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古道对汉朝统一西域及丝路的重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楼兰论文,西域论文,汉朝论文,丝路论文,古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
《山海经·西山经》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崇岳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①a]这里说到的泑泽，就是罗布泊，其所以称“泑”，因其水势很大很深，故称之为泑泽，但并未提到楼兰之名。
在汉文史书上，楼兰名称始见于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前元四年）匈奴冒顿单于遗汉文帝书称：“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按二当作三——引者），皆以为匈奴。”可知楼兰已役属匈奴，但汉朝还是第一次听到楼兰的名称。对楼兰的位置及情况还并不清楚，直到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各国情况后，司马迁才据张骞报告在《史记》中写出《大宛列传》，明言“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
盛极一时的楼兰王国，从公元四世纪末起就消失在茫茫黄沙之中。近代以来经过瑞典斯文赫定·贝格曼，英国斯坦因，日本桔瑞超，美国亨丁顿，中国黄文弼、陈宗器，新疆考古所等的探察，才对楼兰的史前和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根据国内外一些考古学家的实地探查，不仅找到历史时期铜、铁器的文化，同时还出土和采集到不少石器时代的文化，从而可以断定在罗布泊周围地区从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
不妨先描述一下楼兰国的位置及其周围地形，经新疆考古所新的测定，楼兰城址位于东经89°5522＂，北纬40°2955＂。[②a]适处亚洲大陆中枢，远离海洋，在塔里木盆地中部的沙漠戈壁包围之中，其北面横亘着一条由西向东的库鲁克山，即干山意。年蒸发量却为2500-3000毫米，高于降水量的100-200倍，可知这里的生态环境十分严酷。但在远古西域，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类的活动，在楼兰地区得天独厚的是为孔雀河和塔里木河两条大水的尾闾，所以从远古起就汇集成一个碧波浩渺的罗布泊，从而于这些水域周围成为人类生存，施展才华和创造的园地。
斯坦因曾在楼兰故址及孔雀河谷采集到不少细石器；贝格曼也在孔雀河上的小河东面雅丹布拉克附近发现了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点，采集到燧石核、燧石叶、石刃片、石刀、柳形叶石箭头等，因而斯坦因认为：“在风扫光了的地上屡屡拾得石器时代的石箭镞，石片，其他小件器具……可以证明，这些地带在史前时代末叶，必然已为人类占有”。[①b]并肯定楼兰古城有人居住的时间至少可上溯到石器时代的早期。1930、34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两次从罗布泊北的土垠向西，在盐壳地带及涸海沿岸的考察中，发现石器百余件，大件的有石斧、石刀、捶石、砺石等类，小件的有石刃片及各种石矢镞等类，大都为打制，因而他认为“金属文化输入楼兰以前，楼兰有一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②b]
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新疆考古研究所又多次在楼兰古城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对楼兰王国的形成及其史前社会有了更多科学依据。如1979年底在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上古墓沟发掘了原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的古墓葬42座，获得了大量的包括石器在内的各种原始社会时期的珍贵文物。这片古墓沟墓地位于东经88°5521＂，北纬40°4035＂处，东距罗布泊约70公里，正当楼兰古城西向焉耆，龟兹的孔道。
这块墓地东西长35米，南北宽45米，总面积1600平方米，墓葬形式可分两类。一类墓葬是地表无环形列木，仅部分墓葬、墓室东西两端各有一根立木，露出地表，这类墓葬占多数，共36座；另一类墓葬的地表有七圈比较规整的环列木桩，由内向外，粗细有序，列木呈放射状四向展开，蔚为太阳形的壮观，共6座墓。在无环木的第一类型墓葬中，死者全部仰身直肢，头东脚西，裸体包覆毛织物，平卧于沙土上，墓中除个别合葬二男性、三男性外，均只葬一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墓内随葬物主要是随身的衣物、装饰品，彼此差别不大。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存在小家庭，婴幼儿都在母亲身旁，随葬物也相差不多，可见其占有的生活资料基本上是平等的，只是在一些女性墓中。尤其是老年女性墓中，除随身的衣服饰物外，还较其他墓葬稍多一点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木盆、木碗、锯齿形刻木、盛水的羊，牛角和木雕女性像等，这些都表明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③b]
墓葬内的尸体全身包裹于毛毯中，打开毛毯，可见死者头戴尖顶毡帽上有的还插禽鸟翎羽，足穿牛皮鞋；还于右胸上部人均挂一麻黄碎枝小包，在麻黄小包近处，都有一件草编小篓，在草篓内盛10多粒或100多粒小麦不等，也有白色浆状物的东西，腕、腰、颈部有玉、骨、珠饰等；还随葬有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器：木制盆碗杓、角杯、兽角等。因为他（她）们穿戴的毛毯、毡帽、皮鞋和角杯、兽角等主要来之于畜牧业，他们主要饲养牛和羊，因为墓中殉葬的牛羊角，最多达26支，也可知他们的主要肉食是羊、牛肉。而瑞典贝格曼和中国胡邦铸先生等都在孔雀河北面不远的库鲁克山发现了远古的重要岩画，现属尉犁县库鲁克山兴地峡谷中的兴地村。其中最大的一幅岩画长15米、高6米，面积约90平方米，大小图像近三百个。这里的岩画内容甚为广泛，有多种动物图像，还有狩猎、放牧、车辆、驮运、宗教、征战、舞蹈、建筑、印记等。单就动物图像说，就有羊、骆驼、马、鹿、狗、野牛、虎、雁、鸟、鹰、蛇、鱼等，尤以羊、骆驼、马鹿、狗为最多。[①c]这是与库鲁克山、古墓沟，楼兰周围地区古代的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通行于戈壁沙漠之间，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除车辆，最主要的是骆驼和马，与《汉书·西域传》所说“鄯善国，本名楼兰……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情况相符。尽管古墓沟地区石器时代的人民以畜牧为主，但也已有农业，尸体所附草编小篓内所盛麦粒就是明证，不过由于地理环境关系，不是以农业为主罢了。
