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思考与展望
【编者按】 中日两国在自古以来的长期密切交往中，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利益关系。基于中日两国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这样一个现实，中日关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双边范畴，对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201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日本也迎来“令和”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关系如何行稳致远，实现合作共赢？2019年6月15日，由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综合学术院合办的“新时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后，部分学者将发言整理成文，以笔谈形式供本刊发表。
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行稳致远
吴寄南*
*吴寄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上海 200233。
在新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10年之际，中日两国都进入到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新中国迎来成立70周年的华诞，加快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冲刺步伐。日本则给“平成”时代拉下帷幕，开启了“令和”新时代。中日两国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堪称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和调整相互关系？如何把握中日关系由紧张趋向缓和的这一难得的“窗口期”？如何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夯实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这既是时代潮流的呼唤，也是人心所向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国际形势研判、思维模式转变和行动路径选择这三个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一些粗浅的研判。
一、新的历史起点：国际形势发生几十年来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国际形势的变化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常用百年未有大变局来形容当今时代。然而，对这一崭新的时代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三大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大变化是世界实力对比发生世纪大逆转。
药物开发，尤其是手性药物的开发是极具个性化的，外消旋体药物的手性转换无论在医药行业还是临床治疗中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对消旋体和单对映体作用进行长期临床前及临床评估之后，单一异构体药物才能够被开发。在手性药物评价过程中，应根据药物的立题依据，结合药物自身的特点，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出现了堪称“世纪大逆转”的变化。
一是“南北逆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统计，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等7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38.141万亿美元)就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34.74万亿美元)。国际上通常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如今出现的“南升北降”局面确实是百年来所罕见的。
二是“东西逆转”。同一个IMF的统计表明，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为23万亿美元，超过了西欧地区的18万亿美元、美国的17万亿美元。[注] [日]久保孝雄：《大転換の時代―「南北逆転」「東西逆転」の進む世界と日本の課題》，载朱建荣主编《世界のパワーシフトとアジア》，2017年12月，花传社。 这标志着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由欧美转到亚洲。“东升西降”的逆转也是百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两大逆转的根本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驶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2%上升为2017年的15%，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3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0%的高水准上。论经济体量和发展速度，中国已经到了让迄今一直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国警惕的“临界点”。
第一阶段称为“体验”阶段，即Taste。在这个阶段，教师通过设置汽车后服务行业的各种不同工作情境、邀请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给学生做讲座，带领学生实地参观，让学生在学习之前就能够亲身体验到英语在今后的岗位上的用途和重要性，从而使他们树立学习的愿望，明确学习目标，了解学习任务和方法。
第二大变化是战后国际秩序遭到颠覆性挑战。
二战结束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经贸秩序，如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曾长期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日两国都是现行国际经贸秩序的受益者。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跨国企业特别是金融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向外转移，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弊端。恰恰是在最先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就是这股反全球化逆流的典型代表。
郭沫若曾把中日关系概括为“岁月两千玉帛 ，春秋八十干戈”并无不可，但若笼统地说中日两国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则不太恰当。因为即便中日两国处于和平时期，人民之间以友好相处为主，也有国家之间相互对立及关系疏离的时期，出现过各种复杂的局面，故中日关系很难称之为2000多年友好。
第三大变化是大国间的战略博弈空前激化。
从20世纪90年代美苏冷战宣告结束后，大国间的对话、协调渐趋频繁，冲撞、对立相对弱化，彼此间的战略博弈更多地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的角逐。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加上由美国发端、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就导致美国当权者产生强烈的焦灼感、危机感。
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为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在外交、军事领域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释放出一系列强化大国竞争、加剧战略博弈的信号：其一是通过发布《国防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等报告，明确大国竞争是美国的“首要关切”，将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定位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加大军事威慑的力度；其二是将战略重点由西向东转移，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构建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拼凑遏华制华的战略包围圈；其三是在中东、南海等敏感地区煽风点火，升高紧张局势，藉以增强美国在热点冲突中纵横捭阖、从中渔利的战略态势；其四是执意退出《中导条约》等军控机制，斥巨资发展低当量核武器，降低核冲突的门槛，导致大国间的军事角力白热化。这也导致国际社会对爆发核冲突的担忧达到冷战结束近30年来的最高程度。
