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史论的会通思想——读《文献通考#183;自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自序论文,文献论文,思想论文,马端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初大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一部典制体通史巨制。全书共三百四十八卷，有自序，自序之下列二十四考，条分缕析，“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①详尽地记载了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演变的历史，是马端临一生心血的结晶。其开篇的自序纲挈全书，集中体现了马端临史学理论的会通思想。
一
马端临史学理论的会通思想，是在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
中国史学向来强调“通”的观点。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著述宗旨，其核心在于“通”字。“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②反映他的“通”既要在编纂形式上强调通史的写作，也要探索历史发展与变迁的道理。后来唐代杜佑写《通典》，表明“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③是要继承司马迁通变的观点，把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杜佑并且对“通古今之变”加以发展，将历代正史书志的有关内容及有关诏令、奏议、史论等方面的重要史料融会贯通，成为独立的典章制度的通史，在写作体例上开创了撰述通史的新途径。到了北宋郑樵撰写《通志》，他也是以推崇通史而著称的。他特别强调编写史书必须贯彻会通的原则：“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会通之义大矣哉！”④他的“通”，即在时间上贯通古今，要记载不同朝代，前后相续不断代为书，强调历史的前后联系。因此，郑樵主张编修通史，反对断代为书。他推崇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对班固的《汉书》则表示不满，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⑤他自己写的《通志》就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贯穿古今的纪传体通史。郑樵所指的“会”，是希望象百川会于海一样去会天下材料，会天下之书去修史，也即大量汇集历史文献加以编排，他的史学思想实际上是更偏重于文献学方面。
马端临写《文献通考》，与杜佑、郑樵一样也以“通”名其书，表明他是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会通观点。在写作体例上，《文献通考》基本上以《通典》为蓝本加以发展，也是一部典制体通史；但在写作旨趣上，却更接近于郑樵的观点，突出写史应明“会通因仍之道”。⑥马端临认为写史要“通”，自序中开宗明义：“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他自己就以“通儒”自许。马端临出身名门，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马廷鸾在南宋末年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是名重天下的直臣，同时又是一个博学的人。优越的家庭环境使马端临得以博览群书。他自称“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因此马端临接触了不少珍贵文献，又得到父亲指点，加上他刻苦读书，长期研究，《文献通考·抄白》称他“纂集古今，浩汗该博，殚极精力，用志良勤”，确实不愧为一“博闻而强识”之通儒。然而马端临不仅仅停留于此。他继承郑樵的会通观点，要明“会通因仍之道”，随之更进一步地把会通思想运用于历史问题研究上，推寻“变通张弛之故”。马端临认为史家应具备丰富渊博知识，上下贯通数千年，明会通因仍之道，究“变通张弛之故”，如此才有可能写出一部明备精审的史书以属来哲。马端临能有这样较深刻的思想当然与他的博闻强识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他所处的南宋末年以来特殊的历史时代，促使他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叙述“会通因仍之道”，而必然要去探究“变通张弛之故”。马端临生活于宋元之际，正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他亲眼看到矛盾重重的南宋小朝廷的覆亡和元王朝的建立。王朝的更迭，激烈的时代变革不可能不激起他对历史的深深思考。他写作《文献通考》，讲求“会通因仍之道”、“变通张弛之故”，就是企图从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损益着手，来寻求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与内在规律。正是故国覆亡的切肤之痛促使他不仅从情感上，而且以史学家的责任感，尤其地注意到历史上类似的重大变革以及这种变革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认为应该“备究古今之事件，然后可以断其议论之是非、法制之得失。”⑦如对历史上封建制与郡县制比较研究后，马端临在《封建考十六》中指出封建一事“汉以来未尝废也，然行之辄利少而害多，”最终必被郡县制所取代，其原因在于汉之后的封建诸候制“一则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则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历史上一些短命的王朝象西晋、魏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先王之法不存而强慕美名，则适足以为祸乱之阶耳”。论事必求变通张驰之故，可见他的会通观点比之前人是更进了一步。这一观点的批判与继承发展，在《自序》全文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
《自序》总括了马端临写作《文献通考》目的，书名来源以及全书的内容概要。马端临并在批评总结前代史家的基础上，把会通因仍史观运用到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的处理和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史学。
二
