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编周瘦鹃的标新立异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新立异论文,精神论文,名编周瘦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1）02－0002－07
苏州曾是“盛产”编辑大家的地方。在解放前，新文学作家中主编刊物最多的是苏州人叶圣陶，通俗作家中主编刊物最多的是苏州人周瘦鹃，而主编文史类学术刊物最多的还是苏州人——顾颉刚。如存疑窦，可到中国近现代刊物馆藏最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去检索核实。本文要介绍的是通俗刊物名编周瘦鹃，特别关注他办报办刊时的标新立异精神。
一
周瘦鹃17岁开始发表作品，19岁“下海”成为职业作家。经过多年在文坛上的“打拼”，1920年，26岁的周瘦鹃开始担任《申报》名牌副刊《自由谈》的主编。
《申报》是1872年创刊的中文报界“老大”，威望首屈一指。它曾经成为一个“普通名词”——清末民初的老百姓将所有的报纸统称为“申报纸”。周瘦鹃能坐上这一为众人瞩目的位置，不仅要凭他在报界和文坛的阅历，而且还要经过报馆上层的严格考察。就阅历而言，他22岁至23岁任中华书局编译；23岁，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分上、中、下三卷，由中华书局出版。24岁后受《新申报》和《新闻报·快活林》之聘，任特约撰稿人，每天至少要撰写一两篇文章。他的阅历与成就似乎够格了。其时《申报·自由谈》的主编是由总主笔陈景韩（冷血）兼顾，但作为总主笔，陈景韩毕竟无法专心致力于这一副刊。此时，周瘦鹃的勤奋敬业及文章质量受到陈景韩的注目，认为他可以够得上一个“考察对象”，于是让周瘦鹃到《申报》来参与“见习”。陈景韩于1919年5月聘请周瘦鹃担任《自由谈》的特约撰稿人。与过去在《新申报》和《新闻报》做特约撰稿人不同，那时这两个报刊各有专职的编者主持，他只是投稿者；而受《申报》之聘，是由于陈景韩希望周瘦鹃成为他编辑《自由谈》的得力助手，可让自己有更多的精力总览《申报》的全局。但《申报》并不轻易给周瘦鹃以《自由谈》“主编”的位置，却要他掌控和革新这个副刊的版面；陈景韩自己则每天只写一篇一二百字的“主编例稿”——“自由谈之自由谈”①。这就给了周瘦鹃一个大大发挥他开拓创新才能的广阔空间。我们不妨将这一考察期称为周瘦鹃的“准主编”时段。
作为特约撰稿人，周瘦鹃从1919年5月31日起在《自由谈》发表第一篇文章，并在一个月之内独自在这个副刊上开辟了四个专栏：“小说杂谈”、“影戏话”、“紫罗兰庵随笔”和“新拾遗”。前两个专栏他用力最勤，“小说杂谈”陆续写了17篇，“影戏话”则前后写了15篇。周瘦鹃究竟有多少“本钱”，能一下子开出四个专栏？那是因为从1916至1918年他在中华书局任编译时，利用书局中订购多种国外文艺报刊之便，积累了大量外国的文艺信息，阅读了众多外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在《自由谈》的“小说杂谈”与“影戏话”中，他就是利用这些丰富的外国文艺资源，使这个副刊出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在《小说杂谈（一）》中，他一口气报出当代英、法、美、俄、德、意、日、西班牙、瑞典的39位卓有成就的作家，指出：“凡此诸子，均与一代文化，有莫大之关系，心血所凝，发为文章，每一篇出，足以陶铸国民新脑。今日欧美诸邦之所以日进文明者，未始非小说家之功也。”② 在《小说杂谈（六）》中，他指出：“小说家之笔，犹社会中之贤母，往往能产出一二英物，为世称颂。”（1919年7月2日）时值“五四”，周瘦鹃在“小说杂谈”中多次谈爱国小说，他尤其欣赏英国作家威廉·勒苟（William Le Queux）所作的《入寇》一书：假想某年德国入寇英伦，全国为之糜烂。而当时英国正是歌舞升平之日，有人认为他的假想乃故作惊人之笔；但不数载，欧战果然爆发，可见作家目光远大，及早撰文以警惕举国国民，知所戒备。