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学若干历史发展模式的审视与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模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毕竟是由一个一个的片段相续而成的。这些片段作为具体的理论内容，是相应时代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个人的思想的实现。虽然一方面，从尚未实现的未来历史的眼光看，正是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这些个人的思想的冲动及其理论的追求，塑造着历史的现实形态及其具体道路，但另一方面，从已经实现了的过去历史的眼光看，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个人的存在及其思想，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而必须从属于作为历史及其片段或表象的本体论基础的它的观念。因此，必须以作为历史及其片段或表象的本体论基础的它的必然的观念与作为这个必然观念的偶然的实现形式的历史的片段或表象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为背景，才能透彻地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及其本质，并洞察作为历史的具体环节的它的各片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些片段中呈现出来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历史发展模式对于作为这些片段之本体论基础的那个历史的观念的指向性意义。
当我们以同样的历史观来观察并思考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时，我们便能够获得若没有这个历史观便难以获得的理论的洞察。为论证方便起见，我们可以首先明确地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作为整体背后的那个总的观念。这个总的观念，就是于19世纪下半叶普遍兴起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从这个角度说，构成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的各片段，如它的各种思潮或流派、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一般面貌、它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它在心理学家个人的思想中的实现形式等，都是尝试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这个总观念的偶然的历史形式。当然，这一方面并不意味着，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就其范畴含义而言，从一开始就是既定的和明确的，相反，以具体的理论内容及其塑造的概念内涵来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恰恰是心理学的历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意味着，现代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各片段，就它们对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实现(的有效性)而言，在逻辑上是等价的，相反，它们构成了从对这个观念的异化到对这个观念的实现两个极之间的连续谱。
那么，如何确立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范畴含义呢？又如何判定现代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各片段作为对这个观念的偶然的实现形式的逻辑的有效性呢？这两个追问自然会在我们心中立即引起一种强烈的逻辑感和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若要系统地回答这两个追问，必将涉及全部心理学及其与人类思维作为整体背景之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在这里展开。但是，以这种逻辑感和历史感为背景，以上述历史观的洞察为基础，通过考察西方心理学中若干历史片段及其呈现出的普遍的历史发展模式，我们可以获得据以回答上述两个追问的一些必然的思想线索。
一、心理学在德国的发展史
无疑，众所周知，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以及以知识体系的形式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学术实践，普遍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学术界。促成这个观念之兴起的历史趋势，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自然科学自近代以来在西欧的稳定的加速式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为人类思维提供了理想的知识形式或关于知识形式的理想。因此，任何形式的人类思维的成果作为知识，除自然科学外，包括如哲学、心理学以及关于人及其社会的思想等，都必须向科学靠拢，并获得科学的形式，进而实现为科学。其二，作为心理学母体学科的生理学，于19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已发展成为一门渐趋成熟的实验的自然科学，正是这门科学，特别是其中关于脑、神经系统及感觉器官的神经生理学，逐步孕育了或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因为那个时代的生理学家们“已经认为心灵主要等同于脑”(波林，1982，第47页)。在这个过程中，生理学将它自身作为自然科学的合法性以及在它关于心灵等同于脑的信念中蕴含的那种关于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意识的理解方式，同时一并赠与了心理学，从而先天地既培育了心理学对自然科学的(盲目)认同，又在心理学中强化了生理学的那种对待意识的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理论素朴性。