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长春[1]2001年在《“五四”女作家创作综论》文中提出；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论文硼：“】乙口g刀eq乍家创作颔相全 ‘”研究生姓名：卢长春 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晓华[2]2017年在《林海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林海音(1918-2001年),一个集作家、编辑、出版人于一身的文化人,基于他特殊的能力,在台湾文学界是一种罕见的本事。更由于他是一名女性,而且是一个注重家庭生活的妇道人家,却能协调叁种看似不同而可综合起来的行业,这是中国古今中外文学界的鲜迹。基于大陆近年研究林海音的,仅停留在作家作品的直线研究领域;台湾方面研究视角虽愈来愈宽广,涵盖面也比较拓宽深邃,角度亦比较新颖,但是研究者过于聚焦单一议题。风格、编辑、出版各自论述,不敢跨越彼此研究领域的鸿沟。对于林海音创作风格穿越副刊编辑、纯文学刊物编辑、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辑由来无人问津。这或许是一个作家庞大的文学编辑风格体系使研究者怯步,亦可能在资料上因为两岸学术沟通困难不易寻获而仅止于此。对一位曾经引渡京派文学,忠于台海两岸文学整合的女文化人,他的文学风格的编辑理念正为这个领域留下一处空白。基于以上的原因,本论文首先以林海音本人的人生阅历,论述其文化人格的形成,以及对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通过论述林海音创作作品所遵循之风格流派的影响与师从,从中总结出其文学观念的形成。进而叙述他从报业新闻业专业训练影响其创办纯文学杂志编辑经验的生展和形成。并着重分析《纯文学》月刊的风格,实质是秉承朱光潜和夏济安后来接办的《文学杂志》。从比较3个刊物中,总结出林海音的编辑理念之承袭,并在前辈办文学杂志的编辑基础上创新的特色。论文亦同时侧重分析出林海音的另两项文学活动:10年的报业副刊编辑经验与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辑特色,以期总结其所有文学编辑业务的编辑理念。最后论文以林海音创作风格与编辑理念的内在联系,完成叙述一个纯文学起始、发展、回归与终结的历史。本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论述论题:第一章:林海音文化人格的形成一本章共有5个小节。第一节个性和创作个性的形成。从其天生优秀的领袖素质个性,及后天家庭教育与社会认知形成的创作个性,练就了作家的文化人格;第二节客家精神素养的影响。林海音父亲的客家传统,克难进取、硬颈精神、崇文重教、冒险拼搏、开拓创新的精神,型塑部分作家的文化人格;第叁节北京文化素养的形成。作者北平文化中心居所,一生与文化人结缘(父亲、夫婿、雇主、家翁),个个不是报业新闻背景就是京派文人学历。无形中训练了林海音成为写作、编辑和出版的才智:第四节图书馆生涯的经历。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博尔赫斯在图书馆生涯达成文学梦想的个案,述说林海音的图书馆工作亦获得图书编目训练,成就了编辑出版家的美梦。第五节台湾文学契机。分析台湾女性文坛的沙漠时代,提供林海音时机以文学沙龙群聚文人社群,成功为其一系列文学活动打下稳固的基础。第二章:林海音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这章共有5个小节。第一节文学创作的价值。以解释文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存在的意义为大前提,引导论述林海音文学价值研究范畴的方方面面。第二节林海音独特女性意识觉醒。叙述北京的妇解运动蕴育出林海音独特的女性意识觉悟。诠释他对女性实质婚姻的深刻的认识,并对婚姻质素提出自己新的观点。为小说笔下的女性指出一条婚姻之路。作家通过小说表达对旧式女性坚韧婚姻的敬重,以期展示不以西方妇解思想作为评析中国实际女性觉悟意识的本源。论文指出客家女性天生的觉悟意识,是林海音成长的模式典型基础。第叁节林海音文学“人性”的制高点。以秉承京派文人以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点,陈述师从凌叔华、尊崇沈从文创作,并以《烛》、《晓云》为个案研究,确认林海音的人性创作作品。第四节林海音文学“善”的最高理念。本节对文学的“善”念价值作了诸多理论上的阐释。林海音文学志业中“善”念作为,并由此伸延扩散至文学作品的精神。其善举与善念的传播带动台湾建立人文社会的关怀。第五节林海音纯文学隐含海峡两岸背后的政治功能。林海音复杂的身份归属却始终忠于“两岸一个中国的情结”认同。这份坚持是一种付诸纯文学的政治诉求。这种勇气最终得以搭建两岸文学的交往,建立与大陆现代文学文坛的友情。奠定了纯文学在文坛上被认可的流派地位。第叁章:林海音创作的风格--本章共有4个小节,分述小说、散文、儿童文学、京味儿的创作风格。第一节小说。通过专注女性婚姻题材,以写实人道主义,体现温情主义,小说家应有广大的同情的理念,以及小说中的语言风格,解读分析小说对女性追求生命价值的思考。论文中对作家小说中情牵两岸的温情大义,对来自各阶层人物的温馨情怀,使他的温情主义有了新的意义。论文进一步解构林海音另辟蹊径追寻模仿沈从文的小说新文体。使作家的小说有了更高的艺术技巧来表现小说的灵魂,呈现更深的人性思考。小说整体语言风格体现真善美的语言力量;第二节散文。本节追溯中国30年代散文创作高度繁荣形成的流派,审视林海音散文风格的溯源。