此书中国已由包天笑等译出，易名为《英德大战未来记》。“吾国不乏作者，有能师其意草一《中国覆亡记》者乎？其警觉国人之功，不殊释迦佛作大狮子吼也。”（《小说杂谈（三）》，1919年6月8日）可见周瘦鹃之参考韩、印、越、埃、波、缅六国亡国史后作警世小说《亡国奴之日记》，就是受威廉·勒苟的影响。在这一专栏中他也介绍外国哀情小说《茶花女》、《离天恨》（即《保罗与葳晴》），也盛赞英国名家哈葛德的《毗亚德丽丝》“直欲令世界有情人，咸为泣下。琴南翁译之，易名曰《红礁画桨录》，哀情悱恻，工力悉敌”（1919年12月28日）。对社会小说、侦探小说、日记体小说也有所论述。大仲马与雨果均擅长篇，他们的短篇小说不易觅得，周瘦鹃却下功夫找到了他们的短篇，以飨中国读者。其中雨果的短篇“予求之五年，仅得《格劳得叶安》”（1919年12月1日），他译出时更名为《贫民血》。过去在《自由谈》中也有介绍或讨论小说的短文，但大多谈的是中国小说，而周瘦鹃却能广泛地介绍当时的外国小说及国外文坛现状，使读者视野大大拓宽，极具新鲜感。至于他开辟的“影戏话”专栏则意义更大，评价也更高。
当时，中国的电影尚处于“余兴”阶段，大多是“五分钟短片”，而引进“电影”之初国人还将它称之为“影戏”。周瘦鹃看了若干外国的优秀影片之后，已敏锐地感到：“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英美诸国，多有为名家小说映为影戏，其价值之高，远非寻常影片可比……吾人读原书后，复一观此书外之影戏，即觉脑府中留一绝深之印象，甫一合目，解绪纷来，书中人物，似一一活跃于前，其趣味之隽永，有匪言可喻者。”（1919年6月20日）他在《影戏话（一）》中开宗名义，将影戏视为“开通民智”的“锁钥”，并提出要将当时尚处于幼稚的“余兴”阶段的电影提升到艺术片的水准上去。他在这个专栏中介绍了外国的各类优秀影片，如言情片、侦探片、滑稽片，等等，特别是对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巨片的献映，更以大量的篇幅加以推崇；而对著名演员的技艺，如卓别林的成长史，都有介绍。他对美国影戏界的著名导演格立司氏③ 更是赞许有加。他在“影戏话”之十一、十三和十四等三篇中专题介绍格立司，说他“如神狮登高长啸，百兽皆为慑伏。其所制片，妙在有一宗旨，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不若侦探长片之以情节炫人，又非如却泊林·罗克之专以博人笑噱也。”（1920年1月12日）周瘦鹃特别推崇格氏的《世界之心》一片，“在写欧洲大战之惨况，而斥德意志人之残酷……当制片时，曾携其全部演员，躬赴欧洲前线……英首相劳德乔治氏嘉勉其言日，君之为此，实足为人道之保障，他日传遍世界，动人观感，将使人人心中，洞知爱国爱家忧人之义，君之功大矣。”（1919年12月16日）周瘦鹃在介绍格氏所摄之《难堪》时，指出什么叫做“难堪”——在影片中揭露工厂中之大腹贾，以微利作慈善事业，藉沾盛名，但对自己工厂中的工人百般酷虐，在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时，令军警枪杀二十余人，“此即吾所谓难堪之事也”。周瘦鹃说，此情节“尤令人不能耐者”，“心窃恫之”。（1920年1月12日）周瘦鹃刚为《自由谈》撰稿，就写出这样的好文章。而在文学史中，似乎只肯定黎烈文接编后的《自由谈》，而将周瘦鹃编撰的《自由谈》说成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的黄色倾向”[1]，是很不公平的。如要说公平话，那么即使将周瘦鹃的“影戏话”提到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具有文献价值的系列文章，并不为过。④
