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GDP崇拜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拜论文,哲学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对于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相关问题的反思已经逐渐展开。反思有不同的角度，有从伦理道德角度批评的，称之为“黑色GDP”、“带血的GDP”；有从经济角度批判的，称之为“注水的GDP”、“扭曲的GDP”。但从哲学角度对其加以反思的，则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形成并发展了一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有机思想进行综合而形成有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从批判机械论思维的角度，确立一种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解读方式，形成有机社会为基础的哲学观点，为分析今天简单的、机械的GDP崇拜思维提供了一种值得重视的批判和分析视角。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初步的尝试。 一、GDP崇拜以及对它的怀疑和批评 所谓GDP系英文“国内生产总值”的缩写。这是对特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一种统计方法，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国经济体量大小的标准尺度”。[1]据说它不但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力与财富。 虽然今天GDP的名声如日中天，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全球通用的标配，但它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是西方人一个较近的发明，其历史其实很短，只有几十年的历史。20世纪初，由于经济大萧条，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美国政府开始统计政府用于服务和战争的支出(此前一直被视为使国民收入减少的一种必要的恶)，把它当作经济的净正数。[2]1934年1月4日，美国商务部向全国金融委员会呈递《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应用“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标准。这一天后来被称人们为GDP的诞生日。1985年，中国建立了GDP核算制度。1993年，中国取消了国民收入(NI)和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从此，GDP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所谓“GDP崇拜”是指对GDP的过度迷恋，对物质财富增长的不惜一切代价的盲目追求。这种盲目追求是建立在相信GDP越多越好信念基础上的。它坚信：GDP的增长意味着福利的增长，“GDP越增长，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就越好”[3]。GDP崇拜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视GDP增长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或“社会进步的指数”，GDP成为衡量和比较国家发展状态好坏的“唯一方式”[4]。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GDP事实上几乎意味着一切”，它被看成“是一切”[5]。在西方，GDP被誉为“20世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6]，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也是唯GDP马首是瞻，一切为增长GDP让路。GDP是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几乎唯一的主要指标。 客观地说，GDP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计量一定时期的经济表现，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套较为客观的、可比的数据指标体系；该体系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反映不同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从而有利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管理。然而，GDP崇拜则绝对是某种需要摒弃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在英语里，gross既有“总的”的意思，也有“粗俗的”和“恶劣的”的意思。当不顾一切地追求GDP的时候，的确使GDP成了某种“恶劣的”东西。[7]事实上，从GDP诞生之日起，它就受到质疑。随着GDP崇拜愈演愈烈，特别是GDP崇拜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日益暴露，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对GDP崇拜的批判之声亦不断增多。GDP的权威“日益受到挑战”。[8]“作为社会进步和国家成功的主要指标”的GDP，不仅受到环保主义者的猛烈抨击，而且“受到一些政策决策者的诟病”。[9]更有马克思主义者将GDP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错误的主要象征”[10]。迪姆·杰克逊就认为，“增长和资本主义是孪生兄弟，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增长是功能性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要增长无异于要了资本主义的命”[11]。 