这一节以题材和主题区分林海音散文书写的概况。并详述散文是一种极具挑战性与极度自由发挥空间的文体。以致林海音因具捕捉、筛选和运用信息的强势,弃小说而选散文,以适应台湾工商业发达读者选择短小精悍的消闲读物,成为文体发展不可逆转的事实。林海音散文风格主要是为构思一部台湾文坛散文史而书写。其散文对散文界有着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第叁节儿童文学。这一节以林海音儿童缘、儿童文学教育观,以及一趟“作客美国”之行,触发了儿童文学使命感。作家由此以身力行,从事创作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林海音儿童文学风格特征主要是确保作品老少咸宜、重视西方创作之科学态度,强调作品的教育性功能。作家始终怀着远大的目标,为出版崭新观念的儿童读物,建立一个其有世界儿童阅读水平的社会环境,以改变人们对待儿童文学事业的态度;第四节京味儿风格。这一节叙述林海音公认的京派身份是京味儿小说之所以然的特征。其中《城南旧事》、《烛芯》、《婚姻的故事》是京味儿小说的代表作。并由此展述以北平为主流的京派小说《城南旧事》在台湾的边缘化诞生和发展;而凌叔华的正统道地的京味儿小说《古韵》,却从边缘化的伦敦展开,成为京味儿小说的中心。最后这两本书都分别回归原地。这是京味儿文学的趣事。第四章:林海音《纯文学》月刊的编辑理念--本章共有4个小节。第一节概述林海音北平与台湾两地结下与报业副刊编辑不解之缘的关系,从而累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第二节通过对比朱光潜与后续夏济安接办的《文学杂志》,分析林海音办《纯文学》月刊杂志是承袭两位前辈的杂志风格,并由此发扬光大,建立专业的权威性杂志的学术水平。并以梁实秋与朱介凡作为佐证该刊物具有朱、夏2位学者办刊风格的实据。第叁节林海音《纯文学》月刊的编辑理念。这一节以自由主义建立新文化、承继建设纯文学、使学术大众化、坚守文化人从商原则、展现传媒新思维,以战略眼光抓住新的文学形式作深度报道,为该刊物整体编辑理念的总结。第四节叙述《纯文学》以纯文学出版社的形式展现新姿,最终仍敌不过大资本商家的竞争而终结。然而它终究成功交留发源地北京现代文学馆,成为中国台湾部分的文学史板块,永记史册中。第五章:林海音文学风格的编辑理念--本章共有2个小节。第一节简介林海音10年《联副》的编辑方针与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策略方向。并呈述纯文学出版社全程创立、兴起、繁盛、衰败、结束的过程。第二节林海音创作风格与编辑理念的内在联系。论述作为编辑作家化的林海音,其作品风格的内涵贯穿在编辑理念中转变成新的价值。总而言之,本论文正是通过以风格和编辑中心主题的思路,阐述风格与编辑对文学传播出版这条线路上,描述林海音在台湾文坛建构独特文学风格的编辑理念,以及人们对他编辑出版德泽千秋大业之精神景仰。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触及台海两岸作家“两地”的文学经历,为力求论述出一篇客观、严谨、翔实的学术论文,除了在新加坡各大学收集有关林海音书籍资料外,曾多次造访台湾大学和台湾国家图书馆以摄取丰富的原始文献。论文研究旨在填补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岛有关林海音研究的空白部分。谨此希望本论文能提供作为中国台湾部分文学史研究的可借鉴的文献资料。
王勋鸿[3]2008年在《君临之侧，闺怨之外—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总是以“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叁重边缘的符号,边缘或者消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和研究中。异己意识形态的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以往的文学史着中几为空白,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纳入文学史的撰述成为共识并已付诸于实践,但遗憾的是,新的文学史中还是多以单章另列的方式将其放逐于大陆中心论述的边缘。而在台湾八十年代随着岛内本土化运动的兴起,强调台湾的本土意识,以“大陆文化回顾”为主流的五六十年代文学,也被忽视或摒弃。另一方面,五六十年代,两岸又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牵制文学的特殊时期,浓烈的政治符号充斥于那时段的文学作品中,两岸的文学史家都给予五六十年代文学极低的评价,更遑论其中的处于边缘位置的台湾女性文学了。基于以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本论文以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作品的全面阅读和评析,回眸、发现和再评价该时期的女性文学,以期重构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本论文首先从文学生产场域的各个环节分析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兴起的原因,进而分析了五六十年代台湾战后第一代女作家如何在“反共文学”浪潮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论了该时期女性文学的特点:一、女性与乡土:遥望大陆故乡的怀乡书写、“家台湾”的在地化书写;二、保守社会文化下,女性性别意识的塑造与呈现;叁、五四文学传统的承继;四、六十年代现代派主义思潮下女作家性欲书写和留学生文学。