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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9-0098-07 沈约事迹，《梁书》本传和《南史》本传记载较详，再加上其他文献的印证，还是比较清楚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他究竟于何时起家奉朝请、有没有随蔡兴宗到会稽、出任东阳太守时间与任期以及有没有到过天台桐柏山金庭馆等，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被人疏忽，不置一词。笔者试图对这几个问题作些探索，以求得到比较圆满的解答。究于何时起家奉朝请和出任东阳太守的时间与任期这两个问题，已作《沈约事迹二考》，载《文史》第四十一辑，本文则是对其余两个问题的考证。 随蔡兴宗到会稽 《梁书·沈约传》曰： 起家奉朝请。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兴宗为郢州刺史，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尝谓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及为荆州，又为征西记室参军，带厥西令。兴宗卒，始为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①转外兵，并兼记室。入为尚书度支郎。② 在这段记载中，写了沈约在刘宋时期的一段生活经历，他为蔡兴宗所赏识，先随其到郢州，又随之到荆州，直到蔡兴宗去世。伍俶《沈约年谱》③和铃木虎雄《沈约年谱》④均作此记载。 这样的记载，本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蔡兴宗任郢州刺史之后和任荆州刺史之前的中间还有一段经历是任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宋书·蔡兴宗传》曰：“泰始三年春，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在任三年，迁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加散骑常侍，寻领兵置佐，加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诸军事，给鼓吹一部。”⑤蔡兴宗任镇东将军、会稽太守的时间是泰始五年(469)六月，《宋书·明帝纪》曰：“(泰始五年六月)壬申，以安西将军、郢州刺史蔡兴宗为镇东将军。癸酉，以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⑥蔡兴宗担任镇东将军、会稽太守直至泰豫元年(472)夏四月，《宋书·明帝纪》曰：“(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渐……镇东将军蔡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⑦蔡兴宗在会稽时间长达2年10个月。 那么，蔡兴宗任会稽太守时，沈约有没有随蔡兴宗到会稽太守府任职呢？伍俶《沈约年谱》和铃木虎雄《沈约年谱》均不提这个问题，不作系年，其他关于沈约的评传也不提这个问题。⑧笔者经过考证，认为沈约是随蔡兴宗到会稽的，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得到证明。 首先，从沈约在会稽所作的诗歌来考察。沈约的诗集中，还保存着2首诗，可以认定是在会稽所作。一是《少年新婚为之咏诗》，诗云： 山阴柳家女，莫言出田墅。丰容好姿颜，便僻工言语。腰肢既软弱，衣服亦华楚。红轮映早寒，画扇迎初暑。锦履并花纹，绣带同心苣。罗繻金薄厕，云鬓花钗举。我情已郁纡，何用表崎岖。托意眉间黛，申心口上朱。莫争三春价，坐丧千金躯。盈尺青铜镜，径寸合浦珠。无因达往意，欲寄双飞凫。裾开见玉趾，衫薄映凝肤。羞言赵飞燕，笑杀秦罗敷。自顾虽悴薄，冠盖耀城隅。高门列驺驾，广路从骊驹。何惭鹿卢剑，讵减府中趋。还家问乡里，讵堪持作夫？⑨ 此诗明白如画，题目也很醒目，是为了一新婚的农家少女所作。“山阴”，会稽郡之郡治所在地，当可知此诗作于会稽。“山阴柳家女，莫言出田墅。”意思是说会稽有一位姓柳人家的女儿，不要说她是出身于农户人家的。开了一个头之后，接下去从“丰容好姿颜，便僻工言语”到“羞言赵飞燕，笑杀秦罗敷”，都写这女子的美貌。“自顾虽悴薄，冠盖耀城隅”以下几句，由看到山阴女子结婚想起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悴薄”，寒悴微薄；“冠盖”，官员的冠服和车乘。自己虽然地位低微，面容憔悴，但还是穿着官服，乘着官员才能乘坐的车子，能够在高门(太守府)任职，跟着太守出门巡视。“何惭鹿卢剑，讵减府中趋”，这个“府”当是太守府。最后两句“还家问乡里，讵堪持作夫”，“乡里”，浙东方言，意为“妻子”。意思是：“回家问问妻子看，我这样的人还够做丈夫的资格吗？”将这首诗定于沈约在会稽时作，从身份、年龄来看都是十分适宜的，但吴兆宜注《玉台新咏》时，引施宿《会稽志》云：“柳姑庙，在山阴县西一十里，湖桑埭之东，前临镜湖，盖湖山胜绝处也。乡人旧传以为罗江东隐尝题诗，今不存。又，明初李助教昱宗表《草阁集》有《题徐原父画梅歌》，中云：‘寻常更有梅花船，系在鉴湖柳姑之庙边。’当即此女也。”⑩按，鉴湖即镜湖，此注将诗中所描写的女子看作是柳姑庙的柳姑神，大误。本诗从题目到内容，当是描写一山阴农家女无疑。 