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农村城市化进程、特点、问题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尼西亚论文,启示论文,进程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由13000多个岛屿组成，是一个典型的地少人多的国家。整个国家交通十分不便，经济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中游水准，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80美元，至20世纪末达到1280美元，教育发展较快，卫生服务也不断改善。由于实行了人口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略低于2%的水平。
一、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和现状
同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尼西亚也是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发展到今天，其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
1.1969年之前：城市化缓慢发展阶段 在20世纪40年代末独立之前，印度尼西亚经历了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尼西亚只形成了少数几座城市。最大的雅加达也只有50万人口，全国只有7%的人口称得上为城市人口。
独立之后，印度尼西亚经历了近20年的社会主义时期，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一方面要医治长期殖民统治和独立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创伤。另一方面，要巩固国家和地区的政权机构。剧烈的制度变迁和集中的政治治理，刺激了城市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形成了一批新的省会城市，到1965年城市总数超过了20个，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已达15%，城市人口已达1500万人。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长更多地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如雅加达人口就超过了300万，苏拉巴亚和班东的人口都超过了100万，从而形成城市的大型化。
但纵观1969年前，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过程并不快，而且发展也不平衡，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城市的大型化。
2.20世纪70年代：城市化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印度尼西亚历史上发展最好的10年，即“黄金10年”。在这10年里，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苏哈托政权进行了政治变革。其次，苏哈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培育和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推行农业绿色革命，实现稻谷等粮食的自给自足；鼓励外资投资，开发国内丰富的资源。70年代，这些政策使印度尼西亚经济取得了较快增长。与此相适应，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也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据官方资料显示，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城市化率已达22%，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有9个，另有13个城市的人口在20万～50万之间，还有42个城市人口超过了10万，全国城市人口总数达到了3100万人。
然而，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平衡和资源条件不同，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爪哇岛。据统计，当时该岛的城市人口已占到了全国总城市人口的70%，仅雅加达、班东和苏拉巴亚几个大都市就占了爪哇岛城市人口的40%。
3.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超常发展阶段 印度尼西亚在70年代实行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到80年代遇到了挑战。首先是国际市场的重新分工对印度尼西亚的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东南亚，尤其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吸引了部分国际资本，对印度尼西亚的外资利用产生很大的竞争压力。二是国际市场上原料出口产品价格下跌和其他产品价格的下降影响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景气。三是国内农业尤其是水稻生产达到了最高水准，难以登上新台阶。这些都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减，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2.5%。按理，在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发展应该相应地放慢步伐，然而，由于70年代经济激增的惯性刺激和80年代农村土地的集中化，仍然导致了8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据统计，到1990年，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城市化率已达31%，比1980年增加了9个百分点。同样，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集中于爪哇岛。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期间，爪哇岛吸收了70%的新增城市人口，使得爪哇岛的城市化总水平达到3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考虑到爪哇岛的城市人口基数很大，以爪哇岛为主的城市走廊经历了一个人口超常增长时期，如在80年代，贾巴塔贝克市的城市人口增长年均达到了5.8%，到1990年已是一个1300万人的特大城市。
