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调控收入差距增强有效消费拉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力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我国各级政府和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从较长的一个时期观察，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即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减少，1985年为64.4%，1990年为61.3%，1995年为59.0%（文中国内数据资料都是从相关的《中国统计年鉴》或《中国信息报》摘录或计算）。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连续六次下调存款利息，国民消费仍然迟迟难以旺盛起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幅度连年下降，1996年为12.5%，1997年为10.2%，1998年为9.7%。究其原因，涉及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增减、购买意愿强弱、 消费环境优劣、商家引导消费的能力高低以及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大小等多个方面，但是，国民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贫富不均程度提高，造成在一定的购买力总量中，购买力分配结构不够合理，使得总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不高，不能形成有效消费拉力，应当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一般分析
改革开放20年，我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打破旧的收入分配模式，执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动国民的总体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不过，统计上的平均指标总是掩盖总体内部群体或个体变动的差异性。如果从分组统计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收入分配出现许多不正常现象，国民所得的差距逐步拉大，不能不引起深切关注。
从国家、集体和个人所得的份额变化看，在总收入的分配中，出现所谓的“斜、大、乱”局面，个人和集体所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提高很快，但比例变化波动大，国家收入比重一直减少，国家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25.67%，下降为1985年的22.36%，1990年的15.83%，1995年的10.71%。
从全国城乡居民两大群体收入比较看，二者平均每人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1.86倍，扩大为1990年的2.22倍，再扩大为1995年的2.71倍，二者收入的绝对差从1980年的286.3元，增加到1985年的341.5元，1990年的823.9元，再增加到1995年的2705.3元。
从农村居民群体内部的最高最低省平均每人年收入的比较看，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从1985年的3.15倍，扩大为1990年的4.43倍，再扩大1995年的4.82倍，二者收入和绝对差从1980年的254.9元， 增加到1985年的550.7元，1990年的1476.3元，再增加到1995年的3363.3元。
从抽样调查的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平均每人年收入的比较看，1986年前者是后者的2.98倍，1990年扩大为3.11倍，1994年为3.94倍，1997年再扩大为4.19倍，二者收入的绝对差量从1986年的981.7 元，增加到1990年的1815.7元，1994年5103.2元，再增加到1997年的7841.3元。
从行业之间劳动力平均收入的差距看，近几年，金融、保险、邮电、港口、石油等行业和税务、交通等部门的职工平均月收入大都在1000元以上， 有的高达1800元左右， 是其他行业和部门职工平均月收入的3—4倍，这种差距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由于年复一年的非财产性收入上的差距扩大，各种相互比较的居民群体储蓄余额的差别也越来越大，由此，他们之间的财产性收入，即个人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投资性收入的差距理所当然地不断扩大，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逐步显示出来。
上述例举的仅仅是在国家或省市范围内大群体之间平均收入的比较，而且不包括各种各样所谓的灰色收入统计资料。倘若进行更小群体之间收入的比较，再把各种灰色收入计算在内，差距必将更大。也许有人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没有超越合理的界限，尚不足给予特别关注。但问题不在于上述收入差距是否达到令人不能接受的程度（有的专家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仅已经高于若干发展中国家，而且超过了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李成瑞，1996年），而在于收入差距在较短的时期内扩大的幅度如此之快，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值得深入研究。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收入差距并较快地扩大，有合法合理的原因，也有不合法不合理的原因。合法合理的原因主要指自然条件造成的发展环境、历史形成的发展基础、个人努力的程度和能力、外部投资力度创造的机会以及政策实施发生的实际效应等方面产生的差异，不合法不合理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不深入、不完善和不配套，体现为价格结构不合理，一些企业内部分配混乱，部分行业垄断经营获取不合理的垄断利润，某些部门巧立名目乱收费等等。特别是一些人利用体制、法律和政策的空子，擅长钻营、倒买倒卖、以权谋私、逃税漏税、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假冒伪劣、蒙坑拐骗、赖债抵帐、挪用公款炒股，不正当地使用国家和公有资本获取大额暴利，短期内暴发起来，造成许多不公平现象，引起广大人民群众不满。如果对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进行深入剖析，就可以发现依靠不合法不合理手段牟取钱财而暴发者大有人在，现在生活中反腐败斗争已经披露出来的不少案例就是很好的说明。他们的人数不多，少则数万元，多则上亿元，从总体上敛聚了一定数量的社会资财，是造成现存的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原因。
二、消费水平差距及其影响
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及其扩大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消费水平差距及其扩大。例如，从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对比来看，二者的差距从1985年的2.31倍，扩大为1990年的2.95倍，再扩大到1995年的3.41倍，消费额的绝对差量从1995年的455元，增加到1990年的1115元， 再增加到1995年的3565元。尽管这些年的消费增长幅度有所滑坡，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仍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的3.13倍，消费额的绝对差量达到4118元。又如，从抽查调查的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每人年平均生活费支出的差距看，1986年前者为后者的2.69倍，1990年几乎持平，为2.61倍，1994年扩大为2.92倍，1997年再扩大为3.14倍，二者消费额的绝对差量从1986年的793.1元，增加到1990年的1257.5元，1994年的3155.3元，再增加到1997年的4981.8元。如果以小群体的消费额做比较，比如将贵州毕节地区和云南思茅地区一半左右年收入在200—300元的农民与东部沿海地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对比，差距的幅度就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问题。