论文除却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男性家国时代的女性声音——五十年代文艺体制及女作家。本章第一节从文学场域的各个环节分析五十年代台湾“战斗文艺”体制形成的过程。国民党“战斗文艺”运动五十年代从出台到泛滥的过程,主要通过官方的叁种文艺策略来推动。(一)实施官方奖励与“培训”,大力扶植“战斗文艺”创作(二)通过官办“民间”文艺团体,将作家纳入“战斗文艺”的组织网络之中。(叁)创办文艺刊物,建立“战斗文艺”的发表阵地。由此“反共”、“战斗”文学成为五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主流。第二节分析在“反共战斗“文艺体制下,迁台第一代女作家是怎样历经乱离的艰辛在台湾安家并执笔于文坛。本节从女作家的文学养成、国民党的国家文艺政策、主导文化、妇女政策等几个方面分析女作家在战后崛起于文坛的原因。第二章:乡关何处?——战后女作家的身份言说与建构。战后随着国民党溃败去台的第一代女作家们,从中原内地流寓到边缘海岛,迎合“大中国”正统文化,书写对故土家园的遥思和对“家台湾”的情感。她们从“权作避秦”,到“收复无望”,乃至于“终老斯乡”的辗转创作心路,使得“流离”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她们从忆念隔岸的故乡家园,到“在地化”、“家台湾”的书写,建构着新的身份认同。六十年代迁台二代女作家,在现代主义大潮和留学大潮的推动下,以“离乡”、“异乡”的身体流亡和放逐,书写着“无根”、“离散”的悲情与痛苦。本章第一、二节以第一代迁台女作家琦君的怀乡散文和去台旅美作家聂华苓的小说为解读文本,呈现五六十女作家“乡关何处”的身份迷思。第叁节以迁台女作家笔下的台湾人、事、物的在地化书写,论述她们笔下的“台湾新故乡”。第叁章:性别与家国——战后女作家性别论述。五十年代女性作家及其文学总是在国族大叙述的洪涛大浪中,因其“闺秀”、阴柔的美学特点和主题的琐碎化、私情化被贬为“社会性观点稀少”的“闺秀文学”、“主妇文学”,然而实际上,这些貌似“温良”,“恭让”的女作家却是“披着丹士林的辣将”,她们的闺秀风格并不能掩盖她们作品中凸显的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本章第一节到第叁节以林海音、聂华苓等第一代迁台女作家的作品为解析文本,透过她们笔下一个个旧时代或者新时代女性的爱情婚姻故事,揭示传统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女性勇敢大胆的自我突围。六十年代迁台第二代作家更是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她们通过对性欲和乱伦禁忌题材的触及,挑战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透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另类的爱情和婚姻故事,高扬了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第四节以欧阳子的小说和郭良蕙的《心锁》为文本,呈现女性走出男权社会的束缚和禁锢,颠覆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凸显女性性别意识,建构自我主体的过程。第四章:本章主要论述五六十女作家及其对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两岸论者大都以国民党迁台后的禁书政策或者五四写实精神在“反共”怀乡大潮中的失落为依据认定五四传统在台的断裂。本章从迁台女作家与五四的渊源、作品中体现的“感时忧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女作家散文的艺术特色和柔美美学品格几个方面来论证五四传统在台湾非但没有失落反而得以承继。第二节以聂华苓及其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栏的作品,分析自由主义传统在五十年代官方文艺的钳制下,在女作家的文本中如何呈现和言说。第叁节以琦君和张秀亚的散文为例,分析五四阴柔美学传统在战后台湾女性散文中的承继。第五章:从文学理论的移植到身体的位移。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和留学生文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美学特质为战后台湾文学书写了璀璨的一页,甚至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留下了经典性作品,其中女作家在此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章第一节从现代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美援文化的关系二个方面分析现代主义大潮在台湾五六十年代二度兴起的原因。第二节以《现代文学》及其重要作家欧阳子为例分析以心理剖析为艺术特色的现代派文学与此时期女性文学的关系。第叁节,分析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兴起的原因和背景及其与此时期女作家的关系。