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帷幕正在徐徐下落，再过一千多天，我们将迎来一个千载一逢的日子——21世纪的开端。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辛福和荣耀，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将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带入下一个世纪，使中华民族更好地适存于世界。这是每一个跨世纪中国人的真诚愿望和神圣目标。总结和展望两个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无疑将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二元经济结构派生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184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在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基础上，生长出以高度膨胀的皇权作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轴心的封建政治制度，两者通过儒家思想联系得更加紧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形成一个超稳定的、封闭的运转系统，使得这种封建社会从来没有遭到过沉重打击，起码在1840年前后还没有呈现出解体的特征。1840年，帝国主义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行将中国纳入了二元经济发展的轨道。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社会的和自然的原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特征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严重不平衡表现出来。其中主要表现有中国和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衡以及经济布局上的不均衡导致的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与人口增长之间的不平衡。
本来，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不平衡问题，政治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不平衡表现出两个更为鲜明的特点：一是这种不平衡表现得十分严重，呈现出比较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二是这种不平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是逐渐得到缓解，而是不断加剧，从而使中国经济不能自控，主权沦落，大量利权外溢。当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得到国家扶持与推动的时候，国家却贫弱不堪，综合控制能力弱小，“任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演进”。因此，如何增强国家的控制能力，就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了转型时期：一是新旧体制胶着。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进行了包括扩大地方权限在内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但由于新旧体制并存，漏洞很多，导致国家控制能力一度下降。1988年，世界各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34.3%，德国为45.3%，法国为46.4%，英国为42.1%，加拿大为39.7%，澳大利亚为36.9%，巴西为51.2%，马来西亚为31.1%，埃及为35.9%，而中国仅为18.7%。从历史上进行比较，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1年的17.3%，而后逐年急剧下滑，1993年为12.9%，1994年为11.6%，1995年仅为10.04%。财政是国家控制能力的重要标志，国库空虚，欲求经济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二是利益分化显露。改革使利益挣脱了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束缚，沿着竞争规律流动，使各中间组织有了利益的独立性，由此造成社会成员利益的调整。这成为人们政治参与的直接动力和原因。逐步扩大人们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是解决人们之间利益矛盾的重要手段；三是政治文化价值观碰撞。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各种事态和矛盾现象，社会成员持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视角。大量西方政治文化的涌入，在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共融时，势必产生尖锐的矛盾。新型政治关系要求重构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综上所述，加强国家控制、扩大人民政治参与的程度、构建新型政治文化，构成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首先，是政治系统功能的增强。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不断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国际间的比较研究表明，无论是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如英、法、美，还是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如德、日、苏，在组织制度方面，都大体具备了集中进行政治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以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促进社会相互依赖的能力，以及通过研究和教育产生分配知识的能力。总的来看，他们共同体现了一个国家为现代化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而且越是后现代化国家，国家的作用便越来越大，国家集权的程度便越来越高，这是因为，这类国家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一批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阻碍着他们的现代化。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他们在经济上不得不采取依靠中央集中控制的手段，把国家的力量同私人企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德国和日本的政府就曾投资兴建许多企业，然后以合理的价格转卖给私人企业。中国在19世纪上半叶现代化运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国家控制能力低下来解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空前的政治统一，国家在以往从未达到过的规模上，动员了全社会的资源。但是，这种国家的集中控制也是有弊端的：第一，这种从中央到基层的层级制组织结构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协调和控制，过分依赖于垂直的行政系统，当权力过于集中时，就严重束缚了地方和基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控制和协调的成本增加，效率下降，而且不利于监督；第二，这种控制方式使我国的组织基元和结构十分单一，中间层次缺少利益的独立性，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缺少职能分化的机制；第三，这种控制的顶端往往表现为个人集权。以个人的威望、权力作为控制的前提手段。如果个人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由此，这种垂直的控制体制，产生了三个后果：一定时期的经济迅速发展，但缺少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官僚主义的严重存在；狂热的个人崇拜。
中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在各层次利益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加强国家控制，保证各层次利益的适度，是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控制的实现，必须借助于两个基本的工具：第一，法律。没有法律约束，就无法界定人们的权利，其后果必然是国家随意侵犯经济组织和个人的权利，个人和经济组织也会以各种名义挖国家的墙角。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才能将国家、地方和个人有机地连接起来；第二，意识形态。如果国家控制仅靠法律保障将导致社会交易成本过高，因此要靠意识形态作为补充，来训导人们正确履行权力和义务。我国五六十年代整个民族创新过程中，这种精神和信念是至关重要的。法律和意识形态相比，法律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只是补充。因为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建立，需要法律的培养；意识形态只有在法律的前提下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变迁能否成功，国家能否保持应有的控制能力，取决与我们能否正确地进行组织制度的创新。而能否正确地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又取决于我们能否合理地运用法律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工具，舍此，别无选择。
