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中的心理学研究”笔谈——1.社会心理与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笔谈论文,社会心理论文,历史进程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08)03-0001-18
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人是有理性、有心志的。那么,人的心志(包括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有一种历史观,把历史的动因归之于英雄人物(帝王将相、圣贤哲人)的意志乃至“一动之念”,这是历史的“心志决定论”。与其相对应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在1890年对此提出批评,他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特别提及“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这就揭示了人的心理,特别是社会心理的历史成因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社会心理所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的流行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风尚等。它较直接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制约,并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赖以加工的原材料。在我国古代,朝廷设专门机构“观俗”“采风”,近代梁启超提倡“新民说”,鲁迅终生致力改造“国民性”,便是用意于社会心理的改进及提升。
下面通过对宗法专制时代,或曰皇权时代的一种社会心理——皇帝梦的解析,来探讨社会心理的生成机制及其对历史进程的作用。
自秦始皇称制“皇帝”进入“皇权朝代”以后,中国便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换一种说法,中国人便处于“皇权”光焰的强烈照耀之下。自此,各色人等做起了白日“皇帝梦”,构成秦至清两千年间相当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这种梦,不可能产生在商周封建时代,它只属于秦以下的皇权时代,因而,诠释“皇帝梦”,解析围绕“皇权”的社会心理,有助于认识皇权时代的特征,认识皇权时代与封建时代的差异性。
皇帝的无限威权,使许多人自认“顺民”“忠臣”,希冀“好皇帝”君临天下,致使国泰民安,这可以称之“明君梦”。即使一些皇帝并不英明,国不泰、民不安,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之于各级官吏的腐败和枉法,认定皇帝本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故身怀冤屈的人,常把平反昭雪、解救危厄的期望寄托在皇恩浩荡之上(实施者称之“清官”)。这种“明君—清官梦”,是一种依恋皇权的社会心理,可以称之间接的“皇帝梦”。它不可能发生在商周封建时代,因为那时的民众受辖制于某一层级的贵族领主,而与天子并不相干,也就“梦”不到天子那里去。反之,皇权时代裁削去了多层次的封建领主,通过朝廷命官征收赋役、执行诏令,使君权直逼老百姓的种种生活层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概莫能外,于是,淳朴而善良的人们只有企望“明君”降世,纷纷做起了“恋皇梦”。
此外,还有一种直接的“皇帝梦”,这是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物试图取代现存皇帝的梦想。这种民间梦想,也只能产生在专制帝制社会,因为,此前的封建社会,其权力来源于宗法世袭与封赐,身处下层等级者无法企望,故商周千余年间没有发生过农夫暴动,只有贵族革命(所谓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和诸侯兼并战争(所谓杀人盈野的“争城之战”“争地之战”);而专制帝制社会,权力被世俗化,皇权来自争夺,不仅贵族、官僚,如东汉末的袁绍、曹操,隋末的李渊,周末的赵匡胤,纷纷参与夺权,连丧失传宗接代功能的宦官,如明英宗时的太监曹吉祥也觊觎皇位。更有最底层者,如农夫陈涉、没落贵族项羽、流氓刘邦、托钵僧朱元璋、边兵李自成、落第秀才洪秀全,都揭竿而起,成为皇权的有力追逐者。“中原逐鹿”这一则成语道破了个中奥妙。《史记·淮阴侯列传》说: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这里的“鹿”,比喻政权、皇位,并非一定由世袭贵胄去争夺,那些才能高、动作快的下层人士也有机会得到它。仅就秦末言之,这种逐鹿的“高材疾足者”决非个别。
《史记·陈涉世家》载,贱为农夫的陈涉(?-前208),一次在劳动间隙,有感于自己的贫贱和统治者的富贵之间的巨大悬殊,向一起耕作的农夫发慨叹:“苟富贵,无相忘。”听者认为是妄想,大不以为然,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所谓的“鸿鹄之志”,即富贵之志,而“富贵”的极峰便是当皇帝。陈涉起事以后,争做王侯的意念更趋明确,他在动员造反者时高唤: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涉不含糊地向权力世袭的贵族政治提出挑战,起事后立即称“陈涉王”。这在实行贵族政治的封建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整个商周史千余年间,从来没有发生此类庶众起而称王的事件,武王伐纣,是周族取代商族,是两大贵族集团间的政权更迭;西周末期的“国人暴动”,是无法忍耐厉王的国人驱逐暴君,国人并无取代之意,接替王位的仍是周王室中人;晚周的“犯上作乱”是贵族的逾级僭越,如鲁国大夫季氏的“八佾舞于庭”之类,最严重的事态是下级贵族瓜分公室,如“三家分晋”之类。而在皇权时代屡屡发生农夫造反、平民称王,最高统治权被天下人竞相争夺。秦末陈涉首次以平民身份争夺王侯以后,夺取王侯之位被认为是世人的共同嗜好,甚至被释为“圣人”的念头,《金史·辛愿传》称:
