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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认证领域披露出两则震惊社会的丑闻：一则是由中国消费者协会认证带有“3．15标志”的欧典地板事件；一则是由卫生部设立、“全国牙防组”标志认证的诉讼事件。两则事件一经曝光，消费者十分惊讶乃至困惑。与此同时，8月3日，卫生部连夜叫停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欣弗。该药导致全国10个省区81例患者身体出现不良反应、3名患者死亡（截止时间新浪网8月7日12时）。经记者核实，安徽华源是1996年与1999年分别获得ISO9002和GMP 双项认证资格证书的上市公司。
认证标志的管理出问题了，而且这个一向并不被媒体十分关注的新兴发展领域问题还很严重。不论是中国的认证单位，还是国外赫赫有名的认证机构，一时间都被舆论卷于事件之中。究竟是个别企业违规违法行为搅动了整个产业链？还是该领域本身就很混乱？至今还是一个谜团。为此，记者近期从局部作了一些调查。
监管混乱导致事件花样翻新
2001年，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认证领域尤其是认证认可行业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管理时代。国务院为什么要成立认监委？一是顺应国际大气候，按标志性游戏规则流通国内外合格产品。二是规范并净化国内产品市场。所以，监管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国千万企业的运营规矩，更直接影响着中国13亿消费者吃、穿、住、行的安全保障。为此，身负重任，意义远大。
但是，这个新兴领域乃至认证行业近些年的表现令消费者十分不满意。评审松弛、黑幕交易、互相压价、管理混乱四大特征已经不折不扣地从各期事件中反映出来。远期的不说，就在“全国牙防组事件”随后，7月22日，《北京晚报》披露，中国抗菌材料及制品行业的专用标识CIAA 其发证者———中国抗菌协会和中国抗菌材料及制品行业协会，竟是一个没有被国家认监委认可的组织。而风靡全国的CIAA 标志，伴随着“抗菌羽绒服”、“抗菌地板”、“抗菌空调”、“抗菌内衣”等一批批创新品种，掩盖了若干年其背后造假的手段。
8月5日，《山西青年报》披露，太原矿山设计研究院是太原市安监局的一个下属单位，主要业务是对煤矿安全设计作评测。太原矿山设计研究院院长用其特殊身份，在2004年至2005年新一轮安全许可证全面换发期间，以百万元资金大肆贿赂太原市安监局8名安全许可证发放官员。
立案调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有6名县级安监及煤炭局局长涉及此案，太原市5名安监局局长和灵石县原煤管局局长杨丰收落马，同时落案的还有太原市煤炭局行业处原处长丁庆滢与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技术装备处原处长刁岷。这些关系背后，是赤裸裸的认证审批与权钱交易。
8月8日，记者从山西省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获悉，同样是为安全许可证顺利获批而进行权钱交易的另一则事件，2003年，山西灵丘县锰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灵丘县人大副主任王继胜指示公司副经理张有财办理采矿许可证。张有财伙同他人先后7次从锰业有限责任公司提款454800元，并将其中25万元送给大同市法制办主任李贵用于办理采矿许可证延期手续。6月13日，大同市检察院反贪局已立案开始侦查。
8月6日，记者专访了长城国际质量认证中心某地区市场部主任姜海（化名），他告诉记者，在认证行业内，认证企业之间跨行业经营、竞相压价的现象时有发生。像SGS 瑞士通用标准技术有限公司本来是做认证业务的，但是他们从前年开始却又做起咨询业务，这是认监委三令五申禁止的行为。再比如小企业以低价挤垮大型认证企业的事例也有，像东莞市新林电脑开发有限公司仅用了5万元的低价给某企业做了认证证书，把一家大型认证机构挤掉了。按照这家被认证企业的规模，其认证费用少说也得10万元。
一些在其他行业获取了各类资质认证，但不合格的企业比比皆是。7月3日《中华建筑报》披露，北京市工商局根据近期对集美家具城、西三环丽泽建材城、万家灯火装饰市场、乐华梅兰装饰建材有限公司等14个建材市场销售的9大类室内装饰装修商品的抽查结果，有67种质量不合格商品。
8月4日《中国质量报》披露，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北京市企业生产的按摩器进行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此次共抽查了6家企业生产的11种产品，合格6种，抽样合格率仅为55％。国家质检总局8月6日提供的一份质量抽查结果无异于一份“消费警示”：在对啤酒瓶生产企业生产的新啤酒瓶产品质量进行的国家监督抽查中，产品抽样合格率仅为72．6％。
日前，《北京晨报》披露，北京市工商局对本市经销的134种地板进行了质量监测，公布的结果不容乐观：不合格53种，不合格率高达39．6％。虽然甲醛释放量均达标，但部分地板明显存在名称虚假标注、尺寸短斤缺两、表面耐磨性差等问题。