通过对前代史家的评论，马端临阐发了自己的会通因仍史观。他细致研究了史家及其著作，了解到各种史书体裁与内容撰述的优劣，在比较折衷后集其大成，提出了自己的编纂思想，其中也已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理解。他注意到史书内容的记载与体裁的选择之间有着内在关系。他认为史书的内容记载不外乎典章经制与理乱兴衰两方面。史家中他特别推崇司马迁，称“《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这主要也是由于《史记》能做到“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创千古著作史典范－－既叙理乱兴衰，又载典章经制，上下贯通不失会通因仍之道。史书体裁有通史与断代史之分。马端临特别强调通史的写作，因而对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很赞赏，认为《史记》之后只有《资治通鉴》做到了古今的贯通。史书只有做到通，才能交代历史的来龙去脉，卒使后人参稽考察，以为济世之用。基于这一观点，他认为郑樵对《汉书》的批评：“自班孟坚之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虽然断代为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能反映秦汉之后王朝更替的现实，但断代史在记述历史内容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因为以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两大内容相比较：一方面，历史的“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朝代之间的兴亡更替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如欲简单地从这些朝代的更替中寻找历史的必然规律，是困难的。由此看来，要探讨一朝一代的理乱兴衰，断代史是可以胜任的。但是，记载历史的理乱兴衰更宜采用通史的体裁，如“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一目了然，比之断代为史当然要好得多，因此马端临之扬马抑班，主张通史反对断代史的体裁也是势所必然的了。然而还不仅仅如此，史书记载的另一方面内容典章经制却是前后相延续的。“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历史的这种相因关系，要求史家必须通观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这是断代史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的。更何况与不相因的理乱兴衰相比，也只有典章经制能体现历史的真正的继承关系，能体现会通因仍之道，从而去追寻变通张弛之故。所以考审典章经制才是历史学家更重要的任务，这正是他继承前人的会通思想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中国史学从孔子以来一直比较注重典章制度的会通因仍之道。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⑧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⑨一方面指出了文献散佚不足征，同时指出典章经制之间的因仍损益。有相因仍，就有继承，就有相通之处，也就足为后代引以为鉴。所谓“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比如汉的朝仪官制继承秦朝而来，而唐代府兵制与租庸调制无疑是北周制度的翻版。当然，典章制度也非一成不变，而是有所损益的，有损益就有变通与革新，那么就应该去追究所以会发生变化的原因。马端临更重视变通张弛之故，这使他对会通的理解更进了一步，更深了一层。“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典章经制的历史内容决定了史书在体裁上也必须要采用通史的写作方法。
马端临主张通史的写作体裁，纵向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轨迹，要连贯上下数千年历史，通古今之变，循因仍之道，从而达到著述目的，是注重了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反映了作为史家的一种宽阔深远的视野。不仅如此，他提出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两大历史内容，更为了从横向着手，揭示封建社会的全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共二十四考，备载各种典章经制，且每一考都几乎是一门类制度的专门史，《文献通考》涉及范围之广，内容史料之丰富，精审而详赡，超过了前代的《通志》与《通典》。比如杜佑《通典》九门中以食货为开端，看到了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但食货只占了全书的七卷；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以“《食货略》言财货之源流”⑩，但大多系节录自《通典》，并无大的革新，而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经济制度方面的论述就有《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国用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共八考二十七卷，相形之下，食货部分大为增加，说明他能用更全面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经济。不仅在经济方面，有关政权机构的有《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共四十卷；还有涉及社会、政治等级制度的《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八十一卷；国家暴力工具方面的《兵考》、《刑考》二十五卷；文化方面的《经籍考》七十六卷；有关历代国家组织形式变迁的《帝系考》、《封建考》二十八卷；另外还有关于天文地理的《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以及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四裔考》共二十五卷。马端临以二十四考三百四十八卷巨幅详尽记载了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发展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端临对于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主要是对于封建制社会的一个横剖面的看法。这种看法把封建社会的主要组成方面都列出来了，并且从经济制度说到政权机构、表达等级制度的礼制、镇压武器以至意识形态，这是按照社会现象和事物发展中本来先后的地位列举出来的。……马端临勾画出了封建社会的素描的图景，……在他那个时代能提出这个图景，已是难能的了。”(11)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史家，不仅纵向贯通历史，而且也能横向解剖社会，这不能不归结于马端临的史学卓识。
