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秩序的演化与重构策略
——以W州X村为例
吴 蓉，施国庆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 ：乡村秩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数量愈发增多，中坚农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现象愈发显著，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秩序的变迁。本文将X村作为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的典型，从该村社会权力秩序、经济分利秩序、人际互动秩序、社会认同秩序等四个维度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兴起和阻滞两个阶段对X村乡村秩序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兴起和阻滞的发展阶段下，X村乡村秩序四个构成要素均发生形色不一的变迁，致使X村乡村秩序总特征经历熟人道义、利益共享——利益竞争、社会冲突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由X村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变迁历程可知，如果缺乏合理认知与干预策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则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为此，须借助合理的外力干预措施整合乡村公共空间，以尊重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地位，规制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权责界限，从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下型塑成以情感协作、共生发展为特征乡村秩序。
关键词 ：乡村旅游；乡村秩序；中坚农民；旅游外来从业者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需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中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这标志着乡村旅游已然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① 银元,李晓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在此时代背景下，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利用当地资源禀赋发展而成的旅游型乡村数量愈发增多，旅游型乡村建设逐渐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② 黄细嘉,赵晓迪：《旅游型乡村建设要素与乡村振兴战略要义》，《旅游学刊》2018年第7期。 这既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提供契机，又催生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的内在动力。③ 高源：《发展乡村旅游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探析》，《中国旅游报》2018年3月20日(3)。
20世纪80和90年代地理学“文化转向”倾向愈发显著，地理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因素。而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区域内，以乡村独特的田园风光、人文景观和特色产业为内涵的乡村性( rurality)作为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和吸引物。④ 韩非,蔡建明,刘军萍：《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地发展的驱动力分析——以北京市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11期。 可以说乡村旅游是乡村人文与经济相结合的表征形式。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作为地理学分支的旅游地理学者也应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发展需求，深入探讨乡村旅游这一重要科学问题。⑤ 黄震方,陆林,苏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地理研究》2015年第8期。
相比于西方而言，国内乡村旅游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1988年深圳举办的首届荔枝节是国内学者较认同的我国乡村旅游的起源”⑥ 王德刚：《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与管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三十年来，在国内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态势下，有关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二者间互动关系也引起学界的关注。目前学者就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二者关系问题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旅游对乡村秩序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因乡村旅游的发展打破了原先乡村因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所造成的封闭性，[注] 刘朝文,何文俊,向玉成：《乡村旅游视域下的乡村振兴》，《重庆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不仅村民随其自身民主意识的觉醒而提出更高的民主管理要求，[注] 宋瑛：《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机制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推动了中国乡村从传统的村民治理向现代公民治理发展的进程。