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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的未来
图书馆的未来首先取决于图书的未来。从语法逻辑的意义上讲，图书是图书馆的逻辑起点，图书的变化势必引发图书馆的相应变化，而图书的未来恰是目前争论最多的内容：图书，准确地说是印本图书，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退出历史舞台吗？电子出版物会全面主宰人类的阅读方式吗？印本图书能够与电子出版物共存共荣吗？……这些问题的解答直接决定着不同研究者的“未来图书馆视像”，从而也直接决定着人们为未来所做的一切准备。
事实上，关于“未来的图书”的争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是热门话题。兰开斯特(F.W.Lancaster)曾试图让人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他预言，“到2000年，科学技术的正式交流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以电子方式进行；”①然而，回头来看，兰开斯特的预言显然过于乐观了。70年代后期，图书馆界仍然沉浸在新技术所带来的乐观主义氛围中，英国学者罗宾(Joseph Raben)曾以一连串反问来捍卫“电子论”的立场：“如果没有纸也可以完成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最后一步必须采用纸的形式？如果著者在终端上构思，在终端上编辑，在终端上审稿，最终使用者为什么必须举一本装订成册的图书或期刊？为什么读者不能打开终端，接收需要的东西？读者为一篇文章为什么必须得到整本的杂志？为什么读一篇散文或一个章节就要买一本书？难道读者不能在终端上浏览文摘目录，然后直接用电话索取那些感兴趣的东西”？②应该承认，罗宾确实具有高超的辩驳能力和表达能力，他的一连串提问在今天听来依然震聋发聩，但罗宾在此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人们的阅读习惯——它在现在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会为印本图书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从80年代开始，图书馆界对“图书的未来”的认识少了一些“技术决定论”色彩，而多了一些文化反思。《图书馆的未来》一书的作者汤普森(James Thompson)曾转引了一段社论，该社论以轻松的笔调对“技术迷狂”进行了回击，内容梗概如下：“一种理想的信息存贮和检索设备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可以移动并且能在任何环境下运行；不需要能源供应，不需预热便能够立即使用；它应该具有高度的信息存贮能力；无限制地保留信息而不会损伤、退化，也不会意外消除；可以立即随时检索；它应该能够标引、注释或人工更正内容。……没有任何电子设备适合上述说明，即使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但是有一种非电子设备完全符合以上特征，甚至具备更多优点，它已经存在了500多年，这就是图书。”③可以看出，这段社论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是“印本论”者的共同特征，它意味着印本图书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进入90年代，虽然信息技术前进的步伐更快，但图书馆人对“图书的未来”的预测却更理性化，“印本图书与电子出版物共存”的观点占了上风。1991年，美国学者波尔特(J.D.Bolter)在《写作空间：计算机、超媒体及写作的历史》一书中曾写道：“图书可能长时期地以印本形式存在，为奢侈消费服务。但图书的概念和形式将会变化：印刷术将不再象过去的500年那样决定知识的组织和表达，从印刷术到计算机的变迁也不意味着读写能力(Literacy)的终结，将消失的不是读写能力本身而是‘书面表达能力(Literacy of print)’，因为电子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图书和新的读写方式。”④1992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什威尔(R.Kurzweil)在一篇名为《图书的终结》的论文中预言，纸本图书(the paper book)在21世纪初期将会被废弃不用，当然，“由于其久远的历史和庞大的基础设施，它在成为古董之前还将徘徊数十年时间。”⑤1993年，在《电子复制(reproduction)时代的图书的位置》一文中，美国学者农伯格(G.Nunberg)系统地综述了不同研究者对“图书的未来”的认识，深入地分析了与“图书的未来”相关的阅读的未来、出版的未来、电子复制、图书的位置等问题，最后得出了“图书将会终结”的结论，他谈到，“因特网上的专业目录中已经运载着各种新书通知和书评，而有些印本出版物则用于帮助人们在网上漫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谈论图书的终结可能是正确的——这并非启示，而只是因为文化形态(cultural forms)与技术的联系将会变得如此相伴相随(contingent)和错综复杂，以致于图书不再是一种令人特别感兴趣的信息媒体。”⑥可以看出，即使在谈论图书的终结时，农伯格等人的态度也不再激进，人们的真实观点是：电子出版物将成为信息时代的主调，而印本图书不过“退居二线”罢了。