第二首诗是《石塘濑听猿诗》，诗云： 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不知声远近，惟见山重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11) 这是一首写景寄情的小诗，诗人野处独伫，万籁俱寂，四旷幽冥，不见月明风清，唯闻夜猿长鸣。噭噭，猿悲鸣之声；溶溶，烟雾浓盛之貌。夜猿悲啼声声，闻之毛骨悚然，不胜凄凉哀伤之意。但在沈约心中，却独独唤起一种闲雅的情趣，他仿佛从这猿鸣声声中，聆听大自然的清音，欣赏大自然的野趣，不知不觉，心驰神怡，从“夜”到“晨”，时已天明，诗人想要看到猿却始终未见，只见重沓的山峰。东岭的猿在唱，西岩的猿在答，节奏明快，饶有情趣，这首诗作于何处？作于石塘濑。《越绝书》卷八云：“石塘者，越所辖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12)越，古国名，建都会稽，《左传·宣公八年》杜预注：“越国，今会稽山阴县也。”(13)故越既可指浙江或浙东一带，也可专指会稽。濑，《说文》：“濑，水流沙上也。”(14) 其次，可从沈约对蔡兴宗在会稽郡的政绩的知晓情况来推测。《宋书》为沈约所撰，在沈约之前，已有徐爰等3人作《宋书》，沈约曾参酌之。然蔡兴宗与沈约关系非同一般，《蔡兴宗传》当为沈约亲作，其任会稽太守一段，叙事较详：“迁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加散骑常侍，寻领兵置佐，加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诸军事，给鼓吹一部。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兴宗皆以法绳之。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兴宗悉启罢省。又陈原诸逋负，解遣杂役，并见从。三吴旧有乡射礼，久不复修，兴宗行之，礼仪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为郡，亦行乡射。”(15)用高度概况的语言叙述了蔡兴宗在会稽所做的几件事：一是不畏豪强，对于不遵法律、强占民田、扰乱百姓的豪强，均予制裁；二是在会稽地方，自刘宋朝廷以来，王公贵族经常搜刮百姓，督责无穷，蔡兴宗启奏朝廷，全部省去；三是赦免百姓原来所负欠的租税，遣散原来所征的杂役；四是恢复乡射礼仪。这四件事，假如沈约本人不在会稽蔡兴宗府，可以说是不大写得出来的。字里行间表达了沈约对蔡兴宗的推戴与敬仰，也包含了屡遭家难之后，年轻的沈约对清平政治的向往。 再次，我们可以从沈约与蔡兴宗及其后代的交往来推知。在沈约前期仕宦生涯中，蔡兴宗是一位起了很大作用的人物，他对沈约赞誉备至，引荐有加。沈约《宋书·自序》：“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将军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赐许……”(16)又《梁书·沈约传》：“兴宗尝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17)可见蔡兴宗对沈约非但提携有加，而且是十分欣赏的。 而沈约呢？也对蔡兴宗十分感谢，铭记在心。蔡兴宗死后，沈约转为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法曹参军，后转外兵参军，并兼记室，二度到达郢州，作有《栖禅精舍铭并序》，序云：“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厕番麾，预班经创之始。今重游践，览旧兴怀。故为此铭，以传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岁次某时某月某朔某日尔。”(18)而蔡兴宗的后人也一直与沈约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南史·蔡廓传》记载了梁武帝与蔡兴宗之子蔡撙的一段对话：“武帝尝谓曰：‘卿门旧尚有堪事者多少？’撙曰：‘臣门客沈约、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无人。’约时为太子少傅，岫为右卫将军。”(19)由此理推之，在蔡兴宗由郢州刺史调任会稽太守，再调任荆州刺史这一段时期内，沈约是一直追随蔡兴宗左右的，否则，不可能建立如此深厚的关系。而且，会稽离吴兴武康不远，沈约可常返家乡探望老母，当更应随蔡兴宗而来。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蔡兴宗任会稽太守时，沈约是跟随着到会稽，并在太守府任职的。也就是说，蔡兴宗在任郢州刺史、会稽太守、荆州刺史时，沈约是一直追随左右的。 永泰元年赴天台桐柏山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沈隐侯集》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一均收有沈约《桐柏山金庭馆碑》一篇，据碑文内容，为齐永泰元年(498)所作。然伍俶《沈约年谱》和铃木虎雄《沈约年谱》均指其为伪。《伍谱》云： 案《全梁文》三十三(按，当为卷三十一)《桐柏山金庭馆碑》：“高宗明皇帝以上圣之德，结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赐提引。末自夏汭，固乞还山。