而且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催生出新乡村经济精英，在新经济精英的帮扶下优化了乡村物质环境建设、生态理念提升和利益分配秩序。[注] 朱璇：《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例》， 《旅游学刊》 2012年第6期。 总体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原先乡村社会“空心化”、“老龄化”等乡村失序问题，乡村秩序也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开始正向重构，而重构后的乡村秩序也反作用于乡村旅游，二者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注] 郭凌：《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农村经济》2008年第6期。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应注意乡村旅游对乡村秩序的负向作用。尽管乡村旅游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回流”和旅游外来从业者入村，推动着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乡村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进而以或激进或平缓的方式型塑着原先的乡村秩序生态。但也需注意到随着乡村旅游参与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分散化等缘由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乡村失序问题，譬如乡村旅游村落中村民和乡村出现缺权、无权问题，[注] 吴媚,郭占锋：《城镇化进程中古村落旅游社区发展的“去权”与“增权”——以陕西省韩城市Y村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乡村旅游的经济硬性发展与村民自我环境依赖间矛盾冲突，[注] 尤海涛,马波,陈磊：《乡村旅游的本质回归:乡村性的认知与保护》，《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9期。 乡村资源环境与道德伦理的问题，[注] 刘海波,李少游：《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乡村旅游的集约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经济(中文版)》2013年第4期。 当地村民与政府、旅游公司等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注] 马道明,陈子晗：《外包制乡村旅游“公地悲剧”的产生机制及调控路径——基于安徽黟县N村的调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甚至爆发公开而直接的行为冲突和暴力对抗事件。这种种新的乡村治理问题与新时代共享发展、融合发展的理念相违背。
我国传统的抗旱工作模式是危机管理，即在旱情出现后才对干旱作出反应，临时组织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并拿出大量资金和物资投入抗旱减灾工作中。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在观念、措施、手段和政策上呈现出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一是重视“抗”,忽视“防”，难以做到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抗旱减灾效果；二是重视工程措施，忽视非工程措施，难以发挥工程设施的最大抗旱效益；三是重视行政手段，忽视经济、法律、科技手段，抗旱减灾能力缺陷明显；四是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难以满足和谐发展要求。
综上看来，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乡村旅游或正向或负向的作用于乡村秩序生态，而乡村秩序生态也反作用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但是目前学界缺乏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旅游不同发展阶段下乡村秩序变迁的过程，并且针对乡村旅游对乡村秩序变迁的作用机理缺少深入分析。本文结合云南省W州X村乡村旅游发展下乡村治理变迁案例，通过构建相关的理论假设并以之为线索，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变迁趋势及作用机理，以期对同类文献起到补充作用。
二、研究区、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
W州是云南省下辖的民族自治州，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东南部。2017年，W州常住人口363.6万人，其中乡村人口215.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59.19%。Q县位于W州北部，全县2017年总人口48.95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8%。