这就是由冯特引导的实验的、生理的、科学的新心理学的历史起源。其三，同样是作为心理学母体学科的哲学，特别是在德国，于19世纪中叶正经历着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哲学的这个历史特质只有从哲学自身的历史和逻辑得到说明：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完成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近代)哲学事业的“终结”(孙正聿，1992，第224页)，因为他的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恩格斯，1972a，第216页)，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阿金，1989，第64页)；所以，另一方面，就它自身的未来而言，哲学若要获得新生，就必须超越它的近代形式的思想逻辑，同时确立一种新的、亦即它的现代形式的思想逻辑，如历史证明的那样，这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结合上述第一方面的背景看，未来的哲学，不管它的实质内容将如何，但就它的形式而言，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这就是布伦塔诺关于“科学哲学”(施太格缪勒，2000，第49页)和“真正科学的心理学”(施皮格伯格，1995，第73页)的观念的背景。——这个观念后来由他的学生胡塞尔以现象学的名义得到系统阐述(胡塞尔，1999)。而且，在布伦塔诺的思考中，这种科学的哲学就是正在兴起的、他倾力加以倡导的新心理学，因为他确信，“心理学应该是对哲学进行必要改造的适当工具，也是重建科学形而上学的适当工具”(施皮格伯格，1995，第72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冯特和布伦塔诺各自倡导的新心理学在理论上是同质的；事实恰与此相反，并暗示着，对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范畴含义的理解和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学术实践，从一开始就是异质的。——事实上，如上文有关历史观的讨论所暗示的，这两个方面是互相支持、相互促进的。本文作者曾结合对全部心理学的历史批判和对它的理论基础的反思，把各自包含在冯特和布伦塔诺的思想中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引导的学术实践，分别称为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或道路和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现象学传统或道路，并阐明了它们之间在逻辑上的异质的和对立的性质。(高申春，王栋，2012)若要系统地阐明这些问题，必须在与人类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作为整体的关系背景中，分别考察冯特和布伦塔诺各自的思想，同样不能在这里展开。这里将满足于结合上述三个背景因素，阐明各自以冯特和布伦塔诺为代表的这两个心理学传统或道路作为德国心理学史的实质内容所展现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历史发展的一般模式。
事实上，上述三个背景因素不是分离地、单独地起作用的，相反，它们各自之间是紧密相关的，并共同促成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它们各自之间的关系是不均衡的，正是在它们之间这种错综复杂而又不均衡的关系结构的整体背景中，孕育出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范畴含义的不同理解，并由此引导着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不同的学术道路。
具体而详细地阐述这些关系并呈现其不均衡的结构整体，自然不是本文篇幅所允许的，但结合人类思维的进步的历史坐标，通过考察作为心理学本体论基础的“意识”范畴和作为心理学学科理想的“科学”范畴的概念含义，我们可以总体地把握这些关系及其结构整体，因为对这两个基础范畴的含义的理解及其差异，正是这些关系及其结构整体的理论产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将发现，对“科学”观念的范畴含义的理解，从属于对“意识”范畴的概念含义的理解。
无疑，要获得对“意识”范畴的概念含义的真理性洞察，必须通晓哲学及其历史，从而有可能在超越它的过去的同时开拓它的未来，因为，正是“意识”这个范畴以哲学史的形式承载了全部人类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这就是布伦塔诺的思想的气质和动向。他为了拯救哲学而倡导作为科学的新心理学，又为了阐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而洞察到作为“心理现象”本质特征的意识的“意向性”：“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是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说的某一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内存在为特征的，是以我们或可称之为——虽然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歧义的——对于某内容的关联性、对于某对象(这里所谓对象，不应该被理解为意指一个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指向性为特征的，或者说是以内在的对象性为特征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将某种事物作为对象包含于自身之中，虽然不同种类的心理现象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将这些事物各自作为对象包含在自身之中。在表象中，有某种事物被表象；在判断中，有某种事物被肯定或否定；在爱或恨当中，有某种事物被爱或被恨；在欲望当中，有某种事物被欲望，如此等等。”对此，他并进一步补充说明道，“这种意向的内存在是心理现象所独有的特征。没有哪一种物理现象表现出与此相类似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以这样的说法来定义心理现象：它们是那些意向地将某一对象包含在它们自身之中的现象。”(Brentano,1995,pp.88－89)正是关于“意向性”的这一段论述，是布伦塔诺的包括心理学和哲学在内的他的全部思想的内核。