在“五四”前后，对中国青年而言，争取婚姻自主，改变千年婚制，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是男女青年必须获得社交公开的自由，在“五四”那一年，全国正广泛宣传这种自由权利的合理合法性。周瘦鹃继上述开出的四个专栏外，又于1919年7月1日在《自由谈》中开辟了“情书话”专栏，同年9月3日又推出了“名人风流史”专栏。这样除前文的四个专栏外，共有六个主要专栏在《自由谈》上轮流“滚动”与读者见面，副刊就更显得丰富多彩了。在“情书话”开栏时，周瘦鹃写道：“情书者，男女间写心抒怀而用以通情愫者也。在道学家见之，必斥为非礼，不衷于正……欧美人士，咸目为一种美术的文学，一编甫出，几有家弦户诵之慨……爰仿诗话、词话之例，作情书话。”（1919年7月1日）这个专栏中就有雨果、伏尔泰、拿破仑等多人的情书。他介绍说：“其善为情书者，莫若嚣俄（现译为雨果）。”（1919年10月16日）而其爱人薏丽爰“其情书之缠绵，尤非寻常痴儿女专作淫放之辞所可比拟……龚定庵云：心灵之香，温乎兰蕙。吾于此二书中见之矣。”（1919年9月15日）在披露拿破仑的情书前，周瘦鹃说：“然粗豪如西楚霸王，尚能于四面楚歌中怜香惜玉，作虞兮之唱；则拿破仑之善为情书，正不足怪耳。予尝由英国滕德书肆中购得拿破仑情书一巨帙。盖专寄约瑟芬者……似此缠绵细腻之文字，颇含诗意，几令人不信其为莽英雄手笔也。”（1919年8月12日）这“名人风流史”的“风流”一词，当然不是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是作“正解”——那就是介绍西方男女正当交谊的风俗与教化，阐发西方名人恋爱中的流风余韵，以作为中国青年的借鉴与标格。这些名人中就有雨果、拜伦、拿破仑、白朗吟（英国大诗人）、惠林顿（英国名将）、伊丽莎白（俄罗斯女皇）等多人。这些专栏体现了周瘦鹃对青年们自身的民主民生权利的关心，也是对封建包办婚制的声讨，因此很得青年读者的青睐。
除了上述几个专栏外，周瘦鹃还编撰“欧战余话”、“艺文谈屑”、“歇浦零话”、“瀛寰消息”、“兰簃杂识”、“科学小谈”等多种栏目，开这么许多专栏都有他特定的针对性。例如“小说杂谈”与“影戏话”当然是面向文艺爱好者的；“情书话”与“名人风流史”是为青年读者所拥戴的；“欧战余话”大都是歌颂欧战中之英雄及报道战后之惨况的，是一种反战文字；“紫罗兰庵随笔”、“艺文谈屑”比较适合名士们的脾胃；“歇浦零话”是本地风光；“瀛寰消息”是国外信息；“兰簃”实际就是他的紫罗兰书斋，内容就比较杂碎了，甚至谈香水广告亦有之，但也有比较严肃的话题，如谈“靖国神社”：“日本神社，亦陈此类战利品绝夥，国人有见之者，无不触目伤心，悲涕而出，东海涛声，常亦为之呜咽作泣矣。”（1919年12月3日）可见靖国神社不仅是抗战胜利后用来陈列甲级战犯的灵位，在20世纪20年代就是展览侵华铁证之所在。《申报》是一个民营的商业性大报，它在流通中当然要追求最大的民间覆盖率与认同率，这才能让广大市民自愿从口袋里摸出钞票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世情、舆情、价值共识与娱乐消遣，报纸才有扩大再生产的利润。周瘦鹃将《自由谈》办得如此的“杂”，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群体，能让他们在副刊中各取所需，使各类读者感到有自己心仪的内容，这是符合《申报》的总体行销策略的。经过近一年的考察，《自由谈》以周瘦鹃为台柱，办得如此红火，令社长史量才和总编陈景韩喜笑颜开，只经半小时谈话，就从1920年4月1日起，非常放心地将这一全国最著名的老牌副刊的主编职位交给了年仅26岁的周瘦鹃。或许有人认为他当时“贩卖”的主要是外国作品及有关国外的文坛信息，自己“原创”的内容不多，这能算是“标新立异”吗？其实，这种“移植”是很可贵的，当时文艺界称得上“新潮”的就是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例如茅盾在1920年为革新《小说月报》而主持“小说新潮”栏，主要就是要求用白话译介外国新小说，而周瘦鹃就是向“小说新潮”栏投稿最多的作者。周瘦鹃在其时就是一位站在“新潮”前端的作家，为国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清新的“空气”源源流入中国，冲击陈腐的旧规与陋习。
二