在众多的质疑声中，以反思和超越现代性为己任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GDP的批判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思潮的结合的角度，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12]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马克思关于事物的有机发展、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与过程哲学的有机论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机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当代的对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进行批评的重要观点。正如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创建人之一的科布博士指出的那样，GDP崇拜表征了哲学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它所反映的是“十八世纪的观念”。[13]可以说，整个现代经济学都弥漫着人类中心主义，“从17～18世纪的重商理论，到亚当·斯密的自由企业系统，从社会主义经济学到凯恩斯的供求理论，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和掠夺性的。”[14]自然界被看作供人类随时提取的资料库，而非一个活生生的支持生命的有机共同体，更非人类的衣食父母。按照著名生态学家、“生态纪”理论的提出者柏励的分析，“我们世俗的理性的工业社会，用它令人惊异的科学洞见和技术能力，建立了一个无比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因此破坏了宇宙的主要法则。完整的法则，这是宇宙间所有事物都应该遵守的。”[15]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决定了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教育，而且决定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情感感受力”。[16]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然界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自然界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滋养我们的身体、情感、审美，以及道德和精神的存在。自然界是我们所从属的最大的神圣共同体，是我们的根。对自然界主体地位和价值的漠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深层败笔。而与这个共同体疏离意味着失根，意味着丧失人之为人的东西，它使我们变得极度贫乏，成为无根的浮萍，“毁了这个共同体，也就是毁了我们自己”。[17]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GDP崇拜的批评 概括言之，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GDP崇拜的批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GDP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经济福利，它提供了一幅扭曲的经济图像 一方面，GDP包括了诸如犯罪、污染、健康问题的代价，以及事故、家庭破产等众多“坏的东西”。例如，战争期间往往是GDP大幅度提高的时期，尽管人民饱受牺牲和苦难，包括身心受到摧残和食品的匮乏。此外，地震和海啸也是GDP增长的推手，因为医疗费用支出的上升，特别是大规模的房屋重建都会使GDP飙升。另一方面，GDP也排除了许多“好的东西”，如家务劳动、抚养孩子、做饭、清洁、打理房子、帮助亲友和邻居、做义工等不付工资的行为。所有这些行为虽然是在市场之外的，然而它们却是人们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 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曾经说过，将一种复杂的情况过分简单化是危险的。对国民收入的衡量就是这样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行为，在量上越精确，越简单明了，越容易“误导社会”。用GDP来衡量国民收入就属于这种误用。当问题关涉对立的社会集团的冲突时，这种“过分简单化”就变得格外“危险”。[18]而在著名的后现代生态经济学家、《为了共同的福祉》的作者达利科和科布看来，GDP所衡量的只是福利的某些层面，“因此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福利的指标，忘记这一点就是典型的错置具体性谬误”[19]。 更令人吃惊和匪夷所思的是，“我们不仅失之于计算这些代价，而且常常明确地把它们算作利润，诸如我们把清理污染作为GDP的一部分。”[20]按照《幸福经济学》作者马克·安尼尔斯基的形象说法：“GDP理想的经济英雄是一名癌症晚期的大烟鬼，他正打一场昂贵的离婚官司，他因为一边开车一边大嚼汉堡包还一边打手机，造成了一起20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他的所有行为都为GDP的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21]这样“创造”的GDP，正如有学者所质疑的，除了劳民伤财，“又有什么意义呢”？[22]这无疑将西式GDP的逻辑结果合理地演绎出来，同时也将西式GDP的荒唐性暴露无遗。 (二)公平和正义的缺位 历史上，公正(亦即公平和正义)一直被公认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然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现代经济理论则“很少关心正义的价值”[23]，它所关心的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患了“财物饥渴症”。它视金钱为第一追求，收入的增加被视为成功的象征。这使得GDP计量对公正不感兴趣，或者说根本不关心商品与服务的公平分配。“我们几乎一心一意地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更大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共同体、雇员和供销者的利益。”[24]用墨西哥著名发展问题专家托马斯·米克洛斯的话来说，GDP的快速增长是“以收入上的不平等的增长为代价的，这既包括国内的不平等，也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平等”[25]。实际上，由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更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手里。经济学家常常争辩说，当一个社会变得足够富有，由财富增加带来的利益自然会慢慢流人穷人的手中。