再像根本没有认证资格的开门就能营业。《潍坊晚报》7月29日披露，昌邑市一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大药房，没有《医师执业证书》的接诊医生和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输液人员在7月26日接诊一名女患者并为其输液，输液过程中女患者出现不良反应，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情发生后，昌邑市卫生局调查后向双方下达了告知书，上面写道：“昌邑金通大药房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生接诊虽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却没有《医师执业证书》，其输液人员石某也未获取相关的《护士执业证书》。”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认证认可领域的不规范事件每年都有，形式花样翻新，其恶劣性质直接触动了监管的底线。底线是什么呢？2006年6月下旬，国家认监委在《2006年全国认证工作会议》报告里直接陈述，认证机构的内部管理混乱影响到了认证工作的正常运行。
认证企业总量成为认证领域之谜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缔造了一批又一批认证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企业产品走向国内外市场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近些年更为消费市场论质把关，功不可没。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体制转向国际标准后，中国各类企业的数量在工商局都有准确的备案。但是，惟独认证认可是个例外，全国目前究竟有多少个单位乃至企业（包括没有认证资格的企业）在发放认证证书，没人说得清楚。
8月4日，记者致电本行业最高机构———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官员说，所有事项都公布在认监委的网页上。
认监委网页记载：认监委是全国惟一一家监管机构。具有认可资格的机构分别是：中国认证人员与培训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和中国国家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共3家；而认证机构是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共7家机构；已具有认证资格的企业是179家；认证咨询机构记者一路计算下来，共近700家，其中，北京最多136家，内蒙古最少只有2家，而青海、宁夏和西藏3个地区为空白；认证培训机构有北京国培认证培训中心共7家；我国台、港、澳及外国认证机构、认证培训机构常驻代表机构共7家。］
据记者考证，认监委所统计的数
字，只是认可的机构数字，并不代表全国所有认证企业的总数量。2005年12月《人民日报》披露，中国认证机构发放质量、环境、职业健康、食品安全等各类管理体系认证证书157694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162296张，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11629张。
8月4日，记者专访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山西评审中心主任闫玉芳，他说，这个数字与实际存在的相差很远。全国是有179家不错，而每一个名称机构在全国又设有很多家企业，有的多，有的少。像仅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系统全国就接近15000家，占全国总量的30％左右。
中国的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代表机构，合法的加上没有被认可的，甚至不合法的认证认可机构，全国各地方政府部门、各事业性并具有颁发证书的机构到底有多少？记者在7月底8月初期间咨询了全国16个地区认证机构的负责人，回答是惊人的一致———不知道，并且说，认监委没有统计过，所以不知道，甚至连认监委自己也说不清楚。由此可见，中国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总数和获证的各类组织总数居世界第一，但是，全国的认证企业总数量却成为认证认可领域之谜。
认证从暴利时代滑向微利时期记者在调查期间发现有两个敏感话题，一个是收费，一个是发证数量。被咨询者每每谈到这两个问题时，98％的人都婉言拒绝。但也有相关的人士向记者谈了一些仅供参考的价格指数（记者的判断）。
首先我们来看看认证行业的基本规则。据闫玉芳介绍，规则是，按山西的企业状况算，每个企业根据认证认可机构排出去的审查人数加天数核算，每人每天3000元。一般审查完一个企业平均时间就需要10天。那么，10天就是3万元，要是2个人核算就是6万元。为什么要按每人每天计算？就是根据一个企业在注册审核时候的组织大小、资产规模和产品技术含量计算出审核（包括审查企业的建立体系和实施的情况）的天数，一般300人左右的企业就需要10天的时间。要是去3个人审核，3天就成。2005年仅广东的认证企业的总收入就接近1000多万元。