周瘦鹃是1919年5月下旬开始在《自由谈》上撰文的，应该说，他是踏着“五四”的鼓点走上《申报·自由谈》“准主编”的岗位的，他面对的就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青年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上海工人于6月初为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相继罢工，商人罢市，连同早已罢课的学生，形成了“三罢”抗议浪潮，史称“六三”运动。6月11日，周瘦鹃用小说的形式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当时众多新闻报道和抗议宣言中出现了一篇题为《晨钟——为北京幽囚之学子作》的小说（以下简称《晨钟》），也是他的“标新”动作。而从6月4日起至28日他又以“五九生”为笔名，开辟了“见闻琐言”专栏，一共写了14篇文章，主要报道上海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的壮举。在6月8日的文章中说：“上海竟罢市了。华界租界中大大小小的商店，都一起关上了门，停止营业……医学家说：病人临死的当儿，神经昏乱了，往往要发一种死物狂……我说眼前北京政府的举动不是很像死物狂么？一日间平白地拿了一千多个热心爱国的好学生，似乎要坑死他们才罢。”6月9日：“罢市已一连三天了。昨天我见许多商店的门上都在贴着‘不去国贼不开门’，‘不诛国贼不开市’的纸条儿……我听说几天来北京学生因为拿得太多了，没有这大监狱容纳他们，就把个大学法科做一临时监狱。我说何不把个北京城改造一所天字第一号的大监狱。先把北京学生和附和学生的小百姓一齐拘禁了起来，第二步就把通国罢课的学生、罢市的商人也一网打尽，都去关在这大监狱中，四面用二十万兵马团团围住，绝他们的饮食，瞧他们生生饿死，岂不爽快？只可惜没有这个魄力罢了。”他对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予以辛辣的讽刺，投以蔑视的一瞥。上文提及的《晨钟》开端小序中非常郑重而恳切地以“同学”的身份向他们致敬：“夜深寂坐，悲愤煎心。起草斯篇，聊以自慰。北望燕京，祝诸君无恙，并遥致最诚挚之敬礼于诸君之前。七年前之上海民立中学学生周国贤敬识。”他觉得用他自己的学名向北京学生致敬，更为亲切而隆重。他将北京的爱国学生比做“晨钟”，这“晨钟”是“少年中国的福音，唤大家牺牲一切，救这可怜的中国……我们少年精神不死，中国的精神永永不死。”严格说来，这篇小说倒像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
其实除了见诸报端的《晨钟》之外，他早在撰写另一中篇小说《卖国奴之日记》。《晨钟》表现了他对青年爱国者的“爱”，而《卖国奴之日记》则反映了他对卖国贼的“恨”，因为小说语多激烈，一时没有出版社敢印，中篇虽于1919年5月就写成，但直到1919年6月，才由他自费印刷出版。作为《申报·自由谈》的“准主编”，周瘦鹃下车伊始，在“五四”中他的表现应该是合格的，甚至可说是全心投入的。这样的表现对周瘦鹃来说并非一时之举，而是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字生涯的。例如在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正式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周瘦鹃在当月就创作了《亡国奴之日记》，吁请同胞“毋忘‘五九’国耻”。在“五四”以后，1925年“五卅”惨案的次日，他在自己的“三言两语”专栏中写道：“地上一抹一抹的血痕，被一夜雨水冲洗去了，但愿我们心上的所印的悲惨印象，不要也和血痕一样的淡化。”这则“三言两语”使我们联想起叶圣陶的著名散文《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急雨中》。不久，7月21日出版的《半月》第4卷第15期上，周瘦鹃又发表了《西市辇尸记》，以小说的形式控诉帝国主义者在“五卅”期间枪杀我同胞的血腥罪行。