但是，在那些国家中，他们拿来用作成功的案例的真相是：大量的穷人生活的改善主要是从政府和工会的作为中获益的，这和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张根本不相吻合。按照科布的分析，以GDP的增长为旨归的现代经济是一种鼓励“贪婪”的经济，在根底上它是一种“把贪得无厌作为预设条件的经济，我们不得不尽力去确保人们在现实中真的贪得无厌”。[26]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公正在GDP中缺席。 (三)GDP崇拜严重忽视和践踏了自然的权益 除了没有涵盖人们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GDP还没有计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它严重漠视和践踏了自然的权益，也许这其中最严重的代价是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按照科布的分析，以GDP为中心组织经济，不仅导致人的幸福是无法企及的，而且完全没有计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世界范围内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导致短期内GDP快速增长。然而长远来看，其经济、社会和环境代价之高令人恐怖。大规模干旱、洪水的爆发、大量水土的流失、港口和水库的大规模淤积等都是这些代价的一部分。在科布看来，正是对GDP的崇拜使经济学家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对地球的恶化漠不关心的集团”。[27]也有经济学家称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是最大的、最广泛的市场失败。达利在离开世界银行的离别演讲中，恳切地建议世界银行停止把对自然资本的消费算作收入。“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自然资本算作免费物。这或许在昨日的空洞的世界是有效的，但在今天这是‘反经济的’。”[28] 这种对自然权益的漠视和践踏是建立在“增长是无限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是无限的”假定基础上的。然而，铁一般的事实表明，“这个星球上的自然资源绝对不是无限的。事实上，大多数主要的跨国公司，包括石油企业，已经在寻找他们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之后的退路了”[29]。这种所谓的无限增长对地球来说，已经成为不能继续承受之重。 (四)GDP崇拜严重漠视了社会和文化的代价 与漠视环境的代价相联系，社会和文化的代价——破碎的家庭和破碎的文化也不在GDP的视野之内。GDP的增长让我们在心理、社会和生态层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GDP的追求过程，既以对作为历史进化宝贵结晶的传统价值观的抛弃为代价，也以“民族认同的逐渐失落”为代价的，[30]更以社会共同体的毁灭、闲暇时间的牺牲、“休闲，审美和精神价值的丧失”为代价。[31]发生在许多人生活中的不幸告诉我们，仅有成功是不够的。事实上正是物质的极大成功将我们带到“一种陌生的精神和道德的破产”面前[32]。GDP崇拜之所以能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是因为GDP崇拜的核心就是使一切事物货币化、金钱化。当厚道的“以人为本”被任性的“以钱为本”取代的时候，当“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的时候，[33]社会道德的滑坡和塌陷就成为一种必然。不难看出，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黑色GDP”，正如中国有学者所指出的，不仅仅是一颗“苦果”，而且日益成为一颗危险的“炸弹”。[34] 尽管西式GDP如此荒唐，如此千疮百孔，尽管它受到后现代思想家的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然而，世界范围对GDP的迷信却仍然没有消散，GDP的权威依然坚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执著于GDP的增长，按照《GDP的兴起与陨落》作者的说法，“不论是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健康的关键性的国家指标，GDP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35]在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依然梦想着GDP的“永远增长”[36]。 为什么GDP崇拜如此顽强？为什么它能牢牢地盘踞在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为什么这样一个人造的、抽象的“虚构的实在”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能如此强势地全方位地主宰我们的生活？毋庸置疑，资本的驱动、形形色色利益集团的作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然而从哲学上看，GDP崇拜背后的哲学思维依然强势，不能不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破除GDP崇拜，要将GDP请下神坛，揭示和颠覆其背后的哲学思维就显得很有必要。 三、GDP崇拜的哲学基础 那么，支撑GDP崇拜的哲学思维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正是现代机械思维、占有式的个人主义构成了GDP崇拜的强大理论支撑。 (一)GDP崇拜是机械思维的产物 GDP崇拜的背后是机械思维在作祟。换句话说，GDP崇拜是现代机械思维的产物。所谓机械思维，是一种漠视内在关系的、机械地看待人与世界的思维。它源于牛顿机械世界观。牛顿力学假定世界是由分散的、独立不依的个体实体构成的，实体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外在的。也就是说，实体的存在与它们的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之故，“视关系为外在”是机械思维的一个核心特征。所谓外在关系就是把关系看作一事物的偶然性的存在。“该关系发生或不发生并不影响该事物的本质性的特征。”如同构成机器的齿轮和杠杆被认为不受机器变化着的运作所影响一样，机械思维认为事物不受事物之间关系的影响。在这种思路下，“经济被视为一个封闭的商品交易的过程，它仅仅涉及货物的生产和交换。”[37]土地、空气、水也被看作外在于市场和经济的。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学需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需要“重新省察200年前的基础性的假定”[38]。