1979年11月和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又两次有组织的深入罗布泊地区对楼兰古城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系统的考察，获得了不少重要考古资料，把楼兰历史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先说采集到的石器文化，过去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在楼兰周围地区所采集到的石器，从制造技术上看，一种是以打制的细石器与打制石器杂陈为特征。总起来也有相当数量的石器，但都没有指出何处是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中心和聚点，而新疆考古研究所这次在楼兰遗址采集到的石器文化标本在百件以上，其中以在楼兰城采集到的为最多，因而作者认为现存的楼兰遗址是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聚点和中心”，也就是说“楼兰遗址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从使用最典型的细石叶和燧石核开始，中经使用琢制细石器，桂叶形石器到使用磨制石器和金属工具，这里一直都存在着人类活动”。[②c]这次新疆考古研究所在楼兰遗址采集到的细石器文化遗物，“按其形状和用途来分，主要有单脊细石叶、双脊细石叶，截断细石叶、发卡形细石叶、啄背细石刀和燧石核、三棱尖状器、刮削器以及三角形、四棱形、桂叶形细石镞和石矛等。从制造技术上来分，打制的较多，多在一边或两边有比较精细的第二步加工，琢制的其次，用压琢法作出锋刃，磨制的较少。从色相和质来分，有灰绿色、黄褐色、深绿色、淡红色、枣红色、赭色、绛紫色等玉髓，有灰色泥灰岩，绿钙质粉砂岩，褐色石灰岩、青绿色变质砂岩，暗绿色板岩，也有绛紫的火山岩、滑石化的蛇纹岩，以及隐晶质的淡蓝色硅华的蛋白石等。这些石器的石质细密、坚硬、打制、琢制，磨制的技术都精高”。[③c]这里的细石叶和石核是细石器的代表，使用时间早而长，与内蒙、华北一带细石器的类型及制造技术都比较一致。[④c]而众多形式的细石镞，使用时间延续很久，很可能一直进入金属工具的使用期。这些都确凿证明楼兰地区存在史前的石器文化时期，为西域的石器文化产生过闪光的篇章。
二.楼兰王国与汉及匈奴的关系
当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楼兰名称的时候，楼兰王国已为匈奴役属。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原以内蒙阴山做根据地的匈奴冒顿夺得单于位后，势力日强，即东灭东胡，西击走月氏，约于公元前2世纪起即役属包括楼兰在内的西域三十六国。位于楼兰旁的盐泽，历史上曾称为泑泽、辅日海、牢兰海、蒲昌海、临海、罗布淖尔、罗布泊。《汉书·西域传》指出：“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据近代考古证实，楼兰遗址位于白龙堆西，临罗布泊西北岸，孔雀河流入罗布泊近处，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为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重要门户。
自匈奴贵族统治西域以后，由于得到了西域广大地区的人力和物力的巨大资源，匈奴的势力日强，对中原的侵扰也日盛。汉初经过刘邦、刘盈、吕雉、刘恒、刘启几代皇帝近70年的忍辱负重，积蓄国力，到武帝刘彻时才决心断匈奴右臂，以根除北边匈奴贵族侵扰的祸患。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因而西域地区受其奴役后，他的根据地是设在天山中段的焉耆、危须，尉犁间。因此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其进入两域必须避开天山中的匈奴根据地，只能沿着天山南麓西进。当然沿着昆仑山北麓西进也是匈奴势力较为薄弱之地，不过在这条路上建立汉朝的前进基地，很难随时出击匈奴主力，动摇其根本。所以只有从敦煌向西北经玉门关、楼兰、库尔勒、龟兹一线，才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随时威慑敌人的战略之路，从而楼兰就成为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略重地。匈奴贵族当然也看到了汉朝西进的战略意图，所以千方百计要控制和严密监视楼兰的一切动情。于是汉与匈奴在楼兰地区展开了极为尖锐激烈的生死搏斗。
尽管自敦煌西北到罗布泊之间，大都是沙漠戈壁，人烟稀少，路途十分艰险，但汉武帝不惜一切人力、物力，筑成一条新的长城，直插罗布泊，为西进西域打下了可攻可守的牢固基础，《汉书·西域传》所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就是这种真实的记录。当近代国内外学者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等人实地考察后，无不赞叹其工程之浩大艰巨，处处显示着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和力量。正是在这种巨大国防工程的支撑下，汉朝才有可能不断向盘踞在西域的匈奴出击。
《汉书·西域传》鄯善国称：“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从这简单记载中可以知晓汉武帝时西出西域的使者，每年十余辈都是经行于敦煌、玉门关、楼兰、龟兹一线，匈奴贵族当然恼恨，一定要嗾使楼兰王遮击汉使。对此，善于谋略的汉武帝当然不会甘于受辱，一定要击服楼兰，才能使楼兰道畅通。于是“武帝即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汉朝虽然以兵威迫使楼兰王降服，匈奴贵族当然不会让卧榻之旁有雄狮酣睡，必然立即发兵击楼兰，楼兰王无奈，只好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
在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过程中，匈奴对汉朝势力的深入西域，任何时间都要进行阻击。公元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时，匈奴仍嗾使楼兰遮击后过的汉使；汉朝即遣屯驻玉门关的军正任文便道引兵捉得楼兰王，责其首鼠两端，楼兰王直言不讳地说：“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内地”。[①d]确实只要楼兰王住在楼兰城，他只能脚踏两只船，既要讨好匈奴，又要结好汉朝，楼兰王的态度必然是随汉匈之间势力消长的情况而变化。《汉书·西域传》鄯善国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反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昭帝就断然决定由大将军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率勇敢士，斋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到达楼兰后，即设计斩杀了楼兰王尝归，“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原汉遣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为什么要把楼兰王都迁至鄯善，国名也因是而改，显然是汉昭帝的重要战略决策。如果不这样做，仍把楼兰王放在楼兰城，必然时刻会受匈奴贵族的挟制，阻断汉族势力的西进。现在把楼兰击迁放于若羌（即鄯善），又有汉屯田士兵进行保护，就可坚其向汉之心，而楼兰城则可成为汉朝在楼兰地区的屯戍中心。这样就可使敦煌、玉门关、楼兰、渠犁、轮台的屯田区联成一线，并力全面出击以天山为依托的匈取贵族。所以公元前77年楼兰王国的迁都鄯善和更改国名，是一件历史大事，大大有利于推进汉朝对西域的统一事业。
三.考古见到的楼兰古城风貌
从飞机上俯瞰远古孔雀河三角洲存在四条大的干涸河床，河床两岸密布有许多小河叉和小水塘，楼兰古城即座落在第三与第四条河床之间。从遥远的古代起，这里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地方，从采集的各种石器遗物，尤其是众多的细石镞文化看，以楼兰城为中心的村落已在逐渐形成中。
楼兰城的城墙经新疆考古研究所重新测定为东西长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基本是正方形，校正了1914年斯坦因测定的残垣西长东短的错误。[①e]由于楼兰地区常年盛行东北风，因而南北城墙比较顺东北风势，相对保存较多一些。北城墙东端残长35米，宽8.5米，残高3.2米；西端残长11米，宽5.5米，宽5米、残高3.5至4米，东西两端之间有一22米宽的缺口，可能是北城门。南城墙东部东端残存60.5米、宽8米，残高3.5至4米；西端分为两段，靠西南角的一段残长4.5米、宽6米，残高2.3米，靠中部一段残长9.5米、残高3米，在中部东南两端之间有一宽13米的缺口，适与北城墙的缺口相对应，可能是南城门。东西城墙适迎着常年的东北风势，所以残存的城墙较东西城墙少和矮小，从这座故城的残存城墙看，都是夯土筑成，有的在夯上层间夹有红柳芦苇枝，有的则夹有碎陶片和垃圾物，从夯土层厚薄不均的情况看，这座故城并不是一次建成。而是经过多次分筑而成。