二、新的思维模式：中日两国亟需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深度合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日关系发展需要有新的思维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47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和合作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日两国在受到国际环境制约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也逐年扩大。国际形势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越来越将中日两国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为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日两国需要转变思维模式，超越狭隘的双边框架，更多地考虑如何深化合作，朝构筑“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具体来说，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有以下三大“坚持”：
一是要坚持世界视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就缔结“亚洲中的中日关系”“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达成过共识。在国际形势激烈动荡的今天，两国更应该从大处高处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如能从地区和世界范围的视角来观察中日关系的话，就能找到许多从狭隘的双边框架的角度得不到的答案。
伴随中日两国世代交替和教育内容的差异化，要顺利推进两国关系，“知的交流”与“知的外交”非常必要。在日本令和元年之际，要构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有必要了解日本天皇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同中日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是要坚持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是中日两国经常使用、耳熟能详的成语。中日两国都受益于现有的国际秩序，理应共同为维护和发展现有的国际秩序作出努力。
本文提出了一种Fisher分布下具有闭合的虚警概率解析表达式的极化SAR图像CFAR检测新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在Fisher分布区域检测结果中，新方法品质因数高于或等于其他检测方法；在非Fisher分布区域，本文方法的检测效果仍良好，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安倍晋三首相也强调，日本应该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他最近一次的表态是2018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其中表示“日本国民热切希望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屹立于世界，因为日本本身就是战后自由开放经济体制下的受惠国，深受贸易之利、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注] “安倍晋三在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说”，2018年9月25日，首相官邸网页：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0925enzetsu.html，登录时间：2019年7月10日。
国际秩序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根本的部分并没有变，就是大国共存，共同从事负责任的行为。中日两国既然坐在同一条“船”上，就理应在这条“船”遭遇惊涛骇浪，有颠覆危险时摒弃“零和”逻辑，同心协力，排除风险。这对中日两国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三是要坚持东亚智慧。
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E)、Simpson优势度指数(C)来计算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美欧为主体设计和维护的，亚洲国家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取得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这一国际秩序，同时也深感这一国际秩序带来的发展红利有一定的局限性。
东亚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东亚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它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起构成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侧面，为东亚文明的形成、发展，包括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8年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注]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5月7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08-05/07/content_964157.htm，登录时间：2019年7月10日。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欧美文明曾引领世界潮流，但它的核心价值是崇尚个性自由发展、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开拓和物质享受第一，体现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非此即彼”的零和逻辑。东亚文明则是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崇尚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堪称东亚文明的精髓。日本新的年号“令和”中包含一个“和”字。“和”在中日两国有同样的解释，即“和谐”“和平”“和睦”“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等。随着世界的中心转移到亚洲来，中日两国必须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应考虑弘扬东亚智慧，将“和为贵”所代表的东亚智慧作为化解当代世界各种矛盾、分歧和对立的“钥匙”之一。中日两国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不会给21世纪的女生丢脸，我决定在这里多勾搭几个明朝帅哥，明朝帅哥的质量整体不错，斯文有礼，文质彬彬，忠心爱国，学校里的男生没得比。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头牌的丫头不是好丫头，要勾搭明朝帅哥的第一步，就是成为怡香院的头牌。我终于又发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三、新的路径选择：努力增信释疑，保持中日关系企稳向好势头
2018年，中日两国在时隔10年后再次实现领导人年内互访，双边关系出现了难得的企稳向好的势头。但是，导致两国间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双方战略互信尚未恢复，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对中日关系企稳向好形成了一定牵制。主要有三项：
一是安倍执政团队内部的牵制力量。安倍复出后推行遏华路线，一度造成中日关系严重倒退。目前，他虽有意改善对华关系，但执政团队内部未必已形成共识，政策调整的滞后及习惯性思维的作用，会导致对华外交的摇摆甚至局部后退。按照日本已故政论家若宫启文提出的“翌年法则”，每当日本当政者与亚洲邻国改善关系迈出一大步时，第二年往往会出现倒退。[注] (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吴寄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这一点值得注意。