因为在第一次启蒙已经过去数百年后的今天，不仅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就是物理学本身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走出了启蒙时代的原子主义。当代物理学理论表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即使原子也不是非联系的、独立自存的，更何况人了。每个个体其实无时无刻不是在“看不见的关系之海”中游泳的。[39] (二)GDP崇拜是占有式个人主义的产物 所谓“占有式个人主义”又称“原子式个人主义”，就是把个体看作可以独立存在的原子，一如“构建大厦的砖块”，“理论上可以孤立于和先于共同体而存在”[40]；而社会共同体则仅仅是这种原子式个体的“集合”。[41]这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的有机联系，所具有的纯粹是外在的机械联系。在亚当·斯密看来，个人虽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与其他人相联系，但他们不是由这些关系或任何其他关系构成的。“他们在根本上是彼此分离的……他们的关系外在于他们自己的身份。”[42] 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家如霍布斯和洛克等所津津乐道的“自然权利说”就是这种“原子式个人主义”的生动“体现”。[43]这种个人主义把“占有”视为人的本质，因此无限推崇“占有”特别是私有财产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原子式个人主义”与“占有性个人主义”可以同义互换。洛克就强调，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是以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即使是生命权利，说到底也不过是保障个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他据此主张把所有对财产权利的限制从自然法中清除出去。在这里不难发现“原子式个人主义”或“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亲缘关系[44]，它们无疑都沾染上了“占有症”这一现代社会传染性的病毒。 因对“占有”的迷恋，以及对与他者内在联系的漠视，“占有式个人主义”自然而然地冲上竞争的快车道。视他者为障碍，以他人为对手，信奉“占有越多越幸福”。在“多占有等同于幸福”的基础上，物质财富的积累“成为许多人的人生驱动力”。[45] 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者表征的是一种“霸道的存在”，想到的都是如何“强者通吃”，从没想过留条路给别人走。“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 而在怀特海看来，这种被现代思想家所高调标举的“拥有绝对权利的绝对个人的概念”不仅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注定要“破产的”[46]。因为在过程哲学家那里，人不仅与他所处的环境须臾不可分，而且“个人的权利”如同个人一样，也是“社会的产物”。[47]按照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所有事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自在”只是“他在”的一个功能。正是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包括合作互助关系构成了事物本身。离开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任何一个现实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离开了他者的扶持，没有一个自我可以远行。 五 从绿色GDP到中国特色幸福指数原则的确立 要纾解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要建设生态文明，就要走出GDP崇拜，就有必要把西式GDP请下神坛，就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式，发展一种新的衡量幸福的方式。 (一)绿色GDP及其限度 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发明了“经济福利尺度”；1989年，赫尔曼·达利和小约翰·科布、克利福德·科布父子又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48]，即后世所称的“ 绿色GDP”。1995年，克利福德·科布进一步推出“真实发展指数”[49]。这些新型指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努力挤出GDP中的水份，包括扣除国防开支，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有的绿色GDP指数还增加了志愿者服务、犯罪率、休闲时间、公共设施年限等。 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绿色GDP的提出是一种异常可贵的努力，绿色GDP不仅有利于真实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活动的现实效果，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而且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从根本上改变GDP唯上的政绩观。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然而从哲学上看，绿色GDP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许多方面有着传统GDP的错误。 其一，绿色GDP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传统GDP崇拜的误区，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从理论上说，绿色GDP就是在现行GDP的基础上，扣除GDP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外部不经济因素，加上地下经济活动、自给性服务及闲暇活动等外部经济因素之后的国民福利值。这意味着绿色GDP并非一种全新的概念，也不是对传统GDP根本性的颠覆，而仅仅是对传统GDP的加加减减。绿色GDP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程度，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依然是绿色GDP的首要考量。人的需要依然被看作出发点，对环境的保护只有有助于人的福利时才是必要的。