在故城中从西北角至东南角有一条残存的古河道，水道宽16.8米，深4.5米，底端淤积层厚1.9米，这就是供楼兰故城中居民饮用的淡水，因为在水道上还残留有许多水螺壳，即为流淌河水的证明。如以古水道为中轴线，可把楼兰故城分为东北和西南两大部分。东北部以佛塔为标志，可称为佛教寺院区；西南部以土块垒砌的三间房为重点，散布着不少大小宅院，应为居住区。先说东北部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区，现在佛塔残高10.4米，塔基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8米，分九层建筑。一至三层系夯土筑，第四层夯土中夹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之间，夹有10至15厘米的红柳枝。塔呈多角形，紧靠塔身右侧还以土块垒筑一小台，高与第五层塔身相齐；在台与塔身之间有坡道相通。在佛塔南面的台地上散乱的大木材上，压有用红柳枝和芦苇编成并外敷草泥的墙壁内，斯文赫定（1901年）和斯坦因（1906年）曾先后在这里出土了汉文，佉卢文木简、纸文书、木雕佛像，佛像木座和许多精毛织品。新疆考古研究所也在这里采掘到丝毛织品、玉髓质，玻璃质的各色饰珠和来自别国海岸的海贝、珊瑚等物。[①f]这些物品充分证明楼兰城确是早期丝绸之路上重要而繁华的都市。在佛塔东面32米处，有一堆积着散乱木材的小台地，在木材下出土了黄灿灿的糜子堆，堆积层厚达70厘米、宽约1米，其中还夹有少许小麦和大麦粒。新疆考古研究所认为是粮食仓储的遗迹。[②f]日本长泽和俊则认为是僧房。[③f]看来，新疆考古研究所的论证较正确。
楼兰城内的西南区除残存一些大小院落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相连的三间房址，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106.25平方米，中间一间较大，东西两间较小。1901年斯文赫定曾在东面一间小屋中掘得纸文书36种；1906年斯坦因又在此屋中掘获纸文书和许多木简；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又在三间房区掘获木简一枚，两面书写的纸文书一种，还有精美的丝毛织品、陶灯、麻鞋、装饰品、日用品多种。另在三间房西35米处是斯坦因出土过大量木简的地方；新疆考古研究所又掘获了纸文书一种，残木简60枚，其中有西晋泰始年间年号记载的木简4枚，[④f]在西南区内的另一组面积约350平方米的大宅院采集的朽木标本经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所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距今约1865+（－）80年（从1950年起算），相当于东汉时期。[⑤f]
新疆考古研究所1979年为了进一步研究楼兰城的历史，还在距楼兰故城东北4.8公里处古墓葬群的七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得到了随葬的羊骨、铁镞、耳饰等物。在一座葬有小孩的墓中，见小孩头裹素绢，枕系木案一块，紧靠左臂有铜镜残片一块，铜镜边有内向连弧纹饰，以镜纽为圆心，围绕圆心作几何对称的四个花瓣，瓣尖均向外，花瓣之间还夹以卷草，纽成半球形，这是西汉晚期比较流行的一种铜镜纹饰。小孩头枕的木案经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所碳14测定，距今约2040+（－）90年。[⑥f]在此墓地东北两公里，距楼兰古城约6.9公里处，1919年斯坦因曾在此草草挖掘过14座墓葬，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这块东西长43.4米，南北宽15.7米，高出地面8—9米的墓地上出土了许多精美的丝毛棉织品，漆器残件、木制用具等物。在丝织品中有各色丝绢出品：绢织品中有一件三种颜色缝缀的小人衣服，丝织品十分耀人耳目，单有铭文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就有五个品种，其他还有“长葆子孙”、“长寿明光”、“长乐明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永昌”等铭文；在铭文中更杂各种姿式祥禽瑞兽和卷草流云纹锦。此处还有刺绣。毛织品中有多种颜色艳丽的毛绒布，栽绒花木毯，和以通经断纬、纬上起花的两面纹饰一样的缂毛。棉织品虽是平纹十字交叉，但粗细有别的纱线，织出的布纹极为整洁均匀，以及墓葬中出土的各种红里黑外的漆器和木杯、木碟、木案、木罐等多种器物，无不体现出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楼兰的民族特色。并在一座葬有八具尸体的墓葬中见有汉五铢铜钱、漆木杯、木案、羊头骨等随葬物外，还从该墓采集的朽木标本经碳14测定，距今为1880+（－）85年。[①g]可知这块墓地上的丰富出土物为东汉时期的文物，弥可珍贵。
在楼兰故城北部稍东4公里处，还有一座较小的佛塔，残高6.28米，分上下两部分，下部为塔基，宽7.1米、高4.6米；基上为塔身，残高1.6米，塔中心是环形建筑，环形台周围留有五彩斑斓的佛像壁画残片，以土红色为主色调，台上还遗存塑造佛像的草束木骨架。围绕环形台西南两面残存的土块垒砌墙，形成的直角相交处的甬道还残留有彩塑佛像的眼睛、手指、胳膊等。根据佛塔壁画和塑像残段看，可能是魏晋时期。[②g]由此可知，楼兰故城内外均有佛教信奉遗迹，足证楼兰时期，当地土著和汉族戍军都信奉佛教。
四.屯戍重地
1.西汉屯田
公元前77年，楼兰王被杀，楼兰国迁都若羌，改名鄯善后，楼兰城就成为西汉在西域的军事基地和屯田重地。这一战略决策，加速了两汉统一西域的进程。因为楼兰城距河西及内地最近，地处丝绸之路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的交叉口，水土资源丰富，又属汉政府直接管辖，距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中心最近，因此成为西汉政府在西域驻军的大本营，经常住有屯田军一万多人，最多时达一万五千人，这样就对西域的匈奴贵族时刻起着威慑作用。这些屯田部队很多带有家属，平时屯田，有敌情就参战。他们挖井修渠，开荒种地，建仓积谷，既保护了屯田官兵的安全，又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汉在楼兰的屯田，《史记》、《汉书》没有明确记载，但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30年和1933年曾两次到罗布泊地区考察，在罗布泊北岸及孔雀河下游发现了汉军屯垦的沟渠、堤防和兵营住宅，以及西汉古烽燧、亭的遗址。于这些遗址中，还发现汉简数十枚。在这些汉简中曾多次记载西汉在楼兰屯田的粮仓，如“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
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缺）”。[③g]这是公元前25年11月12日，西汉政府发给守卫居卢訾仓和车师戊校的敕令。又如“元延五年二月甲辰朔己未，囗囗囗土囗尉居卢訾仓以囗囗……”。[④g]西汉成帝时元延只有四年，到五年时已改为绥和元年，由于西域路远，甫改年号，尚未及知悉，或路途受阻而难知。这简就是记的公元前8年2月间某屯田较尉到居卢訾仓督查工作。汉简还记称：“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⑤g]此处交河曲仓史书未见记载。按汉制军下有部，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此处言交河曲，即车师屯田汉军积谷于交河曲，故称交河曲仓。而交河曲仓的守丞衡，因汉制丞理民事，司马、侯管兵马，这里就是说交河曲仓的守丞衡移交于居卢訾仓。还有一汉简记称：“居卢訾仓以邮行”。[⑥g]这就是说居卢訾仓就是《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所记“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这里的居庐仓即上述居卢訾仓的简写，实际居卢訾仓、居庐仓均系译自西汉少数民族的地名。那末这个居卢訾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根据黄文弼教授的考证，居卢訾仓应在罗布泊的东南，即三陇沙的北头，与楼兰城为东南与西北的对峙形。盖由沙西井向西北行，过白龙堆，到楼兰城。[①h]即《魏略·西戎传》所说：“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到葱岭为中道”。