1995年，克劳福特和戈曼联手推出了《未来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一书，⑦在书中，他们详述了自己对印刷物及其未来的认识。他们首先指出，“阅读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至为重要，而纸本印刷物是阅读和获取知识的最佳形式；”接着，他们又从光线效果、分辨能力、速度和理解、可利用性、超文本和线性文本等多个角度比较了图书与显示屏(display)，从而证实“印本图书是最好的阅读工具”，而计算机设备只不过更适于传输数据和小的信息包；他们还为印刷物算了一笔经济帐，认为印本图书的存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能简单地拿它与电子出版物做成本或价格比较；最后，他们分门别类地探讨了印刷物和电子出版物的发展前景，他们认为，有些印刷物诸如字典、索引、地名辞典、年鉴、统计汇编、政府文献、会议录、消费者和价格指南等将会被电子出版物所取代，有些电子出版计划诸如面向大众市场的CD-ROM出版物、庞大的联机文本数据库等则运转不灵，因特网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的“无形学院”，而电子出版物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它只是混合媒体时代的一种有价值的补充物。总之，印刷物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当有人谈到印刷物在消亡时，他们要么忽略了事实或利用了错误的统计比较数据，要么是在精心地误解有关情形。印刷物并非在消亡，只要存在开放的市场，印刷物就不会消亡。”作为图书情报战线的两名老兵，克劳福特和戈曼在充满理性的论争中又掺杂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他们认为印刷物不仅不会消亡，而且会与电子出版物一争短长；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形成混合媒体的时代，而印刷物无疑是其中的一支主力军。
1997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副教授科克斯(R.R.Cox)发表了《肯定图书的未来》一文，⑧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看好图书的未来的观点。他写道，“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书籍、杂志和报纸是我们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宝贵的组成部分”，“按我的理解，印本图书，4个世纪以来最有效地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方法或人工制品，将在21世纪不断进化的信息时代继续扮演同样的角色。当我在因特网上漫游时，我依然会读书；当我从万维网(WWW)上加载电子文本时，我依然会写书；当我浏览电子图书馆目录时，我依然会逛书店。”科克斯不完全同意“数字化未来”的观点，他继续写道：“图书是物理实体还是电子盲区(shadow)都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无论什么将取代图书——我们这个社会中信息和知识的性质，这是任何社会或文化的粘合剂，而图书只是一个社会的符号和记忆的一部分；信息和知识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我们认为，图书——人工印刷物或电子和虚拟文献——是智力产品的反映，它对智力产品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科克斯也承认，未来可能会出现图书的“电子替代物”，但他的主要观点是赞同印本图书和电子出版物共存。其实，科克斯的探讨已不完全局限于图书的未来，图书也好，电子文献也罢，它们都不过是一种媒体，重要的是，信息和知识的性质是不变的，这也是探讨未来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基点。
关于图书的未来，笔者没有更多的新见解，笔者更倾向于赞同克劳福特、戈曼和科克斯等人的认识。但有一点需加以说明，当我们探讨未来的图书时，我们不能以我们在印刷文化中所形成的阅读习惯和认知作为探讨的出发点——这是不少图书馆领域的资深人士易踏入的误区，我们应当考察那些伴随电视、电话和电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电子媒介的接受与认同，只有他们才能决定未来图书的兴衰及其电子出版物的消长关系。就此而言，电子出版物将成为未来信息时代的主流，而印本图书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2 图书馆的未来
迄今为止，“图书馆的未来”仍是一个众说纷纭、扑逆迷离、充满诱惑、令人激动和不安的议题。“未来学派（即新技术学派）”早期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兰开斯特曾就图书馆的未来做了一系列大胆的预测，在1982年出版的《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一书中，⑨他首先归纳了早期预测研究的几种主要观点并做了剖析，这几种观点为：(1)技术处理自动化；(2)向电子存取转换；(3)图书馆服务的家庭传送；(4)受忽视的图书馆（由于用户可以从个人计算机终端获得信息资源，所以地方图书馆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可能消失）；(5)图书馆将成为联机智能社区(intellectual communities)的一部分，将成为用户与联机智能社区（集成电子通信网络）的接口；(6)未来图书馆将出现新的功能，如直接回答问题甚至推导出问题的答案等。在归纳和剖析的基础上，兰开斯特又考察了计算机技术已经和将要对图书馆及其功能产生的影响。他发现，自从联机检索和存取技术进入图书馆领域后，图书馆一直处于“解散过程”中，“从逻辑上推理，其发展的结果必然要导致图书馆的消失”，“在下一个二十年(1980～200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只留下几个保存过去的印刷资料的机构。这些机构答复读者的方法和现在的邮购公司答复它的顾客的方法很相似；换言之，这些机构将是消极被动的档案室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情报服务单位。然而，应该注意，图书馆取消以后，图书馆员并不会取消。这意味着，在电子时代相当于现在图书馆员的某些类型的情报专业人员仍将是非常活跃的。”兰开斯特继续谈道，“在纸介质信息社会向电子介质信息社会过渡的初期阶段，图书馆仍然是人们为获取信息资源而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除了提供纸印刷资料外，也提供存取电子资源所必需的终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利用这些资源所需的专门知识。”“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后期，随着电子信息源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纸质信息源的重要性继续下降，随着计算机终端在办公室和家庭里更加普遍地使用，去图书馆的需要减少。这时，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图书馆开始走向必然没落的道路。”兰开斯特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图书馆预言家，他在80年代伊始所做的预测今天大多已成现实，但正如实践已证明的那样，兰开斯特主要成功在技术预测方面，他对作为机构的图书馆的预言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证实，事实上，即使是被誉为“21世纪电子图书馆样本”的美国纽约科学、工业和商业图书馆，也仍保留着图书馆机构的必要形式。