具体地阐述布伦塔诺的思想，已超出本文主旨。这里要指出的，是他的思想对理论和历史而言的如下意义。第一，就他的思想作为哲学而言，确乎超越了全部近代哲学思维的二元论的思想前提，并表达了作为现代哲学基本特征的对世界的某种现在的统一的追求，从而完成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的使命。——顺便指出，这种关于世界的现在的统一的理论追求，在现象学运动史中逐步凝结并凸显为具身性主题。——所以，施太格缪勒(2000，第41页)特别强调布伦塔诺“对现代哲学所具有的意义”，并把他视为现代哲学的始祖。第二，就他的思想作为心理学而言，他的上述关于“意向性”主题的论证，既揭示了作为心理学本体论基础的“意识”范畴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又阐明了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对构成全部心理现象之总域的意识的极其复杂多变的样态、内容、活动及活动的成就等的系统而细密的分析。这种分析工作，虽然他自己没能完成，但在未来构成了他的学生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的实质内容。第三，就对“科学”范畴的含义的理解而言，他的上述论证还凸显了这样一个主题，即自然科学的世界及其对象或事物，原来是心理现象或意识的存在属性。这个主题同样经过他的学生胡塞尔的阐发，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科学”以及以之为历史原型的“科学”观念的范畴含义的理解。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科学”的范畴含义可以恰当地规定为意识的全部各种活动样式及其具体的内在环节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必然性的整体；历史地形成的“自然科学”，不过是“科学”的一个特例而已。所以，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只有实现为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才能实现它自身；“自然科学”不是心理学应该追求的目标，而成为心理学的对象。
所以，历史地看，布伦塔诺关于哲学的心理学思考，既拯救了哲学的事业，又阐明了心理学的内在本性，还拓展了关于科学观念的范畴含义的理解，从而同时实现了关于心理学、科学及科学心理学的理解方式的整体转换。而且，他的思想的动向所蕴含的成果，还构成了当时的思想家们讨伐并驱逐主要是经由生理学的发展而兴起的心理主义思潮的最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以上文关于布伦塔诺的评述所揭示的人类思维的进步的历史为坐标，就不难看清冯特的思想及其引导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科学主义传统的理论性质。从这个角度说，尚需补充说明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冯特是“当时主要的实验心理学家中唯一缺乏正规哲学训练”的心理学家的哲学家(psychologist-philosopher)(Kusch,1995,p.129)。冯特对哲学及其历史的无知意味着，他既不可能像布伦塔诺那样在肯定的意义上走向现代哲学，并因而亦不能在否定的意义上洞察传统哲学的危机的实质。由此进一步决定了：第一，虽然他在那个时代强有力地倡导实验心理学作为(传统)哲学的替代形式，但就他的心理学作为哲学的思想逻辑而言，依然属于近代哲学的范畴(高申春，2002)，并因而在与主流哲学的对峙关系中，如历史证明的那样，必将为主流哲学的历史所否定；第二，他关于“科学”观念的范畴含义的理解，只能是对诸自然科学所共同表现出的形式特征的抽象，如波林指出的那样，对冯特而言，“科学之意即为实验的”(波林，1982，第362页)；第三，他关于作为心理学本体论基础的“意识”范畴的概念含义的理解，一方面只能依赖于传统哲学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又受制约于从生理学中承袭过来的那种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理论素朴性，从而在逻辑上陷入困境。其中，第一个方面规定了冯特思想的一般性质，它意味着，冯特的思想已经从由哲学所代表或体现的人类思维的进步的历史趋势中游离出来而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在这个前提下，后两个方面是相互支持、互相促进的，共同塑造着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这个在冯特本人的思想中其性质尚模糊不清的理想。
由此，我们可以在宏观上把心理学在德国发展的历史的基本模式概括为：第一，在追求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学术实践中，形成了以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和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为代表的两个传统；第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文化背景中，在与主流学术的对峙关系中，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体系终于遭遇到被否定的历史命运；第三，在德国，作为理论科学的心理学，只有采取从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的发展道路，才能既符合它的理智文化传统，又顺应它的历史发展潮流，从而得以生存下来，并共同表达了人类思维的进步的历史趋势。
二、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史