从1915年的《亡国奴之日记》到1919年的《卖国奴之日记》、《晨钟》到1925年的《西市辇尸记》，周瘦鹃一贯以小说形式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表达他炽热的爱国热情。在这种表达中，我们认识到“哀情巨子”周瘦鹃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作为报人的周瘦鹃，用他的爱国心与正义感，不仅表达了自己的忧愤之情，而且也充当了广大中国老百姓反帝激情的代言人。他不是革命者，但他未必没有革命性。他用媒体舆论去监督政府与当权者，指斥他们丧权辱国的行径，宣判了当局出卖民族利益的非法性。
继“自由谈之自由谈”专栏后，周瘦鹃开过“一派胡言”和“随便说说”等专栏，其实他用的都是反语：“一派胡言”乃“正义之声”；“随便说说”则一点也不随便，而是“庄严舆论”；“三言两语”专栏时常发表匕首式的政论。在“五卅”后，因时事新闻与各方的抗议、宣言之类的稿件特别拥挤，副刊《自由谈》暂停了两个多月，8月5日复刊的第一天，周瘦鹃在“三言两语”中写道：“砰砰的枪声，红红的血痕，孤儿寡妇们热热的眼泪，哀哀的哭泣。这是我们中国民族史上所留着的绝大纪念，任是经过了两个多月，已成陈迹，而我们的心头脑底，似乎还耿耿难忘吧……《自由谈》销声匿迹，已两个多月了。如今卷土重来，满望欢欢喜喜的说几句乐观的话。然而交涉停顿，胜利难期。在下在本报上和读者相见，只索得‘流泪眼’望‘流泪眼’。”（1925年8月5日）这“流泪眼”并非是他和民众的示弱，而是揭示政府的无能，同时警示民众，我们的民族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低落的危机之地位时更当自强自立。在周瘦鹃的很多专栏中我们可看到，继“准主编”时段以后，作为《自由谈》的正式主编，他已超越了撰写文艺性文章的范围，更善于利用各种政论“专栏”与编辑多种时闻“特刊”的特色，在民众中发扬舆论导向的作用。
三
周瘦鹃在《自由谈》中开辟的政论专栏是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新文学家化鲁（胡愈之）的一段议论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这一点：“我亲见有许多人，他们从来不关心时事，从来不看报纸里的新闻记载，但因为他们要看《自由谈》，要看《快活林》，要看李涵秋的小说，要看梅兰芳的剧评，所以都要买一份报纸看看。”⑤ 而周瘦鹃将他的政论放到《自由谈》版面的“头条”位置，就能使许多市民在心爱的副刊上知道自己在目前应持何种政治态度。周瘦鹃主持《自由谈》时期，《申报》每天以5万～25万份的数量发行，他的政论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名声也正如郑逸梅所说“红得发紫”。郑逸梅在文章中说：正因为副刊在一般读者颇受宠信，所以老百姓竟都不大知道报纸的总编辑是谁，平时与他们“互动”的主要是副刊主编。于是周瘦鹃就成了《申报》的“代表人物”，而《新闻报》的代表人物就是主编《快活林》副刊的严独鹤。在1922年3月13日《晶报》通过“选举”，刊登“上海最近一百名人名单”时，陈景韩没有入选，而周瘦鹃却赫然列入其中；到1924年9月30日，刊登“重修上海最近一百名人名单”时，严独鹤也出现在名单中，《新闻报》的老板和总编却不见踪影。可见周瘦鹃正式就任《申报·自由谈》主编之后，声誉益隆，盛名在外。也正因为大家喜爱他编的副刊，对他编辑的其他刊物也就连带具有相当的信任度，这又使他进入了一个做期刊主编的高潮期。他曾说编《自由谈》是“神仙编辑”，每天只要花两小时即可，看小样大样都由其他人分工承担。于是他又兼任了1921年复刊的《礼拜六》周刊的主编；同年6月起，又与赵苕狂合编《游戏世界》；同年9月他自掏腰包，创刊了半月刊《半月》；从1922年6月起他还别出心裁地创办了他的个人小刊物《紫兰花片》（月刊）；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先施公司所办的《乐园日报》的主编。如此算来，在1922年，他身兼五六种报刊的主编确是实情。