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会学研究范式之比较——人类生态学与新都市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范式论文,都市论文,生态学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都市社会学从芝加哥学派开始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90年来，在都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上始终存在争论。确实，要定义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是十分困难的。其实，对学科的界定和划分还存在另一种立场，即不是以研究对象来区分学科，而是以问题来区分学科。正如霍利所说：“科学应该是根据它做了什么而不是事先为其界定一个领域来限定……它必须有若干没有被其他学科范围包括的核心问题，并且能应用科学技术来研究。”[1]如果按照这种立场去理解都市社会学，我们不难看到，尽管都市社会学在其研究对象上存在较大争议，但透过多数学者实际关注的问题不难发现，都市社会学中的核心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在帕克具有学科开创性的文章《城市：对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的标题中就可以见到[2]。从都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围绕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在空间结构上的展现，焦点是在变迁着的城市环境下，群体、组织的区位结构问题；二是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在社会结构上的展现，焦点是在变迁着的城市环境下，邻里、种族、阶级等人类群体的结合和冲突。围绕着以上问题和研究方向，都市社会学形成了众多的观点和流派，但人类生态学（也译“人文生态学”）和新都市社会学是公认的两个最主要的研究范式。本文的目的就是围绕都市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对都市社会学中的这两种主要范式进行比较。
一、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在空间结构上的展现
1.人类生态学的观点
人类生态学是以帕克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开创的，从“生态学”这个名字不难想到，该范式与生物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生态学家看来，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一个物种都不能离开其他物种独立存在和发展，生态学家将此现象称之为“共生”，一定地域范围内共生的各类生物构成一个生物社区。生物学正是研究“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每个物种同其特定环境的关系”[3]，研究环境与那些与之相适应的动植物如何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4]。在生物社区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有序的，这是一种由“统治”产生的秩序。比如在植物社区里，众多的植物种类中总有一种或数种植物占据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状况对该区内植物种类、数量、分布产生影响。或者说，它将某种秩序施于该植物社区，形成一定的结构并维持稳定[5]。这种秩序是由生存竞争的原则支配的。一般来讲，哪种植物能充分地吸收阳光（占有稀缺资源）和水分就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植物，而其他在竞争中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也会在与之适应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自然界，一旦一个物种在环境中找到它所适应的位置就会定居下来，共栖一地形成所谓“自然区”，并与其他物种栖息地之间建立起一种生态群落关系。生态群落关系不是不变的，变化形式之一就是入侵和继替。入侵是指某一物种进入到另一物种的栖息地；继替是入侵的最终结果，即某一地区原有的物种完全被另一物种取代。
尽管以上现象发生在自然界，但在人类生态学家的眼里，它也是对人类社会的写照，因为人类社会与动植物社会有着同样的发展规律和表现形态。“人类是群生群居的动物，他无法单独生存，相对来看，人是弱小的，他不仅需要一定的环境保护他，供他居住，还需要有同类伙伴的协同合作”[3]。“在人类社会，每个人或群体都履行着某一特定的功能，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这种履行不同功能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共生关系”[4]。因此，人类生态学家也把研究人们之间的共存关系以及人们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关系视为己任。人类生态学家认为，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也是由统治原则支配的。一般来讲，城市中心区占据城市的统治地位，城市的空间结构是由中心区的位置和变化决定的。因此，谁占据了中心区谁就决定了中心区的功能，进而决定了周边地区的功能分布。例如在许多大城市，在城市最繁华的中心区周边往往会有一个过渡区，这是一个相对衰落的地区，多为贫民或少数民族聚居，这乍看起来似乎不合理，但这恰恰是中心区的统治地位决定的，因为中心区占据的统治地位决定了周边地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一般来讲，城市发展必然与中心地区的扩张（入侵）相联系，这种扩张使周边地区成为下一步的拆迁区，因此这些地区的屋主不愿维修翻新建筑，而是等待拆迁更新，从而使得这一地区变得破落。而贫民和少数民族者居住在这里，一是因为这里租金便宜，二是这里离中心区近，方便在中心区谋职并有能力支付较便宜的交通费用。
