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家庭出身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积极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家庭论文,中国论文,出身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4)04-0096-06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封建大家庭，尽管传统的家族制度有种种的弊端，但相对于从下层社会走出来的人们来说，贵族子弟更富于比较优越的成才条件，这有助于他们的天性与禀赋得以充分的发展。虽然大家庭中也出现了仰赖祖恩、挥霍 家财的败家子弟，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在旧家庭走向没落与解体后，真正目睹了世人的 真面目，为改变家族与个人的命运，他们发愤读书，知其不可而为之，终于走向了事业 的成功，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家庭痛苦的生命体验为现代作家准备了生活与 情感的积累，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其系统地接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们奠定了坚实的 知识基础。由于特殊的生命与情感体验，他们对封建大家庭的解体情有独钟，中国现代 文学中一批家庭叙事作品的不断涌现及其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成就与作家的大家庭出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现代作家大多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事实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早年豪华的物质生活与显赫的社会地位使其感受到了家族亲情的温馨，而当家庭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到世人的真面目、血缘亲情的虚伪与自私，体验到人情的冷漠与世态的炎凉，可以说，他们不同程度地体验到家族文化的两个不同侧面。家族文化中的尊卑等级 秩序激起了现代作家反叛的激情，家族文化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缘亲情又使现代 作家无法摆脱对旧家的眷念之情。贵族大家的出身以及后来的衰落奠定了一批知识分子 最终成为作家的生活、情感与思想基础。
现代作家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大多体验到家庭生活美好的一面与人情的美和人性的善，较之一般人，他们的童心得到完美的保持，天性得到正常的发展。巴金在《我的幼年》中说：“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 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1](P92—93)自然，爱的感情成为了巴金情感的基调，因此 ，在巴金的创作中，虽有憎恨与控诉的激情，但它们多是作为爱的对立面而存在，是爱 而不得的愤怒。憎恨罪恶而不愿其存在，最终还是为了爱的理想的实现。女作家冰心从 小生活在贵族家庭，享受着父母的钟爱，亲人的关心，大自然的爱抚，从而使其成为现 代作家中最大程度地保持童心的作家之一，在谈到家庭与个人的关系时，冰心深有感触 地说：“自己也承认家庭对我是情深的，因为自幼家庭便是极融洽的，母亲也是大族人 家的女儿，诗词根底有一些，人的性格全靠家庭环境——不是说有钱没有钱——陶冶出 来。”[2](P103)她一生赞美母爱，自然之爱，童心之爱，爱成为她创作的一个母题， 这与她幸福的童年不无关系。鲁迅早年作为周氏家族的长子长孙，一样享受着家人的宠 爱，感受着大家庭中的温情，尽情发展着自己的个性。茅盾、曹禺、张爱玲在童年少年 时代都享受过血缘亲情的美好，从而使其赤子之心没有受到伤害而得到完美地保持。
大家庭除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又表现为各自利益互相冲突时人性的残酷，特别是当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之时，往日掩藏在温情脉脉背后的人情冷漠、人性虚伪、亲人相残的丑恶便开始暴露。由于父亲的去世，昔日爱的乐园、富裕的大家庭在巴金的眼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1](P94)。于是憎恨的感情得以萌发，爱恨交织的感情既矛盾而又统一于巴金的内心世界。鲁迅在家道中落之后，他感受的是亲人之间的残酷，其他各房对孤儿寡母的欺负，他到亲戚家避难，昔日备受优待的礼遇转而被冷眼所取代 ，且被称为“乞食者”，这种家族感情的巨大反差使尚未成年的鲁迅一方面由此真正认 识到了家族伦理的虚伪，对他的感情造成深重的伤害，同时又成为一种精神创伤伴随鲁 迅的一生。戏剧家曹禺也是由自己的家庭认识到人性人情的复杂与父亲的专制、大家庭 的压抑与沉闷的。“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家庭 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 火，……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的空 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整个家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3](P393)张爱玲出身 于没落的繁华世家，她曾享受过短暂的天伦之乐，母亲抛弃她到法国留学，使母爱在她 的感情世界成为空白。父亲因听信继母的一面之词对她的毒打与监禁使她彻底丧失了对 旧家的眷念，出走之后从未再踏进旧家的大门。感情上的伤害一方面使父母之爱的神话 在她心中从此破灭，在艺术世界中对家族亲情进行批判性地解构；另一方面，无家可归 的漂泊之感在她的创作中时时流露。鲁迅、巴金之所以成为坚定的反封建战士，张爱玲 创作中无所不在的荒凉感，除了时代与个人诸因素外，最重要的仍是旧家庭对他们精神 与肉体上的伤害所致。