一般地说，消费水平差距及其扩大幅度总是小于收入水平差距及其扩大幅度，从以上抽样调查的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每人年平均收入和生活费支出的差距及其扩大的比较中得到证明，其原因如下所述。但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及其扩大幅度比较的情况却相反，有其由国情所决定的两方面特殊原因，一是我国农村居民还要从不太多的纯收入中分配一部分作为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真正用于消费的份额又少了一些，二是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比较大，预期消费意愿比较容易制约即期消费意愿。在研究拓展农村消费市场的时候，不能对此忽略不计。无论如何，由于收入差距而引起的消费差距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具有不同的特点，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中低收入消费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比高收入消费群体高，手中的购买力更容易转化为消费行为，使得他们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差距及其扩大幅度小于收入水平差距及其扩大幅度，加之中低收入消费群体人数众多，所形成的有效消费拉力可以促进经济更强劲、更持久地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在同一年份， 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有明显的差异，如1986年最低收入群体比最高收入群体高出10个百分点，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是收入高的消费群体，其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得越快，1997年最低收入群体仍为95%，低收入群体减少2个百分点，中等收入群体减少5个百分点，高收入群体减少9 个百分点，最高收入群体减少14个百分点，最低收入群体比最高收入群体高出24个百分点；在1986—1997年间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的差异更大，最低收入群体和最高收入群体之间相差多于26个百分点。这说明，中低收入消费群体更倾向于消费，购买力的实现程度高，但购买力不足，需要钱花（只有当预期收入少而预期支出多，也就是对未来收入具有不确定感时，才会倾向于储蓄），高收入消费群体消费满足程度高，手中购买力强，但无需多花或花不了。购买力的配置结构制约总购买力的实现程度，而总购买力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如果总购买力更多地配置于高收入群体，则其实现程度就不高，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就弱化，如果总购买力合理地倾斜于中低收入群体，则其实现程度就高，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就强化。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披露，当今世界上358个富豪拥有相当于23 亿穷人的财产总量，即便358个富豪们任意花费，也无法形成多大的消费力，而23 亿穷人每人消费一元，就是23亿元巨大的消费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可想而知的。看来，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趋缓，原因很多，但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不无关系的。
表1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比较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年 份 198619971986199719861997
消费额(元)
4702333 5742895 7474065
收入额(元)
4962456 6323246 8504922
平均消费倾向0.950.950.910.890.880.83
边际消费倾向
0.9507 0.8871 0.8146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年 份1986199719861997
消费额(元)
987571012637315
收入额(元) 116174951478
10297
平均消费倾向0.850.760.850.71
边际消费倾向
0.7454 0.686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第694页和1998年第328、329页计算。
表2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性支出构成比较单位（%）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年 份 199419971994199719941997
食 品 61.257.157.654.351.348.0
耐用消费品
2.1 1.5 2.7 1.7 4.7 3.6
住 房
2.0 3.1 2.3 2.9 2.4 3.2
交通通讯 2.4 3.6 3.1 4.4 4.4 5.4
文化教育等
8.0 8.9 8.6 9.5 8.410.4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年 份 1994199719941997
食 品 44.541.840.037.3
耐用消费品
7.2 5.3 8.8 8.0
住 房
3.2 3.5 4.0 5.0
交通通讯 5.4 6.7 6.7 6.6
文化教育等
8.911.810.012.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第260、261页和1998年第328、329页计算。
第二，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内涵及其构成不同，可以从表2鉴别。 在食品的消费额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方面，消费群体收入水平越低，其收入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比重越高，反之，在耐用消费品、住房、交通通讯以及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消费项目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方面，消费群体收入水平越低，其收入中用于这些项目消费的比重也越低。表2 描述了不同消费群体在食品消费和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显著差别，其他各个消费项目的差异不是十分明显，这是因为我国尚未从计划消费模式解脱，还没有完全实行分配货币化、消费商品化的市场消费机制，除了食品、衣着和耐用消费品基本上实行商品化外，住房、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尚未完全走上商品化的轨道，随着消费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同消费群体在这些方面消费的比重将提高，而且差距一定会很快扩大。不同消费群体消费内涵及其构成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具有的不同特点，就表现为是否从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层次中释放出更多的购买力，用于满足其他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以便促成耐用消费品、住房、交通通讯、娱乐服务以及文化教育等消费热点的形成和家用电器、住宅、旅游、交通、信息以及文化教育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带动经济纵深发展。换句话说，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将产生对上述消费热点和相关产业发展的有效消费拉力。
第三，中低收入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受到“收入决定消费”的制约，一般习惯于自制产品消费，即注重从市场上购买初级农副产品和工业制品回家自行加工，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低。因而，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就难以提高，社会生产局限于附加价值低、产业链条少的初始生活消费品生产和低级加工阶段，就业机会随技术装备程度提高而减少，劳动者收入不能增加，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循环之中。相反地，由于收入水平的保证，高收入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逐步从传统的“收入决定消费”转向“时间决定消费”越来越多地摈弃自制产品消费，倾向于现成产品消费，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社会化程度比较高，促成快餐和方便食品的流行，制成衣着的推广，电视、电话购物方式的实行，专递服务和家政服务的开展，等等，带动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朝着节约时间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消费方式社会化程度推动生产社会化水平提高，社会生产转向附加价值高、产业链条多的深加工发展阶段，提高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第三产业充分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处于高水平的良性循环之中。所以，启动所谓的四大消费发动机，除了需要关注住宅、汽车和旅游等消费的研究外，顺应消费水平的提高，促使食品消费从低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发展可以提高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社会化程度的第三产业，大有可为，不但能够发挥其久盛不衰的经济影响效应，而且为乡镇企业再发展和下岗工人再就业提供机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达。