X村隶属于Q县S镇，坐落在P国家湿地公园核心景区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的彝族撒尼人村落。至2017年末，全村占地面积为4950亩，共有199户980人。在2004年1月13日P景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后，因毗邻景区的地理位置为X村村民回村发展农家乐、民宿等经济产业提供了天然优势。在景区游客量带动和景区自身等级不断提升等外力推动下，X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X村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乡村治理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现象较为典型，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乡村旅游对乡村治理的正向作用——负向作用——正向作用的演化过程也较为完整。因此，本文选择X村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第一次调查为2017年12月10-15日，第二次调查为2018年5月2—7日，共计12天。研究方法主要是观察、访谈和二手资料的收集，共访谈32人。在乡村旅游地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政府、村两委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代表是乡村主要的治理者，村民和外来从业者更多地扮演着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角色，P景区旅游公司只有在涉及乡村旅游方面事务时参与X村乡村治理活动。因此，基层政府、村两委、村民、外来从业者、P景区旅游公司是本文最主要的访谈对象。
在访谈过程中主要以X村旅游发展历程、乡村治理问题表现、乡村现状等问题圈定访谈大致范围，针对不同受访者的年龄、性别、职业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受访者的谈话内容做出合理回应，抓住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进行追踪，运用“滚雪球”式方式深入了解X村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中乡村治理的演绎过程。此外，通过规划方案、政府工作总结报告、统计年鉴等二手文字资料印证访谈中所获取的信息，以求最大程度地了解案例事件和强化结论的可支撑性。
三、研究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的互动作为核心，将乡村旅游研究与乡村秩序演变相结合，构建研究的理论框架。秩序是人类为追求社会阶层要素有序运行而制定的规范性约束体系。乡村秩序是指在乡村地域内一套规制乡村社会结构要素实现具体化、有序化运行的正式性和非正式性体系。[注] 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其中，乡村社会结构要素主要包含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注] 冯健,赵楠：《空心村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特征与重构策略——以邓州市桑庄镇为例》，《人文地理》2016年第6期。 通过整理学者研究乡村秩序的文献可知，乡村社会秩序的内涵较丰富，而本文分析乡村秩序的子维度是以与规制乡村社会主要的结构要素的秩序为主，即社会权力秩序、[注] 贺雪峰,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注] 欧阳静：《“做作业”与事件性治理:乡镇的“综合治理”逻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经济分利秩序[注] 王海娟,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分离秩序的形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 [注] 孙敏,田孟：《从“自利”到“自制”:村级治理规避“分利秩序”的机制分析——从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考察对象》，《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与人际互动秩序[注] 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注] 赵晓峰：《公私观念与传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社会认同秩序[注] 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注] 赵旭东,张洁：《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这四个子维度构成了乡村社会主要的秩序结构，也是乡村主要的社会结构要素得以有序运行的正式性和非正式性空间体系的外在化表现。
总的来说，该结构的演变主要可以归纳为由于时间的增加，其结构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所占据的比例变化，是从一开始由银行进行主导到市场主导，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一般经济条件不同、时代发展不同其金融结构也是不同的。但是该结构基本的演变过程主要就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够展现出来一定的规律。
四、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秩序演变过程及特征分析
(一)X村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秩序演化过程
还记得去年采访时Sarah说过她“逃学”到意大利学习厨艺的事情，这次出任VIA的新任教员应该可以说是Sarah找回了自己的“初恋”：意大利葡萄酒。从和她的讨论中看得出她对意大利葡萄酒的热爱。而且早在2015年她就成为VIA认证“意大利葡萄酒大使（IWA）”，离她考取WSET Diploma才不过两年时间。
“可行性研究报告又被称为可行性分析策划，主要指的是对拟建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统筹，研究如何用最小的投资金额获得最有效的科学技术措施。它是建筑项目管理里面最为关键的基础性的过程，可行性的研究指的是可以对项目工程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质的分析、有效的鉴赏跟评论、计算估量，寻找每个因素之间本质上的必然的相关联系与客观规律。它主要的任务是甲方要对拟建项目论证之前设定方案的实际经济效益，研究技术、经济的可行性，选定技术最先进的、经济最合理的、操作最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为前期的投资决策提供最为科学合理的证据。”[1]因此，项目列入相关规划后，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按年度编报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上报主管部门。