另外的一个编刊高潮是1925年到1926年，同样是在《自由谈》任内，他主持过《上海画报》；同年9月，又任《紫葡萄画报》（半月刊）主编；1925年《半月》改名《紫罗兰》继续担任主编；在1926年2月他又被《良友》画报聘为主编，不过他主持《良友》的时间很短。在这一波高潮中，周瘦鹃同时担任过四五种报刊的主编。而《紫罗兰》出版了四年之后，于1930年改刊名为《新家庭》（月刊）；同年他又与严独鹤等合作主编《中华图画杂志月刊》；1932年，黎烈文接编《自由谈》后，他就主持《申报》的一个副刊《春秋》，除抗战时一度停刊外，一直办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租界后，周瘦鹃坚决不任伪职，离开《申报》。在沦陷期间，他曾受九福制药厂之聘主编《乐观》杂志，又受上海银星广告社之聘主编后期《紫罗兰》。周瘦鹃真可称得上一代名编。他所编的杂志也都算得上通俗期刊中的精品。每一种杂志出版，他都要在内容到装帧上发挥他的“标新立异”精神。
无论主编《申报》的《自由谈》和《春秋》还是其他多种杂志，周瘦鹃总是通过他在文坛上的广泛人脉组织到脍炙人口的好稿件。他在《申报》前后所编的小说稿，能在读者中引起轰动效应的，首推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和秦瘦鸥的《秋海棠》。《人间地狱》曾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人的“樽边谈片”，几个友人相逢，捧起酒杯，就不免以今天报上的这一小说片段作为话题说长道短，或预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或讨论作品中的种种兰因絮果。20世纪40年代，《春秋》公开征求长篇连载小说，来稿很多，但一时难以选出合用的作品，于是周瘦鹃向秦瘦鸥征稿，秦瘦鸥写来三个故事梗概，周瘦鹃一眼相中《秋海棠》，认为这一“本事”颇具潜质，可以据此尽情发挥。在《春秋》上连载时，直可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媲美，很快改编成话剧、电影、评弹，又迅即“传染”给多个地方剧种，在银幕与舞台上不仅久演不衰，而且成为多个剧种的保留剧目。在编辑后期《紫罗兰》时，他慧眼识宝，认为张爱玲这“两炉香”是说部珍品。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时，“编者”即席评点，言简意赅，语语中的：“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名作家Somerset Maughmr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后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这几句点评竟成了中国最早的“评张”。他将这些观感当面对张爱玲一说，真令她“心悦神服”。⑥ 作为编者，能看准“标新立异”而不同凡响的作品，就是说明他确有办“精品”刊物的能耐。
但是作为多种民营商业刊物的主编，周瘦鹃还值得大书一笔，那就是他的装帧与版面设计都能别出心裁。这在办《自由谈》和《春秋》时，已经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异秉”。报纸副刊的版面比较单调，8开一张，或只占其半页篇幅。即使是这样一小块地盘，周瘦鹃有时也能突发灵感：1920年中秋节，他为《申报·自由谈》设计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中秋专版。他说自己为“点缀令节，忽然心血来潮，想把版面排作圆形，以象征一轮团圆的明月，待向排字工友提出这个意图时，工友们都面露难色，说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版面，不但费工费料，时间上怕也来不及。我因报头和插画都是为了排作圆形版面而设计的，早已准备好了，非在报上让读者赏月玩月不可。