王侯将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亦不避。
这里的“圣人”,只能视作皇权时代的“圣人”,此前处于封建时代末期的孔圣人、孟亚圣从未流露过称王作侯的打算,他们把自己定位在王者之师。而到了皇权时代,民间已经相当普遍地做起“皇帝梦”,《西游记》中的孙行者说得很直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陈涉攫取王侯之位的想法并非特例,与其共时代的同志,清清楚楚载之正史的便有刘邦、项羽两位,而且这两位当皇帝的愿望更为明确。
《史记·高祖本纪》对早年身处底层的刘邦(前247-前195)的思想活动有所载记: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
《史记·项羽本纪》记身为楚国旧贵族的少年项羽(前232-前202)与叔父项梁(?-前208)看到出巡的秦始皇的盛大车队,钦羡其威风,顿生取代之念。文曰: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元人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称:
始皇南巡会稽,高帝时年二十有七,项籍才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
刘邦、项羽因倾慕皇帝的无上尊荣而产生的“彼可取而代也”的梦想,是许多改朝换代之际的勇敢分子的共同心理。此类心理的生成机制,除皇帝无上尊荣提供的诱惑外,更与皇权时代权位获得与更替的原动力有关:统治权并非如封建时代那样仰赖宗法遗传,而是当社会矛盾白热化之际,由某一强力集团的代表人物凭借暴力争夺得来。
秦以降的专制帝王虽然也尽力给自己的得位涂抹上神学色彩(“奉天承运”“真龙天子”之类),但铤而走险的叛逆者并不信服此种说词,他们不相信现任皇帝一定是“真龙天子”,却从历史真实中归纳出“彼可取而代之”“强者为王”的法则。《水浒传》中的李逵口口声声唤着:晁盖哥哥当“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当“小宋皇帝”,心存接受招安之念的宋江虽一再制止黑旋风,但在众多梁山好汉看来,李逵这番话颇为中听,这大约是那个“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梦想在众头领心灵深处起作用。
专制帝王还试图用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抬举一姓之尊,提升皇族的神圣性,但此法只能行之于一个朝代之内,如刘氏之尊,可行之于两汉,为刘秀(前6-后57)的中兴汉室、刘备(161-223)的建立蜀汉发挥重要作用,但延及魏、晋,曹氏、司马氏相继而起,刘氏则全然丧失感召力。李唐、赵宋、朱明、爱新觉罗清皆同此例。
总之,在皇权时代,中国的皇帝固然赢得某种神学光环和宗法论证,是至高无上的尊崇对象,但大体而言又是一种世俗的、可以争夺的目标,民众并不是无条件崇拜它,在某些时刻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屣,直至取而代之。这与日本的天皇颇不相同,天皇被日本人普遍视为天照大神的嫡子,是不可直视的神,更不可想象去夺取其位。在千余年间,日本的天皇是一系承传的,唯独发生过一次平将门(?-940)自称天皇的事件,但很快便被讨平。而且,平将门也是天皇后裔,自认有得位的天神身份。与日本形成比照的是,在缺乏宗教情怀、宗法制又已消减的中国皇权时代,皇位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是权利斗争的产物,是强横者彼此夺占的第一把交椅。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们,在某些特定时段(多半是一个朝代发生统治危机的关口)不惜以命拼争皇位,结果无非是两种:“胜者王侯,败者寇”,王侯与寇贼的区别仅在成功与失败。
如前所述,皇权时代还有另一种间接的“皇帝梦”,即期盼好皇帝给社会带来统一、平和、繁荣,给个人提供升迁发达的光明前景。这是皇权时代常态下许多人的梦想,梁山好汉中史进、林冲、武松等性格豪强的人物,原先也是企求“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后来终于被黑暗政治(运作者总称“贪官”)“逼上梁山”,并对现行皇帝失却希望,拒绝招安。而梁山好汉的主持者宋江、卢俊义等人,则始终对现行皇帝心存幻想,孜孜以求于朝廷的招抚,走着“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一部《水浒传》状写的造反者,主流确乎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金圣叹议曰,《水浒传》起首,“不写一百零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而宋江们所“反”的,仅仅是“自上作乱”的高俅,对重用高俅的徽宗皇帝却寄予无限期待。与项羽、李逵们“彼可取而代之”的“皇帝梦”相较,宋江、卢俊义们的接受皇帝招安的梦想,豪气大失,而奴气十足,故人们往往欣赏项羽、李逵式的富于英雄主义色彩的“皇帝梦”,而鄙弃宋江、卢俊义们的接受皇帝招安的梦想。从审美的角度论之,这一好一恶似有道理,但从历史价值判断之,两种梦想实出一辙,都覆盖在“皇权”的大纛之下。皇权时代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皇权主义者,无非做着上面的两种梦,但那都是“皇帝梦”,一种是在现行皇帝之下的梦,企图从现行皇权那里分得一杯羹;另一种是取而代之,自做皇帝的梦。两种“皇帝梦”都脱不出皇权主义的轨迹。
我们在商周封建时代找不到这两种做梦者,却在秦汉以下列朝处处遇见这样的做梦者,他们的梦想演绎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掀起民主共和风涛,“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1906年的谠论,昭示着共和时代来临;而1911年清帝逊位,标志着皇权时代的历史册页从总体上已经翻过,然其余韵流风还远未荡尽,1916年袁世凯背弃共和,复辟帝制,表明“皇帝梦”还有惯性,然其毕竟是强弩之末,袁氏帝位未及坐稳,即遭“天下共击之”,孙中山十年前的警句可谓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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