原先X村村民迫于生计所需纷纷与土地相脱离而“外流”至城镇，村内出现村民集体缺场化、土地抛荒弃耕化、村民自治形式化等乡村失序现象。然而，这些失序现象伴随2004年X村乡村旅游产业的兴起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2004年1月13日P景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村两委的号召下陆续有村民回村创业经营农家乐、民宿等乡村旅游产业，乡村旅游俨然成为X村的支柱型产业。而回乡创业的村民在充实自身经济资本的同时，也逐渐登上X村治理场域，构成X村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
在X村社会“空心化”和“失序化”的背景下，中坚农民阶层伴随X村乡村旅游的兴起而出现，为X村社会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同时，借助中坚农民的力量，X村以社会阶层、治理结构、分利秩序、互动逻辑以及社会认同为构成要素的乡村秩序亦实现自我修正，形成以熟人道义、利益共享为特征的有序化的乡村秩序。
2.乡村旅游的阻滞与乡村秩序的自我桎梏
乳腺癌是女性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其发病率占女性肿瘤的31%[7]。研究[8]发现，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细胞增殖、凋亡、紊乱、肿瘤基质及肿瘤周围血管形成等因素与之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受到IL、TNF等细胞因子的调控。因此，对IL、TNF等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与乳腺癌的发生、转移及预后的关系进行探讨，可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2009年，P景区因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而名声大噪，旅游外来从业者进驻X村现象逐渐显现。旅游外来从业者是一种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并且近些年随着国内大众旅游的普及与推广，催生出与主流人口流动模式迥异的迁移现象。[注] 袁超,陈志钢：《不同类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认同建构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7年第2期。 在X村乡村旅游场域内，旅游外来从业者分为雇主和雇工两种群体。而雇工群体多为X村周边村落的村民，他们自身资本价值与X村村民相差无几甚至稍显薄弱，难以对X村乡村旅游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的旅游外来从业者是特指来自旅游地以外且具有较为雄厚的资本实力，以雇主的身份购买或承租旅游地房屋用以长期在旅游地经营旅游产业并以此为生活来源的群体。
伴随P景区旅游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不少旅游外来从业者陆续与村委会商谈租用村集体房屋事宜。而村委会在未征求村民意见的前提下，暗地与5位旅游外来从业者签订为期10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时至旅游外来从业者修建房屋时，村民们才知晓此事并深感气愤。尽管旅游外来从业者的广泛介入可提升X村乡村旅游服务水平、健全乡村旅游的发展格局。但旅游外来从业者在理性化的经济动机与逐利化的经济行为驱使下攫取X村约四成的生意源，逐渐越过村两委和中坚农民而上升为X村主导型和关键型阶层。村民们也被迫从全日式经营改为“半工半经营”的周末式经营方式，到后期不少村民甚至选择关门歇业以从事房屋出租生计。至此，X村乡村旅游异化为一种与村民无直接关联的“它者”产业和缺乏情感价值的地租生计。
3.人际互动秩序从“整体性主义”演化为“群体性主义”
(二)X村乡村旅游发展下乡村秩序的演化特征及分析
1.社会权力秩序从“公权主导”演化为“私权主导”
康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电视技术和消费产品进入了中国市场。自此，康宁深耕中国市场近四十载，见证并推动了国内光通信、显示科技、生命科学器皿、汽车和移动消费电子产品五大市场的迅猛发展。康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及产业升级的时代契机，在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已超过40亿美元，建立了18个业务运营公司和工厂，以及一座康宁中国研发中心，拥有近5000名员工。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在研发上的不断投入，康宁始终与时俱进，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开发出改变人类生活的创新产品。
在乡村旅游发展兴起阶段，生产生活圈子回归至村内的中坚农民逐渐成为X村治理场域的中坚力量，形成由村两委主导、中坚农民协作参与的治理格局。因自身政治参与意识的驱使或经营乡村旅游产业所需，中坚农民自回乡之初便频繁地参与村内公共事务活动，并在村两委主导下与村两委携手解决X村乡村旅游发展事宜，改善X村原先组织不良和参与不佳的治理生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村内公权力失范行为，督促乡村治理主体权责归位，开创携手农民进行协同合作治理的新局面。
但是，中坚农民的“再次退出”表明他们对回村发展这一行为价值的自我怀疑与否定，并且原先维系X村稳定的道义型逻辑和熟人约束机制的“退场”趋势反制地强化村民自我认同的失范问题。同时，旅游外来从业者的深度介入更是滋生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问题，[注] 赵旭东, 张洁：《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出现共同体假性凝聚的社会认同现象。所谓共同体假性凝聚是指随着国家行政力量的深入和市场资本的扩展，[注] 李远行,杨勇,余聆溪：《中国乡村感性秩序崩解及其重构》，《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4期。 X村内部理性化和个体化趋势愈发严重，村内形成本村村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等两个小型共同体，每个小型共同体因其对成员拥有“天然的正外部性”观念，而显示出一种较紧密社会关系和较强凝聚力的特征，但小型共同体之间因其“负外部性”影响更为显著，使得它们间社会关联更为“非共同体化”，造成X村看似凝聚实则散沙化的假性凝聚表象。