于是急匆匆地跑下三层楼，赶到排字房里去，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工友们说了不少好话，几乎声泪俱下；并且以我本人通宵守候着帮助排版，亲看大样作为条件，终于说服了工友们，立即动起手来。这一晚拼拼凑凑，拆拆排排，工友们费了很多功夫，尽了最大力量；我也实践诺言，通宵随侍在侧，直到东方发白，版面上出现了一轮明月，这才感激涕零的，谢过了工友们，兴高采烈地回家去睡大觉了。这一页《自由谈》中秋号我至今珍藏着，今天捡出来看时，见有朱鸳雏的笔记《妆楼记》、程瞻庐的谐著《月府大会记》、李涵秋的小说《月夜艳语》等九篇作品，钱病鹤的插画《姮娥夜夜愁》……”⑦（见图1）这真是奇思妙想的神来之笔。那天零售《申报》的报摊上，读者们当有一番奔走相告、争先恐后的“抢购”场面。周瘦鹃于1920年设计的这个版面，直到40多年以后，老报人张友鸾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写了一篇《周瘦鹃中秋献月》，对他的标新立异精神加以赞扬。
图1 1920年9月26日《自由谈》中秋号
后来《春秋》的版面更小于《自由谈》，就需要周瘦鹃拿出“缩龙成寸”的盆景栽培手艺来调理它了。周瘦鹃说：我“先美化了版面，在版底特辟一栏，轮流刊登各种专题性的文章，分成‘游于艺’、‘小常识’、‘游踪所至’、‘妇女的乐园’、‘笑的总动员’、‘人物小志’、‘新漫画’、‘小小说’、‘儿童的乐园’等十个门类，每星期又在版末来一个‘小春秋周刊’，每期选用一些数十字至一二百字的小品，形成一个雏形的副刊，煞是有趣。这样不算，还随时集合了同一类型的文章，出不定期的专页。例如‘记所见’、‘菊与蟹’、‘炎夏风光’、‘苏杭特刊’、‘夜’、‘学校生活’、‘农村专号’等等，引得读者眼花缭乱，兴趣倍增，至于逢年过节的特刊，那更大张旗鼓，不在话下了。总之我为了史老总‘各显神通’一句话，差不多把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全都搬了出来。”⑧ 周瘦鹃曾向郑逸梅形容自己编“小春秋周刊”是“一头袋鼠的袋子里，怀着小袋鼠”。⑨
小小一个副刊尚且能如此花样翻新，更何况编厚厚一本杂志呢！周瘦鹃编杂志，一般四年换一个刊名，每换一次刊名就大改版一次。他觉得商业性杂志不能老是一副面孔，几年下来，读者就有看得腻烦的感觉，应该换刊名与版式了，凭着自己众多的“粉丝”，换了刊名，“粉丝”仍会跟踵而至；而大换版式，更会使读者眼前一亮，产生新的刺激与新的期待。有时同一个刊物每年从封面到开本也都“翻造”一次，有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新门面”。正如周瘦鹃自诩是“唯美派”、“美的信徒”⑩，他从办《半月》起，就非常讲究杂志的“包装”：“杂志版式大都是32开的。我想，《半月》总要特别一些，不大不小自成一派。因便主张30开。现在别种杂志也有30开的了，我很快乐……”说到封面设计：“我生平最喜欢一个‘美’字……因此决意制三色铜版，虽是成本加重许多也不顾了，书的内部，也为美观起见，在篇题的四面加上花边，补白也如此。朋友们见了，都以为好看，如今别家杂志也就纷纷仿效咧。”(11) 据称当年文艺刊物封面用三色版，还是周瘦鹃首创。
周瘦鹃看到自己办刊的“人气”如此之高，就异想天开决定办一个个人的小刊物——《紫兰花片》，而出版商之所以愿意投资也说明这本杂志能为书局增加利润。1922年6月《紫兰花片》创刊号出版，是用桃林纸精印的64开袖珍本，4页5幅彩色插图均作紫罗兰色。小巧玲珑，逗人喜爱。28篇文章都是周瘦鹃一人的著译。出版后轰动一时，许多文人墨客纷纷题咏，销路大好。这个月刊出版了两年，前12期每期请一位名人为刊名题签，每期封面皆换一幅时尚的仕女画；第二年的12期则用清末民初著名国画家潘雅声的古仕女“十二金钗图”，每期一金钗。郑逸梅很钦佩地谈到这本刊物：“那《紫兰花片》都是他一个人的作品，成为别开生面的个人杂志，一共出了24期，令人咋舌。”(12)
