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方言苗族自封与姓的来源研究_苗族论文

东方方言苗族自封与姓的来源研究_苗族论文

东部方言苗族自称与姓氏来源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姓氏论文,方言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苗族的分布很广,其自称变异很多,姓氏也很复杂。就自称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及国外的苗族的自称,这一自称虽有许多变异,但有以鼻音M和M的轻声开头的特点,现国内学者一般都译为“蒙”。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变异具有其同源性,这一点是得到确认了的;另一类是分布在湖南湘西与贵州黔东北的苗族(即东部苗族)的自称,即ghaob xiongb,现国内学者都译为“果雄”,“果”为词头,“雄”为自称的实词。“雄”的声母是舌面前清擦音,即汉语拼音的X,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明显与前一类自称是不同源的。

“蒙”这一自称与汉文献中对苗族的称呼“苗”是一致的,声母都是鼻音M或M的轻声。其具体语义虽已比较模糊,但从其同一语族的瑶族和畲族的自称还可以看得出来。瑶族自称为“免”,畲族自称为“奈”,都是人的意思,现东部苗族方言也称人为“勉”或“奈”。由此可以推测,“蒙”与“苗”可能都是人的意思。这种推测比较符合自称的习惯,许多民族都以“人”来作为自称,如土家族的自称“毕兹卡”是外来人的意思,彝族的自称“诺苏”是黑人的意思,这种自称仍带有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原始痕迹。那么,东部苗族的自称是什么意思呢?东部苗族为什么不沿用“蒙”这一原始的自称呢?有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已做过一些考证,如龙海青在《屈原族别再探》一文提出“果雄”来自楚人熊姓的观点:“属于东部方言的苗族自称为‘果雄’,称苗人为‘果雄芈’。‘果’相当于英语的冠词,没有实际意义(有时起着表示尊称的作用),有实际意义的‘雄芈’(或熊芈),读音正和楚人的姓氏‘熊’、‘芈’同。这部分苗族不尊称为‘髦’,可能就是因袭楚人先祖的‘熊’、‘芈’姓氏而称呼的。”[①]这一观点初看似乎有些道理,其实,即使楚人的族别为苗族,到了“熊”成为楚人的姓的时候,那些楚人已明显汉化了,他们口口声声称为蛮夷,那是说自己的祖先是蛮夷。所以,如今仍然没有汉化的苗族是不可能以早已汉化的楚人姓氏为尊称的。相反,楚人的“熊”姓倒是有可能因袭了东部苗族的自称。笔者认为,东部苗族的自称与下文将要谈到的大部分姓氏,是来自“湘”这一地理名称与湘地的一些地名。

这一观点可以从语言学上得到证明。“雄”应该是一种静物或一个地方,这是因为加在它前面的“果”是一个静物名词,一般在提到“果雄”这一自称时,我们往往只认为“果”是一个词头,没有具体的实意;其实,东部苗语中的词头是具有别类功能的。例如,“达”(dab)是加在动物名词前面的词头,“鸡”为dab gheab,“鸭”为dab nous。而“果”(ghaob)是加在静物或地方前面的词头,“刀”为ghao ndend,“树”为ghaob ndut,“地方”为ghao dex,“凹处”为ghaob dongs。从民族自称习惯看,除了如上文的以“人”为自称外,主要的还有以图腾或居住地为自称的。来自图腾的如彝族的自称“罗罗”(虎);来自居住地的如美洲印第安Abnaki人的自称“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或“东方人”。从苗族的图腾崇拜看,“果雄”这一自称基本上排除了来自图腾的可能性,因为目前苗族的非动物图腾只发现枫木(“果”后面只可能接静物名词)。从词头的性质看,这一自称更可能来自居住地的名称。东部苗族称汉人为“果杂”(zhaob zhal),“杂”就是谷地的意思,如东部山谷苗语称为“杂各”(zhal gheul)。可见,东部苗族是有以居住地来称呼人的习惯。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苗族曾经长期居住的洞庭湖各沿岸——湘(湖南的简称)。“湘”与“雄”在语音上非常相近,“果雄”应是“果湘”的变异,其意思是“居住在湘地的人”。从今天仍居住在湖南湘西东部与苗族关系密切的瓦乡人的自称可以证实这一点。瓦乡人的语言与习俗都和苗族非常接近,很多学者都认为瓦乡人就是苗族,只不过比较汉化而已。从地理上看,瓦乡人居住在湘西苗族的东部,他们可能是苗族迁徙时留在后面的那一部分,如今离汉族比较近,所以汉化程度高一些,但仍然保留了许多苗族的特点,如仍有小舌音这一比较特殊的苗语语音现象。另外,许多词汇仍与苗语一致,如鸡也叫“达嘎”(dab gheab)。如果这一观点正确的话,那么“瓦乡”当为“瓦湘”。“瓦”是词头,相当于苗语的“果”。这样,从瓦乡这一中间媒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果雄”就是“果湘”。