2.经济分利秩序从“共享式”演化为“寡头式”
在乡村旅游产业主导下，X村的分利秩序由村民间经营行为所遵循的道义型逻辑和该逻辑孕育出的共享互助意识共筑而成。村民间因道义型逻辑延伸出对X村旅游资源的共享意识和互助行动，限制了村内不良竞争和恶性冲突的滋生空间，使得X村村民尽管均以经营乡村旅游产业谋生，但因其经营行为夹杂着乡土眷恋、感性关怀等色彩而尚未显得过于逐利化或工具化，从而彼此以利益相连的方式共享着X村乡村旅游所蕴含的商机与收益。
反观旅游外来从业者的经营逻辑可发现，他们在“经济人”利益观的驱动下遵循的是竞争型的经营逻辑，并由此经营逻辑衍生出实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行为，使得X村形成一种竞争型逻辑主导下的寡头式分利秩序。因旅游外来从业者逐渐控制X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便于他们以价值剥夺为载体打破原先道义型逻辑主导的分利秩序，中坚农民可获益空间被大幅度挤占，X村乡村旅游愈发趋于旅游外来从业者经营的“寡头式”格局，不仅瓦解原先村民间道义型逻辑孕育出的共享意识，也使得村民主体性权益在行动策略中难以彰显，致使X村分利秩序异化为竞争型逻辑主导下的寡头式分利秩序。
詹姆斯·斯科特曾言“社会工程因其嵌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网格中，始终遭遇着社会力量对其的修正与反抗，理应具有一定的政治维度。”[注] 高云红：《社会工程的政治维度——基于詹姆斯·斯科特社会工程批判理论的解读》，《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但由于当时X村治理主体在实用主义逻辑驱使下所采取的“管道式视野”策略，[注] 黄增付：《脱嵌与重嵌:村落秩序中的农业经营及治理》，《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3期。 狭隘地将引入旅游外来从业者的决策“去政治化”地定性为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不仅忽略此决策对X村环境资源、社会网络、社会阶层、发展格局等非可控变量的影响，而且也对旅游外来从业者的地方性认同和共同体集体记忆的构建工作欠缺考量，非预期性地造成X村乡村旅游被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所掌控而陷入发展的困境。
在熟人机制的牵制下，村民间遵循个体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的整体性主义的互动逻辑。由于村民长久的共同价值体验形塑成彼此间较强的内生依附性关系，使得村民凝聚成一种整体优于个体、个体服从于整体的行动共同体。同时，X村乡村旅游发展所需的场域条件以一种整体性情境要求的形式约束着X村村民的互动逻辑，使其日常生活行为和生产经营行为必须以服从X村乡村旅游整体性发展为前提且必须善尽其所应履行的责任义务，从而为X村村民彼此间整体性主义的互动逻辑提供价值合理的空间。
乡村公共空间是指村民可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组织形式，[注] 王玲：《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与国家整合——以公共空间为视角》，《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5期。 它不仅是国家行政权力控制乡村的基础，也是维系乡村稳定与发展的整合机制。公共空间按制度化与否，可分为正式公共空间与非正式公共空间。顾名思义，正式公共空间是指以明确的政策制度和组织形态共筑的、可由村民自由出入并进行思想探讨的空间区域。而非正式公共空间则是指除所有正式公共空间外、村民可自由地进行思想探讨的空间区域。为化解X村乡村旅游停滞这一发展阶段的困境，X村借助于推进治理结构演进和型塑合理化分利秩序以整合正式公共空间，并且通过建构共同价值体验平台和重构共同体集体记忆以整合非正式公共空间。
4.社会认同秩序从“强化与单一凝聚”演化为“失范与假性凝聚”
随着我国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大量涌现，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兼业化日渐突出，普通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去自身能解决好的许多事情，现在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越来越多。种好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快乐幸福的生产是农民的内在生活需要，这一切都使得农户对农业生产型服务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旺，要求也越来越高。2017年，原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有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中坚农民的出现与崛起乃是源于村民对自我发展能力的信心和共享乡村旅游发展成果的自信，由此延伸出一种自下而上地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持行动。并且此阶段乡村旅游产业的成功发展，更是强化X村村民的自我认同。同时，曾“外流”至城镇进行生产生活的中坚农民虽受现代化市场竞争的思想熏陶，但其骨子里关乎撒尼族传统文化操守仍内在地发挥着不可轻视的约束和规制作用，因此中坚农民“回流”后与原先留守群体在社会认同上并未发生明显摩擦。不仅如此，中坚农民自身的现代性思维与能力资本更能帮衬村民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增强村民间的互动与认同，形塑成以传统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单一凝聚的认同。
1.乡村旅游兴起与乡村秩序的自我修正