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圣主缵历，复蒙絷维。永泰元年，方遂兹愿。遂远出天台，定居兹岭。所憩之山，实惟桐柏……因高结坛，凭岩考室。饰降神之宇，置朝礼之地。桐柏所在，厥号金庭。事昺图，因以名馆。圣上曲降幽情，留信弥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约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窜景穷麓。”(20)是君于建武之世，憩趾汝南，则为本传之所未详，亦无从考其在某年矣。此文言高宗明皇帝，自是永泰元年帝没之后，故得称谥。又言“圣主缵历”，又言“永泰元年”，殆是永泰元年七月明帝已崩之后，东昏即位之初。惟明帝遗诏，亦是君作。自是之后，君官左卫将军、通直常侍，不宜远适桐柏。凡此诸疑，非浅学所能宣泄矣。(21) 认为是时沈约不可能“远适桐柏”。他认为“建武之世，权憩汝南”，这个“桐柏”是在河南。《铃木谱》云： 观此约在东昏之初，正谋隐退，约集《桐柏山金庭馆碑》(《艺文类聚》七十八集)，桐柏山在河南省南阳府桐柏县之西南三十里(《清一统志》)，碑文：“早尚幽栖，屏弃情累，留爱岩壑，托分鱼鸟，途愈远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以上圣之德，结玄妙之念，忘其菲薄，曲赐提引，末自夏汭，固乞还山，权憩汝县南境，固非息心之地。”此谓在明帝之时，曾一度辞职，留汝南县职境，又曰：“圣主(谓东昏耶)缵历，复蒙絷维。永泰元年，方遂初愿，遂远出天台，定居兹岭。”又曰：“圣上曲降幽情，留信弥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约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窜景穷麓。”由是以观，永泰元年初，遂幽栖之愿，由天台山出，而居桐柏山，为道士十人之首而祈福祉，长离人类之世界而居汝南县境、居天台山桐柏山。此似另一人之行为，非沈约也，惟他处不可证得其关系。约果有此事与否，不能知也。若以此碑文为约所作，则可证其有此事实，姑记之以存疑。(22) 认为桐柏山在河南省南阳府桐柏县，沈约“由天台山出，而居桐柏山”，但沈约是不可能去那里的，故认为这篇文章似是另一个人所作，即不是吴兴武康的沈约所作。然二位先生却是错了。首先，关于桐柏山金庭馆的所在，不在河南省南阳府桐柏县，就在离京城建康和沈约家乡吴兴武康不远的天台，即今浙江省天台县。康熙《天台县志》卷一“山川”云：“桐柏山，在县西北二十里，十二都，七十二福地之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岭路九折，至洞门一望，佳景豁然，道观此处其中，唐司马承祯隐此，旧《图经》‘周灵王太子晋，主金庭、治桐柏山’即此也。”(23)《天台山方外志要》卷之二“寺观”有“敕建桐柏崇道观”条云：“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十二都，旧名桐柏观，唐景云二年为司马承正(祯)建。回环有九峰，宫当其心。自福圣观北盘折循岭而上，至洞门，佳境豁然，道书桐柏金庭洞天，即王子晋所治。中有三桥，一见二隐。木则苏玡琳碧，泉则石髓金浆，人得食之，后天不老，《真诰》云：‘吴有勾曲之金陵，越有桐柏之金庭，三灾不至，洪波不登，实不死之福乡，养真之灵境。吴赤乌元年葛元于此炼丹，至今有朝斗坛、唐睿宗敕造桐柏观……宋大中祥符元年，改桐柏崇道观。’”(24)卷之三“碑文”云：“《金庭观碑》，梁沈约撰，碑亡。”(25)卷之八“艺文·碑类”有《唐崔尚桐柏观碑》，碑文云：“天台也，桐柏也。释谓之天台，真谓之桐柏。此两者同体而异名，同契乎元，道无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耶？非桐柏耶？因斯而谈，则无是是，无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万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号金庭宫。即右弼王乔子晋之所处也，是之谓不死之福乡，养真之灵境，故立观有初，强名桐柏焉耳。古观荒(按：《全唐文》补“废”字)则已久矣。故老相传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后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坛址五六，厥迹犹在。洎乎我唐，有司马炼师居焉。景云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观。”(26)《天台山全志》卷之五“宫观·金庭观”云：“在西桐柏山，嵊县东八十里。唐裴通记云：剡中山水之秀丽，金庭洞天为最。其小香炉峰顶人莫能见，晋王羲之家于此，有书楼、墨池遗迹。南齐道士褚伯玉建金庭观，即羲之宅也。”(27)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知道，此桐柏山就在今浙江省的天台县，在南齐管辖范围之内，并非河南南阳府桐柏县之桐柏山。山上有金庭观，也即金庭馆，是桐柏山中部一个洞天，即“号金庭宫”者也，当时为道教圣地，是七十二洞天之一。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这句话的意思，伍先生和铃木先生认为此文不是沈约所作，因为沈约未去过河南汝南。确乎如此，且汝南当时在北魏政权统治之下，不是南齐辖地，沈约不可能到达。