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作家大都经历过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再到美国的人生流寓过程,无论是被动的流亡还是主动的放逐,二次漂泊的命运和中西方文化冲突,使身处此中的女作家创作具有丰富的主题内涵和艺术张力,既有乡愁的痛苦,又有羁旅异乡失却梦想的悲哀,还有“留”或“不留”的焦虑。本节以留学生文学的典型作家于梨华和吉铮及其小说为例,分析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特色,诠释海外浪子在失乡路和爱情路上的苦闷、痛苦和彷徨。总之,本论文正是透过五六十年代女性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分析,从多个主题、多个视角把握该时期女性创作风貌和文学形态,以期重新评价以往文学史中被放逐或被误读的女性作家作品。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坚持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尽可能占有大量翔实的资料和史料,力图借此论文,填补大陆该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空白,为中国文学史、女性文学史的书写提供可借鉴性资料。
王艺[4]2012年在《萧红研究综论》文中指出从上世纪30年代起,萧红的研究历程已经走过近八十个年头。鲁迅、胡风、茅盾的经典评论奠定了萧红研究的基调。从40年代后期直到新时期,以作家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出现了很长时间的中断和停滞,这不仅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审美心理的变易、小说艺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等因素。1985年以后,随着整个社会与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文学意识的不断更新,以及思维空间的更为开放和理论构架的更为齐全,文学研究的重心由文学与政治及社会的关系转变为文学自身,对作家主体性的研究也开始盛行,这大大推动了萧红研究的深入发展。进入新世纪,文学研究模式更加多元化,但是真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实现研究范式的突破,是萧红研究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对萧红作品的整体透视,不独对认识她个人创作的变异和复杂状貌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展示其创作实绩及其为我国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也是有益的。小说是萧红文学创作的主体部分,因而对小说的研究历来是萧红研究的中心和焦点。萧红小说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印象式批评到专题探讨,由对作品本身的评述到对作家创作风格、精神气质、人格理想综合研究的发展历程。但是文学本体研究,始终是我们研究的基础。通过对萧红研究历史的梳理、分析、归纳和总结,扫描萧红研究的得失,公平地议定是非曲直,以推动萧红小说研究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萧红研究及其发展走势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它的历史进程及深刻变动显示着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真正水平和发展趋向。对历史问题的深刻总结和对新问题的敏锐发掘,从整体上和实质上揭示萧红和她以前以及她同时代作家的区别,揭示萧红小说和她所处时代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凸显萧红小说创作的革新性和独创性,是我们梳理萧红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陈妮[5]2017年在《在历史中沉浮-1920年代以来凌叔华小说的传播》文中研究指明1920年代以来,凌叔华小说的传播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924-1931年,凌叔华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的转变,迎来了首个传播上升期和高峰期。她先后在《现代评论》、《晨报副镌》、《新月》等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共29篇,并结集为《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3部小说集进行传播。作品还得到茅盾、苏雪林等文学评论家的肯定。《酒后》、《花之寺》甚至被译介到日本。抗战时期,小说在国内的传播受阻,相比之下,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凌叔华共发表小说17篇,作品数量和艺术水平均较前期下降。不过,前期发表的部分作品《绣枕》、《花之寺》等仍然受到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关注,表现出持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小说集《花之寺》和《千代子》先后在日本出版,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50年代以来,小说传播表现出复杂性和曲折性,形成国内沉浮交错,国外异军突起,国内外互补的态势。