东部苗族的姓氏大部分也与居住地有关。现在东部苗族除了使用历代王朝赐予的吴、龙、廖、石、麻、田、杨等四十八个汉姓外,自己还保留有许多苗姓。其中较大的有代弄(deb holng)、代沙(deb sad)、代卢(deb longd)、代辽(deb liol)、代芈(deb miel)、代灌(deb ghueas)、代喀(deb khad)、代削(deb xot)、代益(deb yil)、代莱(deb lel)、代卡(deb kat)、代伶(deb linl)、代濮(deb pul)。这里的“代”只是一个表示人的词头,后面的字才是姓。石宗仁在《中国苗族古歌》中说:“有的苗姓前可以不加‘果’而加‘吉’,如代削又叫吉削。”这一现象非常重要,它反映了东部苗族姓氏有的(而不是全部)是来自居住的地名,因为“吉”也是一个地名词头。现在湖南湘西仍有许多带“吉”的苗族地名,如吉首、吉卫、吉信、吉斋(凤凰县城的苗语称呼,‘斋’是凹地的意思)。那么,哪些姓氏来自地名呢?这是比较难以确定的,但我们可以发现,苗族的一些姓氏与洞庭湖周围的一些地名呈现出一种惊人的对应关系,即:

代芈——汨罗

代削——邵阳

代沙——长沙

代辽——浏阳

代益——益阳

代伶——临湘

这些地名的地理位置比较集中,都是在洞庭湖的周围,在这样小的范围内,有如此高比率的对应,是比较少见的。如果一两个语音上的相似不足于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这种大量的对应则是不容忽视的。

芈姓在苗学界是比较引起注意的,因为这往往被用来证明苗族与楚人的关系。楚人姓芈,这已比较确定,《史记·楚世家》说“季连,芈姓,楚其后者。”而现在芈姓仍是东部苗族的一个主要姓氏,这说明楚人很可能就是苗族代芈这一支系的人的后代,而芈姓又可能是因为居住在汨水一带而得的。季连的后代从穴熊开始有了一个“熊”字,这反映了芈姓部族的人已分化到湘水的某一地方。有一点值得注意,东部苗族除了以“雄”作为自称外,还有“雄吾”这一姓氏,“吾”是水的意思,“雄吾”就是湘地水边之人的意思。另外,芈姓家族到了穴熊时开始有了一个熊字,但这一熊字是放在后面的,即穴熊、鬻熊。这正好与苗族把姓氏放在后面的习惯相一致,如代归莲喀,“代归莲”是名,“喀”是姓。龙炳文在《苗族东部方言区姓氏漫谈》一文中说:“尽管苗族的姓氏称谓相当复杂,但还是有个规律,人名在前,姓氏在后。”[②]鬻熊的后代为熊丽,熊丽又生熊狂。可见,从雄丽开始,“熊”作为姓氏已放在前面,这正是苗族受到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的具体反映。这也可以作为楚人汉化苗族的一个佐证。

除了以上找到对应地名的姓氏外,濮姓也可能来源于当地的古地名。楚国对江南和洞庭湖以南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濮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征讨,楚平王时期(公元前528年至516年)就有“楚子为舟师以代濮”的记载。[③]伍新福在《苗族史》中指出:“这时的‘濮’显然已不是临近江汉平原和郢都以南的‘濮’地。清初王鸣盛《尚书后案》载:‘百濮,西南夷,……或曰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境。’……显然,楚的伐‘濮’,实际上主要是对苗族先民的征服。”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苗族的濮姓,可能就是由于住在濮地而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代莱与代卡也是现在东部苗族中比较大的两个姓氏,却难以在洞庭湖周围的地名中找到对应者。关于这一点,笔者怀疑代莱代卡原不是居住在湘地的苗族,而是居住在较为先进地区的苗族。其原因有:一,“莱”是苗语“拉”(Las)的异音,是田的意思。代来又分为“莱仁”(山田)和“莱夯”(下面的田,即水田)两个小姓氏,其汉姓“田”就是由此而来的。这说明这一姓氏的人一开始是居住在田地比较多的地方。“代卡”的“卡”是客人的意思,这可能是相对于居住在湘地的苗族果雄而说的,说明他们是果雄的客人。在东部苗族古歌中,这两个姓氏总是连在一起的,这表明他们原来居住在一起,是同一部落。二,在古歌与传说中,代莱代卡也是相对于果雄来出现的,比如在古歌《鸺爸鸺妈》中,代莱代卡就是相对于代雄代益来说的,而且在苗族由东往西迁徙时他们是后来加入到代雄代益中的:“几个代莱代卡,才跟着我们一起,女的想着亲,男的念着戚,……他们随着我们,一起回转,一同上移。”另外,在东部苗族的图腾神话中,犬父与神母生下的是七个代雄代益和代杂代卡,这里直接把代卡与汉族(代杂)放在了一起,表明代莱代卡是汉族,或是汉化了的苗族。三,在传说中,苗族也曾有过文字,但在迁徙渡河时早已丢失;而在古歌《在中球水乡》中代莱代卡却是有文字的,而且苗族人还经常去向他们学习:苗族还住在水乡边的时候,“略蔸的儿到拐莱家习文,略晴的子在拐卡家习字。”[④]这里的拐莱拐卡是代莱代卡的尊称,“拐”是官的意思,这不仅表明代莱代卡是有文字的先进者,而且还是做官占有主导地位者。在东部苗族祭辞中也经常提到代莱代卡居住的地方,那是苗族去赶圩买牛祭祖的发达的地方。可见,代莱代卡一开始不属于雄这一群体,他们是在迁徙中加入果雄的。