与生物学家一样，人类生态学家也把城市空间结构和秩序的形成看作是人类群体竞争的“自然”结果，其决定性力量是群体的经济竞争力。因为，城市中心区往往形成于土地价值最高的地区，所以只有那些最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群体才能占据中心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城市中心区一般都是商业机构、银行机构和大公司。一般来讲，城市的土地价值是沿着中心区向外逐步递减，因而各种群体和机构也依其竞争力得到相应的空间位置并适应其环境。同样，城市空间结构也受到入侵和继替原则的支配。入侵和继替表现为两种类别：一类是土地的使用发生变化，比如原来的居住用地被改为工业用地；另一类是占据该地区的群体发生变化，例如有色人种迁入原来的清一色的白人居住区，导致白人迁出，最终该社区成为有色人种社区。当然，入侵和继替的产生并非都是经济竞争的结果，文化生态学家注意到文化、政治的影响，新正统生态学强调新技术运用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人类生态学家的眼里，城市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他们是在一个明确识别的城市或群体的边界内考察和分析问题，至于在此之外的更大的环境或群体间的关系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虽然他们将城市视为一个相互依赖的共生社区，但是他们的分析出发点是竞争中的个体或群体，城市空间区位结构的形成是竞争和选择的自发结果。
2.新都市社会学的观点
新都市社会学是一个比人类生态学更宽泛的范式，政治经济学派、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均可归于这一旗帜下，其中，政治经济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是最典型的代表。
与人类生态学一样，新都市社会学也是把空间关系作为自己思考和研究的视角。但是，在新都市社会学家眼里，以往“有关城市与城市现实的问题并没有被很好了解或认识，因为不论它是存在于思想（意识形态）还是实践中，均没有认识到政治的重要”[6]。也就是说，人类生态学只是把城市空间当作为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空间形式被作为既定的东西加以接受，完全忽视了形塑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及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新都市社会学则试图将城市空间过程放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考察，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对整体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
作为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戴维·哈威从资本运行与城市过程的角度展开了他对城市空间问题的论证。哈威将城市视为一种由各种各样的人造环境要素混合构成的人文物质景观。人造环境分为生产性人造环境（如工厂、高速公路、铁路、办公楼等）和消费性人造环境（如住房、人行道）。人造环境的重要特点就是大量投资、长期存在、空间上不可移动、改变比较困难、许多内容被共同使用而非私人占有。哈威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化过程实质上是资本的城市化。因此城市的生产和创建负载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即为了资本的积累和利润。与此相应，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也负载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
哈威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动描述为三个循环过程，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称为资本的第一循环。资本第一循环中存在的矛盾是资本过度积累所形成的过度积累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商品过剩、资本闲置、劳动力闲置或对劳动力剥削加强等。资本主义为应付资本第一循环产生的危机其办法是将资本投向“第二循环”。第二循环包括了资本投资于人造环境的生产，包括生产性人造环境和消费性人造环境。第二循环意味着资本大量投入物质基础设施或其他固定资本项目上，虽然它增强了资本的积累，但也导致了两个可能的结果：一是由于这些投资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收回，结果在投资未收回前将生产力固定在某种水平上；二是为了追求新的且更具有生产力的固定资本形式，不得不加速对老的项目投资的贬值甚至毁坏，这又会破坏既存的空间结构，空间结构被重新建构。不过重建的空间结构势必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7]，使过度积累这个基本矛盾在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使用中重新产生。为解决资本第二循环中的危机，资本向第三循环转移。资本第三循环是向以下两个方面投资：一是向科学和技术研究投资；二是投资于众多主要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有关的社会开支。不过，向第三循环投资的转变同样不会消除过度积累的趋势。第三循环中危机的表现形式就是城市各种社会开支的危机（健康、教育、军事镇压等），消费资金形式的危机（住房），技术和科学的危机。解决由第三循环引发的危机的办法就在于“空间整理”，即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地方，投资转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想像，地理空间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是多么重要，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对保持这架机器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而空间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资本的意愿被再生产出来。当然，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投资远远没有解决过度积累这个基本危机，而只会在更大范围中再生产它并加剧它。总之，在哈威看来，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空间是资本积累、资本危机和资本循环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而城市地区的兴衰和发展变化均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结果。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派是从生产的角度研究空间问题，那么以卡斯特为代表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都市社会学家则从消费展开了对空间的分析。