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与认同的代际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污名论文,中国论文,移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4-0030-08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农民阶层迅速分化并向城市迁移，形成为行走于城乡之间的中国新兴而特殊的群体。30多年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区域性迁移的这一代移居城市的农民已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或住所，逐步从临时性流动阶段转向定居城市的新阶段，他们被视为中国城市的第一代移民群体。与直接脱胎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第一代移民不同，他们的子代——第二代城市移民大多生于农村、长于城市或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他们在身份认同观方面已经出现了代际分化的取向。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因移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而导致的污名依然存在。本研究引入社会表征的研究视角，探讨移民污名的社会表征建构过程和基耦本质，以及移民的污名感知和认同观与应对策略的代际变迁。
一、引论：中国城市的代际移民
克里弗德(J.Clifford)认为，移民本身是一种“旅行的文化”，它包含着“连续和断裂、本质和变迁以及同质和差异的历史性对话”①。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显示，在未来20年内，中国城市40%以上的人口将由外来移民构成②。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不断促进了人口城市化和城乡结构的转变。在人口扩张的进程中，中国的移民人口越来越成为典型性群体。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中国城市第二代移民也开始成长起来。
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城市移民的身份历来被划分到农民阶层，这使得无论是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移民即使进入了城市，但却以边缘化人群的身份存在于目前强烈的身份社会中。作为一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身份类别，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的移民在中国社会中是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③。本研究所指的“第一代城市移民”是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他们主要依靠体力劳动从事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目前这一群体在城市中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住所和工作。而“第二代城市移民”是指第一代城市移民的子女，他们大多生在农村、长在城市，甚至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由于长期脱离了家乡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们对乡土产生了距离感与陌生感，乡土认同逐渐减弱甚至不复存在。然而城市并不完全接纳他们，社会资源并不平等地向他们开放。与直接脱胎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第一代移民不同，第二代城市移民处于乡村和城市的夹缝中，他们缺乏乡土认同，虽然对城市充满期待但现实情境常常表现出认同错位，他们生活在无法回到农村，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的双重悖论中。
针对第二代城市移民，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流动儿童”的概念，但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本研究决定采用“二代城市移民”(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s)的提法，其主要初衷包括：第一，移民现象是指个人或群体持续进行的跨越地域界线的运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的地域流动。国内许多相关研究在使用“流动”概念时，蕴涵着该群体最终要返回原籍的预设④，但现实情况显示农村人口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因而本研究使用“移民”来替代“流动”之说。第二，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为12.45%。根据这一比例和全国流动人口总量（1.4735亿）推算，全国14周岁及以下二代移民规模达到1834万人⑤。事实上，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城市二代移民中不仅有大量的流动儿童，也出现大量的已成年或接近成年的移民群体，他们较之年幼的儿童其心理更为成熟，对城市的感知和认同也越加复杂。另外，按照国际惯例，二代城市移民群体不应仅仅限制于0-14岁，而应涵盖符合以上条件的子代即可。因而本研究将二代城市移民群体定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第一代移民群体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区域性迁移后，已在移居城市中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学习或住所并且具有长期定居意愿的第一代移民群体的子代。