当然,东部苗族的姓氏也不完全来自地名,代灌也是一个大姓,它却可能来自三苗时期的部落名“灌兜”,灌兜是苗族先民一个很主要的一支,在汉文献中经常出现。《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灌兜,灌兜生苗民,苗民嫠姓。”《史记·五帝本纪》说:“三苗在江淮数为乱,……放灌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现在苗姓代灌的全称仍为灌兜或灌兜灌柔,“兜”是土的意思,“柔”是石的意思,这也是灌兜取汉姓“石”为姓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就是现在贵州、云南等地的苗族为什么不自称为果雄。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原来与果雄这一支苗族先民不是同一部落,不曾居住在湘地。虽然果雄这一支苗族迁到湘西及黔西北后,有一些人继续迁到今天的贵州、云南等地,但是,这些地区的苗族大部分不是从湘西迁去的,而是从江西等地迁去的。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寨的苗族调查资料,西江为苗语译音,是无人的地方或鬼居住的地方。相传约在两千年前,即秦汉时代,这里一片森林,荒无人烟。苗族的三支氏族(引虎飞、莫虎飞、觉虎飞)由江西,经湖南南部和广西北部,沿都柳江而上,再经榕江、丹江(即今雷山)迁到此地。老人死后,要请巫师将灵魂送回东方老家,所指路线是:西江、平寨、龙久、马摇河、黄里、丹江、永乐、榕江、沿都柳江下至广西,再经湖南、湖北,直到长江下游平源。[⑤]很明显,他们不是从湘西迁徙而来的。相传在江西的苗族约好要给送来做鼓藏的凉帽和靴衫,邵秀元老人说,在他曾祖的时候(约在清咸丰、同治年间),还曾派人去榕江接取江西送来的东西。[⑥]

从图腾崇拜方面也能证实这一论点。东部苗族与瑶族、畲族一样,崇奉犬图腾,而贵州东南部的苗族崇奉的是枫木图腾。东部苗族如今仍保留有大量的犬图腾遗迹及神话,而黔东南苗族却没有这一崇拜,相反,黔东南苗族有大量枫木图腾的遗迹与神话,东部苗族又没有这种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东部苗族的语言中仍可找到这种遗迹:东部苗语把枫木叫做ndut(树)mix,其中的mix就是母亲的意思。[⑦]其实,东部苗语称母亲为mil,而不是mix,两者有声调上的差别,一个是22调,一个是51调,所以这很难说是一种文化的遗迹还是一种巧合性的相似。主张二者为一的学者,必须找到东部苗语由51调转到22调的语音转化规律。再说,即使mix是mil的古音,那也只能说明枫木是苗族的早期图腾,因为瑶族、畲族与东部苗族的图腾一样,而他们的先民都是居住在洞庭湖一带的南蛮。

如果以上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果雄”这一自称当起于夏朝。根据苗族北来说,三苗是由于尧、舜,特别是禹的大规模征讨,才瓦解而南迁的。禹之后的启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在夏朝统治的五百年间,汉文献中再未见有关三苗的记载。这是很长的一段时期,东部苗族的先民,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洞庭湖周围的湘地,并在此休养生息。为了与其它地区苗族先民相区别,他们便开始以“果雄”为自称了,意为住在湘地的人。随着人口的增长,居住地不断扩大,不同的分支又沿用以地名来命名的习惯,以当地的地名自称,这便形成了不同的姓氏。

收稿日期:1997-01-20

注释:

[①]《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

[②]《吉首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③]《春秋左传·昭公十九年》

[④]贵州省编印《民间文学资料》第六十集。

[⑤][⑥]《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之二)第248页。

标签:;  ;  

东方方言苗族自封与姓的来源研究_苗族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