1982年，英国的图书馆预言家汤普森也出版了一本称作《图书馆的未来》的小册子⑩，在这本不足10万字的著作中，汤普森综述了包括兰开斯特在内的众多研究人员的预言，为人们了解早期图书馆预测研究的内容提供了一份备忘录。他认为，“图书馆的结果可能是采取博物馆形式并告别印刷时代”，而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全部论争不得不归结为，“图书馆员和图书馆的真正任务——信息的选择、存贮、组织和传播——仍然和历来的任务一样。技术进步产生了优越无比的技术，到时候它将取代人类目前以图书为中心的公共记忆的较大部分。为继续完成真正的任务，图书馆员和图书馆都需要进化。还必须牢记，改革的压力正在迫近，并非仅仅来自新技术的潜力，而且来自专业本身的无能为力。现在，这种无能为力已经使我们大多数的主要图书馆变得无法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新技术只能被看成是恰逢其时，必须紧紧抓住不放。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如果不接受这种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进化的牺牲品。对于恐龙，这确实将成为末日。”汤普森的著作以条陈和比较他人的观点为主，较少自己的预测，但就上述归纳而言，其分析之精辟可作为兰开斯特预言的补充。
10年之后（1993年），兰开斯特又组织有关学者推出了论文集《图书馆和未来：关于21世纪图书馆的论文》，(11)但不同以往的是，兰开斯特一改大胆放言的作风而变得谨慎起来。在他撰写的《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它们将如何作用》一文中，兰开斯特更多地是引用他人的实践结果和观点来考察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在编目应用、主题标引和编目、数据库检索、问题解答等领域的应用情况，他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结论部分也大多是引用他人的观点；就他的为数不多的“夹议”而言，语气亦颇谨慎，譬如，他认为，“很少有证据支持这种信念，即具有‘智能’的设备不久将能够胜任许多现在由受过良好训练和经验丰富的图书馆信息人员执行的智力任务，就这个主题而言，许多作者看上去似乎过于乐观了”；“事实是与图书馆职业相关的真正的智力任务——主题分析、信息需求译解、检索策略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是难于授权给机器去做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图书馆信息人员的专业技能也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兰开斯特对同一论文集中其它学者的见解也表示了审慎的态度，“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不同的见解中哪些将被证明是最‘正确的’”。比较兰开斯特80年代和90年代对图书馆预测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推论和预测是不够的，必须做综合的考察；其二，预测本身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必须慎之又慎。
兰开斯特主编的论文集中汇聚了多名美国图书情报领域的“高手”，他们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彭尼曼(W.D.Penniman)认为，未来的图书馆必须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必须强调文献传送而不是贮存，人们将根据它们提供的服务而不是它们控制的财产来评价它们。莫霍尔特(Pat Molholt)的论文强调技术发展，她认为，那些威胁传统图书馆生存的信息技术的权力和复杂性正在增强，这在未来可能会使图书馆这一机构和职业比以往更有价值，当然，图书馆必须随机应变。道林则将他对未来图书馆的见解构筑在他就职的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他认为，未来的图书馆决不是“无墙图书馆”，事实上，图书馆的建筑将“智能化”，它内含的视听工作室将能够向家庭输出图书馆服务；他预言，到2000年，旧金山的每个家庭都将通过有线电视或电话线与图书馆连接起来，图书馆建筑因此也将成为“社区网络中心”；他还认为，电子技术能够使图书馆为用户提供“小城镇社区的气氛和感觉”，同时，还允许用户实现即时的全球连通。扬(P.H.Young)相信我们职业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一种包容“任何地方的所有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虚拟图书馆”，根据他的方案，物理的图书馆建筑将变为一个“检索节点”。拉伊特(D.Raitt)的论文考察了今天可利用的和不久的将来可能利用的信息技术，他宣称，图书馆信息人员的重要角色之一将是评价适用的信息技术并向他人讲授这些信息技术，换言之，图书馆信息人员在决定这些信息技术将如何利用的过程中必须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塞勒(L.H.Seiler)和夏普雷南特(T.T.Surprenant)则坚信印本图书馆(print li-brary)的终结已经在望，纸本印刷物正在消亡，我们职业的终极目标将是一个虚拟信息中心(virtual information center)，在这个虚拟中心，成排的书架已置换为各种视像(images)，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在家中通过电子方式浏览世界各地所贮存的信息资源。(12)应该说，上述各种认识都有不同的视角，用兰开斯特的话来表述，“我们还不知道哪些见解将被证明是最‘正确的’”，而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即他们都是出于对我们职业的挚爱而认真地从事预测研究的。