大家庭中所存在的性别差异、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现象使现代作家比较早地开始思考人生问题。张爱玲因自己的性别原因在家庭中受到不公的待遇，“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的弟弟。”[4](P106)不只是男女平等的思想，不少作家都自述自己后来的平等观念、阶级意识都是萌发在童年时代。巴金说：“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每逢听到老轿夫痛苦的经历与绝望的叹息时，“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1](P56—57)由于亲身目睹了上流社会的堕落与家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使不少封建贵族子弟从小便开始思考人生的问题，瞿秋白说他幼年生活在完全破产的大家庭里，耳闻目睹了它的衰败过程，对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切身的感受，“家庭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 —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带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 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 极了。”[5](P14—15)现代作家早年在旧家庭里所萌生的朴素的平等观念、人道主义同 情心、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现象的关注是他们后来接受先进世界观的感性基础。
二
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呈现出这样一个现象，“文化需要多代积累，真正有深厚文化教养的人才，往往出现在富有积累的世家子弟中。”[6]在这方面，封建大家庭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积累的书香门第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且“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封建大家庭出于自身利益对子弟的读书寄予厚望。一部 分贵族子弟后来成为文化名人固然有个人与时代等诸多因素，但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无 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钱钟书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可谓世家望族，书香门 第。祖父是秀才，父亲钱基博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他从小除了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外， 还受到父亲严格的家学教育与影响，阅读了不少古典诗文，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他 后来所以能成为大师级学者，与父亲的治学态度、博大精深的学识是分不开的。像钱钟 书这样的融学者与作家为一体，且在各自领域都能自成一家，对后世学人产生巨大影响 的大师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他们或秉承了先代的家学传统，或受惠于名师的指点迷 津。如果说一个人凭自己的努力，丰富的人生体验与审美的悟性和大胆的想象可以成为 一位知名的作家，但却很难成为一代学术宗师，更不敢奢谈将二者融为一身。思想家与 文学家鲁迅、周作人，历史学家与诗人、剧作家郭沫若、诗人与学者闻一多等人的成才 历程充分显示出早年学术积累的重要意义。
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第二代作家早年大多有私塾教育的经历，他们在私塾里接受儒家修身齐家伦理规范的同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规训练，传统文化中思想与艺术的有益成分丰富了现代作家的学术素养。与后代作家相比，他们都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加之后来所接受的系统的西方文明教育，这种学贯中西的广博宏识是其成为作家得天独厚的条件。现代作家在谈到早年的私塾教育时，流露出明显的不尽相似的情感态度，现代诗人何其芳、著名作家沈从文等人对这种惩罚式的教育手段、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僵化落后的授课内容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私塾教育有种种弊端，但不少现代作家却是由此获得了对传统文化的系统训练，他们的古文基础正是在私塾中得以奠定。沙汀早年的私塾教育时断时续，但他的国文基础则主要是在两个塾师手里打下的；散文家朱自清自述他的国文是跟塾师戴子秋“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7](P456)。现代作家鲁迅、夏衍、曹禺、闻一多、胡适、郭沫若、叶圣陶等人不仅在私塾很少挨打，而且颇多受益。胡适自述九年的私塾教育使他在文字和思想方面还是打了一点底子。曹禺毫不讳言早年在家塾死记硬背古书的痛苦，但并非纯属徒劳，传统文化中有益的养分就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他的心灵之中。直到晚年，《史记》、《左传》中的一些人物故事他仍能牢记在心，传统文化扎实的基本功是其之所以成为现代戏剧大师的充分条件。郭沫若在沈焕章执教的家塾读书，他后来对诗的爱好，对历史的兴趣都与沈焕章不无关系，尤其是沈焕章在私塾教育中的变革，诱发了他浓厚的学习兴趣。笔者在此并非刻意为私塾教育做任何翻案文章，只是想强调一点，现代作家早年在私塾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对其后来成为作家在无形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欧风美雨的熏陶，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反传统的激进分子，他们之所以在与各种“国粹”派、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取胜，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个性解放思想， 同时又与他们来自旧的文化营垒，对传统文化弊端的准确把握不无关系，这使其痛击旧 文化时常能击中要害。