二是日本国内嫌华思潮的掣肘作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这样，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占民众的绝大多数比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对40个国家进行的调研表明，82%的巴基斯坦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俄罗斯对中国持肯定态度的比例是79%，韩国是61%，美国38%，德国34%，而日本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9%，低得离谱。[注] 美国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2016年6月29日发表。转引自美国CSIS中国研究项目China Power研究报告《How are Global Views China Trending？》，http：//chinapower.csis.org/global-views/#1466797926875-8b9b1371-534e，登录时间：2019年7月12日。 这种状况如不彻底扭转，日本国内的嫌华思潮始终会牵制安倍走近中国的步伐，中日关系的企稳向好很难得到保证。
三是特朗普遏华攻势的溢出效应。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和头号战略竞争者，遏华攻势愈演愈烈，且在贸易领域、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三箭齐发”。美国势必会对日本施压，迫使其“选边站”。日本虽在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压力上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但毕竟是美国的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是其外交基轴。安倍想改变对美“一边倒”路线，实行“两面下注”，阻力甚大。
毋庸讳言，中日关系目前总体上仍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促进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因素和拉中日关系后腿的消极因素同时存在，互相较劲。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间将呈既合作又竞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宜从大局出发，努力增信释疑，将保持中日关系企稳向好势头。
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有以下五大建议：
第一，坚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德仁天皇坚持宪法关于天皇的象征性质。在这方面，德仁天皇继承了明仁天皇的立场与信念。明仁天皇1989年即位时宣誓，将与日本国民共同维护《日本国宪法》。2019年5月1日即位的德仁天皇也宣誓：“要经常想到国民，贴近国民，根据宪法尽到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之责。”[注] 日本《朝日新闻》2019年5月2日。
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两国忠实履行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双边关系就能稳定和前进，反之则会出现倒退。正如习近平主席一贯所强调的，在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注]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社2017年7月8日汉堡电，新华社网站，http：//www.xinhuanet.com/2017-07/08/c_1121286706.htm，登录时间：2019年7月5日。
第二，深化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
发展经贸领域的交往一向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宜加强在节能环保、金融保险、医疗介护等领域的互动，扩大双方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高度契合。要过细落实两国在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上缔结的一系列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和产能领域的合作中，共绘宏图，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实现“三赢”或“多赢”。目前，以“日本运通”为代表的日本物流企业已深度参与“中欧班列”的运营，通过“海陆联运”“空陆联运”架起沟通亚欧两大经济圈的“桥梁”。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第三，弥补安保领域的合作短板。
中日两国在安保领域分歧突出，信任缺失，是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亲近感低位徘徊的主要原因。弥补安保领域的合作短板，首先要恰当地管控分歧，防止偶发冲突。两国已启动海空联络机制。下一步可考虑以中美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为样板，力争将彼此间的偶发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其次是加强沟通，避免战略误判。要尽快将防务部门的对话提升到副部长级别，并适时重启舰队互访和防长互访。再有就是推动两国在打击海盗、跨国抗灾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合作，遵循由低到高、有序推进的方针，扩大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第四，促进民间层面的双向交流。
“国之交，在民相亲。”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鉴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都比较低，宜大力推动两国传媒界的交流合作，力求客观、准确地传递对方国家的有关信息。目前，两国国民访问对方国家的数量出现明显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和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注] 据统计，中国访日人数在2018年达838万人次，而同年日本访华人数仅258万人次，形成3比1的巨大差距。2018年10月9日，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共同发表的民意调查表明，日本受访者对中国印象“很好”和“较好”的比例较上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达13.1%。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很好”和“较好”的比例却比上年增加了10.7个百分点，达42.2%。两者存在着明显的“温度差”。见言论NPO网站：http：//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7053，登录时间：2019年7月12日。 要落实两国政府有关5年内组织3万名青少年访问对方国家的安排。重视地方自治体特别是“友好城市”间各种人文交流，努力促进民间交流队伍的“新陈代谢”“世代更替”，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在舆论导向上的积极作用。
第五，加强知识精英的战略沟通。
2018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杨建平首次将中国钾盐产业发展提升到“两会”高度，引起行业关注。他建议，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解决我国“缺钾”问题。他提出，应当加强国内钾盐资源保护性开发，加大对“境外找钾”的战略统筹和引导扶持，提升我国在国际钾肥供应中的话语权，保障我国钾肥长期稳定供应和农业战略安全。他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统筹规划、有序引导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境外钾盐开发。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两国的知识精英曾经进行过十分有效的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和战略沟通。改革开放初期，中日间有一个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的高层交流机制，这就是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日本前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共同发起，于1981年成立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海在改革开放以来也得到了日本知识界精英从宏观经济规划到微观企业管理的智力支撑。