卡斯特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城市在整体体系中最主要的功能是经济，而在经济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三个要素中，城市的最主要功能则是消费，即服务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和交换是在不同地域间组织的，并非集中在某一个城市，但消费（卡斯特将其等同于劳动力再生产）这样一个在日常生活基础上完成的过程（无论吃饭、睡觉、玩耍……）必然有一定的空间边界。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里，基本的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再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必要消费品供给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整个体系而言，不仅个人消费的消费品（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产品）生产是劳动力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集体消费的消费品（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生产同样是劳动力再生产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充足的医疗卫生设施，就难以保证劳动力的健康；如果没有必要的文化教育设施，就难以再生产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应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素质的劳动力。但是，由于集体消费品这类商品的特征不能满足市场价格的要求[8]，所以资产阶级感到对这类消费品的投资无利可图或者回报太慢，不愿意从事这类社会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性决定了必然潜藏着劳动力再生产必需商品的供给短缺危机。面对以上矛盾，政府对交通、医疗、住房、教育、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品生产和管理进行干预变得越来越必要，政府逐步成为这类商品的主要投资者。虽然投资这些商品没什么利润，但却是维持资本主义整个系统稳定运行不可缺少的。集体消费品生产与私人消费品生产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它会对空间结构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其使用价值保留较长时间，例如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必然会导致人口以及相应的工作机会和服务向郊区的转移，从而改变城市空间结构。集体消费品的生产成为城市空间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因素。
可见，新都市社会学家把空间理解为社会的，其理论任务就是要通过揭示城市空间组织和空间形式如何成为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及揭示它们如何有助于这种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统治关系的再生产来破除城市意识形态。“空间是政治的。排除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空间就不是科学的对象，空间从来就是政治的和策略的……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9]。
二、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在社会结构上的展现
1.人类生态学的观点
对于人类生态学而言，“城市的组织”，城市环境的特性，以及城市秩序的特性，最终都是由城市人口的规模决定的，是由这些人口在该社区内集中与分布的形式决定的。因此，研究城市的发展，对城市人口的分布特点进行研究对比，就具有重要意义”[3]。人类生态学家关心城市的人口来源有哪些？人口增长中，正常增长、移民人数占多少？城市中何处人口趋减？何处人口趋增？在城市的各个人口分隔区中，区内人口变化与出生、死亡、婚姻、家庭规模、房租、生活水平相关？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类生态学家展开其对都市社会研究的基础。
但是，人类生态学家对人口变迁的研究的社会学价值并不在于人口研究本身，而在于人口变迁对人类群体生活的影响。人类生态学家注意到，在城市环境下，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至少导致了以下后果：社区人口变化加快；人们对地方的依恋感情被破坏；流动量增加使得城市生活的刺激强度增加，从而模糊了人的理念、破坏了人的道德。如果说，距离上的相近与邻里情感相联系，那么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社区人口可以同时生活在若干个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所有这些都瓦解着邻里，使得邻里这一城市地方组织和政治组织中最小的单位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原始性和亲密性。邻里关系的变化意味着首属团体中原有的抑制作用和道德训诫被削弱了，次级关系取代首属关系成为趋势，基于道德的社会控制被基于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取代[3]。这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越轨行为大大增加了。犯罪、离婚、遗弃、贫困等成为人类生态学关注的主要城市问题。解组和组合是相伴而存的，人类生态学家在揭示都市化过程中原有组织和社会控制解组的同时，也关注城市社会结合的形式。这表现在他们对“隔离”、“自然区”这类现象的关注和对种族群体、帮伙、社团等群体形式的研究上。
在人类生态学家眼里，都市中流动着的人口最终也会像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同特质的（物种）人口会在某一个地方停留下来，聚居在一起，形成被生态学称之为“自然区”的现象，例如像唐人街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贫民区和落泊者聚居区。自然区往往是非规划的、自发的生态作用的结果，它会形成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文化风俗[10]。自然区的形成势必在城市人口中造成隔离，隔离可以是职业隔离、种族隔离或阶级隔离。隔离导致城市社区中类似植物社区中不同物种按一定方式形成的自然群落的外观，那些贫民窟中的移民或有色人种有可能与世隔绝，处在孤立的状态。当然，从另一方面讲，自然区和隔离的形成有可能促进这些社区中的邻里关系，这种邻里情感首先不是因为相近，而是“共同的种族意识和共同的阶级利益把邻里情感熔炼的十分紧密”[10]。