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汝南”两个字有其他什么意思呢？考“汝南”二字，还有“评论”之意。《后汉书·许劭传》曰：“初，劭与靖(劭从兄)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28)后因称品评人物为“汝南月旦”或“汝南评”。品评人物，是当时的时代风尚，与沈约同时但略晚的钟嵘曾作《诗品》，其序言曰“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29)，就指出东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九品论人；而刘歆的《七略》，则是分流派叙述介绍过去的学术。至于时代风气，自汉末清谈盛行，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度，自此以迄南朝，形成了一种注意从道德品质、政治才能方面品第人物的社会风气。除表现在言论方面外，还有专门著作，《隋书·经籍志》的“史部·杂传”类有《海内士品》(30)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海内士品录》)，题魏文帝撰。梁阮孝绪著《高隐传》，曰：“上自炎皇，终于天监末，斟酌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篇；始终不耗，姓名可录，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篇。”(31)(《南史·阮孝绪传》)这种风气影响及于文学、艺术领域，曹丕的《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已经详论了建安七子文章的优劣。到齐梁时代，其风更盛，还出现了一些专著。绘画方面有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分画家为六品，各家均加以评论，或单评，或两人合评；后梁庾肩吾撰《画品》，分画家为三品，每品又分三等；又有钟嵘的《诗品》，亦将诗人分为三品。此外，围棋方面也有专著，据《隋书·经籍志》载，东晋范汪等撰《围棋九品序录》，南朝时又有《棋品叙略》、《建元永明棋品》、《天监棋品》等著作。(32)今由此可见，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建立以来，对人物的德才以至于各种文艺领域的分品论人，影响深远广泛，南朝时这种风气尤为普遍，沈约对这种风气是十分清楚与明了的，且当时做官也要靠人的品评与提携，当时的官员就处在这种品评的氛围之中。沈约是个大文豪，他写作这篇碑文，就是否用了一种文学的手法来写呢？即借“汝南县境”来表达当时生活的氛围呢？“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意思是“权且生活在一种随时被人品评的氛围之中，这本来就不是养息我的心神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沈约这篇文章的这段话就说得通了。 那么沈约有没有到过天台桐柏呢？史书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只有方志中记载这件事情，康熙《天台山全志》卷之五“宫观·桐柏山”：“齐永嘉(按，当为“永泰”)元年，将军沈约一千余人，弃官乞为道士，居之。”(33)这段记载颇令人怀疑，方志后出，附会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不能排除真有“乞为道士”一事的几分可能性。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沈约到天台桐柏山金庭馆，并作《桐柏山金庭馆碑》一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南朝史实，对沈约十分赏识的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不幸早于齐武帝而死，不久齐武帝死，另一位对沈约比较赏识、与沈约关系甚好，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在与郁林王萧昭业和萧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失败，郁闷而死。萧鸾先后立了两个傀儡皇帝，终于连废二帝而自己登基作了皇帝，是为明帝。沈约在萧昭业上台不久就外补当了近3年东阳太守，再回到建康，担任五兵尚书，再转国子祭酒，心情抑郁，写有《直学省愁卧》等诗。永泰元年，齐明帝病死，东昏侯上台，政治更加昏暗，沈约想离开这个环境，可能也是一种真实的意向。 二是沈约对道教有深厚的感情，因他家祖上世代信奉道教，《宋书·自序》中即言其祖上信奉道教一事：“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34)沈警是沈约高祖，沈警后因儿子穆夫(沈约曾祖父)参与孙恩之乱，多人被杀，几遭灭门之灾。沈约亦信道教，其临死之时，梦齐和帝以剑割其舌，命道士奏上赤章之事即可证明。 三是南朝人多以事佛事道作为一种信仰与思想寄托，有政治目的，说是到道观去做道士，不一定真的就留在道观里做道士；说是到佛寺中做和尚，不一定就真的留在佛寺里做和尚。比如梁武帝曾多次舍身同泰寺做和尚，每次都由朝臣出钱赎回，他只不过以此方式来弘扬佛教，和为同泰寺募捐一笔钱财，并表示一种意向而已。