4.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调整发展时期 进入8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开始遇到一些阻力和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是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在爪哇岛的主要大都市区，造成城市的拥挤，基础设施跟不上；其次是在印度尼西亚广阔的未开发外岛地区，城市人口很稀少，造成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引发了一些政治或民族间不安定因素。因而至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调整发展时期，其基本特点是：政府意欲采取措施调整全国城市化的发展，但调整的措施因以前积累的问题而未能真正完全到位，使整个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在此期间，政府曾鼓励人口迁移，试图促成人口从内岛（爪哇）迁向东部外岛，但由于交通限制和外岛的发展滞后，反而造成爪哇岛内的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岛内流动。政府也曾通过采取更优惠的政策鼓励外资向外岛投资，但受资源和国际市场竞争制约，外资多投向资本密集而非劳动密集的产业。因而，在外岛以产业带动城市化发展的收效亦甚微。因此，在整个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发展格局仍然是集中于爪哇岛，外岛发展缓慢。
二、印度尼西亚城市化的特点
1.城市化发展过分集中和不平衡 无论是在发展的早期，还是在大发展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发展都主要集中在爪哇岛的苏门塔纳—雅加达—巴厘—班东城市走廊地区。据统计，至今为止，印度尼西亚的4 500万城市人口中，约有80%居住在这一走廊地区，而所有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几乎都集中在这一地区，约有80%的城市集中在这一地区。正因为如此，在全国城市化率为32%的情况下，这一地区的平均城市化率则高达40%；相反，在广大的外岛地区，城市却很少，城市人口也很少。
2.城市化的产业导向，尤其是外资产业导向作用十分明显 在印度尼西亚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的集中尤其是外资产业的集中对其城市化发展起了很重要的导向作用。无论在早期殖民地时代的英荷资本及产业，还是在独立后日、韩、德资本的流入，都选择了爪哇—巴厘地区作为自己的产业基地，由此拉动了当地城市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人口来就业。1967-1982年外商直接投资的67%左右集中在爪哇—巴厘地区。从中可以看出，外资产业集中格局与城市化集中格局的雷同。
另据世界银行1988年统计，1976年外岛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曾高于爪哇岛地区，但到了1987年爪哇岛的人均GDP则高出外岛25%。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印度尼西亚产业的集中程度。
3.引起印度尼西亚城市化集中发展的产业集中化并非是政府在产业布局方面的有所作为，而恰恰是政府的无所作为 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尚无一个清楚的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的布局完全不考虑全国的均衡发展需要和城市化的合理发展。有政府背景的国营企业，无政府背景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选择了在经济上有综合优势的爪哇—巴厘地区发展，所以到1990年时，印度尼西亚所有的大中型工业项目中有80%集中在这一地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试图鼓励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产业和人口向外岛发展，但由于政府的鼓励无法克服交通不便等困难，外岛产业的发展仅限于资本密集的石油产业，人口向外岛迁移的诱因不足，致使人口的大移动仅局限于爪哇岛内。有统计表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75%的城市间移民和城乡间移民仍然居住在爪哇岛内。这都说明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城市化方面的无所作为（或许政府真的无意对城市化做更直接的干预）。
4.城市化的主要拉力：农村非传统产业向城市集中 在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过程中，来自城市的拉力突出体现在城市对农村非传统产业的吸引，而非城市就业和收入方面的较好预期。据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城市化大发展阶段之前，许多与农村居民生活有关的加工业、手工业、纺织业等农村非传统产业均分布于农村，实行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模式。但在七八十年代，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大势驱动，原来分布于农村的这些非传统产业亦迅速向城市集中，而成为城市的非正规产业。有资料显示，这些非正规产业贡献了同一时期城市工业增长的25%和城市就业增长的30%，成为吸引和吸收农村人口就业和城市化的主要力量(Iwan J.Azis,1996)。
5.城市化的农村主要“推力”：农村土地集中迫使无地农民走向城市 在印度尼西亚转向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私有化和自由买卖使得农村土地逐步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农村开始逐渐出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加之农业产品的比较优势下降，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农村已无法寻到生计。他们开始向城市和农村非传统产业流动。由此而被推出农村的人口构成了每年城市新增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有统计表明平均约占10%。
三、印度尼西亚城市化存在或将面临的问题
毋庸置疑，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过程，也正面临一些许多带发展中国家共性的问题和特有问题。
1.首当其冲的问题：城市化发展过于集中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9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口城市化率已达32%，总城市人口数约4500万人，其中约80%的城市人口集中于爪哇—巴厘地区的城市走廊，所有大城市（人口50万以上）和全部城市的80%以上均集中于这一地区，而且大有进一步集中之势。造成这一集中趋势的表面原因是人口的历史性集聚，但其根本原因则是经济发展落后和高度不平衡。然而在1.79亿人口中，92%集中在爪哇、苏门塔纳、克里门托、苏纳维西4岛。爪哇岛只占全部国土的7%，却集中了全国人口的60%(1990)。
人口集中的背后，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和不平衡。印度尼西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00美元（近年有下降），属不发达国家的中等偏下水平。经济实力不足，使得印度尼西亚无力对广阔的外岛进行基础设施和工业产业方面的开发。