面对各种各样为适应城市环境变迁而组成的群体，帕克认为城市社会学应该研究这些群体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个人是如何进入又是如何脱离的，这些群体的相对稳定性和相对持久性如何；应研究有哪些自然区，这些区域的人口构成以及隔离与犯罪[3]。帕克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回应，一批以群体和自然区为对象的研究成果问世。例如对芝加哥地区1313个帮伙的帮伙的研究[11]；对移民劳工和流浪汉的研究[12]；对出租车司机和会馆舞女的研究[13]；对黄金海岸与贫民窟的研究[14]。这些研究多数是把兴趣放在互动的性质、模式和社会结合的过程；研究问题一般是人们为什么与他人产生社会结合？社会群体、契合和忠诚是如何发展、如何变迁的？
不难看到，人类生态学在探讨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在社会结构的展现方面，关注的仍然是生态学的基本问题——“适应”问题，即人类如何通过群体的发展适应迅速变化的城市环境。所以，他们更关注的是群体内部的联系、规范和文化，而不是群体间的差异、冲突和斗争。
2.新都市社会学的观点
在对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在社会结构的展现方面，新都市社会学重在探讨都市重建和都市发展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新都市社会学家哈威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必然造成过度积累，过度积累又导致各种危机，而资本为了克服内在的危机必须开辟新的投资空间以寻求发展和实现更大的积累，资本的空间流动产生了以下结果：投资开始重新定位，大量资本从已经都市化的老工业城市流向新兴的城市化地区，使城市的发展从老工业城市转向了那些过去只经历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兴城市地区。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不仅使老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这些城市经济萧条，各种固定资本贬值，税收减少，结果造成城市社会开支减少，社会服务设施不足，城市管理费用不足，甚至出现财政危机。可以说，资本流向哪个地区，这个地区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地区，这个地区就会萧条。资本的流动受到原有地区的工人、政治家和小企业联合体的反抗，“对于那些生活在正被抛弃的社区里的大部分人来讲，他们会抵制和不满这种进程”[15]，冲突由此产生。
哈威把城市化的本质理解为资本的城市化，而伴随资本城市化的是社会关系的城市化，这里主要是指劳动力的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分离。对于资本而言，为了维持对劳动的统治，除了在工作场所对劳动的直接控制外，还必须在劳动力的生活场所保持对劳动力的支配。而对劳动力来讲，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的分离意味着劳动力对其生存社会状况控制的斗争分成了两个明显独立的斗争。第一个斗争是在工作场所，是有关工作条件和提供消费品购买力的工资水平的斗争，也就是马克思深入分析过的“工厂车间”斗争。第二种是居住场所的斗争，是反对第二种剥削占有形式（以商业资本、土地资本为代表）的斗争。这是一种关于生活居住地生存条件和成本的斗争，涉及居住空间、住房、交通、娱乐、各种设施以及有助于劳动力整个生活环境的所有资源。围绕着这些内容的生产和使用，劳动力参与了一系列与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管理和使用有关的社区斗争。例如，有关地主（房东）收取过高租金的斗争、有关住房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冲突、有关对“有害”设施地点选择的冲突、有关恶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的冲突、有关缺乏雇佣机会和服务的冲突、有关高速公路建设和城市更新的冲突、有关“生活质量”和审美问题的冲突等[16]。
卡斯特从他的消费分析立场出发指出，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化消费模式（即消费品是通过市场购买获得）占主导，人们的购买力或者说生活机会一般取决于其在生产中的地位，阶级权力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统治的基本因素。但随着政府开始在生产和消费领域进行干预，阶级地位不再是得到生活机会的惟一因素，资源分配不仅仅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会根据政府权力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人们获取生活机会的能力实际上来自于两个系统：一个是劳动或市场系统，一个是政府系统[17]。与此相应，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不再只沿着生产地位或市场能力展开，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出现了，即围绕着消费（主要是集体消费）供给形成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例如，“住房不平等被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层次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公共住房生产与管理的经济、制度、文化机构的不平等待遇所强化”[18]。一个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并不必然等同于一个人所处的消费地位，消费分层可以在同一阶级内发生，也可以在不同阶级地位之间形成。因此，政治利益群体形成的基础不再只是生产阶级，也包括消费利益群体。与传统阶级分层一样，消费分层在形塑人们生活、决定社会关系、影响社会冲突模式方面同样重要[17]。