这显然深受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的影响，该宣言的首要原则就是“人的存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考量”[50]。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绿色GDP显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它依然是“将人类和它的需求放在核心”。[51]用这样一种思路指导国家的发展，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们对发展的崇拜、对GDP的崇拜，从而只能延缓而无法避免生态危机的来临。 其二，绿色GDP依然没有跳出机械思维的樊篱，这不仅表现在它对“量化”的强调和耽溺，更表现在它对人们主观情感的漠视，这可以说是绿色GDP最大的短板。 正是这种机械思维，使人们依然将宇宙看作毫无内在关联的无生命的“死物质”，或至少是“死寂的物质”的“堆积”，依然把人当作机器(工作机器和消费机器)、把社会当作机器，有机共同体的繁荣和人们情感的需求依然在它们的视野之外。带着机械思维的眼镜看事物，就会无视GDP增长过程中的血泪与痛苦。 用有机思维看问题就会多些温情与感同身受。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论是人与自身的异化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其深层思想根源都可以在这种机械思维中发现，正是机械思维将我们和我们的身体与整个自然割裂开来。现代人在将世界“祛魅”的同时，将自身也“祛魅了”。[52] 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无论是传统GDP，还是绿色GDP抑或“幸福指数”，都陷入了一种普遍主义的误区。所谓普遍主义的误区，就是试图找到一个全球通用的普世性的衡量国民发展指标。然而，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各国国情的不同、发展水平的不同，这使得找到一个人人接受的普世性的指标成为一种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这种普遍主义是机械的、整齐划一思维的体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发展评价新指标的几个原则 在有机马思主义者看来，与其将精力投在寻找或确立这样一个普世性的指标上，不如转变思路，结合各国的具体国情，发展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评价社会发展的新指标。具体到中国，就是发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 1.社会评价指标的哲学支撑应该是与机械思维不同的有机思维 要发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评价指标，就需要思维模式的变革，就需要告别机械思维，走向一种新的哲学思维，那就是有机思维。所谓有机思维，就是从事物内在关系出发，用一种动态的有机整体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方式。有机思维认同经典作家“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的论断，强调人是关系特别是内在关系的存在。内在关系是一事物的特征和存在的构成要素，事物是它与其他事物关系的综合。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该事物，“所以对于该事物来说，这些关系是内在的”[53]。 从有机思维强调内在关系的立场出发点，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对关系的蔑视及其对“共同体的毁灭”[54]，强调内在关系和有机共同体的重要性，主张大力推动社会共同体和地方共同体的繁荣。所谓社会共同体，在有机马克思主义那里需要符合下列三个条件：(1)它的成员能广泛参与到支配其生活的决策中；(2)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对每个成员负责；(3)这个责任包括要尊重其成员多样化的个性。[55]这意味着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共同体不是排斥和压抑个体的，而是尊重和成全个体的，它强调：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体的福利是由每个人的福利构成的，个体的充分发展有助于成就共同体的富有；而共同体的发展又为个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撑。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个体与群体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成全、相得益彰。 与传统GDP理论沉迷“市场崇拜”、主张经济为个体和资本服务相反，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应该为社会服务、为共同体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它坚持认为，市场只有为共同体包括地球共同体的健康繁荣服务时，才有其存在的价值。相应地，与现代经济把焦点放在发展城市、发展工业，通过提供成本非常低廉的劳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将发展的重心放在繁荣发展地方共同体特别是乡村共同体上。因为人类需要朋友，需要有生活的圈子，在社会共同体中，人才会有安全感和幸福感。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类在根本上是社会性的，经济学应该在认识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加以重新建构。他们为此大声疾呼：“在把经济人看作是共同体中的人这一新概念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经济学”。[56]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虽然经济的地位不容低估，但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个体在生活中获得的许多满足感，更多与他们和其他个体有怎样的关系相关。 有机思维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评价指标的支撑性理念，有机思维所推重的共同体的繁荣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的繁荣发展，应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评价指标的核心内容。 