其次，是政治参与的扩大。从政治学的一般意义上说，政治参与是指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遍公民活动，其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是以个人投票行为为基础的选举。由于受文化滞后的影响和缺少民主传统，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方式不可能是西方的以投票为基础的选举活动。这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表现出独自的特点，这个特点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政治动员来唤起人们的热情，启发人民的觉悟，使之迈出政治参与的第一步；第二个层次是人民群众政治自主意识形成前提下的公民实际参与，包括政治协商等等。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几乎是同时进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参与和政治动员的基本特点，是重视精神因素的作用，而忽视系统的法制建设。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在于：第一，由于没有很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各中间层次缺少利益的独立性，因此，广大群众没有社会参与的经济动力。第二，人民群众缺少社会参与的文化基础。一定的社会参与的程度是与参与者的文化基础成正比的。由于没有经济利益可保护，没有文化素质作基础，社会没有法律保护的紧迫感，群众也缺少正确运用法律的必要素质。这使得人民群众参与表面上轰轰烈烈，范围也很广泛，但实际上参与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根本没有深入社会的实质内容。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参与，要以系统的法制化建设为起点，以制约少数人的权力为重点，充分发挥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
再次，是政治文化的重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另一重要内容。首先使用这一概念来探讨影响政治体制及公民政治行为的社会意识现象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1956年，他在《比较政治制度》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社会传统因素。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制约人们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规范、政治观念和民族普遍的政治心态一直存有严重的缺陷，传统政治文化的巨大历史惯性一直左右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这种缺陷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崇拜观念。这种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在发展趋势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国家崇拜观念如果以皇权主义为核心，就会走向国家人格化的崇拜，表现出消极性；另一方面国家崇拜观念如果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就会走向爱国主义，表现出积极性。皇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从质的方面说，一个是理智的，一个是盲从的。理智和盲从的差别，通过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是以个人为中心，一个是以群体为中心，这种群体性的外延越宽泛，越体现社会的进步，越体现理智代替盲从的程度。
具体说来，国家崇拜观念如果以皇权主义为核心，就会表现出一系列消极因素。这是国家崇拜观念发展的主导趋势。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尽管有重民、爱民、民为邦本等理论，但爱民不是目的，目的是君主、帝王。尽管国家崇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就其性质而言，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权力拜物教。在国家对经济实行超常控制的条件下，政治权力必然成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捷径。第二个层次是在国家权力崇拜基础上的国家人格化崇拜。封建王朝的“朕即国家”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有某种共性，即把国家权力视为个人权力。当国家权力蜕变为个人权力时，国家崇拜就会衍化为个人崇拜，并必然导致权力终身制和世袭制。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在落后国家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国家凝聚力之所在。国家崇拜如果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无疑可以导向爱国主义。因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同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在物质上和技术上处于劣势，这就要寻找快捷的有效途径。这个有效途径就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将国家的力量和个人、团体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万众一心的势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国家崇拜这种政治文化引向爱国主义方向。国家崇拜向国家人格化崇拜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超常发展而脱离社会的控制；二是社会处在萎缩状态而无法制约国家。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没有实现政治分化，单一的权力结构使权力不可制约；第二，各种法制规范没有形成；第三，由于人民文化素质低下导致社会自主意识的弱化。因此，21世纪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途径，最主要的就是要通过法制教育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法制教育在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也就是说，只有民族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将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变成理智的爱国主义。
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是一个国情比较特殊的国家，又处于跨世纪的社会改革的转型期，较常规时期的政治发展，表现出一些特殊性，因而必须遵循特殊的原则：
第一，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任何国家政治发展都必须遵循两个基点：一是现有的理论原则，即对以往政治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二是具体的国情。中国国情既特殊又复杂，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1.国土广袤；2.人口众多；3.历史绵长。其中，国土广袤，就决定了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政治发展的最根本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碰撞的情况下，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强化党的领导，是中国特殊国情对政治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人口众多，就使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克服社会成员对政治的疏离和冷漠，提高其直接参与政治建设的自觉意识和能力成为一项艰难的而又必须为之努力的任务；而历史绵长，则使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严重制约着当代政治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使政治文化的发展日益尖锐和复杂起来。
第二，坚持政治发展的渐进性。社会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中国政治发展必须采取渐进性的方式。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少，经济相对落后，承受社会激烈动荡对经济破坏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在人口素质普遍低下，人们对政治参与还没有普遍发展到社会化、科学化程度的时候，人们的政治参与动机还包含着众多狭隘的成分，若采取激进的方式，不仅很难解决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甚至社会的动荡。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方式（仅以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形式为例），大体将经历三个过程：一是以协商为主选举为辅的参与过程，也就是现行方式；二是以选举为主协商为辅的参与过程；三是单一选举的参与过程，要过渡到第三种方式，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准备。
第三，坚持政治发展形式的多样性。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区域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截至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地区经济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按照经济发展程度，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第二类是吉林、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中部发展中地区；第三类是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政治发展的形式上，不能采取“一刀切”，要区别对待。比如在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方式可多一些，落后地区采取间接方式多一些。在国家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应当鼓励从实际出发创造出新的政治发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