综观西方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发现，它虽然诞生于德国，但却是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的，而在源头上作为最直接的诱导因素推动心理学在美国发展的理论原型，正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而不是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结合上文论证及其结论作为背景，我们立即就可以进一步洞察到如下事实：一方面，正是在德国遭遇了被否定的历史命运的冯特的实验心理学，被美国人接受过来，并在美国以其特殊的方式“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热闹非凡地得到“发展”，终于以一种“唯我独尊”的绝对强势决定了我们今天通行的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理解方式；但另一方面，德国人接受并加以发展、而且从宏观上说终于引领了20世纪以来的人类思想史的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却不曾对美国心理学产生实质的影响。同时，上文论证还暗示了，布伦塔诺关于哲学作为心理学、或心理学作为哲学的思考及其引导的现象学心理学的传统或道路，终于揭示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真理性内涵，并因而拥有着心理学的真理；而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作为哲学，无非是尝试以近代哲学的一种特殊的新颖的形式来否定全部的近代哲学，因而是自相矛盾的，由此实现的，也只能是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伪形式，并将心理学引向谬误。所以，只要我们的视野足够开阔，以人类思维的进步的历史坐标为参照，而不是被动地局限于由美国人经由他们特殊的历史过程为我们塑造的那种极端狭隘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之中，那么，我们立即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上述历史事实是何等地令人困惑、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而又令人震惊！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若要系统地探讨并回答这些问题，同样是一篇文章的篇幅所不允许的。这里，我们将延续上文用以分析德国心理学史的同样的逻辑框架，来理解美国心理学史。我们已经知道，对于理解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而言，关键在于阐明作为心理学本体论基础的“意识”范畴和作为心理学学科理想的“科学”范畴的概念含义，因为正是这两个范畴的综合构成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对这两个基础范畴的概念含义的理解和阐释，只有在与哲学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背景中才是可能的，如布伦塔诺的思想的气质和动向所证明的那样；若将这两个范畴从与哲学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背景中切割下来孤立地加以理解，则只能倒退回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之兴起所意欲否定的近代哲学及其思维方式，从而陷入自相矛盾，如冯特的尝试所证明的那样。由于德国人作为民族之整体的理论思维的成熟，所以，当他们拥有了布伦塔诺的思想动向及其蕴含的真理之后，他们便足以洞察冯特思想之根本之谬误而抛弃它，冯特的思想也因此不需要被批判便自行走向消亡。——这里有必要附带指出，这里以及下文为了理解心理学的目的而强调理论思维、亦即关于心理学及其理论基础的哲学反思的重要性，不应该被误解为一种屈尊的谄媚；相反，它表达的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与合作，并因而才能拥有真理，因为，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知识体系而言，唯有哲学才承载着人类“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恩格斯，1972b，第533页)，并因而构成人类其他各种知识体系的大地之母，又因此，就心理学而言，它对哲学的远离，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放弃了自己存在的根基和坐标，转而成为一个无人看顾的“流浪汉”。这种情况，与在德国相比，在美国更甚，因为美国心理学家的哲学涵养，总体而言，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史，就是这样一个“流浪汉”的生活史。
以这个逻辑框架为背景，并结合上述历史事实，我们不难估计，美国人的理论思维，如历史证明的那样，就其总体而言，处于冯特的水平而不是布伦塔诺的水平，因此，他们才易于理解并同情冯特而接受他的思想和体系，却不能理解布伦塔诺的思想及其动向，并因而不曾受到他的影响。事实上，从“意识”主题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表明，在理论上与冯特心理学同质的初创时期的美国心理学，在美国文化的背景中得到“繁荣昌盛”的发展，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终于获得了关于意识是什么的真理性洞察，并因而将心理学奠定在合乎它自己的逻辑的基础之上，而在于：在美国文化中，它缺乏类似冯特心理学在德国文化中所遭遇到的那种来自于在理论上严肃的哲学家们对它的理论基础的怀疑和挑战。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还以德国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抓住了意识的“有用性”，从而走向机能主义，并由此获得一个得以摆脱类似德国哲学家对它的理论基础的怀疑和挑战的“金蝉脱壳”的机会：专注于关于意识之“有用性”的价值论探讨，而忽视关于意识本身是什么的本体论追究(高申春，待发)。正是这个主题兴趣的转移，在美国进一步引导着心理学更加远离了它的中心，并逐渐淡忘了它自己存在的基础，似乎对作为它自己存在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基础的“意识”范畴的概念含义的阐明，反倒是对它而言无关紧要的。