二、社会表征视角下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和代际感知分化
早在1954年，奥尔波特(G.W.Allport)就在《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中指出，偏见和歧视是不可避免的⑥。在社会的语境中，每个社会人都被分类或范畴化，为此人们获得了多重的群体身份和群体成员资格。城市移民属于其中的一个特殊范畴，在所有以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为和核心价值负荷与分类线索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界定在不同的范畴和群体中，这些范畴和群体实际上也表征了社会成员对资源占有的情况，同时范畴和群体的本身也洞悉了社会的分化和群体的差异。⑦⑧由于群体地位的差异，城市移民群体无论在认知上还是情感上都会对自我和所属群体产生不承认或拒绝，并同时伴发一种悲观和颓伤的心态，心理上也会产生一种污名感、疏离感和自卑感。当然，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城市政府力图改变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其城市内部的城乡范畴化，但是在城市居民的内心中这种建构起来的污名却很难改变其固化的性质，并日益以内隐的方式存在。在人们所共享的主流文化中有关群体的被污名化的认识和理解构成了污名的社会表征，它包括了对施加污名者对被污名者的消极刻板印象的认知、持有偏见的情绪和歧视的行为。
（一）社会表征视角下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
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E.)在《污名：受损身份的管理诠释》(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一书中首先使用“污名”(stigma)的概念用以表示所有知觉或推断偏离规范情况下的标记或符号，而带上标记即代表该对象被认定为异常的、犯了错误的、有缺陷的、坏的或者一般来说不为人所需要的某种特质⑨。因而，污名被认定为是一种能够损害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声誉的社会标记。这之后的40余年中，西方社会心理学家以其对污名的定义为起点，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如麻风病、精神疾病、吸毒人群、同性恋、艾滋病群体等，但这一概念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其中在我国最典型的是身份性污名。
污名(stigma)从本质上来讲是因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进而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形成对这类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和侮辱性的标签。当这类负面的标签出现并形成后就自然区分出两类人——承受污名者(stigmatized person)和施加污名者(stigmatizer)，后者常常具有降低前者生活机会的力量和可能，这一过程被统称为“污名化”(stigmatization)⑩。伴随着污名化的进程而产生的贬低、疏远、回避和消极的态度与行为被视为歧视(discrimination)。
本研究引入社会表征的研究视角，探讨城市新移民中的一代移民与二代移民污名的社会表征。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是当前国际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理论与研究范式，它主要从社会文化层面探讨人们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社会共识(common sense knowledge)，以及这种社会共识对日常行为的内在规范作用(11)(12)。单就“表征”(representation)这一词汇而言，它源于法语词汇“représentation”，是指演员通过象征、符号和对话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形式，当前更多的是泛指人类心智的各种不同活动(13)(14)。对社会表征论的创始人莫斯科维奇(Moscovici，S.)来说，社会表征是某一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及实践系统，它具有两种功能，其一是为个体在特定生活世界中的生存进行定向，其二则是提供可借以进行社会交流及对现实世界与个体和群体历史进行明晰分类的符号，使人际沟通得以实现(15)。