克劳福特和戈曼也是对图书馆职业无比挚爱的“图书馆人”。他们在《未来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一书中无情抨击了那些“一旦生计有着落就贬低图书馆职业和试图从图书馆名称和实践中逃走的图书馆信息人员和图书馆学教育者”，他们还视这些人为图书馆的“敌人”。他们认为，图书馆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未来图书馆将是一种“无墙图书馆”，(library withoutwalls)，但这种无墙图书馆不会取代真实的图书馆，换言之，他们所设想的未来图书馆实质上是两者的混合形式，其特征包括：(1)在不断增加对远程用户的服务的同时，也为馆内用户提供服务；(2)在继续寻求以革新的方式提供远程信息和资料的存取的同时，也要持续地把物理形式的信息资源体系（即藏书）作为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主要工具；(3)必须采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来扩展图书馆的工作。“未来将只有成功的图书馆，因为，如果图书馆不能获得成功，它们将停止生存。而成功的图书馆将是一个热情的、信息资源丰富和不断丰富的地方，是各种文化价值观的汇萃之地，是运用所有方法为人类服务的圣殿。图书馆将继续敞开胸怀接纳各种各样的人们、资料和服务形式”。克劳福特和戈曼继续写道，未来意味着印刷物和电子通信的统一，意味着线性文本和超文本的统一，意味着以图书馆信息人员为中介的存取和直接存取的统一，意味着拥有和存取的统一，意味着建筑与界面的统一。简言之，克劳福特和戈曼理想中的未来图书馆就是保持图书馆发展的连续性，融印本图书馆（或传统图书馆）和电子图书馆为一体的“兼容性图书馆”。
未来图书馆研究兴起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广大发展中国家鉴于各自的国情更提倡现状与对策研究，间或涉及未来探讨也是近年的事情，我国亦如此。在我国，图书馆的未来研究尚未形成潮流，真正的未来研究者寥寥无几，而已退休在家、潜心于学问的武汉大学教授黄宗忠就是其中的一位。黄宗忠近年来相继发表了“论21世纪的图书馆”(13)和“论21世纪的虚拟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14)等长文。在这些论文中，他以20世纪图书馆的研究为出发点，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依据，对21世纪的图书馆进行了展望。他认为，虚拟图书馆将是21世纪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虚拟图书馆不是一个物理概念，也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是一个信息空间”，它具有以下特征：(1)收藏数字化；(2)操作计算机化；(3)传递网络化；(4)信息资源存取自由化；(5)信息资源共享化；(6)结构连接化。虚拟图书馆既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具有相应的局限性，它是21世纪的发展方向但不是21世纪的唯一，“21世纪的图书馆是虚拟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相互结合的混合体”。可以发现，黄宗忠的观点与克劳福特、戈曼等人的观点具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其实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心愿——誓将图书馆事业代代流传下去。
图书馆未来的诱人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不确定性，任何伟大的图书馆预言家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因此，他们的预言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美中不足。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可能出错而放弃预测，历史的发展已进入信息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是一个未来主导的时代；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现状的研究，我们将永远只能跟在历史的车轮之后随跑，终有一日我们会被甩在历史的沉积物——古董堆——中；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根据可预测的未来确定我们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我们将不断地把未来现实化、把现实未来化（虚拟现实），我们将在未来与现实的交互中将图书馆推向理想的境界。
3 永恒的使命
未来图书馆是一首朦胧诗，虽然存在却看不真切；未来图书馆是一盏航标灯，虽然看不见却时时闪烁着光芒；未来图书馆是漫漫旅途中不绝的驿站，当我们拼命赶到时，它又在前面向我们招手；未来图书馆是茫茫大海上时隐时现的海市蜃楼，当我们试图看清它的真面目时，它又消失在浩翰的时空中；未来图书馆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它只是隐藏在图书馆人心目中的理想，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来描绘心目中的理想。然则，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呢？以笔者有限的知识为依据，归拢诸位图书馆预言家的观点，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图书馆将会发生下述变化：