50-70年代,小说在国内的发表和传播渠道被阻断,基本淡出研究者视野。相反,国外却掀起了对凌叔华的研究,表现为50年代《古韵》在英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以及60年代美国汉学界夏志清等人对凌叔华的肯定。新时期以来,借助国内文艺界“重评”热潮,凌叔华的文学史地位基本被恢复。虽然小说以编入教科书、工具书以及结集出版等多种形式传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凌叔华自己却面临被消费的尴尬。纵观凌叔华小说的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小说主题与时代主题的契合度、政治因素以及作家的人际关系对小说传播具有突出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不仅体现在凌叔华个案,也体现在“五四女作家群”其他作家的作品传播中。
周春梅[6]2013年在《萧红传记研究综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萧红算是“生命力”持久的作家之一。表现之一就是从20世纪四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70多年间，产生了60余部形式多样的萧红传记及传记小说，对萧红的形象进行了多个角度地塑造。这在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中间，也算是十分突出的了。现有的萧红传记研究成果有侧重于考察萧红传记中萧红形象演变的，有侧重论述新时期以来萧红形象重构的。在此之上，萧红传记研究的空间还有待拓展。所谓传记研究，其内容包括传记评论、传记史和传记理论叁个方面。具体到萧红的传记研究，可以发现，相较于萧红传记写作呈现出的硕果累累景象，萧红传记批评和理论探讨却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寂寥。从根本上说，这与中国现代传记学在传记批评和传记理论方面的薄弱密切相关。当萧红传记的写作出版及传记批评性质的评介文章具备了一定规模，对其进行梳理、评价和思考便显得十分必要。本论文第一部分对萧红传记的写作和出版进行了回顾，从传记形态论的角度，确定萧红传记的范畴，划分萧红传记的类型，从女性传记、作家传记、传记小说以及萧红图传、萧红传记电影等诸多类型考察现有的萧红传记，讨论不同的传记类型各有怎样的特点和功能，其中包括传记的实验形态和扩展形态，即作为文字的传记同非文字的媒介，如图片、影视相结合而产生的图传、传记电影等。在类型研究的基础之上，论文第二部分对于萧红传记写作中的个案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评论。除介绍传记当时出版的基本情况外，大体采用传记批评的角度，从历史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介绍生平、展示个性、解释原因等角度对萧红传记中的典型文本进行论析。所列出的四部个案，分别侧重从历史背景对传记书写的影响、传记书写的学术性及学术影响、传记书写者与传主的主体间对话以及巨型传记的传记材料引用等方面进行讨论。第叁部分，首先简要回溯了萧红传记的批评概况，也可视作是萧红传记批评史式的回顾。综合以上类型研究和个案分析，用举隅的方式提出萧红传记书写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如传记的整一性把握——对于萧红童年生活的关注与解释不够；传记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对于若干传记材料的过度依赖和引用以及从传记理论的角度强调传记应超越编年体式传记，而迈向具备解释传主个性等特征的现代传记等。最后，论文简略讨论了作家传记与文学史写作的互动，尝试提出两个萧红传记研究中的学术切入点：一是以从萧红传记中拓展萧红个人生命史为例，梳理现代作家的个体生命史，注重作家彼此间的关联、过从、共同从事的文学活动及文学创作上的影响等，初步尝试采用《史记》的“纪传体”体例编纂书写现代文学史；二是考察文学史视野中的萧红形象与萧红传记史中的萧红形象地重迭和冲突等。要建立完整的、具有深度的传记理论，就必须对传记史进行总结，同时考察作为传记史片段和构成要素的传记批评。本论文梳理、评述了萧红传记写作的历史，有选择地评析了萧红传记中的典型文本，从传记批评的角度总结了萧红传记写作的不足，并尝试探索萧红传记研究中新的学术生长点和切入点，这不仅对萧红研究有所推动，而且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以至整个传记学的学术批评和理论建设都会有所裨益。