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给予某群体赋予意义是凭借人们表征这一群体的方法、所用的描述词语、所讲的关于群体的叙事、所制造的关于群体的形象、所产生的相联结的情绪，以及对群体分类并概念化的方法等。社会表征理论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成果，自其提出起便颇受推崇，它以其更贴合人类生存本体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宏大社会背景下民众的社会认知过程，因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正如法国社会表征学者玛克娃（I.Marková）所说，社会表征研究的最基本目标是识别、描述和分析真实生活情境中所交流的共识性知识的结构性内容和意义(16)。本研究之所以选用社会表征的研究视角，源于在这一框架下可以从代际视角下的移民群体以及相应的城市公众群体共享和对话的风格逻辑中寻找移民群体偏见和代际认同的结果与分类过程。城市移民污名的社会表征正是来源于施加污名者日常生活中人际互动过程、主流性话语以及解释体系，并最终形成现代版的社会共识现象。污名的社会表征强调被污名者所共享的主流文化中就存在有关污名化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被污名者在他人心目中的被贬低的意识、主流文化中被污名的身份刻板印象以及对成为歧视受害者的识别线索等。
在社会表征的理论视野中，污名的建构过程首先是一种对话式的表征形态(dialogical representations)，它体现了承受污名者（城市移民）和施加污名者（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过程和彼此互倚的对话式关系。在污名的建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认知和评价形成了对城市移民群体污名的社会表征和相应的话语体系，同时城市居民群体创造了有关移民的社会事实，并通过交流与沟通形成了进一步固化的社会互动和对相应群体污名的共同认识，并进而达成大众性社会表征，并演化为社会共识。污名的社会表征又从“常识”思维中提炼出的结果和分类过程，并在一定的风格逻辑中被城市居民和社会文化所共享，成为社会对话的产物(17)。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对话中，直接经验、社会互动和媒体影响成为污名的直接成因。其中，直接感受的污名信息为施加污名者提供了最为清晰的资源，是污名社会表征形成的基础性信息；社会互动是施加污名者彼此相依沟通的最直接途径；媒体信息评价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将主流人群的价值观念渗透于人们的心理生活。
其次，城市移民的污名进一步通过锚定和具化机制加以实现。现代社会中的锚定(anchoring)是一种规约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它是用一套既有的规则模式来解释身边的事物(18)。莫斯科维奇认为锚定是负责整合原有知识与意义并将其变成新系统的过程，是对不熟悉事物命名或赋予特性并以熟悉的名词来解释和定义，使其可以被解释和被沟通的过程(19)(20)。上个世纪80年代，大量的民工涌入城市，这一新鲜事物以其凸现的社会特性随之被类化到认知库存之中，随之以“农民工”、“流动人口”、“打工仔”、“城市新移民”等身份在社会原有基型中找到分类标准并加以解释。随后伴随着城市移民群体行为方式与规范的固化，其特殊的表征元素逐渐形成整合的社会框架，这一群体逐渐通过各种具化(objectifying)手段将原有的“新奇”事物变成“实存”现实。根据中枢—边缘系统(core-peripheral approach)(21)(22)，污名的社会表征包含着一系列元素，它们被逐一组织化和结构化，进而组成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认知系统。在城市移民及其相应污名的形成过程中，锚定和具化的环节促进了这一新生群体和新生事物从抽象和新异现象向熟悉事物加以转化，也进一步加深二者之间彼此对话式的依存关系，并将城市移民的污名在日常交流和大众传媒中被广泛传播，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表征根植于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在中国，有关身份的污名被看作是集体记忆中的基本预断，它深深锚定在社会存在中并在广泛意义上予以共享。
（二）城市移民的污名感知与认同威胁的代际分化
认同(identity)使个人产生本体支点，它是人们对自己以及与他人关系的定位。如果缺乏了可接受的认同，个体就会陷入困境，产生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心理学家将社会认同威胁视为在社会比较的情况下，由于群体地位的差异，某一群体的个体在认知和情感上，对自我和所属群体身份的不承认，以一种悲观、颓伤的心态看待本群体的一切，对本群体的地位、文化、习俗等充满了自卑，甚至有时以自己身为群体的一员而感到耻辱，从而产生某种深深地污名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离感、剥夺感和自卑感(23)。城市居民具有强烈的地理边界认识和户籍认识，社会也常常以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作为价格负荷的分类线索将不同的群体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以表征不同的资源占有情况。