目前，中日两国经济、社会都进入了重要的转型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挑战。鉴于双方都存在着对对方国家战略走向的疑虑和双边关系重新定位的困惑，两国的知识精英界需要进行直接、坦率的对话和交流，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客观、理性地评价对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消除各自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感、不信感。
众所周知，徐工是国内最早的摊铺机研发生产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30年的专业研发制造能力，在中国摊铺界绝对是妥妥的“老大哥”。而此次参展的RP1855超大型智能摊铺机代表了行业最高技术水平，通过全球首创的雷达测厚系统，可实时监测、记录沥青层摊铺厚度，明显提升工作效率和测量精度。通过高精度3D找平技术，可实现施工的数字化，提高作业效率和摊铺精度。
立足于日本令和时代的历史回眸与前瞻
刘江永*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4。
2019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既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又是日本的令和元年。中日两国政府宣布，今年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
日本首次使用年号是公元645年6月的“大化改新”。“大化”取自《易经》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此后1364年90代日本天皇的247个年号都取自中国古代典籍。
日本新年号“令和”是第一次选自非中国典籍的年号，出自《万叶集》中的《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的诗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但这仍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印记，可见中日文化渊源是难以割裂的。东汉天文学家张衡(78年—139年)所写《归田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东晋书法家王羲之(303—361年，一作321—379年)所写《兰亭序》道：“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融入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度契合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而诸如恐怖活动、海盗袭击、毒品走私、环境污染、大规模传染病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也绝非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能应对和解决的。可以说，世界进入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进行贸易战的当事国双方固然没有赢家，即便是第三者也未能幸免。中日两国在维护地区稳定、促使世界经济繁荣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责任，双赢、多赢、共赢应该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在发表生前退位愿望的电视讲话中8次提到“象征”一词，两次提及宪法。他强调：“根据宪法，天皇没有参与国政之权能。此次在重新回顾我国漫长的天皇历史的同时，衷心祈愿今后无论何时，皇室都能与国民同在，携手共筑这个国家的未来，以及象征天皇的公务永远不会中断，稳定持续下去。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国民的理解。”为理解明仁讲话的真意，确有必要回顾和了解这一漫长的历史。
一、历史上日本天皇制的变迁与中日关系
日本古代史的记载主要源于中国的古籍。例如，汉代《史记》中记载秦朝的徐福东渡日本求仙未归，被视为中日交往的历史发端。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地处日本九州的倭奴国曾遣使至中国洛阳，请求册封。光武帝刘秀曾赐以印绶。1784年在九州北部博多湾附近的志贺岛，刻有“汉委奴国王”篆体字样的蛇钮金印被发现。经鉴定，这便是光武帝所赐印绶。据《三国志》记载，日本的邪马台国(公元239—248年)曾4次遣使到中国。魏明帝赐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印绶。由此可见，迄今中日交往2000多年，可谓历史悠久。
随着磨料质量百分浓度的增加,射流中的磨粒增多,使得对工件碰撞剪切的次数增多,从而增加了去除速率。但当磨料质量百分浓度太大时,射流中磨粒间的彼此碰撞几率增大,减小了与线材表面的碰撞几率,使得线材去除效率下降。此外,磨料质量百分浓度过大,进入沙管中的磨粒太多且进入的不均匀,使得磨粒不能及时随着高压水流射出,造成沙管堵塞,磨料随射流喷射的不均匀,使得对线材表面的去除效率下降,去除效果不稳定。因此,磨料质量百分浓度一般取60%为最佳。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PPP模式是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寻求市场化的重要模式，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服务提供中来。通过拓展和创新PPP模式的融资渠道，引入社会资本创新机制，从而实现市场机制在城镇综合开发中的资源配置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提高城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
尤其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两年多来，动辄“废约”“退群”、挑起关税战，肆意践踏现有的国际经贸秩序。这是二战结束7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转变。特朗普政权力图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全面领先，军事领域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为此，越来越频繁地用国内法取代国际法，实行“长臂管辖”，其所作所为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形成颠覆性的挑战，更打破了国际社会在“守法”方面的基本心理预期。可以说，国际社会当前已出现严重的公共产品赤字、全球治理缺位。
据成书于7世纪的日本最早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而实际上这是神话传说。包括传说在内的日本第33代天皇推古天皇(554—628年)迄今1500年，日本天皇制的变迁与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八个时期：形成期、繁荣期、疏离期、对立期、海禁锁国到勘合贸易期、交恶到恢复期、战乱期和战后和平期。
(一)中日正式交往与日本古代天皇制形成的形成期(公元607—710年)
这一时期大约100年，总体友好，但曾一度发生战争。当时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年)正值中国隋唐时期。日本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554—628年)在位，圣德太子摄政，公元607年、608年两次派特使小野妹子访华，在第二次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日本首次正式对外使用天皇称呼。日本通过 645年“大化改新”，建立起古代天皇制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国名从倭国改称日本。
日本与中国谋求对等地位的原因之一是，早在4世纪日本统一后便于公元369年应百济王邀请出兵朝鲜半岛，征讨新罗，确立了百济向日本朝贡的藩属地位。为巩固日本对百济的宗主权，391年日本再度发兵朝鲜。404年，日本为对抗高句丽又发兵攻朝。公元663年，参与推动日本“大化改新”的天智天皇(当时是中大兄皇子)为支援百济而同中国围绕朝鲜半岛爆发了白村江海战。这是中日首次交战，唐朝和新罗联军获胜，此后900多年日本未敢入侵朝鲜半岛。
(二)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兴盛与中日友好交流繁荣期(公元710—794年)
这一时期大约80多年，是历史上中日最为友好的时期，贯穿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以中国唐朝集权国家为典范，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盛唐时期，也是日本输入唐代文化的鼎盛时期。日本皇室特别是圣武天皇(701—756年)、光明皇后酷爱佛教、儒学等中国文化。奈良时代，日本派出遣唐使20次(到达15次)。日本遣唐留学生26人、留学僧90人，共计116人。中日友好交往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鉴真、空海等历史人物的友好佳话传颂至今。古罗马、波斯文物也通过中国的长安及日本的遣唐使、留学人员等传入日本，形成古代通向日本的丝绸之路。