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间接地说明了印度尼西尼城市（及相关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及其后果。1985年，城市人口密集的爪哇岛屿集中了所有制造业就业机会的70%（说明制造业集中的程度），而广阔的外岛地区只提供了6%制造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全国在建工程项目的72%位于爪哇岛。这样的不平衡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2.相伴而生的问题：城市环境成本增高 在印度尼西亚，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如雅加达），由于缺少排污设施，估计30%的生活废物（包括人粪尿），不得不直接排入河中和水渠中，导致生活用水严重不安全，由此引起的腹泻、伤寒和霍乱成为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约74‰，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诱因。此外，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如果没有猛烈的措施，来自水污生物的有机氮(BOD)将增加10倍，空气中悬浮粒子将增加14倍，各种有害金属（水银、铅等）的含量将增加20倍，这一切的集合效应将严重影响印度尼西亚城市的经济发展。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印度尼西亚因污染损害健康而产生的环境支出就高达5亿美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为改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印度尼西亚每年将不得不支出10亿美元，更为严重的问题，城市过于集中，还导致大城市周围地区严重缺水，许多人们赖以生存几十年的水源已彻底干涸，一些最适合水稻生产的粮食生产区已无法维持生产，仅雅巴塔贝克地区，每年就因此而失去多于8%的农田。
3.不断加重的问题：城市住房严重不足 据资料统计，印度尼西亚整个国家原有的住房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就属于极低的一档，在城市化大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0m[2]，而且分配严重不均，约有一半的人口人均住房不足3m[2]，更有不少人口无房可住。70年代中期，国家住房改善计划启动，经过长期努力，陆续开发出一系列经济实用并带有基本设施的住房给城市人口居住，低收入家庭的每户住房期望面积可达15～21m[2]，中等收入家则可达45～70m[2]。然而，这样的住房一直供不应求。据估计，印度尼西亚城市每年约需要30万套上述住房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但印度尼西亚政府和私营部门每年能够提供的住房仅能满足这一需求的极少部分（约30%）。无法得到住房的城市居民只好临时找个栖息地了事。
4.不断积累的问题：民族分裂和社会不稳定 超过发展水平的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化的过度集中，使印度尼西亚社会出现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这一局面潜藏并不断积累着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民族间的不和谐和地区间的不稳定。这一问题正在日益加剧，并不断显现出来。
四、印度尼西亚城市化给予中国的启示
1.农村城市化依赖经济的发展，要注重城市化的质量 城市化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拥有良好产业群的支撑才有可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印度尼西亚由于经济实力的原因，其城市化的质量令人担忧，而且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明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正处在快速推进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以产业的持续发展来推动城市化进程，力戒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注意城市化的质量，解决与城市居民密切相关的供水、供电、交通、绿化等问题，尤其是抑制目前持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尝试，探索一条经济、高效的城市化推进道路。
2城市化必须要注意均衡发展 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发展主要集中于爪哇岛地区，整个外岛的发展缓慢，这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比较快，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而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化人口过于密集，资源相对短缺，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小，自然资源丰富，目前处于人口和资源双输出的状态，经济的发展比较慢，有必要纠正这种发展的不均衡，要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在政策上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吸引多种资金和各类人才发展中西部地区，实现整个国家城市化的均衡发展；还要加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联系与互动，加强在人才、资金、技术、产业等多方面的合作。
3.重视政府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印度尼西亚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缺失，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政府部门必须对城市化的进程给予正确引导。城市化进程由于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协调配合，各个子系统的最优并不代表整个系统实现了最优，因此政府的角度必须立足全国，通过有效的计划与规划，宏观调整，促进城市化进程，在发展过程中要体现政府的意志。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城市化模式不应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发展模式，要从观念更新、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制度创新、分类指导和政策调整等方面努力，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4.重视内外因素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对城市化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中国城市的拉力在于农村居民对城市就业与收入的较好预期，而农村内部推力则显得不足，中国应当加快土地制度创新，形成良好的农地流转机制，产生农村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另外，从印度尼西亚利用外资的效果来看，在使用资金来带动城市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城市化方面，必须注重内资与外资比例的协调，不能完全放开所有产业，引进外资必须考虑它的正反面效应，权衡利弊，保证能对其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