马端临虽然偏于典章制度的著述，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对历史的看法就局限于典章经制。他竭力要揭示历史的全貌，把横向历史看成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二条线索，且应贯穿古今，融会错综。但由于“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随着史学的发展，自司马迁以后“编简浩如烟埃”，更何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后代史家已不可能象司马迁那样兼顾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了。即便是《文献通考》专载典章经制已是洋洋洒洒三百八十卷。究其著述出发点是要讲求“会通因仍之道”、“变通张弛之故”，也就不必再涉及不相因的理乱兴衰了。即使从要揭开历史全貌的史识出发，马端临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古今咸在”，可以说把历代理乱兴衰、朝代更替写到了极致。然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所以他的从典章制度着手写作通史，也大有补温公不足之意。
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完成了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然而这种内容的通史体裁并非是他独创，而是以杜佑《通典》为蓝本。杜佑“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加以“杜书纲领宏大，孝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那么马端临为什么还要写《文献通考》呢？马端临认为《通典》在体例上依然存在着缺陷。马端临对《通典》的钻研是较深的。他肯定杜书的可取之处，也指出其不通之处，并一一加以列举：一是“节目之间未为明备”。如赋，“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马端临分赋为与人丁人户有关的口赋、算赋，并将之编入《户口考》，而把与田制有关的赋税与田制合并，列为《田赋考》；又如贡，“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贡乃包篚之属”，与税法是不一样的。这些是经济制度上的分类不明确。在政治制度方面，杜佑“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分目也不精细。其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象天文、五行、艺文等在史书各志中已有记载，而《通典》则一概删去；《后汉书》之后史书虽没有诸侯王列侯表，然而各代封建诸侯制度“犹未废也”，《通典》也没有加以增补。其三，由于时代的变化，典章制度虽有因仍但也有损益，也在不断发展着。如唐天宝之后出现许多新的史料象“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及各代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效王溥所作而“唐之前无其书”，这些新出现的内容为“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可惜杜佑无法涉及。针对以上列举的种种问题，《文献通考》有调整修订，也有扩大补充。“增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将《通典》的九门增为二十四考。其中十九考是根据《通典》编写的，另又新创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独立成考。《文献通考》史料采摘繁富，分门别类更为精确，已远远超过了《通典》。特别是续补唐天宝至南宋嘉定末年近四百七十年的空白，所载宋代部分尤为详细，又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则在史料上更显示其珍贵性了。可见《文献通考》以会通为宗旨尽括了《通典》一书精华，又纠正其在体例上的不通之处，反映了马端临在历史编纂学上独特而全面的史识。
从写作典制体通史角度出发，马端临也没有忽略郑樵《通志》二十略在史学上的地位。他肯定郑书该括甚大，其中的“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所谓‘出臣胸臆，非诸儒所得闻’者，诚是也。”然而二十略在体例上依然是不完备的：“至于天文、地理、器服，则失之太简，如古人器服之制度至详，今止罇櫑一、二而谓之器服略，可乎？若礼及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者……天宝以前则尽写《通典》全文，略无增损；天宝以后，则竟不复陆续，又以《通典》细注称为已意，附其旁而亦无所发明。”(13)批评了郑樵只抄袭《通典》而无所创新，也没能补充天宝之后所缺部分，所以二十略还是过于疏略了。对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已加以纠正。
由以上可以看出马端临研精覃思，写出《文献通考》这样一部典制体通史，就是从批评继承和发展前人会通史观出发，集各家之大成，力求选择出能够最全面地体现历史全貌的编纂法。
三
马端临在文献学和史料的选择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解释《文献通考》书名命名的原因：“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以已意，附其后焉。”“文”是旧籍，“献”是当时及后来学者的议论和朝臣奏疏，有叙事、论事再加上作者的考订，文、献、考三个层次井然有序。征之文献，叙述典章经制，并从精选的文献中得出自己认为恰当的结论，包含了马端临对旧籍及前人思想的评论。从书名看，文、献、考都要通，则是在文献的选择、材料的甄选上要融会贯通；考，即各篇所下案语，也要贯穿古今，折衷至当。并且从追究变通之故出发，应究极旨归，推明得失，这也是他会通思想的反映。要会通，必须广泛收集材料。他以经史为本，参考历代会要及百家传注于书，又广泛收集时臣奏疏，近儒评论，即使名流燕谈、稗官记录，凡是可以与旧籍相验证的一话一言都不愿遗漏。如《田赋三》所载“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属于“文”；引沙随程氏评论“开元中，豪弱相并”云云属于“献”；作者按语：“按宇文融、杨炎皆以革弊自任”云云属于“考”。随之又分析在两税法实施后所出现的一些弊病：象建中三年、贞元四年、八年在两税之外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另外由刚实施两税法时的“钱轻物重”，致使纳税者实际负担增加，等等。这样又引起了对两税法与租庸调法的争执。因此，《田赋考三》“文”部分又收录了宰相陆贽上疏所陈：“请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以及“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二人皆以为应废两税而复租庸调制。