无论是城市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移民，他们常常被视为统一体，被有形或无形的排斥在城市的主流话语之外，并与城市居民形成社会共识性的符号边界。城市移民在与城市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呈现经常性和交易性的特点，常常出现的交往大多是市场交易行为，缺乏深度的情感沟通和情感交往，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是却是与城市社会相隔离的亚社会之中。此时，个人会将知觉到的来自于外在对自我的消极反应会整合到自我概念中。如果个人知觉到更多的社会偏见时就不容易对自我形成积极的感知，这使得外在的污名直接影响到城市移民的内心机制。那么，在第一代城市移民和第二代城市移民身上，这种污名的感知是否一致呢？事实上，我国城市代际移民之间在污名和认同威胁的感知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代际分化。
第一代移民的污名感知和认同威胁感并不强烈，他们的言谈中对城市人有一种天然的“自卑情结”，他们自认为本群体是存在突出劣势的，因而他们默认或服从来自外在的偏见和歧视。这些外在的消极评价并没有过多的干扰他们的生活和对自我的信念，他们有强烈的边界意识，交往的圈层大多集中于熟人群体和同乡群体中。正如Park在其移民同化理论中指出，移民之所以是陌生人，是因为新的社会环境导致社会认同的缺失和亲近感的缺乏，从而在心理上产生社会距离，由此产生紧张、失落和自卑，而行为上表现为更多的过分小心、拘谨、懦弱和对天性的抑制(24)。但是中国的第一代城市移民也具有许多积极的特点，比如他们更多地具有天然的乐观精神，他们对外在的偏见和负面评价反而能够积极应对，很少感到威胁或自尊的失落。他们常常以乡村的同辈群体作为参照目标，因而能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相比较而言，第二代城市移民却深深的感到污名，并存在强烈的认同威胁，他们不满于城市对自己的疏离，在认知和情感上感受到更多的相对剥夺感。在面临同样的偏见情境下，他们比上一代显示出更多的诉求，他们有强烈的市民化要求和城市化倾向，他们希望获得正式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地位，并享受同样的市民权利。这种诉求远远高于第一代移民，也造成了二代对于现实的更多的欲求不满和挫折感。这是因为，一代移民倾向进行内归因，认为是由于自身的受教育原因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当下的污名，而二代移民普遍将污名归因于外在，即认为由于社会的原因或他人的原因而形成他人对自我群体的偏见和歧视，这种外归因使得二代移民相应的情绪和行为也发生分化，反应为更加激烈和敏感。同时，二代移民的污名感知和认同威胁还来自于其信奉的价值观。第一代移民往往信奉“命运观”和“宿命论”，宿命归因是这一代移民的一大特色。但二代移民更加相信自己的命运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极少相信宿命论，反而支持“精英价值观”，即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成功，这使得二代移民的自我效能感更强，他们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程度远远高于第一代移民，同时他们对自身努力、价值等做出的正向认知和评价更趋稳定，在成就动机上也更加强烈。
三、中国城市代际移民的认同变迁与代际分化
认同是一种包括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集体现象，是深刻的、基础的、持久的和根本的内容与表征。现实社会中，人的认同是动态而复杂的，其动态性缘于它的过程性，认同的结构是一个基于记忆、意识、生物有机体特质、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等互动和影响的动态社会结果，它根植于一定的心理过程，如思维、行为和情感(25)。此外，人类内心中总是寻求高的自尊，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这不仅是物质性因素的体现，也伴之一定的声望和赞誉等无形价值。消极的认同总会破坏个体的自尊，欧洲社会认同论鼻祖泰弗尔(Tajfel，H.)强调，人们建立社会认同是为了透过所认同的群体来提高自己的自尊(26)。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希望透过依附群体而获得归属感。但如果群体发觉所属群体不能带来相应的声望和自尊的话，群体便会采取相应策略来予以应对。在应对外在的负面评价中，代际之间存在不同的认同策略偏好。
（一）认同根基的代际分化
在当下，城市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的认同根基和认同策略偏好已经开始出现差异，并随着诸多因素的改变而逐渐加以变迁，两代之间面对共享的污名实在，对自己与他人的社会位置以及社会心理的归属都进行了不同的识别。
1.第一代城市移民的认同根基