(三)日本古代天皇制的衰落与中日交往疏离期(公元794—1185年)
这一时期大概390年，双方和平相处，不即不离。日本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年)后，在前150年桓武天皇至醍醐天皇当政期间，日本开始把佛教与政治分开，实行律令制度，并延续了奈良时代同中国唐朝建立的关系，两次派出遣唐使。公元887年天皇实权旁落到身边重臣藤原家族手中。藤原家族通过联姻和设立并独揽“摄政”“关白”两大要职，主掌朝政，迁都平安(京都)。906年中国的唐朝灭亡，唐朝末年和南北宋朝都曾出现兵荒马乱。日本不仅未派遣宋使，还对中日民间往来有所限制，禁止日本商船出海到中国。尽管如此，北宋范仲淹、南宋朱熹的思想仍传入日本。日本皇室及藤原家族对唐朝盛世依然推崇。
(四)日本古代天皇让位于镰仓幕府掌权与中日对立期(1271—1392年)
这一时期大约120年，曾一度发生战争。日本镰仓时代(1183—1333年)，源赖朝在镰仓建立起幕府的武家统治，其后16代天皇被架空。中国元朝(1271—1368年)建立后，1274年元始祖忽必烈发兵2.5万人攻日失败；1281年忽必烈又派14万元军入侵日本，又惨遭失败。日本史称“蒙古来袭”。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元军在海上两次均遭遇台风，日本称之为“神风”。
1954年周恩来总理曾在会见日本来宾时说：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如果说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民族侵略过日本，那就是元朝的蒙古上层。但是，他们打了败仗回来了。60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
(五)日本皇室衰落的“战国时代”与中日从海禁到开启贸易(1333—1547年)
这一时期大约270年，曾一度发生战争，交恶约50年，恢复交往约220年。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日本经历了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年)，即后阳成天皇时期，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年)。丰臣秀吉(原姓木下)1590年统一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的内战后，立即于1592年、1597年两度率军侵朝，兵败病故。其后，德川家康1603年迁都江户(东京)，建立了德川幕府统治，天皇成为摆设。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国，拉开了日本向南武力扩张的帷幕，埋下了中日对立的隐患。
“我们两个老的，边走边看吧。那四个孩子，能不能爬出一行和尚与司徒一一设下的迷宫一般的隧道，还是未定之天。就是由隧道里爬过去，进入了万花谷，凭他们四个新人，真的能将万花谷搅动起来？”
(六)天皇让位于德川幕府与中日从交恶到恢复交往期(1592—1868年)
这一时期大约210年，中日彼此不睦、互不往来约70年，两国勘合贸易交往约140年。镰仓幕府灭亡后，日本分裂为南北朝时代(1333—1392年)，与中国交往仍不正常。其后，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1392—1573年)，皇室衰败，南北朝对立，内战不断，日本史称“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倭寇不断骚扰中国沿海，王直等中国海盗加入其中，明政府严厉实施海禁政策。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与明朝修好，送还被倭寇劫掠的明朝人。明成祖开始同意中日开展“勘合贸易”，允许日本十年一贡。1404年至1547年，日本共派出17次勘合船队。
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为稳定政权统治，排斥基督教而开始重视利用中国的佛教，中日重开交往。1654年中国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隐元和尚(原名林隆琦)赴日传授的黄檗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等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日本近代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统治与中日战乱期(1868—1945年)
这一时期大约70年，战乱不断，是历史上中日关系最坏的时期。世界进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日本明治维新后(1868—1912年)，推翻幕府，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走上脱亚入欧的帝国道路。此时的中国从1840年起饱受西方列强欺侮，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日本帝国看来，大清帝国早已不是当年的盛唐中国，而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日本则可以实现丰臣秀吉遗愿而成为东亚盟主。
1871年中日签署《中日修好规条》，翌年日本便侵吞琉球，要求清政府修约。1874年日本首次派兵入侵台湾。1879年彻底吞并琉球，改称冲绳县。始建于1869年的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成为祭祀皇军的灵堂。
日本1898年颁布的明治《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其后，日本又通过《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等从体制、军队到全体国民建立起一整套天皇集权统治。从1895年甲午战争到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迅速成为好战的帝国主义国家，平均每10年发动或参与一场战争。在昭和时代，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
(八)二战后日本象征性天皇制与中日和平期(1945年至今)
这一时期迄今已有74年，两国和平共处，但也时有摩擦。这些摩擦大多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即上述第七个时期中日关系不幸的历史有关。二战后日本天皇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天皇作为虚位元首不掌实权。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战败投降。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战后的《日本国宪法》不仅在客观上挽救了因侵略战争惨败而濒临崩溃的天皇制，而且使日本极右势力企图再度利用天皇制复活军国主义成为幻想和泡影。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为困惑中的世界提供了中国主张。[注]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2017年1月18日日内瓦电，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登录时间：2019年7月10日。
二、战后日本的象征性天皇与中日关系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之一是日本战后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
裕仁天皇在位的昭和时代(1926—1989年)，其地位和性质经历了明治宪法和战后和平宪法两次根本不同的法律规定。与此同时，日本民族既经历了黑暗的军国主义统治时期，也创造了战后的复兴与繁荣。事实证明，什么是害人害己的历史绝路，什么是利国利民的正确选择。
二战后裕仁天皇对战争责任心存忏悔。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访日时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像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裕仁天皇表示，在日中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期间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的，那已成为过去。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
(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缔结中日和约，1992年首次实现天皇访华，意义重大