黄文弼在罗布泊采集到的汉简二七记有“史隆家属畜产农器物藉”。[②h]简二八记有“囗囗囗时藉”。[③h]这里的“藉”即簿，就是说汉政府为了管理好屯田，规定在屯田区要建立各种“簿录”，其中主要有：计簿，即统计事物数据的登记簿；算簿，是征收人头税的登记簿；田簿，是登记田亩产量的簿；食簿，是登记屯田卒领取口粮的籍簿；器用簿，是登记兵器和农具的藉簿；牛簿，是登记牛的簿录等等。这些籍簿都要上报大司农，以便中央了解各地屯田的情况。
西汉在楼兰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其次有民屯和犯屯。根据西汉兵制规定：“天下人皆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因使往者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④h]可见当时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都有戍守边疆的责任，所以在楼兰屯田的戍卒都来自中原不同地区。如罗布泊出土汉简三四记有“土南阳郡涅阳石里宋钧亲玑年卅，私从者同县藉同里交上囗囗”。[⑤h]这里的土即士，指戍卒。宋钧系河南南阳郡涅阳石里人，并带有30岁的妻子和同里的人同去楼兰。西汉时期，还由政府招募和鼓励内地志愿人员前往楼兰屯垦，他们在军屯附近的城乡和交通要道参加屯田，被称为民屯。罗布泊出土汉简三○记有“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⑥h]这里指出去楼兰屯田的孙尚是响应西汉政府动员来的关中长陵县（今陕西咸阳附近）仁里的应募士，并被赐予五等爵大夫。汉简二九还记有“霸陵西新里田由”。[⑦h]简三二记有“小巷里王护”。[⑧h]说明田由、王护都是从关中霸陵县（今陕西西安县东北）应募去楼兰屯垦的贫民。
西汉政府对支边军民执行厚惠政策。如大力鼓励屯田军带家属，简三五“右六人其二亡土，四土妻子”。[⑨h]这是四人有妻子，二人的妻子已亡。简三六“妻囗二人一伯子”，简三九“没临中女子二七囗为囗男子十囗囗囗囗”。[⑩h]这二简都证明楼兰不少戍卒带有家属；即使未带家属，或遇妻子死亡难觅配偶时，西汉政府也帮助解决妻室。同时西汉政府对前往楼兰屯田的家属，在运输和口粮方面也给予照顾。简四一还记有“囗囗囗囗囗家属六人，官驼二匹，食率匹二升”。[①①h]这就是说某戍率带家属六人，配给官驼二匹，帮助驮运物品，还提供了粮食帮助。
在军事上，对楼兰地田卒都发给武器，汉简五二记有“五石具弩一、承弦二、犊丸一”。[①②h]这里的犊丸为藏矢用具。另汉简五三还记有“
椎一”。[①i]黄文弼先生把“”释为兵。认为兵椎也是一种武器，较为确当。而屯田军的农业生产工具也由政府统一发给；同时屯田军民的口粮也由公家拨发。汉简四二“凡用世三石七斗七升大”。[②i]汉简四三“十二月十日，囗囗粟二石”。[③i]汉简四九“为东卿造水三斗，醇酒一斗”。[④i]这些汉简不仅说明公家发给口粮，而且还发给洒类等饮料。至于屯田军的衣服，也是政府统一配发。汉简五四记有“絺袍一领，络囗一两”。[⑤i]此处絺指细葛，络指生丝。就是说某屯田卒领到细葛布袍一件，生丝一两。同时屯田机构还有一定的医疗设施，汉简三九记有“治大……头痛”。[⑥i]可知楼兰设有军医为戍卒治病。
西汉屯田军民的主食是粟、小麦、稷。按粟，俗称谷子，去壳后称小米，是北方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在世界上也是我国最早栽培。楼兰屯田军民来自中原，加上楼兰也是干旱地区，所以从内地带来的粟种，就成为楼兰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汉简四○记有“六月乙丑尽，七月积一月十二日，食粟四石二斗”。[⑦i]汉简四三记有“十二月十日，囗囗粟二石”。[⑧i]可见西汉楼兰屯田军民的主要粮食是粟。同时小麦最早产于天山南路，所以小麦也是屯田军民的重要食粮，在汉代直到魏晋时期都是如此。另外稷，去壳后称糜子，也是屯田军民喜爱的食粮，曾在楼兰故城内发现深达70厘米的糜子堆。
为了鼓励屯田军的英勇杀敌，卫国立功，还在政治上对有功军民赐予官爵。上述简文中提到的史隆赐给八等爵公乘，孙尚赐给五等爵大夫，就是佐证。
只有对屯田军民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实施比较宽厚的政策，才能解除他们的各种顾虑，全身心地为国立功。西汉政府于公元前77年在楼兰屯田以后，确实对统一西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屯田军和西域其他地区的屯田军与乌孙及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很快就击败了匈奴贵族，于公元前60年迫使匈奴在西域的日逐王降汉，撤销了僮仆都尉府，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疆土归入了中国版图。回看历史，汉昭帝决定在楼兰屯田的决策，颇有政治和军略的远见，在短期内就为西域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2.东汉、魏晋在楼兰的屯田
东汉在楼兰的屯垦，与东汉时期西域的整个形势有关。东汉时期西域残余的匈奴势力虽有所抬头，但毕竟已不能和西汉时西域未统一前的匈奴相比。同时东汉时已在哈密、吐鲁番盆地建有屯垦据点，楼兰屯垦也已不如西汉时期那样独力膺东部御敌的重任，所以东汉在楼兰的屯垦就不如西汉在楼兰屯垦规模大。再加上西汉政府对西域实行积极进取的政策，而东汉政府重内轻外，对西域实行消极防御，甚至动摇退让的政策。是以东汉对西域的屯田规模较小，屯田军人数也较少。有人说：“汉在楼兰之屯田确应以东汉时规模为大”。[⑨i]与史实不符。
总起来说，东汉政府对西域的屯垦，从公元73年开始，到220年结束，先后断断续续地屯垦一百二十多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东汉初期公元73年创办西域屯垦开始，汉明帝派军先攻占东部天山南北地区，开始在伊吾、柳中、金满屯田；同时班超出使塔里木盆地后，汉军在楼兰、于阗、疏勒屯田，不久因汉章帝放弃西域，从而公元77年东汉在东疆和楼兰的屯田也停办。第二阶段，是东汉中期，从公元91年开始，班超统一了西域，从而东汉政府在伊吾、高昌、柳中、金满、楼兰、精绝、疏勒等地发展了屯田事业，但到公元107年时，汉安帝再次放弃西域，各地屯垦被迫停办。第三阶段是东汉后期从公元123年开始恢复屯垦的阶段，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为止。这一时期由于东汉国力下滑，再加上政府对西域抱消极冷淡态度，中原和西域常处于半通状态，为此西域各地屯垦没有得到应有发展。在东汉统治西域时期，无论是讨伐北匈奴，还是平定西域内部叛乱，虽多次从河西四郡调用部分兵力，但主要兵力是依靠西域属国的地方部队统一了西域，可知东汉时在西域的汉军较少，参加屯垦的人数也必然远少于西汉。有人估计东汉在西域各地屯垦的戍卒只有五千人左右。[①j]
这里单说东汉在楼兰的屯垦。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他首先清除鄯善的匈奴势力，使鄯善首先臣服东汉。公元74年（永平十七年）11月，东汉在西域第一次设置西域都护，并在所属各地发展屯田事业，以求解决塔里木盆地南道官兵的军粮，维护丝路的畅通。东汉政府就派军队和犯人到楼兰屯田。史书并未说明军屯和犯屯的人数，只是说在公元76年（建初元年）杨终向汉章帝上书中要求把参加公元70年楚王谋反和73年淮阳王谋反之狱，被冤屈的徙边的罪人及其家属回到内地，用平民愤。《后汉书·杨终传》具体指出；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戍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由于杨终等人的建议，汉章帝于公元77年决定放弃西域，“悉罢边屯”。
公元91年（和帝永元三年）底，东汉政府在西域重置西域都护后，在楼兰也恢复了屯田。除军屯外，还遣去不少犯人，进行犯屯。《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载：公元96年（永元八年）“八月辛酉，饮酎。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然后由敦煌再发配楼兰，这是东汉的惯例。公元107年东汉放充西域，楼兰屯田，再次被迫停止。