然而，随着旅游外来从业者数量的增多和地位的提高，X村的治理格局无形中演绎为旅游外来从业者主导化、村两委被动化、中坚农民边缘化的治理结构。由于旅游外来从业者逐渐控制X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命脉，并且逐渐上升为X村主导化的阶层地位，与之带来的话语权在某些时候更是迫使X村正式权威拥有者的村两委都不得不听命之。这不仅造成村两委治理地位被动化和政治角色尴尬化的问题，而且也促使X村中坚农民治理地位边缘化和影响力式微化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异化结果。在此背景下，中坚农民被边缘化的地位亦反制地强化村民“权力贫困”的弱者处境，使得村内治理场域似乎演变为旅游外来从业者与权威者间的角斗场。
五、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秩序的重构策略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先生针对当时中国乡村暴露的社会问题提出“乡土重建”这一积极性主张。时隔半个多世纪，“乡土重建”的主张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X村乡村旅游兴起与停滞阶段对乡村秩序的影响表明，探索如何平衡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的关系以及如何重建X村有序化的乡村秩序是具有现实紧迫性。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良善化秩序的达成和维系需依赖于合理有效的社会控制与社会约束手段，即由源自规范性结构的有效约束来型塑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与角色扮演。为此，X村通过公共空间整合手段实现乡村旅游重嵌于乡村秩序的目标，以期获取乡村秩序内生式自我厘正的驱动力。
如果说亲身观察、亲身体验，是学生的第一手资料来源，那么教师借助多媒体手段播放资料，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观察，是更广泛的资料来源，同样也是生活化教学策略的重要环节。
但在旅游外来从业者广泛介入的背景下，X村几大行动主体间遵循着群体性主义的互动逻辑，即以群体内部互动为主而不愿跨群体间互动为特征的逻辑。旅游外来从业者拥有的庞大的市场份额衬托出X村中坚农民的无能与薄弱，而X村中坚农民自身的无为感更促使他们愈发抵触与旅游外来从业者日常生产生活的互动，造成所谓“多克西现象”的出现。同时，又因X村是个拥有诸多禁忌与忌讳的撒尼族传统聚居村落，从四面八方来的旅游外来从业者因其对撒尼族文化的不甚了解或因其自身对本文化的坚守，使得村内时常发生群体间互动摩擦。久而久之，X村几大行动主体间遵循着群体性主义的互动逻辑，村民与旅游外来从业者间似乎形成一道非制度性隔阂，彼此双方因群体间圈层意识的显性化而不愿跨群互动。
(一)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正式公共空间的整合
1.以科学合理的组织演进型塑社会权力结构
纽顿(Kenneth Newton)认为政治信任是通过行动者对其所在的政治世界的评估而间接习得的。[注] 翟学伟,薛天山：《社会信任：理论及其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 良善的治理组织生态可有利于化解X村乡村旅游场域中多元行动主体间制度性隔离因素，有助于贯彻共享共生的发展理念。而X村旅游外来从业者主导化、村两委被动化、中坚农民边缘化的治理格局不仅滋生X村村民被剥夺感和不信任感，而且亦徒增X村乡村旅游发展羁绊。为此，X村治理主体先后采取与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公司合资成立云南P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居管委会、农家乐管理办公室，引入政策服务小组进村并着重落实“1+3+N+1”治理模式等措施，以期合理地将治理主体、中坚农民、旅游外来从业者、普通村民等行动主体平等地镶嵌在X村治理结构之中，实现赋权于民的同时也增强X村乡村旅游多元化行动主体彼此间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2.以分工协作的制度建构形塑经济分利秩序
断裂地表出露于矿区外NW 799m处(图2)，从九曲村至龙口市颜家沟村西尖灭，长5500m，宽30～330m，工程控制最大斜深3231m，未尖灭，最大垂深1631m，总体走向60°，倾向SE，倾角28°～45°，平均33°。断裂带发育以断层泥为标志的主裂面(1～12cm)，以主裂面为界，上盘依次为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岩、绢英岩化花岗岩；下盘依次为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岩[5-7]及与九曲蒋家208断裂共同影响的绢英岩化花岗岩。矿体大部分赋存于主裂面下盘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岩带内。破头青断裂在水旺庄矿区控制了1号主要矿体。
面对X村乡村旅游“寡头式”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建构一套联合协作的利益共享机制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为此，政府一则出资整修X村红墙土瓦的撒尼风格民居和新建X村基础设施以共享景区前期发展收益；二则构筑村民与旅游外来从业者联合协作的网络，对于有意继续从事乡村旅游的村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政府给予资金奖励、贷款利率优惠、技能培训等制度性扶持；对于被迫挤出经营场域且无意再从事乡村旅游行业的村民，政府采取劳动力就业的安置方式。针对60岁以下的X村劳动力，政府决定可由P景区旅游公司以非正式员工的方式聘为划船工，且与正式员工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并且后期旅游公司可凭自身发展需求和村民工作表现给予正式员工身份。而60岁以上X村村民可在政府补贴的资助下自愿参加由政府支持、村民自发组织的P景区马车协会，从事马车游览生意。如此一来，X村以共享经济利益为基础、以分工协作为手段、以制度建构为保障的联合协作的利益共享机制建构而成，不仅实现对景区前期发展所得收益进行合理地共享与分配，而且也遏制X村乡村旅游不良竞争的态势以推动有序化竞争发展，增强X村行动主体对乡村旅游的肯定感和认同感。
几何之务，不在知其然而在知其所以然；不在知其所以然，而在何由以知其所以然？读定理，既知其然矣；又从而证之，以见其所以然.若此所谓证者，仅口得而传，心不得而求，则此流传二千载，用遍五大洲之十三章经(注：即《几何原本》)，亦特教员专利之秘方耳，曷足贵哉？初中于平面几何之教材，已讲授不少，惟于方法之运用尚欠熟练耳；故高中宜特别偏重焉.本书于第一篇汎论推证之法；而第二篇之于证定理，第四篇之于解作图题，概以方法为经，以教材为纬.凡此种种，皆欲启发学者，示以思维之道耳.