目前第一代城市移民普遍认同命运观和宿命论，他们更相信命运使然，以及命运不可改变之观点，因而他们的认同根基仍然在乡村中，其主观幸福感的参照群体仍是乡村中的熟人群体，在与之相比较的过程中，这一代移民更容易获得相对稳定的幸福感受。正如Jots认为，群体内在化的低姿态(derogation)可以导致一种宿命论，使得人们疏懒于社会性的改变或继续奋斗的社会行动(27)。所以，虽然城市第一代移民群体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并顽强地驻足于城市，他们以行动来改变自身作为“农业人口”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但是对自身的权益状况，他们采取的基本上是不表达、不申诉的保守主义态度。第一代移民面对歧视采取的更多的是放弃抗辩、逆来顺受的生存哲学，这与第二代更为积极和激进的竞争哲学是有显著不同的。李培林认为，第一代移民其生活目标的设定基本上仍然是以农民、农村为参照对象的(28)。他们对于城市具有很强的“局外人”(outsiders)的身份，因而在行为上他们更多的是不表达和不行动。他们在最终认同上并没有把城市作为自己的归属地，认为回乡创业或者落叶归根是最终的出路。
2.第二代城市移民的认同根基
城市二代移民在价值取向、受教育水平、生活经历、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都和第一代移民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他们在认同观和上一代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子代移民从形成价值观的年龄开始就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他们更相信自己，不认同命运的把持，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相信群体间流动的通透性。由于缺乏长时间的乡村生活，使得他们对于乡村的认同并不明显，而更多的参照群体是城市的同辈群体，这使得其在社会比较中主观幸福感常常低于父辈群体。他们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而由于城市的深层排斥和不接纳，使其对于城市的认同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有学者称其为“无根的漂泊者”(29)。二代移民缺乏最终的认同归属，乡村的远离和城市的隔离，使其在社会心态上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相比较一代移民最终仍希望回乡归宿而言，二代移民认为乡村已经是一个“无法回去，也不能回去”的故乡了。
（二）认同策略选择的代际分化
认同策略是个体或群体当其面对否定性情境时通过心理策略和行为策略来改变其目前的消极形势的做法，这一提法强调了城市移民并非是污名感知的被动接受者，事实上他们也是直接参与者和主体建构者与反馈者。在认同策略的选择上，基于不同的认同观代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偏好性。
1.第一代城市移民的认同策略偏好
认同连接着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费斯廷格(L.Festinger)最早在提出“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他认为个体自身存在一种评价自己观点和能力的驱力，如果不能获得相对客观的手段来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观点时，就倾向于通过他人比较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和观点(30)。泰费尔也力证，社会比较是群体间比较群体成员获得身份感的手段之一(31)。按照这一论断可以假定，社会生活中的个体都希望把自己纳入比较优越的社群中，并倾向认定自己的群体具有某些值得称道的良好特征。第一代城市移民在主流话语污名的情境下，他们感到所属群体无论是声望还是话语权都不及其他群体，因而为了维护自尊，他们在认同策略的选择上通常以“转换参照群体策略”和“转换比较维度策略”为主要选择方式来作为补偿机制。
“转换参照群体策略”表现为前者是当第一代移民在与城市居民这一参照群体相对比时，如果评价是消极的，他们有可能寻找新的外来群体加以比较，甚至以更低层次的群体来比较以获得自尊。比如第一代移民常常选择的参照群体是自己尚在农村中的同乡，他们在社会比较中常常偏好进行下行比较，通过与不及自己的群体成员比较获得有效的保护自尊感的方法。
“转换比较维度策略”是通过转换比较维度重新评估现有的维度使得内心中赞同自我建构的新维度。比如第一代移民在城市中遭遇负面评价时，他们往往转换维度，强调自我群体比城市居民群体更纯朴、更善良，这样换取其它维度就可以继续维持原有认同，保持个人自尊。也就是说，第一代移民会为了满足自尊的需要而突出自己或本群体某些积极的维度，在这些相关维度中，本群体成员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出色。
2.第二代城市移民的认同策略偏好
相比第一代移民的保守主义策略，城市二代移民长期生活在城市背景中，由于缺乏与乡村的生活联系和乡村认同，接受了大量的城市生活，因而在认同策略的选择上偏好积极进取型认同策略，比如“社会竞争策略”、“强调一体感策略”、“自我流动策略”和“隐瞒掩饰策略”等。
“社会竞争策略”是第二代移民认为无法改变所属群体的消极评价，同时又不致力于向另外群体流动时，尤其是个体无法挣脱自己的群体背景而进入到城市参照群体时，他们往往采用激进的方式，如竞争、模仿、抵抗或对立等。Hogg和Abrams强调，当弱势群体成员感觉到所属群体在声望和权势上都比不上其他群体时，为了维护自尊，他们会与强势群体展开竞争，其中有积极性的也有消极性的(32)。在这一策略中，积极的行动是正常竞争和模仿，比如强化个人努力行为，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或者依靠模仿进入参照群体等。而消极的行动则是抵抗和对立，比如当今社会身份关系的阶层化越来越明显，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容易产生抵抗和对立情绪，国内学者孙立平提出“民粹化”就是指代下层人群的反感、激怒和对立的情绪(33)。当前在阶层分化中，还出现阶层固化的苗头，如果相对弱势的群体觉得社会流动性较低，无法摆脱本群体而进入到优势群体时，通常会采用负性竞争的方式，如集群行为和攻击性行为等消极性的竞争策略。