长城国际质量认证中心的姜海（化名）对记者说，长城国际质量认证中心的业务范围是全国性的，像飞机一类的垄断性企业做不了，其他的企业都能发证。收费最低的1万元左右，最高的像大庆油田在100万元以上，大庆油田下属的100多家企业包括大港油田都有他们做的。
意大利欧洲认证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工程师魏乾（化名）介绍，意大利欧洲组织在上海的子公司归欧洲认证组织管理，财务利润都归总部，收费标准由总部来定。每家企业的收费标准都不一样，小的企业评审费用在几万元，大企业的评审收费上百万乃至几百万元。
由《北京晚报》披露的CIAA 抗菌标志的收费十分昂贵。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羽绒生产厂家说，他们为了获得这一标识，还必须添置一套设备以通过检测，为此他们又掏了300万元。
那么，国家对认证行业的收费标准是如何定的呢？记者试图从国家认监委了解到最新的价格规定，但是，没人答复。而认监委惟一一个《强制性认证检测收费标准征求意见》栏目，在网页上飘来荡去，却永远也打不开。价格制定的权威机构国家发改委最近的数据，也已经是2002年6月11日由原国家计委向国家认监委批复的《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2］889号（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规定，认证机构受理申请人申请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收费标准为600元。其中，受理境外申请，由于支付通讯费用相对较多，另收通讯费500元；非中文资料另收翻译费1000元；工厂审查费，认证机构按照认证产品的工厂审查要求所进行的文件审查、现场审核和出具工厂审查报告的费用。收费标准为每个监督审核员每个工作日3500元；批准与注册费（含证书费）收费标准为每次800元；年金标准为获证产品每年400元；对按规定直接使用认证标志（CCC）的，收取标志费。标志费的具体收费标准为：8毫米标志每枚0．07元；15毫米标志每枚0．14元；30毫米标志每枚0．28元；45毫米标志每枚0．52元；60毫米标志每枚0．56元。标志批准使用费收费标准为每一种标志使用形式每年1000元。《通知》自2002年5月1日起试行，试行期为2年。
按照上述时间核算，应该是2004年5月1日推出新的收费标准，但是记者始终没有找到。除此之外，像一般性产品认证收费标准根本没有记载，或是对社会披露的迹象。从8月3日开始，记者分别致电认监委认可监管部主任生飞与新闻处黄处长，咨询有没有最新的收费标准，两人都拒绝回答。到8月10日整整6天的时间，这两位领导人的电话每天都没有人接听。据办公室的人说，黄处长已经休假。
业内人士给了一个说法，以认监委2001年成立为标准，以前是收费暴利时代。认证行业之所以全国遍地开花，假冒的、违规的、偷梁换柱的企业此起彼伏，完全是暴利的驱使，大家都看到了很赚钱，只要想办法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或者是发证企业，利润就比其他行业来得快，也容易。收费标准国家在10多年前就有规定，但有些企业就是不按规矩办事，主要是没人去监管。
据他们介绍，国外设在中国的机构，收费比国内高了很多。每人每天收取金额在1000美元，按10天计算，每人就可获取1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是8万元，3个人就是24万元。2000年以前，国内认证企业审核一个大型企业的一般收费在20万元左右。而2001年以后，因为有了认监委的监督，主要是认证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力加大，实施价格大拼比战略，逐步走向微利时期。但也仍有企业做出高价的认证生意。
发证数量企业之间差距很大
第二个敏感区域就是认证企业的发证数量。据介绍，像山西较偏远的地区小企业多，不成规模。2006年上半年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山西地区才认证了20多家企业，2005年是30多家，相比发达城市差距很大。江苏、浙江、广东和宁波都搞得不错，其中江苏2005年发证1000多家。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东评审中心评审部蒋主任说，广东地区2005年大概能发400个证书。姜海（化名）说，长城国际质量认证中心深圳地区2006年上半年发证50家左右。他说，前段时间有个统计，仅深圳ISO8000认证企业就有50家，ISO14000的认证企业有1万家。一个企业一般都有3—5个证书。而魏乾（化名）说，对出口意大利和欧洲地区的中国企业产品进行认证，如果不经过他们是不能出口的，属于强制认证。2006年上半年发证60家左右。
认证证书还有一个周期性的更换规矩，3年一个周期，之后必须另换新的证书。认证行业的理由是，一个企业经过3年的运转，管理水平会提高，产品技术和质量会上一个台阶，受组织变化和工艺更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就像工商营业执照一样，要定期换照。但是，从被认证企业层面也听到另一种说法，更换期太短，对有些产品或是企业综合质量更新换代并没有那么快，这样换证就很不合算，企业花了冤枉钱。