(二)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非正式公共空间的整合
1.以共同价值体验形塑情感协作的人际互动秩序
长期的共同生活和频繁的日常互动可有助于多元行动者形成基于共同价值体验之上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且行动者间的认同与归属感深刻影响着彼此日常互动。而日常互动作为共同价值体验的载体亦可反过来型塑行动者间的认同归属感和村庄的集体意志。为此，X村治理主体先后通过建立互助会、举办旅游服务技能培训、旅游产业发展经验交流会、节庆文艺表演等活动，为X村村民与旅游外来从业者提供互动契机。在村长的带领下，不仅村民与旅游外来从业者日常互动增多，而且彼此间关于结婚、生子、升学等人情份子往来频率也更为频繁，从而将旅游外来从业者嵌入到本村的人情关系网中，使其彼此间行为逻辑由原先带有工具性色彩的理性逻辑逐渐转向为具有人际关怀色彩的情感协作型逻辑，强化X村村民与旅游外来从业者间“自己人”意识。
2.以重构共同体集体记忆型塑村内社会认同秩序
村庄治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仰仗于行动主体间社会认同的程度。然而，随着“现代性”下乡和旅游外来从业者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念冲击，村民与旅游外来从业者难以形成集体记忆且彼此社会认同度较低，使得X村乡村旅游面临不可轻视的“精神挑战”。为此，X村治理主体先后采取定期举办文化大讲堂、发放文化宣传册、祭祀习俗展演等方式连接村民与旅游外来从业者的认同桥梁，促进X村村民与旅游外来从业者对彼此传统文化习俗的认知与理解，在尊重彼此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共同参演集体记忆的建构，从而在X村社会转型时期培育出基于X村村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认可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在强化X村社会认同的同时亦彰显新时代下X村的“文化觉醒”与“文化自信”。
对照组采用保守治疗,给予沃丽汀,每次0.2mg,一日3次,2个月。激光组进行激光光凝治疗。术前30min用复方托吡卡胺散瞳6-8毫米,激光裂隙灯、眼与丁卡因表面麻醉用0.5%浓度,全视网膜镜辅助观察眼底病变,点对齐处理,调整激光发射的激光束的参数,根据病变的大小,决定激光治疗点。如果病变较大,可以持续治疗1-2周。
六、结语
由X村乡村旅游兴起和阻滞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对X村乡村秩序的影响可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社会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其蕴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属性在为乡村社会注入新元素的同时，亦对乡村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与型塑作用。一方面，乡村旅游作为乡村内生性发展的路径之一，在为乡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着力点的同时，也激发大量“外流”村民“回流”创业现象，促使乡村社会内部中坚农民阶层的出现。而中坚农民阶层作为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复兴的代表，不仅改变X村原先“空心化”的乡村样态和单薄的社会阶层结构，也促使X村乡村旅游嵌入乡村秩序之中。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下乡所带来的市场化力量的冲击，X村出现旅游外来从业者这一新阶层。尽管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出现充实X村乡村旅游发展资本，但因X村治理主体“管道式”治理策略的负效用和旅游外来从业者过于逐利化的行为，使得X村出现利益失衡化、冲突多元化等社会问题，随之带来的便是X村乡村旅游发展限于停滞阶段，而X村乡村秩序亦由以熟人道义、利益共享为特征的有序化的乡村秩序异化为以利益竞争、社会冲突为特征的失序化的乡村秩序。
乡村旅游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可满足乡村由传统社会演进到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需求，但也同时或好或坏地反制于乡村秩序的变迁趋向。如果缺乏合理认知与干预策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则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因此，必须尊重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地位，规制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权责界限，借以合理的外力干预措施整合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共存的正式与非正式公共空间，以充分发挥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和旅游外来从业者这一新生市场力量的建构作用，从而探索出在新时期乡村秩序实现“传统性”、“现代性”与“市场性”良善糅合的可行性路径。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rural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Xianrendong Village in Wensh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WU Rong & SHI Guo-q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A good rural order is a booster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long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number of rural tourism-dominated villages is increasing, and the phenomenon of the rural middle-peasant group and the tourism-engaged immigrants is becoming more conspicuous, which affects the change of the existing rural order profound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case study of Xianrendong Village as a typical tourism-oriented village, and analyzes systematically the effect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lay of its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village order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ts social power order, profit-sharing orde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order and social identity order. It proves that in the two development stages of rural tourism, the four key factors of village order in Xianrendong Village have changed to different degrees. As a result,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llage order here have undergone two stages: acquaintance-based morality and benefit-sharing ; benefit-oriented competi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The change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order here shows that if there is a lack of rational cogni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existing rural order are more negative than positiv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rural public resources by means of reasonable extern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respect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endogenous power in the rural society, and to regulate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mmigrant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nsure the rural order characterized by emotional cooperation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rural order; rural middle-peasant group; tourism-engaged immigrants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9)02-0066-07
【作者简介 】吴 蓉，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移民工程的跨学科研究”(13&ZD172)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俞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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