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最初的国际法基础就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可以说，如果没有《波茨坦公告》，就没有《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两国严格遵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必须始终遵循《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日和平友好的可持续性。
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实现了有史以来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明仁天皇在欢迎晚宴上致辞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希望中日两国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不可动摇的关系。”日本天皇是国家的象征而非国家元首，其涉及战争责任问题的发言还不能代表日本的国家意志，而代表日本国家意志的与其说是首相讲话，不如说是日本国会决议和同中国签署的国际文件。尽管如此，当时明仁天皇的这番讲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本人的意向并得到中方认可。
独立学院在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下顺势而生，现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军之一。然而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原来依托于母体学校的独立学院开始逐渐的走在转设为民办高校的道路上。转设工作为独立学院在招生、就业、人才培养方面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其中毕业生就业问题因大环境条件的不同，显得更加严峻，同时关系到政府、高校和家庭的稳定。这使得独立学院层面就业市场的建设变得尤为重要。根据分析构成就业市场的要素，明确独立学院存在的各方面的现状，有针对的提出有利于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的方案，是当今独立学院成功转设的首要任务。
2018年5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访日期间与明仁天皇会面。这是明仁天皇在位期间最后一次接待到访的中国领导人。 明仁天皇表示，我时常回想起20多年前访华时受到中国人民热情欢迎的情景，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那次访问让我深刻感受到日中两国是民心相通的。真诚希望通过两国民众的交往，构筑两国关系更好的未来。
(三)德仁天皇生于战后，坚持宪法规定的象征地位，正视历史，对华友好
2018年，中日两国在时隔10后再次实现年内的首脑互访。2019年，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安倍首相也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包括日本防卫大臣和中国国防部长互访在内的政府间的各种磋商机制也将陆续举行。两国将按照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尽快让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德仁天皇主张正确认识历史。2015年2月23日，还是皇太子的德仁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应向没有亲身经历战争的下一代正确传递历史，传承和平信念。虽然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在战争记忆逐渐淡去的今天，谦逊地回顾过去，向对战争没有直接认识的下一代正确传递悲惨经历和日本走过的历史道路，十分重要。”[注] 日本《朝日新闻》2015年5月23日。
德仁天皇喜欢音乐，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很感兴趣，对发展中日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也颇为关心。2009年11月应日本皇家交响乐团邀请，中国歌剧《木兰诗篇》赴日本演出。中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女士作为该剧的艺术总监一同赴日。当时的德仁皇太子也应邀观看了演出，并称赞演出很精彩。2019年5月，德仁天皇及雅子皇后会见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夫妇，期待日中关系继续改善。这是德仁天皇即位后首次会见外宾。
从表2可以看出，奖学金对86.41%的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有激励作用，且有46.74%的学生认为奖学金对激励其学习有很大作用，说明奖学金的设置很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都有很大作用。
由于精煤快开压滤机对细粒精煤脱水效率高，因此选煤厂决定采用KXGZ300/1500-U型隔膜式快开压滤机。在相同入料条件下，精煤压滤滤饼水分比真空过滤机降低3%～6%，比相同处理能力的真空过滤机可节能60%～70%。且滤液为清水，可直接作循环水，减少了细泥在系统中的循环，有利于改善浮选和过滤效果。根据实际情况及技术参数选择了其他相应配套设备。
三、令和时代的中日关系展望
2019年4月30日，年逾85岁的明仁天皇退位，日本的平成时代就此落幕。同年5月1日，德仁即位，成为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第126代天皇，日本进入令和时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新天皇德仁，对其即位表示祝贺，并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应该携手努力，共促和平发展，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同年6月2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夕，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努力促进两国关系继续改善和稳定发展。这是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到访日本，对于进入令和元年的日本和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未来与发展机遇
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背景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与合作，中日可以和平共处；新时代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是通过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确保可持续发展，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可持续安全，中日可以协调合作；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特点将是和平、对等、规范、竞争、合作，中日可以平等相待。
未来三年，中日关系改善将迎来新机遇。2020年日本将主办东京奥运会，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明仁天皇访华30周年。届时，北京市将主办冬季奥运会，杭州市将主办亚洲运动会。中日两国要排除各种干扰，通过多样化的纪念活动和友好交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民众对德仁天皇、雅子皇后及爱子内亲王充满好感，欢迎他们在方便和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当然，这还要看届时的日本首相及政府(外务省、宫内厅)持何种态度。
(二)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至关重要
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些彼此相关、相互影响、有时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既包括历史观、战争观、战后国际秩序观、安全观、地缘战略观的对立，也包括涉及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和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认知争议等。这些矛盾如何通过深入的对话、沟通得到缓解和解决，真正建立政治互信，是中日之间的长期课题；防止这些结构性矛盾引发不测事态或激起民族情绪的对立，是中日危机管控的当务之急；跨越结构性矛盾的干扰，就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医疗养老、经贸合作等进行务实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明智选择；努力扭转中日两国民间感情改善的不对称性和两国人员往来的不平衡性，是难以回避的新的现实问题。