综上所述，刺激消费，把消费需求转化为消费行为，十分重要的条件是消费者具有货币支付能力即购买力的保证。要增强消费者的货币支付能力，当然需要从总体上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最终有赖于经济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超越经济发展幅度去提高收入水平是违背经济规律的，难以继续，而经济增长幅度的提高则依靠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因素的激发，其中消费因素发挥主要的作用。如果消费不能较快增加，经济增长就没有主要的原动力，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增长，收入水平就提高不了，如果收入水平没有提高，消费增加就失去根基，如此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就可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困境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两方面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控，一是调控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所得比例，另一更重要的是调控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结构，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形成更大群体的中产收入阶层，使社会总购买力的配置合理，结构优化，就能提高社会总购买力的实现程度，形成有效消费拉力，拉动经济增长，并最终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短期的经济拉动与长期的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结合起来，避免经济发展中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因此，合理调控收入差距是增强有效消费拉力的途径之一。
三、合理调整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提倡合理调控收入差距，并非鼓吹平均主义，刮起平调风。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们已经打破“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计划分配体制坚冰，执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本政策，不应该也不会走回头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照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办事，不必要也不可能急于消灭差距，而是在分配领域引起竞争机制，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使不等量的劳动能力和劳动贡献的劳动者得到不等量的劳动报酬，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然而，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通过先发展的地区带动欠发展的地区，先富裕的群体带动后富裕的群体，达到共同发展和富裕，应当是高度重视文明、民主和发达的社会不懈努力的目标之一。换言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机制，需要做到既要努力促使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效率优先的企业和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激励后来者跟着富，又要适当加以调控，避免贫富差距扩大，过于悬殊而出现两极分化。合理调控收入差距的目标是规范收入分配，增加收入来源的透明度，体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使收入分配结构趋于合理，减少人为的不平衡，发挥分配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润滑和催化作用。合理调控收入差距可供采取的系列对策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坚决执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根治平均主义的顽症，克服现实中仍然存在的工薪收入方面平均分配倾向和做法，但要经常反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谋取不合法不合理的收入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过快的事实与原因，不失时机地加以合理调控。从总的来说，应当造成有知识的能人先富，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致富，使先富的群体带动全社会所有群体致富的局面。
其二，弘扬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精神，使国家的法令政策有利于劳动技能高、劳动量和贡献大的能人先富起来，尤其要让那些能为国家拥有技术发明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使国有资产有效保值增值的知识人才和企业家获得必要的高收入。
其三，确立社会主义效率加公平的运行机制和道德标准，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尚存的行业垄断局面，减少行业垄断利润，整顿不合理收入，纠正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行为，缩小人为的行业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大力整顿经济秩序，建立健全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采取法律手段铲除舞弊致富的温床，加大打击力度，惩处各种经济违法乱纪行为，剥夺暴发户的非法收入。虽然在经济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和混乱情况，但是这种局面绝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积重难返，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而果断地综合治理。
其四，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需要强化税收杠杆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平抑和监督作用，一则加强税法的宣传力度，增强国民赋税观念，二则加快税收法规的完善，规范税制，消费立税，正本清源，严格依法治税，三则加强税务管理，增强专门税收执法力度，成立税警，开设税务法庭，强调相关部门对税收工作的配合，做到以简化的税制、合理的税率、方便的纳税方式以及严格的监督体系，减少税收的流失，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和发挥财政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支援落后地区建设、扶持贫困人口致富等转移支付的能力。需要特别强调实现个人收入的公开化，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的申报制度，将各种收入尽可能纳入税务机构的监督系统，以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工作，合理调节高收入。
其五，贯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的指导思想，始终关注提高人民大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特别要重视贫困人口和下岗人员的扶贫工作。
其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除了逐步增加“安全网”在城镇居民的覆盖面，还要不失时机地推广到广大农村居民。但是，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应当也不可能继续由国家包揽，必须按照国家—社区—企业—家庭—个人多层次的模式，建立社会化保障体系，实行强制性社会保险和志愿性商业保险相结合以及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做法，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义务和风险。对于那些因年龄、身体、能力状况的差异而造成收入较低的社会弱者，需要实行适当的收入补偿政策，即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发放必要的生活费用，维护他们的生存权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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