮，亦尝稍稍窥览其域。”又说：“而相农以经教授吾蜀高等师范者十年矣。”则其讲授和酝酿“经学通论”之作，又在此前十余年中。而钱穆讨论今、古学问题最权威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成于1930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即包括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和《周官著作时代考》。四篇文字成文并发表于不同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最初刊于1930年6月《燕京学报》第7期，《周官著作时代考》初刊于1931年6月《燕京学报》第11期，《两汉博士家法考》初刊于1944年7月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文史哲》季刊第2卷第1号，《孔子与春秋》初刊于1954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的《东方学报》第1卷第1期。至于四篇文章结集为《平议》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初版，则在1958年8月。他为本书作序当然也是在1958年了。钱穆《国学概论》(全二册)则出版于1946年，都远远在龚氏《经学通论》之后。可见怀疑并辨别廖平“区分今古”的人，无疑应以龚道耕最早，钱、李等说皆远在其后。
注释：
①即使主要活跃在科学、音乐、文学等领域的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魏时珍等人，也有极深的旧学功底，深受“蜀学”的熏陶。
②龚读籀《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发表于《志学》，第6期。2007年11月13日龚师古(即龚读籀)先生亲自告诉笔者，该文实为殷孟伦AI写作。可见，此说实学人公议，非一家之私言。
③唐振常《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发表在成都《文史杂志》1990年第4期。又题《忆舅文——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收入《往事如烟怀逝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下称《忆舅文》。
④“五老七贤”，是旧时成都的一个文化群体。清末民初，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他们不仅学识渊博，品行高尚，还经世致用，广植桃李，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深受当时主持川政者礼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五老七贤”，即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徐炯、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文龙等。
⑤龚氏著述详见舒大刚《一位不该被遗忘的经学家——龚道耕生平及其学术》，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变动时期的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交流论文。
⑥龚氏《经学通论》一书，有民国十五年(1926)林思进序刻本、己巳(1929)冬三版重印本等多种。
⑦龚氏《中国文学史略论》一书，有乙丑(民国14年，1925)自序，民国29年(1930)成都建国中学印本、乙酉(1945)秋成都薛崇礼堂刊本。
⑧龚氏《补礼经宫室例》、《〈孝经郑氏注〉非小同作辨》、《孔子生年月日说》诸文，发表于《志学》第6期。
⑨《重修清史》和《重修成都县志》俱未成，《成都县志》只成《成都县志拟例》，发表于《志学》第6期。
⑩龚道耕诸书《札迻》多未刊，只有《旧唐书札迻》部分发表于1941《华西学报》第6、7期合刊本，(至“本纪”部分而止)，全书至198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据殷孟伦钞本整理出版。其余诸书今未见出版。
(11)按，龚道耕《礼记郑义疏发凡》，发表于《志学》第1、3两期。
(12)姜亮夫《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南海康长素隐依廖平之说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两书，大扇庄存与、刘申受、宋翔凤、龚自珍、魏源之说以取卿相，天下壮之。蜀士之轻倢者悉尊之，其奇诡狂肆之说，为纯情儒所不取。先生虽与廖君同郡国，且亦习今文，然不相唱和。”(《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17页。)
(13)现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有龚氏校刊的《字林逸遗订补》一卷，《字林考逸校误》一卷(有光绪25年刻本)，《颜氏家训》校本七卷、徐北溟《补校注》一卷(有民国33年刻本)，《六书音韵表》校本(有民国25年刻本)，《声类表》校本九卷(有民国12年刻本)，《古韵谱》校本二卷(民国22年刻本)，《古韵标准》校本四卷(民国15年刻本)，《古今韵考》校本四卷(民国20年刻本)等等，可见其致力小学诸书甚勤。
(14)龚氏《唐写本〈尚书释文〉考证》一文，载《华西学报》第4、5两期，1936年6月、1937年12月。
(15)龚读籀《学行述略》：“当逊清乾嘉间，音韵训诂之学盛极一时，学者施以治经术，颇有成书。用是有《十三经新疏》之议，惟《礼记》付阙如，前贤苦其难治，多未敢自奋。井研廖君，至论其书如深山大泽，多人迹不到之处，然所著亦但有《凡例》，而未遑造述。府君精《三礼》，思蒇其事，以为名山之业皆在于斯，亦所以启前秘而导来学者也。历年苦于生计，仓卒未能，迨中日战起，府君随大学迁峨眉，三十年，以例得退修家居，遍发图书，罗列案右，日夜沉思研理，为《礼记义疏》，甫成《发凡》，骤得风疾，竟一夕卒。然《发凡》文虽数千，而于府君治经宗法，藉可概见(兹从略)。”
(16)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特为补辑：“《易经》十二篇，中古文；《易经》十二篇，费氏。”引《汉书·艺文志》：“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师古曰：“中者，天子之书。言中，以别于外耳。”姚氏按：“此中外各一本，《艺文志》但言及之，不著于录。”并非不著于录，而是被后人搞乱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