近9年来，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恶化及改善幅度较小的最大原因是，对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不满。如果日本民众不了解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真相，更容易受到“中国威胁论”影响，甚至会感情用事而投票支持右翼强硬派，从而加深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而，搁置争议不等于搁置研究，放弃说明；消极回避不如主动应对，解疑释惑。就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进行理性、深入的交流对话，正本清源，应成为未来中日人文交流中“知的交流”与公共外交中“知的外交”的一项任务。
(三)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中日关系迎来改善发展机遇期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和各种别有用心的人就越会跳出来制造麻烦，干扰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战后70多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中日关系倒退的根源是日本政治右倾化。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指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它以右翼政客入阁当政、政府政策右摆、国会力量对比向右翼保守势力倾斜等为主要特征。其主要表现是，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总是企图恢复靖国神社的历史传统地位，美化日本侵略历史，通过修改教科书和战后宪法等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与抵制政治右倾化的斗争，实质上是历史上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斗争在21世纪和平环境下的延续。战后70多年来，只要是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泛滥的时候，都是中日关系受到损害或倒退的时候。与此相反，只要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抑制，出现“逆右倾化”或“脱右倾化”，中日关系就会很快趋于改善。
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趋于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年8月安倍内阁改组清除了右翼政客稻田朋美，吸收了自民党内对华友好议员的第二代，如林芳正、河野太郎等人入阁。这便是一种“逆右倾化”的政治安排，预示着中日关系将进入改善的轨道。
就日本政治走向而言，安倍晋三将在2019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后再度改组内阁，继续谋求修改日本宪法。一旦安倍实现其2020年实行新宪法的政治夙愿，届时就要对中日关系重新做出全面评估。
中日交流史的双向特征
王新生*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交流2000年，但直到今天双边关系依然磕磕绊绊，其主要原因是相互认识不足或存在认识误区。例如古代日本大力学习中国，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正因如此，日本在传统社会遭遇西方挑战时很快转向学习西方并迅速走向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或者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也没有获得较好的效果。古代的遣唐使与近代留日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双向特征。尽管如此，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
从表面上看，在日本古代律令体制的建设过程中，隋唐的影响很大，即日本赴大陆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将唐帝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带回日本并加以移植。例如在经济制度方面，模仿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施“公地公民制”“班田收授制”“租庸调制”；在行政体制方面，按照隋唐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置两官八省制，地方设国、郡、里等机构；在法律制度方面，隋唐有五刑、八议、十恶诸刑律，输入日本后变成五等、六议、八虐等；另外在官僚制度方面，日本学习隋唐的科举制度，京都设大学，地方设国学，按照考试成绩录用为政府官吏，等等。
但是，上述制度性文化并没有在日本扎下根来。例如“公地公民制”和“班田收授制”实施了不到半个世纪就发生动摇，很快被具有“不输不入权”(庄园不向政府纳税，政府官员不能进入庄园)的庄园制所取代；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为藤原家族专权的“摄(政)关(白)政治”、上皇掌权的“院政政治”、武家统治的“幕府政治”，地方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成世袭的家族领地；公法制度转化为武家“家训”“家法”“分国法”等私法制度；即使被看作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科举制度，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有加以认真对待。尽管在中央设置了“大学”、地方设置“国学”作为培养各级官僚的学校，但只有三位以上贵族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贵族之子才能进入“大学”，即使他们不进入“大学”或者不能从“大学”毕业，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官职，即所谓的“荫位制”。地方“国学”的学生也主要是地方贵族子弟，从而使贵族阶层完整地保留下来。由此可以看出，氏族贵族势力的强大是阻碍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各种中国大陆制度性文化在日本落地的主要原因。
剩下的只有技术性文化了。日本在建筑、绘画、音乐、雕刻、诗歌、文学甚至史学方面都受到唐朝的极大影响。例如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均仿造唐长安城而建；8世纪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唐朝书法深受贵族喜爱并加以摹仿，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作为最有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三笔”。唐朝宫廷礼仪也受到朝廷重视，嵯峨天皇时甚至编纂了以唐朝为标准的礼仪书《内里式》。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宫廷时常举行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明显受到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影响；《古事记》等史书不仅体裁上模仿中国《史记》，甚至不少段落显然来自后者。尽管如此，这些技术性文化在制度性文化约束下迅速发生变化，即从短暂的“唐风文化”转向“国风文化”。
实际上，在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带有浓厚的文化使节色彩，简单地说，就是留学生或留学僧到中国寻求日本没有的经典与汉书，回国后首先将自己带回的书籍编写目录报告朝廷。说到底，所谓的“遣唐使”不过是带有国营执照的书贩子，也就是尽可能地将更多国典籍带回日本。书多抄袭起来方便，史学、文学、宗教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但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在盛唐时期，日本的“拿来主义”仍然是“日学为体，唐学为用”，不能简单地结论为“从日本减除中国，还剩下什么”。
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富国强兵，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年轻一代纷纷去日本留学，寻求强国的途径，甚至出现了美国学者任达所说的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这些留学生带回中国的也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经由俄国、西欧和日本三条渠道，但从时间和内容上看，日本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留日学生们则是传递这些知识的主要群体，蔡元培在为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作序时写道：“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八个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不仅包含东京的旅日小组，而且上海、北京、武汉三个小组也主要由留日学生组成，即使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名代表中有四名是留日学生。