笔者推测，沈约此碑文之作，也是为了弘扬道教，说是“乞为道士”，其实可能也是表示一种意向而已。 四是从沈约自己所作的诗文来证明。沈约在天监九年(510)曾作《致徐勉书》，中曰：“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而建武肇运，人世胶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托卿布怀于徐令，想记未忘。”(35)“昏猜之始”，即指东昏侯即位之后，关于东昏侯，《南齐书·东昏侯传》曰：“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高宗亦不以为非，但勖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发诏不许，使三日一朝。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高宗临崩，属以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性重涩少言，不与朝士接，唯亲信阉人及左右御刀应敕等，自江祏、始安王遥光诛后，渐便骑马。日夜于后堂戏马，与亲近阉人倡伎鼓叫……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36)《南史·齐本纪下》记载更详。在这样的“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的形势下，沈约的心情怎么能舒畅呢？他在《与徐勉书》中提到的“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是否就是指永泰元年(498)离京到天台山桐柏山金庭馆求为道士一事呢？“永泰”是齐明帝年号，永泰元年七月，萧鸾死，东昏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永元”，“昏猜之始”当指永泰元年七月东昏即位后最初这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永泰元年，由于政治昏暗，沈约曾一度离开京都建康，到达天台桐柏山金庭馆，并作《桐柏山金庭馆碑》，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返回了建康。 只因政治昏乱，2年后即“永元二年”，沈约又一次因母老要求解职(《梁书》本传)，这与本题无甚关系，不多赘述。 话还是得回来，上文所罗列的种种论据，都是针对《伍谱》和《铃木谱》而发的，而《伍谱》和《铃木谱》又是根据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沈隐侯集》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所收的沈约《桐柏山金庭馆碑》所发的，考《全梁文》中此文下注出处曰“《艺文类聚》卷七八”，而《沈隐侯集》所收之文不注出处，今检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八《灵异部上·仙道》所引沈约《桐柏山金庭馆碑》全文为： 若夫上玄奥远，言象斯绝。金简玉字之书，玄霜绛雪之宝，俗士所不能窥，学徒不敢轻慕，非天禀上才，未易可拟。自惟凡劣，识鉴鲜方，早尚幽栖，屏弃情累，留爱林壑，托分鸟鱼。既远出天台，定居兹岭。所朅之山，实惟桐柏。仰出星河，上参倒景，高崖万仞，邃涧千回，翘心属念，晚卧晨起，采三芝而延伫，飞九丹而宴息，乘凫轻举，留舄忘归，铭曰：日为车马，芝成宫观。虹旌拂月，龙辀渐汉。万春方华，千龄始旦。(37) 与《全梁文》卷三一所收文字不符，如按这篇文字，无“汝南”等河南地名，当更可断定为沈约作无疑。那么《全梁文》卷三一所收的文字又出于何处呢？鄙意即据明代崇祯年间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沈隐侯集》。而张溥又据哪一种书呢？也没有说明。今查康熙《天台山全志》卷二收有此文，不知是抄自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沈隐侯集》的呢，还是另有所本？笔者鄙意当抄自《剡录》。《剡录》，宋代名志，即《嵊县志》，因嵊县古称剡县，故名。作者为南宋高似孙。唐代欧阳询编类书《艺文类聚》收入了《桐柏山金庭馆碑》的一段文字，南宋高似孙作《剡录》，抄录沈约《桐柏山金庭馆碑》全文，应该是此碑还在。高似孙，“字续古，号疏寮，馀姚人，淳熙十一年进士。”(38)宋宁宗嘉定初年，史安之知嵊县，以其地未有志，乃欲修县志，访高似孙撰之。嘉定七年(1214)书成，次年刊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桐柏山金庭馆碑》的作者是沈约无疑，因为这个桐柏山金庭馆在天台，在南齐范围内。其次，据此碑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沈约在南齐末年的真实思想情况，同时也可以了解沈约为什么在齐末积极赞诩萧衍夺取政权的动机了。 ①按此处“晋安王”当为“晋熙王”之误。据《宋书》卷8，晋安王刘子勋大明四年(460)封，泰始二年(466)被杀。另无晋安王之封。又《宋书》卷9，晋熙王刘燮元徽元年(473)二月为郢州刺史，事在蔡兴宗死后次年。 ②姚思廉：《梁书》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33页。 ③伍俶：《沈约年谱》，《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辑刊》1931年第7期。 ④铃木虎雄：《沈约年谱》，马岛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⑤沈约：《宋书》卷57，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83页。 ⑥沈约：《宋书》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页。 ⑦沈约：《宋书》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页。 ⑧王达津：《沈约评传》，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刘静夫：《沈约评传》，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⑨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 ⑩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 (11)欧阳询：《艺文类聚》卷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652页。 (12)袁康、吴平：《越绝书》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13)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载《汉魏古注十三经》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65页。 (14)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32页。 (15)沈约：《宋书》卷57，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83页。 (16)沈约：《宋书》卷10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6页。 (17)姚思廉：《梁书》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33页。 (18)释道宣：《广弘明集》卷16，载《大正藏》第52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年，第213页。 (19)李延寿：《南史》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75页。 (20)引文有误，已据明崇祯刻本《沈隐侯集》改正。 (21)伍俶：《沈约年谱》，《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集刊》1931年第7期。 (22)铃木虎雄：《沈约年谱》，马岛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9页。 (23)天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清康熙〈天台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年，第65页。 (24)天台山国清讲寺：《天台山方外志要3》卷2，天台山国清讲寺编，2007年，第7页。 (25)天台山国清讲寺：《天台山方外志要3》卷3，天台山国清讲寺编，2007年，第5页。 (26)天台山国清讲寺：《天台山方外志要4》卷8，天台山国清讲寺编，2007年，第1页。 (27)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9页。 (28)范晔：《后汉书》卷6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35页。 (29)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2页。 (30)魏征：《隋书》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74页。 (31)李延寿：《南史》卷7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94页。 (32)魏征：《隋书》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7页。 (33)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9页。 (34)沈约：《宋书》卷10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45页。 (35)姚思廉：《梁书》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35页。 (36)萧子良：《南齐书》卷7，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2页。 (37)欧阳询：《艺文类聚》卷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342页。 (3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