“强调一体感策略”即强调所属群体和参照群体的一致性与一体感，强化彼此互倚性，而忽略其差异性和对立性，这一点在城市第二代移民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第一代移民的群体身份边界意识较为明显，他们严格地将自己从城市人的符号中划分出来。但是子代移民更加强调自己的城市人身份和城市生活经历，并不遗余力地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模糊的状况。他们尽力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并强调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和一体感。这种一体感策略常常显现的是“去身份化”(de-identification)特性，如选取更包容的角度来弥合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差别以及自身的劣势和身份模糊性。
“自我流动策略”是个体对所属群体评价消极时，个体采取尝试离开群体，进入仰慕的参照群体的过程，这是个体解决认同威胁的策略之一(34)，这一策略在一代移民身上也有体现，但是二代移民表现得更为突出。二代移民更加确信彼此之间的群际边界是开放的，自己通过模仿参照群体的行为模式有可能尝试离开所属群体而进入参照群体，并尝试隐藏或改变身份。作为城市二代移民，越认同所属群体和参照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开放而且通透性，就越认同自己可以凭借个人努力获得流动，进而就强化自我的群体迁移的动机。
“隐瞒掩饰策略”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身上都有表现，但是二代移民更为强烈，他们大多不愿意暴露自我的移民身份，而是采取隐瞒和掩饰策略，减少自己的污名线索，并通过改变自身力图与参照群体保持一致，比如语言的使用上学习标准的普通话，以方言和地方语为耻；着装上贴近参照群体，甚至更为时髦和现代等。
四、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阶段：建构代际认同分化的基耦
在移民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日益显现的代际认同分化表征了移民群体从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逐步建构过程。污名、偏见和各种疏离与排斥，以及相对应的代际之间的认同分化都是当下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共识性表征，但如果进一步去识别、描述和分析这些存在于日常真实生活中的常识性知识的内在结构与意义的话，则会发现污名表征的基耦所在。
“基耦”(themata)是社会表征的核心概念之一，被认为是位于“现象”(phenomenal)层面和“逻辑”(analytic)层面之下的核心层面，就其存在形式而言，它常常以二元或三元对偶形式出现，它们相互交错衍生出诸多的复杂性表征(35)(36)(37)(38)。在组织架构中，现象层面位于第一层，它充斥的是浮于问题表面的各种纷繁的现象，虽彼此相倚，却又各自独立；逻辑层面位于第二层，包括内在的各种逻辑结构和特质变量，包括维度、原因阐释和类别属性等；基旨层位于第三层，即终极核心层，是蕴于社会现象中的“硬核”，是问题的关键性生长点和不断衍生与形成的“种维”(seed dimension)。(39)此三层形似倒立的三角体状。为何提及污名的基耦，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污名这一现实问题的社会思维与社会行为都植根于其文化底蕴，第一层是纷繁复杂的污名社会表征的显性内容，如诸多的偏见、刻板印象与歧视的诸多现象和种类等；第二层是推动各种显性内容成型的逻辑机理，比如城市移民污名化过程中的归因变量、人格变量、情境变量、社会网变量等因素，它们构建了这一问题的逻辑层面；第三层体现污名社会表征的显性内容与深层结构、社会形态、社会共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核心本质。本研究认为城市移民污名的核心本质体现了城市移民从自在性(self-being)向自为性(self-making)的过度。更确切地说，二者本身是对偶存在于城市移民污名的社会表征之中的，但是就分配而言，第一代移民更多的现在自在性，而第二代移民更多的彰显自为性。
这里，借助黑格尔的“自在自为”论(40)，认为“自在”表达了一种现存的情境，它自在存在，只可接受无法拒绝，而“自为”是运动的和发展的。二者就关系而言是由自在而来的自为，彼此具有不可分离性，人的存在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在城市代际移民认同分化的现象中，第一代移民是始作俑者，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型群体，他们更多的固守自己的自在特质；而第二代移民开始进入到自为阶段，无论是认同的代际分化、污名的感知、现实的诉求和认同策略的选择，都无不体现了其主动寻求自为性发展的特点。在前一阶段中，自在性的第一代移民群体盲目受着外在各种必然性的支配，心理和行为已经固化，并进一步消融在已有的现实中，他们面对消极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表现出的是顺应和被动承受，他们显现的是群体的自在性阶段的诸多特征。但在第二代移民身上，他们显现更为积极地自为性，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消费观念更加开放、生活方式更加现代化、维权意识日益强烈，他们已经从“娶妻盖房”的原始自在性动机过渡到“开眼界求发展”的自为性阶段。