如果说现代作家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是清醒与理智的话，那么 ，他们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则是无意识中的自然流露，“这种‘自然流露’又主要表 现在艺术情趣和美学思想方面，因而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创作中的民族风格。深厚 的古代文学修养，陶冶了他们的艺术情趣和审美思想，使他们在自觉地向西方文学借鉴 的过程中，往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传统文学影响的因素。”[8](P10)尽管现代作家对西 方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曾出现厚此薄彼的情绪，有过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偏激，但传 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常常是他们创作走向民族化道路的无形因素，不管他们如何提倡西化 ，却始终割不断其与民族文化的紧密联系。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表明，中国新文学的建 立和发展既是受西方现代文化广泛影响的结果，又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在私塾读书，接受的大多是正统的文化教育。不过，现代作家早年在私塾教育之外，都因家庭的原因广泛地接触到一些非正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不为正统所容的旧小说、戏曲、野史、笔记不只是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而且更重要的是对非主流文化的爱好既使他们对传统文化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使其无形中吸收了作品中的思想精华。夏衍家里在父亲死后很快破落，但家传的书籍成为他又一份精神食粮。闻一多祖父爱好搜罗群书，并建书房“锦葛轩”，这对从小爱好读书的闻一多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赏赐。朱自清身为家中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学有所成，光宗耀祖。“在一篇题为《买书》的文章中朱自清写道，买书是他的嗜好，但一般旧书他不买，‘因为家里有’。”[9](P4)家中丰富的藏书与父亲的督教为他后来走上学者与作家的道路奠定了基础。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教子弟做时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10](P122)家藏与本族远房叔祖周玉田的藏书满足了他的求知欲，甚至在避难舅家之时又读到了以前不曾见到的小说。受祖父与塾师寿镜吾先生的影响，他对六朝古文、野史笔记的爱好使其较早就潜在地受到离经叛道思想的熏染，他深刻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也部分地源于他的家学渊源。尽管封建旧家庭对年轻一代天性的摧残与幸福的剥夺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作家的大家庭出身对其系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作为处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代作家，较之前代文人，他们遭遇了接受西学的历史机遇，较之后代学人，他们有深厚的 古典文化修养，他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创造了一个文学的辉煌时代。
三
现代作家大多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经历了从衰落到解体的历史演变，对大家庭日常生活与家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有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尽管他们从理性上认识到封建家庭解体的客观必然性，但情感上对自己家庭的衰败仍旧流露出一种感伤与惆怅般的情怀，对曾经置身于豪华世家的家族亲情表示出无法掩饰的眷念之情。特殊的家庭出身与感情经历使其对历史上叙述封建大家庭盛衰的文学经典《红楼梦》情有独钟，他们早年一方面生活在与《红楼梦》中人物相似的生活场景，一方面又沉浸在《红楼梦》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对人物的悲欢离合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在经历了曹雪芹式的家族不幸后，现代作家对封建大家庭生活普遍表示出创造的冲动，作为家族叙事原型的《红楼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艺术创造，而且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创作经验形成了对《红楼梦》的独特理解。
早年的贵族家庭生活与成年的家庭没落使现代作家对家庭变迁的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小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人的意识觉醒后爱恨交织的家族感情使其时时萌生出一种倾吐的欲望和冲动，而对家庭制度罪恶的揭露又与当时反封建的时代主潮、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要求相契合。于是，反映封建大家庭生活的叙事作品便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激流三部曲》、《雷雨》、《北京人》、《一千八百担》、《四世同堂》、《金锁记》、《财主底儿女们》等都以其所揭示的思想深度与反映的历史内涵赢得了当时及后世读者的称赞。鲁迅在生命的晚年仍有描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创作计划，他“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11](P679)。