由于当今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劳动力再生产需要与再生产劳动力必要消费品（主要是集体消费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因此大众必然会为了争取更多、更优质的集体消费服务而开展斗争。面对以上矛盾和冲突，政府对交通、医疗、住房、教育、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品生产和管理的干预越来越强。但政府对消费的干预越多，意味着日常生活越政治化，围绕集体消费展开的冲突成为城市社会冲突的主要内容。不过，这种社会冲突与传统的以阶级为主体的冲突不一样。首先，冲突是围绕消费利益群体展开，并不必然引发和加剧阶级斗争。例如，反对环境污染的冲突并不以阶级为斗争的动员基础，因为受到污染的空气或水不会只停留在穷人的住房前。其次，冲突往往带有社区特征。比如，一座公园或一个公用设施建在什么地方会给邻近社区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消费机会，甚至使他们的住房升值，但对其他社区的居民而言，减少了他们的消费机会。所以，围绕这些集体消费展开的冲突往往出现在社区之间。卡斯特将这种来自于大众的要求和大众运动并导致在城市角色、城市意义、城市结构方面发生变化的斗争称之为城市社会运动[19]，认为社会运动是对社会统治的反抗，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社会运动而非阶级斗争“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了主要的影响”[19]。
三、小结
研究范式并非指某一个具体的理论，不同学者共享同一范式并不意味着他们共有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20]。其实，每一种范式都蕴涵有它的基本假设，如果作一个不太严谨的概括，人类生态学与新都市社会学范式各自所蕴涵的基本假设可作如下表述。
1.人类生态学蕴涵的基本假设
(1)城市是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2)城市社区作为一个“共生”单位是建立在各个群体或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基础上的，所以本质上是均衡的。(3)个体（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空间结构中的位置是对环境适应的结果，位置的差别是由对环境的适应力差别决定的，其过程是由生存竞争的原则支配的。(4)竞争和选择导致了一个群体或组织的社会层级体系，体系的运行建立在“统治”原则下。(5)变迁的原因来自于外部，即环境的变化。发展是一个寻求人口、环境、组织、技术之间均衡的过程，是通过功能分化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2.新都市社会学蕴涵的基本假设
(1)城市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对城市的分析必须放到对整体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中。(2)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城市不是一个统一的生物性共生社区，它充满着相互对立的关系和力量。(3)资本主义体系包含着内在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些基本矛盾影响和决定着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和变迁。(4)不平等是社会的基本要素。
人类生态学和新都市社会学分别形成于20世纪初叶和20世纪下半叶，两种范式的差别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
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古典经济学思想，资本主义仍然处在一个崇信市场自发调节力量，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工业的发展使整个西方工业国家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城市化过程。在美国，从1890年到1920年仅30年的时间，城市人口就增加了2倍多[21]。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城市中多民族、多文化的聚集和冲突以及社会适应和社会整合问题。因此，人类生态学强调空间区位形成的经济决定力量和区位分布中的“生存竞争”过程，关注邻里、伙伴群体等社会关系的变化，关注失范与认同、越轨与控制，寻求建立在功能相互依赖基础上的整合，这些关注点和由此形成的理论与这一时代的特征是一致的。
相对20世纪初叶而言，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社会具有以下不同的特征。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形成，各个国家、城市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孤立发展。尤其是国际资本为追求利润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对城市的兴衰起了直接的影响。但这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矛盾和危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形成。其次，自从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影响日益加大，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还体现在消费领域。这一变化导致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日常生活政治化。因为消费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政府对消费干预得越多，对消费品供给承担的责任就越大，这必然使消费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直接内容。二是集体消费供给和福利主义的推行势必引起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最终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从而引发各种城市危机。与以上两个因素相关的第三个因素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住宅郊区化的发展和城市中心产业的外迁导致内城的衰落，各种形式的城市社区居民抗议运动不断出现，这种冲突与以往所关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征。新都市社会学理论正是反映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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