张明杨[7]2011年在《拓荒者的声音》文中认为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质却是一部男性标榜史,女性作为一个沉默的性别群体在强大的男性话语权的压迫下是没有言语权的,仅仅作为男性的附庸物而存在。“五四”的一声春雷,震响了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现了“人”,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女性的发现”,“女人”开始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甚至对整个革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量的群体被推上历史舞台。迎着“五四”的晨光,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批女性作家开始陆续浮出历史地表,而文学便成为了她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最为恰当也最为重要的表达方式,中国女性从此结束了被描述、被书写的无字碑历史,开创了属于自己的言论空间,为整个中国女性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迈出了具有开拓性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在当时社会上有着极大影响的副刊之一——《晨报副刊》,不仅亲眼目睹着轰轰烈烈的“五四”革命浪潮,也真切地感受着“五四”女性文学的发展,对女性作家群的崛起和发展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培养,提携了不少知名的女性作家,并为她们进行自我抒写和自我价值的认识不断开拓提供宽广的空间和平台。因此,本文则选取《晨报副刊》中所刊载的“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及相关文本为研究对象,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这些女作家的创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阐述,试图从“五四”女性文学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个起点性的意义出发,力图从《晨报副刊》这个历史视域中展现出“五四”女作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在文学题材的开拓创作实绩透视出五四女作家们由稚嫩的“女儿”性逐步走向成熟“女人”的主体意识成长历程。借助《晨报副刊》这个历史侧面,目的是由小窥大“借一斑略知全豹”,探究在《晨报副刊》这个视窗中“五四”女作家们的创作在现代女性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做出的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希图由此牵引出整个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呈现的基本面貌,也为研究现代女性文学和“五四”新文学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和横向视角。
任倩[8]2012年在《“五四”女作家的自我书写与建构》文中提出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女性被“神权、族权和父权”这叁座大山压迫着，牢牢地被束缚在社会的底层，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自我书写和表达的权利。女性对自身的处境也一直处于蒙昧状态。在封建传统势力重压之下，女性解放运动道路的曲折性与女性自我书写的不彻底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也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性，这也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和探寻女性解放运动和潮流的时候，必须根植于中国的现实环境来历史地去看待，具体地去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沉睡在历史地表几千年的女性，在“五四”新思潮和新式教育的影响下，女作家们第一次以集体的姿态发出自己喑哑的声音。她们用自己的笔记录了处在时代夹缝中的女学生艰辛成长的心路历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她们笔下的女学生群像，来了解在风云变幻的五四时期女学生所经受的心灵的激荡，深入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第一章主要写了五四女作家出现的背景，主要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发现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中西合璧的教育背景对女作家性格、气质以及创作各方面产生的影响。第二章重点选取了冰心、庐隐和冯沅君的作品中女学生群像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对具有典型性的形象进行分析，来表现和揭示五四时期女学生的精神风貌。笔者力求全面地对她们笔下的爱学习、肯上进的女学生形象、苦闷彷徨者形象以及叛逆者形象进行深入的分析。第叁章重点围绕五四女作家笔下女学生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深刻分析了五四女作家笔下女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情智交战、灵肉分离，同性之恋以及交织在母爱亲情世界之中的矛盾心理，进而客观地揭示了时代的局限性。第四章通过对比来写来揭示五四女学生形象的意义。