可以说，对封建大家庭兴衰故事的关注是现代作家创作的一个母题与叙事类型。这里既有个人的家庭体验、时代变迁与外来思潮影响诸因素的促动，自然也有古典家族叙事优秀文学传统的诱因。由于在创作之前对《红楼梦》多次的阅读经验，加之所反映的又都是相似的生活感受，于是《红楼梦》无形中便成了一些作家叙事的原型。在现代诸多家族叙事的名篇巨制中，我们不难窥见到《红楼梦》的侧影与神韵。曹雪芹融家庭琐事与时代巨变于一体，将儿女情长、家族衰败的个人情怀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客观叙述相结合的创作经验为现代作家所借鉴与吸收。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与巴金的激情控诉；荣国府的森严等级与高公馆的家族专制；宝黛的爱情悲剧与觉新的恋爱不幸；宝玉、晴雯的主仆恋情与觉慧、丫鬟鸣凤的感情纠葛；贾赦、贾珍、贾琏的荒淫与克安、克定、觉群的堕落等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与其说是作者的有意模仿，不如说是艺术创作中的无形影响。丁玲的《母亲》通过自己家庭的巨变与母亲的心路历程来“描绘出变革的整个过程与中国大家庭的破产和分裂”，并且在艺术表现上“有意识地想用中国手法，按《红楼梦》的手法去写”[12](P191)。如果说丁玲在创作上表现出对《红楼梦》艺术经验借鉴的积极热情，那么，端木蕻良在创作《科尔沁旗草原》时则流露出对《红楼梦》影响的焦虑，他在结构安排上力避与《红楼梦》的雷同，“采取了电影底片的剪接的方法”，以“丁”字形的结构再现一个大家族历史的演变，“上半是大草原的直截面，下半是他的横截面。上半可以表现出他不同年轮的历史，下半可以看出他的各方面的姿态，我觉得这样才能看得更真切些。”[13](后记)作者愈是表白自己对《红楼梦》烦琐的拒绝，愈是表明他对《红楼梦》艺术营养的借鉴和吸收。由此可见，《红楼梦》是作者创作时无形的艺术参照。曹雪芹对贵族家庭日常生活与人的心理活动描写的细腻和逼真的优秀传统也得到了现代作家的继承与发展。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张爱玲的《金锁记》对大家庭中女性们穿着打扮、饮食起居的传神刻画，路翎、张爱玲、曹禺笔下的金素痕、曹七巧、曾思懿一言一行都不乏“红楼神韵”。甚至有关花园景观、人物塑造、生活场景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红楼梦》的艺术滋养。对《红楼梦》文学传统的继承是现代家族叙事创作取得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现代知识分子是宗法制大家庭与封建专制制度走向没落与解体的见证人，亲身体验了家族制度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所造成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因此现代家族叙事才显示出少有的批判锋芒，作家以感同身受的真挚情感与鲜活生动的生命体验闪烁出特有的艺术风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反映大家庭生活的叙事作品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传色彩。当然这种自传并非对作家经历与家族历史纯客观的再现，而是从生活的事实走向了艺术的真实。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憩园》的“自传”色彩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巴金所说：“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高老太爷是“我的祖父”[1](P146—147)；“高克明却是我的二叔”[1](P165)；“克定还是我五叔的写照”[1](P189)。他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中，将作家一定意义上的自传色彩作为创作经验加以肯定。他认为胡适之主张自传说，“虽不完全正确，但 有合理成分”[14](P15)。“《红楼梦》这部小说里有作者的自传成分。……曹雪芹要 不是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对于这一点，我根据自己 的创作经验，深有体会。”[14](P15)这里一方面证实了巴金创作中自传色彩的存在， 同时也说明作家真实的见闻与感受对创作成功的重要作用。曹禺的《雷雨》、张爱玲的 《金锁记》之所以成为现代家族叙事的经典之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所描写的生活 、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建立在直接或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相反，同是反映家族历史变迁 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前夕》却远未达到上述同类作品的艺术高度，很重要的一 个原因就是由于作家缺少封建大家庭的生活体验，尽管作者在个别人物的塑造上不乏成 功之处，但就其整体而言，却与优秀作品的桂冠无缘。由此可见，一定程度的自传色彩 既是现代家族叙事作品的特色之一，也是作品艺术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无疑应 归功于作家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经历，是梦魇般的家庭生活带给作家的宝贵馈赠。
当然，大家庭出身并非是现代作家成功的惟一条件，出身于城市贫民之家的老舍也同样成长为一代文学大师。只不过相对而言，大家庭出身及其走向衰落的经历有利于其对人性人情复杂性的认识，大家庭为其子弟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提供了条件，诗书传家的 家学传统是其成为学者型作家的先天性优势。但这一切都离不开个人后天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4-04-13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作家论文; 家庭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巴金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红楼梦论文; 金锁记论文; 父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