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代表论文,历史条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伟大创造。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是关系到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创新的重大问题。因此，只有充分了解这一科学论断产生的历史条件，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它的深刻内涵，把握其全部内容。
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探索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过程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探索共产党执政的新思路和执政规律的必然结晶。从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这个新探索从1995年江泽民提出“三讲”就开始了。1996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对县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风党性教育。可以说，“三讲”教育是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进行的一个新的探索，是逐步寻找党的建设规律的良好开端。
历时几年的“三讲”教育，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教育，受到了新时期坚持党性、党的宗旨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再教育，受到了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再教育，受到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反腐倡廉和执政为民的再教育。实践证明，“三讲”教育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好新时期的各项工作打下了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建立在讲学习、讲政治和讲正气基础上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升华——阐述党的建设规律的创新理论，此时就呼之欲出了。
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在广东调研期间，出席了广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在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坚持有力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里江泽民已经提出两个代表的思想。24日，在广州市主持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这里江泽民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全面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P11）十六大对“三个代表”的阐述，是迄今为止对党的建设和执政规律最为系统的思考和集中的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和执政规律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它是我们党在探索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执政规律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有着深刻历史根基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制定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战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基础
跨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党思考问题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总体思路也必然随之调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表达了一个历史趋势，而这个趋势的实现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的过程。首先，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配置日益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更加突出，从而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科技发展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愈演愈烈。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基于经济上的超强实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它们根本不愿意看到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崛起，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加紧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这些都告诫我们，世界并没有“充满了爱”。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互碰撞，一些消极腐朽的思想和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西方的敌对势力竭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它们的意识形态，图谋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西方文化对青少年一代影响的机会大大增加。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提倡什么样的文化，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最后，20世纪末，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弦易辙，这就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历史性的警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党的兴衰。
建设什么样的党是世纪之交必须解决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三、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五大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并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63）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和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再创造，赋予其时代精神和国情特征，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坚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保持先进性的基本前提。江泽民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3]（P13）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只有正确地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才能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只有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江泽民结合新的实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每一条，都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4]（P12）的鲜明写照。
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的进步与发展必须以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并以此检验党的一切工作。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必须履行的重要任务。
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上提出，要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角度，不断增强我们党在文化上的感召力。发展先进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方面提出，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最紧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
从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包含的新论断，是从新的实际出发，对党面临的生死存亡大问题作出的新概括。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是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产物。
四、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发展，从而使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对党的阶级基础的要求是，党的阶级基础必须是奠基于代表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为社会主义进步与发展而不懈奋斗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以及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之上。
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除了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不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增添新的力量。与此相联系，作为执政党，也必须适应变化的新形势，巩固和壮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扩大群众基础，要通过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集中起来，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坚持不懈地奋斗。
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党必须解决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在新世纪迎接考验、赢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出现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努力寻求一种超越西方模式、超越自身传统，并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党建新路，从而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更强大的生命力。换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作为党的建设主体——中国共产党在寻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过程中，对党建思路的新概括，是主体的必然选择。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思想逻辑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阵痛，伴随着实践过程的理论探索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深切地体会到，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失误，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P137）。表现为，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内容排斥于社会主义之外，而把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规定加以固守。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我们过去搞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邓小平指出：“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P369）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伟大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我们基本上搞清了这个首要的问题。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了困扰人们几十年的难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概括，从而克服了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的思想僵化、教条化倾向。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紧密相连的两个论题。在逻辑上，完成对前者的探讨，必然是对后者的升华。党的十三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我们党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开始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向“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过渡。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致力于解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解决。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最精辟的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根本的方向。
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探索，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科学阐述，表明了我们党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程的逻辑必然性。
总之，考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内涵，认清它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从而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提高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基础上，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