世界信息资源体系的形成。随着越来越多的图书馆进入因特网，它们必须以互惠互利为原则，求同存异，共建一体化信息资源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的优势。一般而言，世界信息资源体系是由入网图书馆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包括印本型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书目信息）所构成的，可任由世界各地的用户自由存取。深入地分析，世界信息资源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图书馆的质变，每一个图书馆都同时既是我又非我；当其是我时，它必须且仅须突出自己的特色；当其非我时，它只是世界信息资源体系的组成要素，它随时可以通过共享来爆发式增强自己的服务能力。世界信息资源体系并不排斥印本型信息资源，但这类资源只能是世界信息资源体系的补充与后盾。
网络用户的跳跃式增长。随着光缆或电缆铺入更多的家庭，随着个人计算机价格性能比的进一步降低，网络用户必将成倍地增加。对于网络图书馆而言，“用户”的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一个有机会上网的世界公民都可能成为网络图书馆的用户。当然，每一个网络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依然是为其法定用户服务，面向网络的服务将主要由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或网络服务器来承担。
存取功能的增强和拥有功能的集中。数字化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和网络用户的增多必然要求图书馆增强存取功能，具体地讲，一是要增强图书馆提供存取服务的功能，二是要增强图书馆信息人员在网上获得存取服务的能力，三是要强化用户存取能力的训练。网络图书馆将更多地依赖网络信息资源而不是自身拥有的信息资源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对于一些地方性、局部性的小型图书馆（如社区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资料室、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图书馆等）而言，由于网络可以完全覆盖其信息资源体系，所以，它们的拥有功能将萎缩直至消亡，它们因此将完全蜕化为网络节点；与此同时，拥有功能将向大型图书馆集中，它们将承担保存人类信息资源的神圣使命。
建筑设施的智能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图书馆将是融印本信息资源和数字化信息资源为一体的“兼容性图书馆”，为此，建筑设施不会消亡，但必须变化。援引道林的观点，未来图书馆建筑主要具有3方面的特征：(1)灵敏性，即通过安装在计算机上的管理系统能够自动调节光线、热量、通风、电力及其它变量；(2)智能性，即通过遍布建筑物的传感器能够持续地报告到馆的用户数量、特定区域的用户数量、安全警报、安全区的入口情况、保护区的入口情况等；(3)灵活性，即建筑物内部的设计允许根据需求随时扩展或收缩空间，而遍布建筑物的电力和电子通信网网格则便于电能、电话、数据传输、电视、安全管理及数据采集等功能的内部互联。(15)至于图书馆内部空间的划分，主要有4个区域：一是日常管理和活动区域，二是收藏印本信息资源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区域，三是贮存数字化信息资源并面向网络提供服务的区域，四是为人们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包括馆藏数字化信息资源）提供终端设施的区域。
从图书馆信息人员到网络信息人员的转变。未来图书馆信息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将更多地与网络有关，他们与其说是图书馆信息人员，不如说是网络信息人员，他们主要包括网络管理人员、网络导航员、网络咨询人员、网络信息资源提供人员、网络信息资源采集人员、网络研究人员以及网络代理人（用户委托代理人）等。需要说明，从事印本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图书馆信息人员不会完全消失，但他们所占的比例将大为减少。
未来图书馆可能仍然称之为“图书馆”，但也可能易名为“信息中心”、“信息资源中心”或“网络中心”。对于仍行使采集、保存和拥有职能的图书馆，其名称变换的可能性比较小；对于放弃拥有、专事存取的图书馆，其名称变换的可能性大，事实上，无论其是否变换名称，它都已不能称之为图书馆。
综观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无非“变”与“不变”的历史，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的相对的。所谓变，是指图书馆信息资源的范围、信息载体的类型、信息用户的多寡、信息技术的先进程度、图书馆建筑的结构与功能、图书馆信息人员的观念与专业技能、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图书馆之间合作关系乃至图书馆的名称等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谓不变，是指作为图书馆内核的信息资源体系是不变的，以有限的信息资源满足无限的用户信息需求的主要矛盾是不变的，通过信息资源体系的形成、维护、发展和开发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使命是不变的。身处多变的环境中，当着敲开21世纪的大门之际，图书馆只有慎待变与不变，才能保持图书馆发展的连续性，才能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我们坚信，无论未来如何变化，只要人类还需要思维，社会就需要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人的使命将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