同样决定于美国人理论涵养、亦即他们哲学涵养的贫乏，关于“科学”的观念，他们亦不能领会并拥有由布伦塔诺开创、又由胡塞尔阐明的那种普遍的、必然的范畴含义。相反，与冯特的情况相类似，这种哲学的无知同样决定了美国人也只能从对自然科学的形式特征的抽象达到一种对“科学”的范畴含义的理解。这个思想路径决定了，由此达到的这种对“科学”的范畴含义的理解，深陷近代自然科学作为现代人“科学”观念的历史原型之中而不能自拔，并因而决定了，由此形成的“科学”观念，在逻辑上追根究底，就是“自然科学”。因此，追求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就是要把心理学发展成为自然科学。然而，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历史的和理论的性质的深入考察，我们得以揭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异己性和对立性，因为在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科学”是排他地专门针对其中“物质”实体建立起来并在这个范围内有效的人类思维的历史成就，而“心理学”恰恰是排他地专门针对其中“心灵”实体建立起来并在这个范围内有效的人类思维的历史成就。所以，决定于二元论思维方式的逻辑，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科学心理学”的观念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在这种意义上追求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只能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异化的过程(高申春，刘成刚，待发)。以这个洞察为基础，我们便能理解如下尝试的逻辑的“必然性”及其谬误的本质：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以“科学”为立足点，我们只能把握到“物质”实体及其世界图景作为世界的整体，在这个世界的整体中，不存在“心灵”或“意识”的一丝一毫的影子，所以必须否定“意识”作为心理学的基础范畴，并(通过各种形式的物理主义还原论)把心理学引导到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从而确立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存在。这就是华生在对二元论思维方式及其包含的丰富的哲学史内涵无知的前提下，人为地把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行为”强行规定为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质”的“身体”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从而发动行为主义革命所依循的思想逻辑(高申春，待发)。
对于整体地理解美国心理学史而言，还必须指出在这个背景中呈现出的以下三个历史趋势。第一，如前面关于布伦塔诺的评述所已阐明，在人类思维的历史和逻辑中，对“科学”观念的范畴含义的理解，从属于对“意识”范畴的概念含义的理解。但心理学在美国发展的结果，却是倒转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准绳来裁制关于“意识”的理解，从而违背了人类思维的历史和逻辑。第二，造成这个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只能从美国的文化背景、具体说是美国人理论涵养的贫乏得到说明。事实上，华生的纲领无非是对前面指出的机能主义引导心理学远离它的中心、淡忘它自己存在的根基这一历史趋势在逻辑上的彻底化，所以华生才声称，只有行为主义“才是唯一彻底而合乎逻辑的机能主义”(Watson,1913,p.463)。第三，虽然华生的纲领就其主题意义而言已被历史否定，但由这个纲领造成的一个历史假象，同样是因为不动脑筋的美国人的理论涵养的贫乏而难以被揭穿，从而构成制约美国心理学史的一种隐而不显、但同时又是无所不在的强大力量。这个历史假象就是，通过普遍地走向行为主义，心理学想当然地认为，华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论证——虽然从逻辑上讲，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个论证；任何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论证，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此后，在美国心理学的主流历史中，关于心理学能否是自然科学以及心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等问题就被束之高阁而无人问津；相反，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盲目的独断论信念，却成为美国心理学的最高原则，成了它最根深蒂固的、无论如何不能动摇的它的生命线。
心理学在美国发展的历史所提供的具体内容当然是丰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主题。上文论证的要旨在于，通过考察心理学在从德国向美国传播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变故，阐明由此塑造的主流的美国心理学所理解的“意识”和“科学”这两个基础范畴的概念含义，从而揭示主流的美国心理学所追求的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如历史证明的那样，就其主流形式而言，不管美国心理学采取或实现为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如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或当代认知心理学等，虽然当这种理论形态刚刚兴起时，它似乎给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及其实现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憧憬，但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又必然给心理学的理论局面带来混乱，并暴露出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的危机，乃至于总体地看，危机竟成为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历史的特质。对此，我们可以利用桑代克关于动物学习的试误说做隐喻的说明，以简化我们的论证。