其次，一年还要再一小审。3年一个周期审核的费用是18000元，一年一小审的费用是9000元。由于法律的约束不太严格，企业所缴的费用金额，发证机构就适当地做一些让步。据业内人士介绍，现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不像若干年前那样要多少就给多少，企业学会了讨价还价，加上全国发证机构太多，同行业之间形成了很大的竞争力。
一个企业要具备多个证书，否则市场门槛太多无法过关，更不用说挤进国际市场了，这对企业来讲是个硬件。比如说，一个企业还必须根据消费者的认可偏好，或者是认可群体的多少来选择认证证书的发放机构，也就是选择有明确定向的证书。即使企业产品很便宜，如果不贴上证书的标志，消费者也不认可。
外国驻中国机构认监委很难管到对于国外的认证机构在中国的代表处如何管理和监督，一般消费者不明其理。认监委今年年初有了新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凡是来华的国外认证机构必须经过认监委的审批，对每一个被审核的企业情况，认证企业都要上报给总部，由总部上报给国家认监委备案，国家才承认其认证资格和经营合法性，才能展开业务。
但是，2006年以前，对国外的认证机构没有统一的严格审查程序，虽然他们有的是国际级别认证机构，但在我们国家还是不被承认。香港科码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市场部主任袁秀倩向记者透露，以前在中国的外国代表机构也都是受国家认证委监管，但不是直接监管，而是认监委分配给全国各地的检验检疫局进行管理，每年都要轮流抽查。而外资认证机构收取的证书费用，认监委却很难管到。所以，外国在中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企业仅有7家，每一家又在中国大部分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都是非法经营，可能有十几家。
在认证方面，香港的法律规范制度比内地宽松了很多。要掌握不按规矩办事的认证企业的踪迹很难，因为认证机构与企业之间有些运作程序都是没有记录备案的。即使查到他们的记录表格也只显示非常简单的内容，像合格或是不合格等等。国家认证委每年都要巡回抽检，抽检比例像500家里抽检20家。在抽查的过程中，也有蒙混过关的企业，像抽查员在验收的过场中，由于粗心或者是有一定的权钱交易行为，就可放过一码。很多没有在国家认证委备案，经营执照上也没有认证资格项目的单位，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到处乱给企业搞认证，乱发证书，冒充具有合法地位认证机构的名义，私自拟造名称，随便拿国际上一些知名认证机构做幌子，这样的事情还是比较普遍。作为企业，尤其是信息不畅通的地区，一时认不清谁是合法的，谁又不是合法的，各类认证机构企业到处是，辨不出真伪，所以就上当受骗。
从现在实际情况看，国家认监委对认证机构的监管好于2001年以前，但是对咨询机构的监控力量非常微弱，有些企业根本监督不到。这种案例比较多，经常与咨询公司打交道的认证人员，眼看着一笔笔非法交易在进行，收钱的金额根本没有标准。所以姜海（化名）说，到了失控的程度。
国内外认证机构的不可比
就国与国之间的认证机构有无可比这个问题，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东评审中心评审部蒋主任说，体系方面的认证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质量管理体系是世界通用的标准，理论上不存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而强制性认证，每个国家都有本国自己的标准，不可比。
但是，浙江省社科院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建华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发达国家与国际性的认证认可机构，由于经过几十年的运转，其管理水平、专家队伍、鉴定技术和行业划分都具有很高的水准，实际是与各国的经济实力同步发展的。而我国的认证认可机构的兴起仅仅才有十几年的历史，行业规矩残缺、制度执行无力、管理混乱不堪、技术相对落后，尤其是以赢利为中心目的，缺少整个行业经济市场化的坐标。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对中国有些认证不认可的原因。
杨建华同时还说，当然，所谓的认可，也有不可比的成分。比如，发达国家在设置贸易壁垒时，认证也是一道关隘。他们按照本国的标准来限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实际上，除了质量管理体系以外的标准，究竟怎么样很值得商榷。另外，他们还以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加以判定，第三世界国家的证书就很难不被西方发达国家枪毙，他们总是持怀疑的态度审视企业，也有故意刁难中国认证认可企业的成分。