公元102年（永元七年），北匈奴攻没伊吾索班屯军，鄯善王尤还系汉人外孙，害怕匈取乘胜进攻，求救于敦煌太守曹宗。曹宗上书朝廷请求出兵西域救援，班勇即建议派军到楼兰屯田。《后汉书·班勇传》载：班勇主张“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又宜遣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疆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这个建议受到少数愚庸大臣的阻挠，一时未能实行。直至公元123年（延光二年）夏因匈奴勾结车师东寇，河西走廊大被其害时，朝廷遂急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带兵五百人出屯吐鲁番盆地的柳中。公元124年（延光三年）正月，班勇亲至楼兰肃清了匈奴势力，从而鄯善归附，又开始了在楼兰屯田。并于公元126年、144年、147年、150年、153年、154年多次把犯有死罪犯人减刑后，发配楼兰屯田，在原有屯军的监护下，一面生产，一面守卫西域，收到了良好效果。
东汉时期管理西域的屯田机构为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原来西域都护是东汉前期西域地区管理军政和屯垦的最高官府，同时西域都护自西汉设置以来在西域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可是东汉自公元107年以后，由于政府的腐败，竟然废除了西域都护一职，而专设戊己校尉及西域长史，主管屯垦，这是缺少远见的政治失误。
戊己校尉是东汉主管西域屯垦事务的官吏，地位低于都护，高于长史，直接受中央和都护双重领导，年秩禄比二千石。公元74年11月在西域第一次设置校尉，官置二人，分驻两地，戊校尉耿恭屯金满，已校尉关宠屯柳中，直到东汉末年，若断若续的在西域一直设有戊己校尉。
西域长史，是东汉中后期在西域领军屯戍的较高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命，地位低于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年禄一千石，受西域都护或敦煌太守的领导。东汉末年，内地战乱频仍，中原通向西域的交通被阻断，但屯田西域的军政人员仍然在戊己校尉及西域长史领导下，和西域各族人民一起团结奋战，坚守西域广大疆土。他们不仅自己解决了军粮和经费，还多次击退鲜卑贵族军对西域的进犯，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定局面。
曹魏政权建立后，沿袭东汉旧制，继续设置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以统治西域地区。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任命张恭为戊己校尉，到高昌接管汉时戊己校尉，继续领导屯田，守卫车师防区。在此同时，魏文帝曹丕还任命承移为西域长史，从内地到楼兰楼管东汉时设在楼兰的西域长史府。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皇帝，建立西晋（265—316年）后，对西域的治理，仍承袭魏制，在高昌设立戊己校尉，领导屯田戍守；在楼兰设立西域长史府，监护乌孙以外的西域各地。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后，在凉州的张轨于公元317年建立前凉政权，直至376年间统治了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依然在高昌保留戊己校尉府，负责东部天山南北的屯田和防务；在楼兰也保留了西域长史，管理西域属国的日常工作。
这些史实在史书上虽乏明确记载，但在出土的文书和木简上确有可靠记载。在楼兰遗址，南后曾出土汉文书，主要有三批，共429件，其中纸文书87件，木简342件：第一批是瑞典斯文赫定于1901年3月在楼兰遗址发掘出土纸文书35件，木简120件。第二批是英国斯坦因于1907年在楼兰发掘出土纸文书50件，木简161件。第三批是新疆考古研究所于1980年4月在楼兰遗址出土的纸文书2件，木简21件。这些纸文书和木简主要是记述魏晋时期屯田楼兰的纪实。
上述斯文赫定所获汉文文书和木简，经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奥古斯·孔拉迪解读、整理成《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一书，于1920年在瑞典斯得哥尔摩出版，其中有纪年的文书共14件（包括木简11件，纸文书3件）。它们是公元252年（曹魏嘉平四年）1件；公元266年（咸熙三年）的4件；公元265——274年间有西晋泰始年号的8件；公元310年（永嘉四年）的1件。至于斯坦因搜集的汉文文书，经法国沙畹教授解读，写成《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1913年由英国牛津出版了法文本。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去楼兰掘获的93件文书，由马斯伯乐解读，写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的有关中国文书》，1953年伦敦出版了法文本。这两书中有纪年的文书19件（包括木简16件，纸文书3件）都是公元263——330年间的文书。
从这些木简和纸文书中可以确证魏晋时期，楼兰一直是西域长史府驻在地，是当时西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成为西域主要的屯戍基地。如沙畹的《汉文文书》第752号木简记有“西域长史承移，今初除，月廿三日当上道，从上邽至天水”。这是曹魏新任命的西域长史承移，到楼兰赴任前告诉属吏自己已从天水郡上邿县出发了的信。沙畹同书第751号文书记有：“因王督致西域长史张君坐前，元言疏”。这是元某通过王督，送到长史张某处的文书。在马斯伯乐编的汉文文书第213号还把西域长史写成都督：“都督，泰始三年（公元267年）以来，囗曹节度所，下杂文书本事”。
《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一书第16表记载：“（嘉）平四年（252年）三月，司徒府癸丑书署军，二年正月戊寅诏”。这是曹魏中央命令转给西域长史的文书。同书第107和109号木简还记有：“长史白书一封，诣敦煌府，蒲书十六封具，十二封诣敦煌府，二诣酒泉府，二诣王怀、阚欣。泰始六年（270年）二月十五日，楼兰从椽位马厉，付行书囗囗孙得成”。这里清楚载明西晋时期西域长史和其椽属仍驻楼兰城。当时由于河西社会不安，邮递迟慢，西域长史特派人给敦煌太守带去白书一封，另以长史官署名义分别发往敦煌、酒泉和王怀、阚欣二人的蒲书十六封。同书第20、21号纸文书记有：“永嘉四年（310年）八月十九日己酉，安西和戎从事谋史含（？）副溥督监移”。由此可知西晋末年楼兰仍然驻有守卫西域各族的边防军。
西域长史罕主管军队屯戍的是司马，楼兰出土文书也有关于司马的记述。在沙畹的汉文文书第930号木简记有：“十月四日，具书焉耆，玄顿首言。囗督邮彦时，司马君彦相，侍者各囗”。孔拉迪的《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第12号木简记有：“书五，囗告即林军，侃司马囗囗个已敬囗”。这两处文书中的司马都是长史府属的屯官。
西域长史府的文官属吏，不下三四十人。其主要的有主簿管秘书，录事椽管书记，督田椽管生产，督邮管监察。还有诸曹散吏，如水曹管水利，仓曹管仓谷，兵曹管兵率，铠曹管武器，医曹管医药，金曹管货币、盐铁，法曹管邮驿，尉曹管徒转运，贼曹管武盗贼，决曹管刑法，辞曹管诉讼，奏曹管奏议，功曹管纲纪等等。
楼兰出土文书颇多这方面的记载。如王国维编录的《流沙坠简·屯戍丛残》中记有水曹：“水曹请绳十丈”。马斯伯乐的汉文文书第228号木简计有：水曹椽左朗白，前府椽所食诸部瓜菜、贾丝一匹，付客曹”。同书247号木简也记有水曹等官：“使君营以邮行，书一封。水曹、督田椽鲍湘，张雕言事，泰始三年（267年）二月廿八辛未言”。
孔拉迪的《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之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文物》一书第49号木简记有：“泰始五年（269）十一月九日，仓曹椽李足、监仓苏良，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靳仁，从椽位张雅”。同书纸文书18—2记有医曹：“囗医曹得秋白，尊兄丞相见”，沙畹所编汉文文书第728号木简记有：“功曹史赵伦，主簿梁鸾，录事椽曹，监量椽曹”。第758号木简记有：“铠曹谨条，所领器仗刃亡失簿”。第412号纸文书记有“永嘉六年（312年）二月十五日，（下缺）辞曹主者去，四年奉（下缺），发玉门关，州内贞”。
《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汉文文书与其他小件文物》一书第44号木简记有“囗将城内田，明日之后，便与斫地下种囗”。这说明楼兰驻军在楼兰城内也种有田地。王国维辑编的《流沙坠简·戍役类》中有一于楼兰城内出土的木简更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农事垦种情况：