《半月》前后四年出版96期，续出的刊物即更名为《紫罗兰》，创刊于1925年12月16日，首期的《编辑室灯下》有如下说明：“《半月》结束，《紫罗兰》继起，颇思别出机杼，与读者相见。版式改为20开，为他杂志所未有。排法亦力求新颖美观，随时插入图案与仕女画等，此系效法欧美杂志，中国杂志中未之见也。以卷首铜图地位，改为《紫罗兰画报》，以作中坚。图画与文字并重，以期尽美，此亦从来杂志中未有之伟举，度亦为读者所欢迎乎！”这份杂志每年改版式一次，第3卷的改版更为精致新颖。封面作苏州园林的漏窗式，将封面挖空一块，扉页是一张仕女画，配上相映成趣的诗词。读者透过“漏窗”先只能看见那扉页上画得最精彩的部分，但等翻开封面才能看到扉页的全貌，并可吟诵那配画的清词丽句。正如周瘦鹃自己所说的：“真所谓‘画里真真，呼之欲出’，总之我是不断地挖空心思，标新立异的。”(13) 他又将第1卷折叠式的《紫罗兰画报》改为每期4页的《紫罗兰画集》。画集中有“法国沙龙名画号”、“曼殊上人纪念号”、“华社摄影杰作号”、“南北名女优号”、“电影明星号”、“欧美石刻名作号”、“紫罗兰庵藏扇号”等等，很有鉴赏价值。周瘦鹃所说的“挖空心思，标新立异”这八个字，道出了这位名编办报办刊中那种殚精竭虑、开拓创新的可贵精神，的确是媒体人必具的职业品性。
作为一位“名编”，在民国期间，周瘦鹃主编《申报》名牌副刊《自由谈》长达12年零7个月，后来又将《春秋》办得生气盎然；他主编若干精品通俗刊物，几乎撑起了上海市民大众文坛的“半
天”。在1936年，鲁迅等21位著名作家签署《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时，就亲点周瘦鹃与包天笑这两位苏州籍的作家列名其间。
在本文的开端，我提出了编刊最多的三位苏州老乡；在本文的结尾，我又提到鲁迅亲点的两位通俗作家正巧也是苏州人，据此说明苏州老乡在通俗文艺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苏州也是大家公认的“盛产”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的地方。这次宣言中由新文学作家与市民大众文学作家共同列名，也是新文学界对市民大众文学的首次承认。之所以会提出这两位作家，至少说明他们是爱国的和有正义感的正派的通俗作家，他们在市民大众文坛中的影响力也就意在不言中了。
今天，在市场经济欣欣向荣以及向市民社会逐步回归的过程中，周瘦鹃若干成功经验的“复活”现象日益明显，今天的媒体人应该在名编周瘦鹃不倦的标新立异的创造性劳动中得到哪些启迪呢？
注释：
① 编者注：“自由谈之自由谈”为《自由谈》一个子栏目。
② 见《申报》1919年5月31日，以下凡《申报》引文出处只注刊出日期。
③ 现译为“格里菲斯”，有“电影之父”的美誉。
④ 陈建华曾有长文《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影戏话〉解读》可参阅，收入陈建华著《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化鲁：《中国的报纸文学》，《文学旬刊》第44期，1922年7月21日出版。
⑥ 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三）》，后期《紫罗兰》第2期，1943年5月1日出版。
⑦ 周瘦鹃：《笔墨生涯鳞爪》，香港《文汇报》1963年6月16—17日“姑苏书简”专栏。
⑧ 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5日“姑苏书简”专栏。
⑨ 郑逸梅：《记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香港《大成》第108期，1982年11月1日出版。
⑩ 周瘦鹃：《乐观·发刊辞》，《乐观》月刊第1期，1941年5月1日出版。周瘦鹃：《〈半月〉之一年回顾》，《半月》第2卷第1期，1922年9月6日出版。
(11) 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香港《文汇报》1963年4月25日“姑苏书简”专栏。
(12)(13) 郑逸梅：《记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香港《大成》第108期，1982年11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