我们知道，桑代克曾很精巧地为他的实验动物如猫设计了各种迷笼情境，从而诱导出、并得以观察到动物如猫在迷笼中的行为存在及其基本特征：无效地尝试各种错误的动作，又在这个过程中偶然尝试到由迷笼的设计所决定、所要求的若干有效的动作，从而得以逃脱迷笼。由此进一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桑代克为他的猫设计一个无解的迷笼，那么，我们将会在他的猫身上观察到什么呢？我们将会观察到，一方面，决定于猫的生命冲动的本能，它必然要在迷笼中尝试各种各样试图逃脱迷笼的动作，另一方面，迷笼的无解的性质却又必然地决定了，无论猫在其中做出多少种尝试，这每一种尝试都注定是无效的、失败的。如果桑代克果真如此残忍地为他的猫设计这样一个迷笼，那么，他的猫的生存境况及其命运将注定是可怜的、悲惨的。以此为隐喻的原型基础，结合上文论证的结论，我们便能理解，作为主流的美国心理学，恰似桑代克无解的谜笼中的这只猫：由于作为它的最高原则、作为它的生命线的它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本身是荒谬的、无解的，所以，无论它尝试以什么样的理论内容来充实或实现它自身，这每一种尝试及其实现的理论内容，都必将注定是失败的、无效的。
在这里，还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参照德国心理学史来理解美国心理学史的上述特征及其未来。其一，我们知道，德国人因为理论思维的成熟，所以既在肯定的意义上拥有了布伦塔诺及其思想蕴含的真理，又在否定的意义上洞察到了冯特思想就其逻辑而言的谬误，因而发展布伦塔诺的思想而抛弃冯特的思想，他们决不至于像美国人那样在冯特规定的无解的思想空间内盲目地尝试错误。相反，美国人因为对哲学的无知以及由此决定的他们理论涵养的贫乏，不自觉地陷入冯特规定的这个无解的思想空间，并在其中徒劳地尝试各种在逻辑上注定了的错误。由此也可以理解前面提到的美国心理学在心理学作为整体背景中的那种“唯我独尊”的强势背后的动机的意义和实质：借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这种“强势”，无非是美国心理学在由对“科学”无知而引起的自卑情结的驱使下采取的反向形成的自我防御机制而已，如科克已深刻地指出的那样，对美国心理学家而言，“科学”这个标签“起到了一种安全毛毯的作用”，他们像“拼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地要抓住它，作为他们用以对抗针对他们和他们的研究的合法性的怀疑和挑战的“护身符”(转自Leahey,1981,p.384)。
其二，对主流的美国心理学而言，若要真实地摆脱前面指出的如幽灵一般纠缠着它的历史的那种理论基础的危机及其作为桑代克无解的谜笼中的猫的悲惨命运，那么，它就必须像德国人那样洞察到作为它的存在的生命线的它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在逻辑上的荒谬性和无解性，并达到或回归到德国人已经拥有的那种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真理性理解。事实上，在美国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背景中，与作为它的主流的科学主义传统及其历史相伴而生的，是各种形式的对它的理论基础及其成就的怀疑、挑战或批判性反思。例如，科克通过广泛的文化批判，将由科学主义传统引导的美国心理学的学术实践整体地称为“失去意义的思想活动(ameaningful thinking)”(转自Leary,2001)；吉布森作为最著名的知觉心理学家之一则指出，心理学家们“大多认为，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巩固我们的科学成就。他们的这种自信令我震惊，因为这些所谓科学成就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我看来，科学心理学在理论基础方面是站不住脚的。让我们切记，整个心理学事业随时都有可能会像一个手推车一样被颠覆！”(Gibson,1967,p.142)英国心理学家乔因森通过批判地考察作为美国心理学主流历史的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得出结论认为，“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部历史，它所记录的，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人类理智的退化。”(Joynson,1976,p.117)认真地对待这些批判性的评论或结论，我们发现，这些批判工作据以开展的逻辑的基础，都是对关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在理论上尚未自觉的常识水平的洞察。同时，历史证明，以理论上自觉的体系的形式将这个常识水平的洞察实现出来，就是布伦塔诺和胡塞尔倡导的现象学心理学。(高申春，待发)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以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当美国人终于有一天在理论上成熟到足以把他们的这些批判工作据以开展的基础系统地阐释出来时，他们便会像德国人那样，既在否定的意义上得以洞察他们的科学主义传统的逻辑的不可能性而抛弃它，同时又在肯定的意义上获得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范畴含义的真理性洞察，并重新追求以此为基础的心理学实践，从而实现美国心理学的整体转换，并以这种方式再现心理学在德国发展的那种历史模式。
三、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进展