“献”部分附上东莱先生吕祖谦的议论：“赋役之制，自禹贡始”云云。最后作者在“考”部分加上两条长长按语，阐明自己观点：“自秦废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计多少……盖虽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论述了历史上赋税制度的变化情况及其优劣之处，肯定了两税之法“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在第二条按语中作者论及历史上户口数目变化与赋税制关系时指出：“隋唐土地不殊两汉而户口极盛时才及其三之二，何也？盖两汉时户赋轻，故当时郡国所上户口版籍，其数必实。自魏晋以来户口之赋顿重，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固其势也。南北分裂之时，版籍尤为不明，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苟避科役，是以户数弥少。隋唐混一之后，生齿宜日富。休养生息莫如开皇、贞观之间，考核之详莫如天宝，而户数终不能大盛。且天宝十四载所上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而不课户至有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夫不课者，鳏寡、废疾、奴婢及品官有荫者皆是也。然天下户口岂容鳏寡、废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说矣。然则以户口定赋，非物不能均贫富，而适以长奸伪矣……”由此看来，两税法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虽非盛世事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马端临所加这些按语，不乏精警之处，也足见他融会贯通的功力。
在史料的选择上，马端临也不是良萎不分的，取舍的态度十分审慎：“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凡有可疑，未见允当之处，则加按语考证修订。如《封建一：上古至周封建之制》按语云：“诸候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礼》大司徒职方氏所载与王制及子产、孟子所言不合。郑注以为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会二说而一之。如陈祥道、唐仲友之论特为明畅，故备录之。若止斋径围之说，则侯伯子之地仅可吻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仅得五十里之半，其与王制、孟子所言均为龃龉不合耳。”又如《选举》中按语云：“祖宗以来，试进士皆以诗赋论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尝试策”。其后云“不知试策实始于何年，当考。”在《经籍考·史部》论及《通志·略》按“此书刊本元无卷数，止是逐略分为一、二耳”，又引中兴四朝《艺文志·别史类》与《二十略·序文》不同说法，提出“岂彼二百卷者自为一书，亦名之曰《通志》，而于此序附言其意邪？或并二十略共为一书邪？当俟续考。”则是对一时难以下论断的问题加以存疑，反映出马端临严谨的治学方法，也正是史家写作信史应有的态度。
会通思想也使马端临能够较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自序》各考小结及各考门目之中不时出现的按语都显示了他的史学思想，颇富异彩。如“法后王”的思想，他引荀子的话：“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因为有着历史上的因仍关系，所以审后王之道，则可观圣王之迹。借助文献的流传，虽“生乎千百载之后”也可“论千百载之前”，由今而可推知古，古今相连，且从古至今历史不断地发展有着内在规律即所谓“故”，同时也有历史的必然性，即他经常强调的“古今异宜”，“其势然也”、“不容不然”。从传统思想出发，他称颂唐尧虞舜之古制，但作为史家他看到历史的必然发展，这是客观的时势，表达了他顺应时势，肯定变革的进步思想。评论到王安古变法的利弊，他指出：“以青苗赊货一事观之，则知《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适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14)他论及田制：“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井田制在三代为良法，租庸调制在唐代初始为良法，是与当时的时代相适应的。问题在于一旦时移世变，良法也会出现弊病，如果不顺应时势，“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虽圣人复生也行不通的。只有承认古今时势的不相宜，肯定历史上的变革，才是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对于长期以来的封建、郡县之争，他同意柳宗元的主张，赞成郡县制，反对封土建侯。“柳、苏二子之论，其剖析利害、指陈得失，莫不切当不可废也。”马端临折衷指出：“封建之难行久矣。盖其弊不特见于周秦之际，而已见于三代之初，”并以大量史实精辟论证”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盖时不唐虞，君不尧舜，终不可复行封建。”(15)不顾形势而主张恢复封建制的议论，完全是不识时务的书生之见。他的这些史识，与会通观点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总之，《文献通考，自序》是马端临史学批评通识的高度概括。在历史编纂学、文献学和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他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会通思想，并发扬光大，表现了他对历史的独特见解，使《文献通考》这部典章巨制具有可贵的科学价值。
注释：
①乾隆《重刻〈通考〉序》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通典·食货门·总序》
④⑤⑩《通志·自序》
⑥《文献通考·自序》以下引此文不再注。
⑦《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
⑧《论语·为政》
⑨《论语·八佾》
(11)白寿彝《学步集》
(12)(13)《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十八·史部》
(14)《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七》
(15)《文献通考·封建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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