首先与五四男作家笔下的女学生形象对比，其次通过与后世作品中的五四女学生形象做对比，进而突出女学生形象的启蒙意义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武兆[9]2013年在《论女高师作家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女高师作家群是指五四时期出身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一批女作家,五四文化语境以及女高师校园文化的影响,再加之独特的女性视角,使得这批作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特别的精神群落。作为中国第一代校园女作家,女高师作家群的创作不仅表现出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发生的巨变及其所引起的阵痛,而且还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对人生诸问题进行了种种追问。可以说,女高师作家群及其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对女高师作家群的研究,多是以个案的考察为主,而从作家群的角度宏观握、综合考察的研究还不多见,为此,本文选择以“女高师作家群”进行整体性综论。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女高师作家群概况及研究现状。其他叁部分分别从女高师作家群在创作上体现出的自传性、社会关怀以及妇女解放诉求叁方面进行论述。女高师作家通过作品塑造了与本人经历相重合的主人公,通过主人公的人生步履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读者面前充分展现个性,勇敢地表露心灵。在表白自我的同时,女高师作家群时刻不忘关注社会现实,合着时代的最强音从事文学创作。另外,女性的性别特征使女高师作家群具有了独特的女性视角,对妇女解放的强烈诉求在她们的作品中始终念兹在兹。女高师作家群的文学书写作为五四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道别致的景观。她们浅吟低唱着自己的生命体验,积极思索着时代的一般问题,大胆张扬着女性意识,创作出了具有现代人文内涵的女性新文学,为中国女性文学书写了崭新的一页。
闫慧[10]2011年在《隔代的青春抒写》文中提出五四青春文学与“80后”写作同属青春写作范畴,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考察,本文尝试运用纵向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历时性的框架中对五四青春文学与“80后”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进而通过对二者文本内部的细化分析,期望得出对五四青春文学与“80后”写作新的认识和评判。论文由叁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对青春写作进行了梳理,归纳了青春写作的研究现状,并对“80后”这一概念进行界定。论文主体部分分为叁章。第一章论述了五四青春文学的概念,对“80后”文学的起源与现状进行了归纳。从二者发生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思潮两方面入手,分析五四青春文学同“80后”文学的比较基础,他们都处在社会转型期与文化思潮碰撞的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下,五四青年们拥有了激情与沉重,却让“80后”更具感伤与颓废。第二章论述五四青春文学同“80后”写作的异同。从青春写作中的感伤、孤独、叛逆叁个方面入手分析二者,探讨得出“80后”写作中的优点和不足。另外把五四女性写作与“80后”女性写作单独择出,分析青春写作中女性写作的特殊意义。第叁章论述了第一人称视角下的青春写作。由于青年处于自我意识初现的青春时代,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通过对二者运用第一人称方式的异同分析,思索“80后”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结语部分就五四青春文学与“80后”文学比较进行延伸思考,以期对“80后”写作做出新的观照和把握。
参考文献：
[1]. “五四”女作家创作综论[D]. 卢长春. 曲阜师范大学. 2001
[2]. 林海音研究[D]. 刘晓华. 南京大学. 2017
[3]. 君临之侧，闺怨之外—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研究[D]. 王勋鸿. 山东大学. 2008
[4]. 萧红研究综论[D]. 王艺. 兰州大学. 2012
[5]. 在历史中沉浮-1920年代以来凌叔华小说的传播[D]. 陈妮. 武汉大学. 2017
[6]. 萧红传记研究综论[D]. 周春梅. 吉林大学. 2013
[7]. 拓荒者的声音[D]. 张明杨. 四川外语学院. 2011
[8]. “五四”女作家的自我书写与建构[D]. 任倩.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9]. 论女高师作家群[D]. 武兆. 天津师范大学. 2013
[10]. 隔代的青春抒写[D]. 闫慧. 西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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