2.高度重视人们的主观感受 鉴于西式GDP的弊端，中国式的社会评价指标不仅要将有机共同体的繁荣发展作为首要的考量因素，而且要高度重视人们的主观感受，包括被尊重感、尊严感、责任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之所以要高度重视人们的主观感受，是因为按照有机哲学，宇宙是情感的海洋，人是情感的存在。其实就连所谓的“历史”，在根底上也是人类情感的表达。用怀特海的话说，正是各式各样的情感产生了人类的历史，“历史是人类所有的情感表达的记录”[57]。因为情感与人如影随行，须臾不离，是人心的最基本特征。“感情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决定着历史。”[58]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能直接地或简单地增进人类的幸福。伊斯特林悖论(又称“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就从根本上挑战了“财富增加将导致幸福增加”这样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提出的问题。“难道我们7万年来一直都错了吗”？因为7万年来人类大部分时间中物质生活都是贫乏的，难道就没有幸福可言吗？或许现代人所取得的引以为傲的成就仅仅是“能源的损失，惊人的浪费，一系列方向错误的狭隘的物质主义的努力。”[59]其实，人作为情感的存在，作为鲜活的生命，需要亲情、友情、爱情、人情，这构成了幸福的重要内容。而GDP主义则将这一切都商品化和货币化了，将金钱奉为一切的价值标尺。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物质生活好了，却感到不如从前幸福。因为共同体瓦解了，从而人情变得冷漠了。 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幸福指数”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所谓“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60]幸福指数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测量仪”，它不仅强调人文社会环境指标，而且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作为反映国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指数，幸福指数无疑“是一种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标”[61]。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传统GDP概念的巨大挑战，它极大地撼动了将社会福利等同于GDP增长的理念。相反，能否很好地满足广大民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情感需求，能否为广大民众带来最大利益、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能否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进步与否的关键因素。 3.高度重视人们的审美感受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启蒙是一种人们形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意识、方法、目标的社会解放运动。但是在当代，由于多种原因，启蒙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了困境。即便如此，启蒙的基本原则并没有被瓦解，启蒙仍是人类进步的结晶，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珍贵财富。我们可以进行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的第二次启蒙。大约开始于18世纪的第一次启蒙中，由于机械思维横行，美和自然美在现代社会一直受到冷落。用著名过程美学家卢巴斯基的概括就是：“在过去的200年间，必须承认，至少在我们西方，我们抛弃了美。我们将其弃之于角落里。在抛弃美的过程中，我们为单一的价值体系——经济主义开辟了道路。”[62]这从传统GDP没有给美留下任何空间可以得到佐证。第一次启蒙这种对美和自然美的放逐和打压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造成现代人情感的极度萎缩，而且导致现代人无着无落的空寂感，使现代人成为“无家之人”、“无根之人”，仅仅是孤独、苦闷、荒诞、焦虑的存在代码。换句话说，就是人成了“非人”，不是挣钱机器，就是消费机器。在黑尔曼看来，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重大“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可以在“对美的压抑中”找到答案。[63]他进一步追问道：一个压抑美、拒绝美的社会，若想可持续发展可能吗？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压抑美、拒绝美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个幸福的社会。 建设性后现代的第二次启蒙让我们“对美学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评价”[64]。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怀特海那里，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宇宙的目的就是“生产美”。[65]因此之故，个体历史价值的实现也是以美为标准的。也就是说，个体的活动只有以美为导向时才是有价值的。 同样，一个没有审美要素的GDP或幸福指数是应该被舍弃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中国式的幸福指数应该承继中国文化中浓厚的生态美学传统，鼓励人们学会欣赏自然之美。因为大自然不仅赐予我们生命，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而且用她丰富多样的美滋养着我们的灵魂，陶冶着我们的情操。“对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怀，对于我们健康人格的形成，大自然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66]也就是说，自然美也是自我转化的诱因，因为美可以使我们超越自己的欲望，找到生命的归属感。这无疑是“幸福”的题内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