简面：
大麦二顷已栽廿亩
下
九十亩、溉七十亩
将张佥部见兵廿一人
小麦卅七亩载廿九亩
禾一顷八十五亩溉廿亩莇五十亩
简背
大麦六十六亩已栽五十亩
下八十亩溉七十亩
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
小麦六十三亩溉五十亩
禾一顷七十亩莇五十亩溉五十亩
从这个简文中可知，楼兰地区的主要粮食是小麦、大麦、糜子，但是由于水量的不足，粮食面积没有种足，同时也不能充分得到灌溉，这就必然影响了对屯田军食粮的供应，因此西域长史府官署多次要求所属吏兵节省口粮的命令。如：
今权复减省督将吏兵所食条所减。[①k]宜渐节省使相周接。[②k]
上一简文说明官方经过多方核实，须削减粮食供应，只能按新定标准领取。下一简文是说须多方积省粮食，才能度过困难，与下一年新的收获相接上。也就是说楼兰地区吏兵的粮食供应标准只能按每年的收获实情进行决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楼兰出土的木简和纸文书中，有不少述及吏民和军队的粮食供应情况，如在曹魏末年及西晋初年楼兰比较繁盛时期每人日给粮食一斗二升，以下二简就是例证：
出黑粟三斛六斗禀督战车成辅
一人日食一斗二升起二月尽三十日
咸熙三年（265年）二月监仓[③k]
出廪三十一斛七斗六升禀将尹部兵胡支
鸾十二人人日食一斗二升起十月十一日尽十一月十日
泰始二年（266年）十月十一日仓曹史印傅监仓史翟
同阚携付书史林阿[④k]
自此以后所出简文书的记载口粮标准就日渐减少，由日食一斗二升，减少到一斗、八升、甚至最少时只有六。如：
出四斛禀兵曾虏王羌奴二人起九月一日
尽二十日人日食（中缺）人食八升行书入郡
出四斛四斗禀兵孙定吴仁二人起九月一日尽十日日食六升（中缺）尽月三十日人日
八升行书人郡
出十二斛禀兵卫芒等七人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囗日
囗五斛四斗禀高昌士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三十日[⑤k]
由这些简文可知，楼兰地区屯田所获粮食已很难满足驻军及吏民的食粮。对此斯坦因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此地站头（指楼兰——引者）既小，而全个地方本地的出产又有限，然而在中国文书方面仍有足够的证明，显示通路未断之际贸易的重要。有从西域长史发出或呈长史的报告，以及显然不属他的军事行动记录的残片。但是一大部分的文书却是关于一个小屯田区的一切统治事项，如种植粮食存储，以及运输之类的记载。对于官吏以及兵士，常有减少口粮的命令，当地不能自给的困难”。[①l]由此可见，楼兰地区粮食供应已十分紧张。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根本原因是孔雀河下游水源日益枯竭，最终迫使西域长史府只能迁出楼兰城，移往海头。
那末楼兰城因缺水而不得不废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据斯坦因1906年于楼兰出土的最后一种文书是在公元330年，文书上却定为建武十四年。其实建武年号早已中止，已是晋成帝咸和五年。可见楼兰和内地的交通已经阻断，所以东晋早已改年号，他们仍然未闻。但这些英勇的战士仍然守卫着西域土地。至前凉张骏据有西域后，设戊己校尉与西域都护，仍沿魏晋旧规，分居于高昌及楼兰两地。《十六国春秋·前凉录》称：“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以两胡校尉杨宣为刺史”。这里的西域都护很可能就是魏晋时的西域长史，因而考古学家黄文弼认为“楼兰故城之放弃，当在前凉之末，即公元后376年也”。[②l]
《晋书·张骏传》载：“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而日本桔瑞超1909年于西域掘获李柏文书，主要有表文一通，信稿三纸，谨录信稿一纸于下：[③l]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囗囗。阔久不知闻，囗怀思想，不知亲相念，囗见忘也。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囗逐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
这里明说西域长史李柏是到海头，未说楼兰，可见这时楼兰城已荒废，而由海头作为长史府驻地。这个城址位于楼兰故城西南约50公里，在米兰遗址东北约100公里，位于东经89°4052＂、北纬40°0515＂。海头城的边墙东北和西南长约620英尺，合189.1米，东南和西北长约330英尺，即106.5米，总面积约20139平方米，是一长方形城，稍小于楼兰故城。斯坦因曾在该城中采集到细石器、陶器、建筑木雕、铜铁器具和钱币等物。离海头之南不远的喀拉库顺库尔湖，即由塔里木河水及孔雀河下游决口后斜向东南流入湖中的水。因而喀拉库顺库尔湖的水仍然来之于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另外车尔成河水也有一部分流入。正是由于形成了这样一个湖泊，才能使海头也成为历史名城。
五.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
在《汉书·西域传》所说从中原通达天山南路的两条道路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俞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里所说塔里木盆地北道是从车师前王庭即今吐鲁番盆地向西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至疏勒，未提到楼兰。实际此处《汉书》所记塔里木盆地北道经行车师道的路线决不是汉武帝始通西域时的路线，而是宣帝、昭帝以后之事。因为在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武帝听到张骞的详细陈述，知道了西域的大概形势，决定断匈奴右臂，铲除匈奴在西域势力的决策时，经车师前王庭西行道早已为匈奴所控制，汉朝绝难通过车师道。
自匈奴势力扩及天山南北后，匈奴即于西域设立僮仆都尉府的统治机构统治西域各族人民。《汉书·西域传》称：“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可知匈奴统治西域的中心是在焉耆盆地及库鲁克山，而罗布泊和楼兰正在为库鲁克山之南，楼兰地区实际控制在匈奴贵族手中。
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是走塔里木盆地北道，这样才能击中匈奴统治者的要害。如果径走车师道去焉耆盆地击僮仆都尉府，牺牲太重，且一时难于奏效，因为天山山区是匈奴强固的根据地。如果单据塔里木盆地南道，难以北击匈奴根据地，统一西域。从而只有打通楼兰道，作为立足据点，由此前进至渠犁、轮台屯田，建立一牢固的军政根据地，才能时时威胁匈奴统治中心。这样无异在敌人心脏插了一把尖刀，使僮仆都尉府寝难安枕。
汉武帝这个战略决策，最后终于打败了匈奴贵族，统一了西域，说明这是一个颇有远见的谋略，但是得来不易。
因为自敦煌西至盐泽的楼兰须要经过近千里荒芜人烟的沙漠戈壁，并且常年刮东北风，环境极为艰苦，位于其北面的匈奴还要时时来袭击。所以要通过十分艰巨的路程，没有大魄力大勇气是绝难到达的。斯坦因赞赏汉武帝说：“汉武帝对于中亚的通商同军事前进的政策，并不因地理上可怕的困难，而有所畏缩止息”。[①m]确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前进中遇到的困难，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毅力，决定自敦煌西至盐泽筑起一条新的长城，即史书所说的沿途“往往起亭”。
这一条深入西域的新的长城是咱样建筑起来的，英国斯坦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不妨摘引几段在下面。
斯坦因首先说：“楼兰一道东边的起点是一有堡垒的边城，古代中国史书称此为玉门关。玉门之得名始于阗的美玉，和阗玉自古到今是塔里木盆地输入中国的一宗重要货品”。[②m]从玉门关向西进入西域的长城，是如何修筑起来的呢？斯坦因实地看到是“用苇杆捆在一定的间隔同泥层交互砌成的一道正规的城墙，全部经过盐卤渗透之后，坚固异常。墙外面同内部成捆的苇杆成直角形，还放有别的苇杆捆，扎得很仔细，形如束柴，砌成堤形。苇杆束一致长八尺，厚约八寸，这种奇形怪状仔细坚固的墙，……墙项苇杆捆中露出小块绢头，翻介之余，得到五彩画绢残片、残木板，以及上书中国字的小木片，所写的字异常清楚，形式也很古，无年代，只有‘鲁丁氏布一匹’字样”。[③m]这是在人烟稀少，缺水缺砖地方的重要创造。