以上关于美国心理学史的评述同时也暗示了，当美国人终于在理论上、在哲学上达到德国人的那种深度、那种成熟时，那么，这种成熟了的哲学或理论，必将反过来以与德国哲学家怀疑和挑战冯特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并最终否定其体系同样的方式和力量，怀疑作为美国心理学主流历史的它的科学主义传统的理论基础，并否定其体系的存在。事实上，在美国心理学史中，确曾出现过这样一个人、并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即詹姆斯经由心理学的道路而形成的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对于阐明并理解本文主题而言，考察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进展及其实现的转向是极富启发性的，因为他以他个人的思想进展的形式，最集中地既再现了心理学在德国发展的那种历史模式，又实现了上文预期的美国心理学的必然的未来逻辑：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来说，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出发点，正存在于引导了以冯特为代表的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那同样的背景之中，并因而与后者具有同质性；但是，他关于由这个出发点蕴含的那种心理学的系统的探索，却是一个不断地突破并超越这个出发点的过程，乃至于最终达到对这个出发点的否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引导他逐步走向这个出发点的反面的那个思想的逻辑，以在与这个出发点的关系中此消彼长的方式连续得到逐渐清晰的表达，最终在理论上实现为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彻底经验主义作为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思想空间，就其一切本质的特征而言，与由布伦塔诺开创、由胡塞尔系统阐述的现象学是同质的，因此，其中蕴含的心理学，与现象学所蕴含的心理学，亦即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现象学传统，在逻辑上是同质的。(高申春，2011)
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这里有必要就詹姆斯与美国心理学史的关系作如下简要说明。从一种意义上说，詹姆斯作为美国人，当然构成美国心理学史的一个环节。事实上，詹姆斯是在美国倡导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的第一人，因此可以说是美国心理学的始祖。但是，决定于其教养背景，詹姆斯在思想上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而且，历史证明，他作为思想家是极富原创性的。所以，他不可能将自己局限在某种单一的视野内，而必须追求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统一的理解。(高申春，2009)就心理学而言，他虽然以上述出发点作为据以进入心理学的一个台阶，但当他由此进入心理学并细察心理学本身究竟是什么之后，他终于发现，这个出发点原来是一个错误而必须抛弃它，同时为心理学作为心理学本身寻求到了合乎逻辑的基础，这个基础，如前文论证所已暗示，必然同时是心理学的和哲学的。然而，另一方面，就美国心理学史作为整体的一般趋势而言，由于上文阐明的美国心理学家哲学涵养的贫乏，恰如他们同情于冯特而不能理解布伦塔诺一样，他们同样是不动脑筋地接受了詹姆斯的对他自己而言作为据以进入心理学的暂时的权宜之计的上述出发点，并对詹姆斯的具体研究工作充满敬意，但却不能跟进詹姆斯思想的进展并进入由此实现的理论转向，因而不能理解这种进展和转向对心理学及其理论基础而言所蕴含的深意。正是这种哲学涵养的差异，最终决定了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进展与美国心理学史作为整体二者分道扬镳而走上不同的道路。所以，我们发现，一方面，从詹姆斯的角度说，如墨菲和柯瓦奇(1980，第282－283页)指出的那样，“甚至在他的权威极盛的时期他仍然抵制美国心理学中最风靡的思潮；而对于以后流行的倾向，如对智力的测量，他则充耳不闻”；另一方面，从美国心理学史的角度说，它由于不能理解并跟进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进展而抛弃了他，或更准确地说是远离了他，并以一种必然会令詹姆斯本人十分不快、但却是美国心理学史作为整体的一般特征的极端庸俗的方式，把他的心理学思想的进展解释为是走向了哲学，似乎他的心理学和他的哲学是分离而不相关的，如舒尔茨(1981，第142页)给出的解释那样，“《原理》出版后，他感到他已经说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心理学的一切，所以转向哲学。”
众所周知，从职业归属的表面特征看，詹姆斯一生的事业，从生理学出发，经由心理学的道路而进入哲学。正是与那个时代的德国生理学的密切接触，最初在詹姆斯的思想中孕育出关于由生理学发展出心理学以及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信念：“看来，心理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神经系统的生理过程与意识的出现(主要是感知形态的意识现象)之间的过渡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定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必将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我正准备钻研这一研究领域所已取得的全部知识，并有可能在这一领域独立地做些研究工作。在海德堡大学，赫尔姆霍茨和一个叫冯特的人已经着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了，我打算来年夏天赴海德堡聆听他们的教诲。”(转自Evans,1990)虽然詹姆斯不曾做过冯特的学生，但他无疑非常了解冯特的研究及其进展。从这个背景看，他关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信念，与冯特关于新心理学的构想，形成于并体现了同一个思想趋势，即经由生理学、并与哲学相结合而生成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心理学。