作为基耦的“自在－自为”是代际之间认同分化和污名感知的深层结构，同时也对逻辑层面和现象层面起到了组织性作用。当代中国的代际移民正在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阶段，这是他们选择的路径，也是必然的发展路径。尽管自在性阶段对于移民群体也有许多的优势和保护作用，比如主观的满意度更高、幸福感更强，但其毕竟是囿限群体发展和进步的初步阶段。同样，在向自为阶段迈进的过程中，第二代移民也会遭遇到更多的风险、挫败和不平衡，但是这是必然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进程。
五、余论：城市代际移民的社会融合
中国的社会转型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实验室(41)。社会转型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变迁，它不仅体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文化模式的转换，还体现为人们心理上的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变化，对于后者的研究则更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性。改革开放释放出大量的社会空间和社会资源，也使得劳动力转移成为必然。针对城市移民群体，如何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城市，增加其积极向上的认同感是城市移民潮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一，促进群体边界的渗透性。在社会情境中，相互比较的两个群体之间的边界如果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即可以允许个体从一个群体到另外一个群体的流动，那么群体之间的边界感将予以一定程度的弥合。相反，那些不具备渗透性的群体边界则对这种移动性行为予以限定。例如，我国的城乡之间的偏见和美国种族偏见之间具有很大差异，因为城乡之间的偏见是基于身份而产生的，而身份是具有渗透性和流动性的，是可以改变的；而美国的种族差异是源于肤色和身体的差异，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白人和黑人群体之间是泾渭分明的，由此认同策略多以抵抗与不合作为主。如果城市移民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开放而非封闭的，移民群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顺利进入参照群体，此时就会有助于群体之间的和谐共融。相反，当人们认为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固定的和不可通透的，个体不能从一个地位低的群体进入到地位高的群体时，此时低地位群体成员就会强化自己的内群体认同，在行为上要求重新建立评定标准，包括社会政策和制度的改变等，甚至直接引起对抗和不合作等消极态度与行为。这就要求以现存社会通道(social path)为前提，拓宽和密集更多的合理通道和打通群际之间的路径，使得移民群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相对优势的群体中。
第二，增进群际接触，提高内心融合。一直以来，群际接触被认为是心理学中促进群际关系的最有效的策略，它对于减少群际之间的偏见，促进群际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城市移民群体与城市居民群体之间偏见产生的原因是常常是缺乏充足信息或者存在错误的信息与思维定势造成的，而澄清错误信息、增加对彼此群体的接触和了解有助于提高群体的和谐和融合。随着城市居民群体与外来移民群体之间的人际交往，人们会逐渐淡化本来的社会分类，潜移默化的建立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将有助于消解群际之间的焦虑感和不安感。
第三，培育城市移民健康的认同系统，推动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引导城市移民，尤其是城市二代移民构建健康而良性的认同系统，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也是群体成员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同时，强调对二代移民的主体关怀，建立城市新移民公开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并保证其通畅性也是增进该群体主体融入的必要途径。
注释：
①Clifford,J.Traveling Cultures.in Grossberg,L.,Nelson,C.& Treichler,P.A.(ed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
②http://www.mckinsey.com.
③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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