斯坦因带着兴奋的心情，沿着西延的长城继续前进探察，“从一座堡垒走向又一座堡垒，我找出那种奇怪的墙，一长段一长段的不时出现，有些处所还保存有六七尺高……这些碉楼，意思是拿来保护一段连续不断的边墙的。边墙位于低高地的光石子地面上，比冲积地高得多，在有低沙丘处戛然中段，过此便是很好的一段边墙，厚达八尺，两边实际上一无损伤耸立此间高度的达七尺以上，建筑方法之特别……芦柴和相间的泥层，因为此地土壤和水中之含有盐质，已成为半化石状态”。[①n]这样建成的长城本身“便可以抵抗人同自然。由于芦柴束连合的弹力和粘着性，所以抵挡迟缓而不断的风蚀力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明。我注视着耸立前面，几乎垂直的城墙，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中，无有一切出产，有些处所甚而滴水俱无，建设这样坚固的城墙，一定是桩很困难的工作。然后这最后证明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英里以上长城，竟于比较短时间告竣了”。[②n]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巧妙的利用地形、地理环境，用最短时间，最快速度，筑成坚固耐久的新长城，充分显示了汉朝人民团结奋战和科学技术的出色智慧及才能，理所当然要受到当代和后世人的赞佩。
斯坦因对延伸至西域的汉长城的雄姿继续描述说：“沿伸长出去的长城西段的光石子高原边上，有很多相距不等而保存得很好的碉楼，翼然耸立。这些碉楼无论是用土砖或用泥建，都很坚固。基部方达二十英尺，至二十四英尺左右，到顶上逐渐缩小。这在以前是一座小了望台，有雉堞作保护，大多数的台顶只能用绳攀缘上去，至今在砖墙上还可以看见托足用的孔穴遗痕”。[③n]
“碉楼的位置……一律得着地利，既适防守，复宜潦望，因此各碉楼间距离，都看城墙线外的地方是否易于观察而大为不同，这是很重要的。同时一律选择高出的地位，以便传播烽火的信号。夜间用火，白昼用烟的组织严密的传达消息制度，当时推行于全长城线”。[④n]现在于楼兰故城西北郊5.6公里处有一烽火台，残高10.2米，台基宽18.7米，分内外两层结构，内层系夯土建筑，夯土层高40至60厘米不等，呈圆形，外层系土块垒砌，由此可知这座烽火台为两个不同时期遗迹。因汉代烽燧多为夯土版筑，魏晋以后至唐代烽燧主要是土块垒砌且中立，用以住人和放物，因此这个烽燧的夯土版筑部分应为汉代遗迹，土块垒砌部分应为曹魏西晋时期遗迹。
城墙沿着向罗布泊的大路伸展，然后止于疏勒河床终止处，由此突然转向西南，蜿蜒二十四英里左右，就止于沼泽地方。从这里延展出去约三百方英里，地面上沼泽纵横，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很难通过，这就可有效的防御骑兵的袭击。在长城终止处的一座碉楼处，斯坦因得到一块有字的木简，书有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年号，和大煎都的地名。
当斯坦因骑着大马，察看那些凛然的烽燧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冥想古时烽燧城墙防护谨严，牢牢注视着迤北一带靠不住的低地，以防成群结队善于作战的匈取敌人的情景，不啻如在目前”。“就在城墙以及烽燧附近所有拾得的许多青铜箭镞，……证明边陲上突袭同警报是数见不鲜的事”。[⑤n]
斯坦因还在横墙同古长城线相联结处的一座烽燧遗址的废物堆里得到许多木简，中间年代继续有两个世纪以上。在一个束扎住的小屋中置有带破干残羽的铜箭镞一枚，并写着“（破）箭一支归库另易新者”。[①o]在古长城遗书中，记及换发新弓、新弩归还破损之事甚多甚多，可见当时战争的激烈。
现在故城墙的路线依然表现得异常清楚，即使倒塌得只剩一堆低直的土堆，也还是清晰可辨。同城墙平行相距约十码左右一条沟形直线，是几百年来戍守的逻卒往来践踏，在粗沙土上形成了一条窄狭分明的道路。还在许多烽燧处排成有规则的十字交叉五点形，或者排成彼此相距不远的一道直线，底部约有七英尺到八英尺，全用芦柴束作十字形交互一层一层的建成，自是一英尺至七英尺不等，式样相同。在芦柴束初放时中插白杨树枝，用作支柱，时间稍久，经过盐渍浸润，芦柴束已成半化石状态，就再不需中插树枝了。这些就是烽燧昼夜备作烽火用的芦束。
斯坦因实地考查汉代西进中亚的重要国防设施后，惊奇而又赞叹地说：“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持这条通道之需要何等大的力量同有系统的组织。但是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成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长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②o]在玉门关通达楼兰、龟兹的军事和丝绸通道上，除了上述各种重要国防设施外，在汉朝也是最为繁荣的丝绸通道。也就是说，楼兰古道对西汉通向西方的丝绸贸易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史书记载是如此，近代考古出土文物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我国学者和国内外学者都在楼兰城郊出土了不少美丽的彩色锦绢。如斯坦因在一座横墙与古城线相联结处的烽燧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古代的的绢，头上书汉字和婆罗谜文，在绢头上面备记产地，以及一匹的大小重量等项，显然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③o]同时在离楼兰故城约四英里左右的墓葬中出土了各种殉葬的器物，如“死者个人用的有花纺的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写在木版同纸上的中国文书，最了不起的是眩耀在我眼前的光怪陆离的织物，其中有美丽的彩绢，很美的地毯，同绣品残片，堆绒地毯，此外还有粗制的毛织物同毡子”。[④o]这些除了本地出产的毛织物和中原的丝绢外，同样重要的是西方文化也通过楼兰古道输入西域，对此，斯坦因特别指出“在研究远东和西方古代关系的人看来，装饰的织物中还有精工制造的地毯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希腊式的。无论是本地制，或是从极西的中亚地方输入，我们从此可看出一种文化力量显著的说明，那条碛路对于这种文化力量已经服务了好几百年，只是方向相反罢了”。[⑤o]楼兰古道上东西文化交流的盛况，斯坦因面对这许多出土的东西方珍贵文物会集于楼兰古道的实情指出：“事实上由于中国方面的声威，经济的富源以及组织的能力，实远过于中国人民以及统治者军事方面的力量。老实说，这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胜利”。[⑥o]这是历史发展的真谛，所谓汉唐精神，就是汉唐的综合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以西域各族人民对中原心向往之。可知并不是两汉的军事打败了匈奴，实质上是、唐的经济、文化征服了各族人民的心。
斯文赫定考察楼兰后指出：“楼兰是一座边境的堡垒，是亚洲腹部古道，特别是介乎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之间‘丝绸大道’旁边之一个前站，远近旅客都到这里来”。[①p]斯文赫定在这里出土了不少文书，内容十分丰富，他说：“文件谈到延迟的纳税人及其惩罚，谈到邮差，谈到带领扈从出巡的高级官吏，谈到作乱的游牧民族，谈到带有护卫和壮美的西藏驴的运丝旅行队，谈到骑兵和荷枪的兵士、射手、战车、驻防和用具、辎重队、各式兵器和最高的军令。也提到一位将官，一位司令官、军车长、辎重队长、军医以及别种等级的军官。因着楼兰地位上的冲要，所以驻有强大的卫戍队。就是文官也不在少数；文书上提到一位大臣，一位书记长，一位书记官，一位民政长，河工监督，农事主管者，邮务长及其四名属下，一整批仓库官吏，高级管理员等人。也谈到了法规刑律、税律、民籍法、军役、护照、交换贸易——用‘帛’支付谷价，虽则当时已有了条理井然的币制——以及许多别的事件”。[②p]这是一座多么繁荣，多么繁忙，而又秩序井然的楼兰城呀！不得不使恭拉底教授赞不绝口地说：“在纪元后三百年的当时楼兰就已经有了这样精细而正确的统治的社会秩序，则地必是经过很长的历史和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进化”。[③p]