认证机构只是一个执行标准认证的单位，颁发的证书应该通过认可机构的审核才能发出，所发出的证书上也会带有认证机构和认可机构的标志。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例如美国是RAB，英国UKAS。中国目前统一由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来认可。
借鉴与学习是发挥后发优势的很好途径。据国家认监委的官员介绍，像中国监管机构为了规范ISO14000标准的认证秩序，避免重蹈ISO9000标准实施的混乱局面，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ISO14000标准健康发展的规范政策。ISO14000标准的推行不再有两套体系的存在，中国国
内实行“一个体系，一套标准，一种证书”的管理原则。
管理不力给市场与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按照闫玉芳的说法，虽然每年全国各地都要取消一些不规范的企业，但是，过两年这些机构在别的地方又注册成功，另起炉灶。不规范的竞争，由此改变了以前由企业主动认证转为认证机构主动与企业联系的经营办法。应当承认，过去假冒的认证行为很多，像去年山西有家不具备认证资格的企业就给企业乱发通知单，让企业缴钱，短短几个月收费几百万元，最后是人去楼空，企业们上当受骗蒙受损失。
据记者调查，几年来，有些比较正规的认证企业一直想对媒体呼吁，但按行业规矩，有什么问题只能向总部反映。总部要求不能乱说，要统一口径，由总部统一对外宣传。然而，这么多年来，几乎很难见到认证认可管理高层向社会披露行业内的呼声。这样的管理制度其实本身就不科学，为什么要捂着？相反给人们提供了猜测的依据。管理混乱就像锥子，捂在口袋了终究不是办法，迟早有一天要冒出来。
监管的执行力度不到位，给市场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是极大的危害。认证机构就可以明着一套暗着一套，就像真假账本。被认证企业就可以把质量劣品推向市场，欺骗消费者。长此以往，带来连环性的治理成本，信誉下降，企业的社会责任将无从谈起，甚至将影响到政府决策的公信力。
翻开这样的画面，认人触目惊心。像被列入的“垃圾广告”，其背后都涉及到各种资质的认证认可。像美容、减肥行业，没有正规认可资质就敢操刀剥皮、抽脂换骨，导致患者毁容，官司不断。像丰胸美臀、治根膨大，在各大媒体尤其是电视与网络上狂轰滥炸。各种假学历证书、假资质证书、假办理出国等等坑蒙拐骗事件大行其道。日前，被国家严格勒令停止播放的“垃圾广告”，据媒体披露，各地区12家电视台照播不误。这种现象说明，是到了法不责众的程度，还是为了利润而根本不顾及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呢？
据记者观察，十几年来，三两个人都能组织各种会议的现象越来越红火，像国际交流会、企业论坛会、商品博览会，拉着有一定级别的单位做虎皮，利润却私下分配。还有不管是有无真正才学，到处给企业讲课，一次讲课费用就是1万元。所以，说“九十年代满天飞”指的就是学者们。记者获知，北京某学者在社会上兼职共29个单位，若干年前就是百万富翁。凡此种种，每年都逃避了很大比例的税收。按照经济管理学解释，凡是发生交易的行为都属于管理范畴。这个管理要分清楚，服务于本单位是一回事，而在社会上谋取利润却是另一回事。所以，一是要颁发操刀、办会和讲课的资质认可证书；二是要按企业与个人两个层面征收所得税。
更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中央各大部委、地方政府出台的有些政策性办法，其制定者就那么两三个人，关在屋里一拍脑门就变成红头文件。如果社会反映强烈就立马改掉，形成朝令夕改的毛病。改革开放28年来，这类事情时有发生。8月6日，杨建华告诉记者，“全国牙防组”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三两个人推出的这个牙膏认证，蒙蔽了全国几亿消费者。而消费者就会问，你代表政府制定办法，你的资质究竟多大？要不要让消费者给你发认证认可证书？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试图用数字说话，前后咨询了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部门以及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一类的调查研究机构，得到的是同样的答复，就是其危害程度没有用数据形式统计出来的标准。
实际上，近些年，由全国工商系统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系统以及新闻媒体每年披露出多于牛毛的假冒伪劣，其破坏力已经堪忧，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度在大幅下降。这对发展中的大国是严峻的考验，正如学者吴敬链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有好的也有坏的。而坏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寻租与掠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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