詹姆斯关于心理学的系统思考的结果，呈现于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强有力地表达了心理学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的一般历史趋势。然而，历史证明，对这部著作及其阐述的观点的理解是极富挑战性的。例如，在完成书稿之后写的“序言”中，他以一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口吻说，“在本书中，我自始至终都严守着自然科学的观点。”(James,1890/1907,p.v)对那些其教养背景不足以理解詹姆斯、并因而喜欢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阅读詹姆斯的人而言，他们倾向于把詹姆斯的这个观点从詹姆斯的思想作为鲜活的整体中切割下来，使之成为僵死的教条，似乎詹姆斯是无条件地坚持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点，从而引导了上文评述的美国心理学的主流历史。事实上，詹姆斯对心理学的全部思考，恰如布伦塔诺和胡塞尔一样，都是在与哲学及其历史的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中进行的。所以，他的思想一方面作为心理学，另一方面作为哲学，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也只有在这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才能把握他的具体观点的精髓。以此为背景，就可以理解，他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点，主要是执行一种否定的和保护的职能：就其否定的含义而言，是要以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现代观念，否定无论是以官能心理学表达的理性主义传统还是以联想心理学表达的经验主义传统的近代哲学及其形而上学，他把这种形而上学称为“片面的、不负责任的、糊里糊涂的、又意识不到自己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就其保护的含义而言，是要将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与上述形而上学划清界限以保护它免受后者的侵害，因为当这种形而上学“侵入到自然科学中之后，必将同时毁坏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样各自原本美好的事物。”(James,1890/1907,p.vi)但是，对于像詹姆斯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如前文论证所已暗示，否定必然同时也就意味着肯定：就形而上学主题而言，他对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形而上学的伪形式的否定，是要为真理形态的形而上学预留出空间，而这种真理形态的形而上学，正是詹姆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结合詹姆斯思想进展的背景看，在经过最后文本化为《心理学原理》的关于心理学的十余年艰苦探索后，他所追求的这种真理形态的形而上学已在其中现出较清晰的轮廓，并在他随后的哲学研究中进一步概念化为彻底经验主义(詹姆斯，1965)。正是这种形而上学，构成了他的全部心理学思考的隐而不显的基础，所以，反过来，当这种形而上学日渐清晰后，他必然要重新规定以此为基础的心理学的性质，从而否定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存在，因为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存在，必然是盲目的和未完成的。所以，当他在“工作”的水平上完成他的“心理学”、并准备走向“哲学”时，在《心理学简编》的结尾，他最后耐人寻味地总结说，“所以，当我们说‘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时，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话意味着一种终于站立在稳固基础之上的心理学。恰恰相反，它意味着这样一种特别脆弱的心理学，在它的每一个连接点上，都渗透着形而上学批判的水分；它的全部基本假定和资料，都必须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重新加以审视，并被转换成另一套术语。”(James,1892,pp.467－468)
关于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以及心理学在这种形而上学中加以审视将会是什么等的深入考察，均已超出本文范围。这里将满足于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证明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与现象学的同质性，并因而证明由彻底经验主义奠基的心理学与由现象学奠基的心理学的同质性，二者共同表达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现象学传统的真理的必然性。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胡塞尔的现象学终于为世人所理解之后，人们得以洞察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同质性，并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背景框架，重新解读詹姆斯的思想，在西方学术界形成一个蔚为壮观且富有成效的研究潮流(Wilshire,1968; Linschoten,1968; Wild,1969; Gobar,1970; Stevens,1974; Edie,1987)，并促进了我们对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进展和转向及其理论的和历史的意义的理解，如其中Wilshire所指出的那样，在现象学的视域中，“两大卷《心理学原理》中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发生了倒转”，但“整个著作却因此显示出了它以前从未显示出的意义来。”(1968,p.16)本文作者亦曾提出如下隐喻来理解詹姆斯：他的形而上学探索乃是一个翻越山岭的过程；在翻越山岭之前，他所面对的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二元论的世界和他对尚未遇见的山岭对面的世界的预想，所以，他在这里对心理学宁愿采取常识的态度；当他翻越过这个山岭之后，他所面对的就是彻底经验主义的世界；《心理学原理》所记录的，是詹姆斯正处于作为形而上学历史分水岭的这个山岭顶峰时的思想。(2011，高申春)这个隐喻同时也意味着，必须以未来的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视野，反过来透视《心理学原理》作为文本的结构和内容，才能理解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真意，并把握其进展和转向所预示的未来历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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