楼兰古道虽然从公元4世纪末起，由于罗布泊水量的变化和吐哈盆地车师古道的通行而被阻断。但楼兰古道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末间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留下了不朽的业绩，特别是为汉朝统一西域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同时通过楼兰古道的丝绸之路也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交流融汇放射夺目的光彩。楼兰历史遗迹所体现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在西域坚如磐石的统治，是中国维护统一的不屈英雄精神。斯文赫定颇为惊奇地说：“楼兰失陷于纪元后400年之初……虽然是暗云密布，但官厅却从未丧失对国家的责任心。大家都竭尽他们的责任心。虽则城墙上的守卒敲起备战的鼓声，堡垒上燃起了烽火，这些官吏仍然忠实地坐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做报告，就像是太平无事似的。他们给朋友们写贺年信和吊问函。毫不受同前的危险所扰乱。想到这些中国人用这样大的毅力和勇气，竭尽他们的责任时，真令人感叹不置，并可以了解这个奇异的民族是怎样统治半壁亚洲的。这并不是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这是赤裸裸的真实”。[④p]这种视死如归、永不动摇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精神，就是我们西域各族人民几千年来谱写的最壮丽的历史长卷和不可磨灭的守边卫国精神，是摸不着，却是永放光芒，令各国人民赞颂不已的精神。
注释：
①a 袁珂《山海经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②a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①b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95页。
②b 黄文弼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③b 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①c 转旨引陈兆复著《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图。
②c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③c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
④c 安志敏《细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①d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①e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10年版，第231页。
①f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233、233页。
②f 同上
③f 长泽和俊著《楼兰王国》第三章《笼罩沙漠的战火》，第三文明社1976年日文版。
④f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⑤f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234页。
⑥f 同上
①g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36页。
②g 同上
③g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事会印行，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12月承印。第192页简十五、第192页简十七。
④g 同上
⑤g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92页简十六，第192页简十三。
⑥g 同上
①h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94、201、201页。
②h 同上
③h 同上
④h 《文献通考》
⑤h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2页。
⑥h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1、201、201、203、203页
⑦h 同上
⑧h 同上
⑨h 同上
⑩h 同上
①①h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4、207、207、204、204、205页。
①②h 同上
①i 同上
②i 同上
③i 同上
④i 同上
⑤i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08、203、204、204页。
⑥i 同上
⑦i 同上
⑧i 同上
⑨i 赵予征著《新疆屯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①j 方英楷著《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版，第157页。
①k 王国维《流沙坠简·杂事类》，简版90、简版91。
②k 同上
③k 斯文赫定简版IV51，简版Ⅲ.50
④k 同上
⑤k 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纸版11。
①l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第99页。
②l 黄文弼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③l 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
①m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27页。
②m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年版，第118页。
③m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年版，第119—120，120—122页。
①n 同上
②n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年版，第122页。
③n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年版，第124、124页。
④n 同上
⑤n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年版第131-132、134页。
①o 同上
②o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年版第136页。
③o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年版第134页。
④o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年版第108、108、115页。
⑤o 同上
⑥o 同上
①p 斯文赫定著，袁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59页。
②p 斯文赫定著，袁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59、359页。
③p 同上
④p 斯文赫定著、袁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60页。＊
标签：汉朝论文; 楼兰论文; 考古论文; 罗布泊论文; 西域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汉朝文化论文; 文物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西汉论文; 黄文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