但这些留日学生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大多在建党后不久离开了组织，其原因首先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差异具有密切关系，致使留日学生在“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之间产生纠结。在应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时，日本传统社会文化比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显然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简单地讲，日本的传统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原理比较容易组成西方式近代“国民国家”，而中国却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徘徊。在中国学术界，有关“国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存在争议，尽管英文Nation-state 兼有两者的含义，但也有区别，如果说国民国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那么民族国家则是血缘意义上的文化共同体。欧美等先发型现代化国家更多强调的是前一个侧面，亚洲等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则重视后一个侧面。
具体地说，日本在开国仅15年后出现明治维新政治变革，建立了有志于通过学习西方进行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制政权，随即爆发查尔斯·蒂利所言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期的抗争政治——自由民权运动，很快建立了明治宪法体制，并通过甲午战争最终形成近代国家。也就是说，日本明治初期确立起一种“国民”与“国家”力量平衡的“国民国家”形态，即地方政治权力集束到国家政府，同时激发国民的归属意识与自主权利意识。反观中国，则进入另外一条道路。尽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满清的统治阶级，但最初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进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后不仅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近代工业领域，而且也意识到政治变革的重要性，于是出现“戊戌变法”，但很快以失败告终。虽然最终通过暴力性的“辛亥革命”解决了政权过渡问题，但其后软弱的国家政权既无力凝集与团结“国民”力量，也无法满足“国民”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双重欲求，更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反而不断陷入对外危机之中，即始终处在“救亡”超过“启蒙”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之洞所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即所谓“透过东洋学西洋”的说法是难以走通的快捷方式。
其次，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遂造成留日学生在“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问题上产生困惑。即使最早的留日学生到达日本时，日本已经形成了近代国民国家，尽管“大逆事件”使社会主义学说及其运动陷入低潮，但社会进入军部桂太郎及政党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权力分散”政治发展阶段，即所谓的“大正民主时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不仅工业经济超过农业经济，而且城市化也得到急剧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产生了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各样体制内改革运动，由此也奠定了得以实现“普选权”的社会基础。另外在城市化、市民化的过程中，诸如劳资纠纷、失业救济、交通、住宅等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为此，日本政府在内务省设置社会局、城市计划局等部门，并陆续制订了《职业介绍法》《健康保险法》《租借土地住宅法》等法律。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即使因“十月革命”刺激重现高潮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寻求体制内的变革。换句话说，日本社会主义者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河上肇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有所认同，但是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历史发展中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主要聚焦于生产力(他将其等同于技术)的起因性的作用。即使在他明白地讨论生产关系时，也仅仅是抽象地提及‘社会组织’，他仔细地论及生产关系是否包括讯息(Communication)、交换和分配，只字未提阶级”。也就是说，在日本特定的语境下，日本社会主义者优先选择并传播了马克思学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则关注较少，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此，留日学生从现实日本感受到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近代国家，其内容不仅包括如何唤起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乃至效忠，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内改善社会各个阶层的地位与生活，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革命”，但他们回国以后面临的仍然是不断通过暴力手段更换政权的“政治革命”。于是，这些“学究派”的留日学生多在建党后不久便离开组织回归大学校园，从事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其行为基本源自日本流行的风气，例如当时在日本影响力较大的三位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福本和夫、河上肇等均重“知”轻“行”。
另外，世界发展趋势也在发生急剧变化。也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政治与思想界发生重要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使20世纪初进行“思想战”的知识精英集体意识到，辛亥革命之前以欧美为典范而构建的现代国家模式，难以满足中国新的政治主体的文化运动及其对新政治形态的召唤，俄国革命却为选择新型政治体制提供了可能。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及其活动的同时，与国民党的合作十分密切。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孙中山的“党国模式”及其“党派利益”在广东获得胜出并为其批判北京政府获得政治资源，但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与主张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逐渐分裂，中国共产党却从“阶级认同”的立场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追求“国家认同”的留日学生难以适应这种“阶级认同”。正因如此，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此可见，在中日两国的交流过程中，认识双方的差异十分重要。尽管经常强调“求同存异”，但只有充分认识对方的不同之处，才能更好地进行对话，以便达到相互理解和信赖的程度，推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在谈及新时代中日关系时更需要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