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内外论文,年代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经广泛接受了二元的结构分析方法，该方法除了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使用以外（注：二元经济理论还被运用到贫困的热带地区的发展问题上，在研究中，他们也把整个经济分为现代部门和广大的依赖自然植被作为生产要素的部门两个部门，其中农业被看作是现代部门。参见(Ramón López,Mario Niklitschek,1991)。），还被用来分析发达国家内部土著居民地区的发展，另外还被引入到企业的分析中去。90年代以来，在二元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可以总结为用经验数据验证二元经济理论、从新的视角研究二元经济理论、加入新问题扩展二元经济理论和利用新的经济学方法改进二元经济理论四个方面。
一、利用经验数据验证二元经济理论
(一)关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核心思想和假设的验证
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发展，自由放任策略受到关注，一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质疑以前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和假设。Michael Enwere Dike则以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发展为例，说明刘易斯的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和假设及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非常有效。[1]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包括市场机制补充和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方法来弥补由于与不发达相伴随的制度弱化和市场失灵。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干预政策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利用进口替代使工业化起飞的战略明显失败，但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和国家干预政策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作用的争论激烈起来。
Michael Enwere Dike通过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几何分析认为，刘易斯的分析暗含了这样一个信息：由于欠发达国家功能健全的(市场)制度缺失，储蓄和刺激不能通过自由市场策略或机制来解决，尤其是自由市场机制无法使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重新配置，使资本主义部门扩张，从而创造大规模的资金。在发展中国家需要政策干预以在总投资方面提供向社会最优状态的刺激，从而完成工业化的古典或起飞阶段。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二元性，刘易斯建议，为了克服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的阻碍，需要长期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发展，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都印证了刘易斯政策建议的正确性，即如果没有动员国内资源的制度存量，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起飞和长期的持续增长，必须建立促进国内储蓄增加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的刺激制度，然而建立这样的制度需要主动的政策干预。非洲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失败是因为它们在发展中粮食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没能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农产品，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切断了从粮食出口中获取外汇收入，以为工业化投资所需要的进口提供资金的发展道路。
(二)对刘易斯关于热带产品价格受到压制的验证
在刘易斯模型中，由于热带国家存在无限剩余的劳动力，从而压制了热带产品价格的提高。Angus Deaton和 Guy Laroque在刘易斯看法的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的模型，[2] 在模型中，价格稳定在长期趋势水平上，生产与世界收入相一致，供给的增长率取决于商品价格对长期均衡价格的偏离。而且1900—1987年间，可可、咖啡、铜、大米、糖和锡六种商品的长期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也与模型相吻合。但是模型最后的结论是模糊的。除了锡以外，商品的长期需求和长期供给的偏离产生了价格和生产向上的压力，供给增长率与价格和它价值本身的偏离正相关。然而，这种对长期供给的影响对可可和咖啡来说几乎为零。尽管20世纪世界收入大幅度上升，相应地供给增长，但是这些热带产品的实际价格却没有提高，这与刘易斯的描述完全吻合。虽然他们试图通过仔细的研究以发现重要的证据来支持或反驳刘易斯的观点，但是由于价格回归到它的长期趋势非常缓慢，因此他们没有成功地提供否定刘易斯观点的关键证据。
二、从新的视角研究二元经济理论
(一)从需求方面研究二元经济理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卡尔多就继承了凯恩斯的传统，在考察农业剩余对二元经济发展的意义时，提出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不仅受供给方面的约束，而且受有效需求不足方面的约束。[3]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完全摆脱劳动过剩的特征之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也就是说，虽然经济中存在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却无法与剩余的劳动力相结合，以促进经济发展”，[4] (P38)许多学者开始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其中，以拉克西特最具有代表性。[4]
Amit Bhaduri和Rune Skarstein在卡尔多对农业剩余有效需求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品的现实购买力问题，来研究二元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和贸易条件。[5] 农业剩余的产生及其对工业产品的潜在需求仅仅依赖于农业部门，但是农业剩余要转化为购买力和有效需求则依赖于工业。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两个部门相互加强各自的增长过程。假设在工业发展的一定增长率下，农业在完全能够满足工业进口所需要的农业剩余的需求时继续增长，那么农业剩余产生的对工业的需求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能够作为工业进口需要卖掉的农业剩余才能转化为购买力。虽然卡尔多自己没有太多强调这一点，但是这却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加强的正反馈循环过程。通过提高农业剩余的进口，更高的工业增长提高了农业的购买力，同时工业由于农业更强的购买力而促进。
然而当农业剩余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时，政府干预未必能够产生理想的效果。如果产生农业剩余的家庭储藏一部分从政府购买所获得的收入，而不是转换为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时，农业剩余就不能转变为对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结果，农业剩余的存货由于政府部门而加强，因为工业不能产生足够的农业剩余的需求，反过来农业也不能为工业产品提供足够的需求，这样，尽管有农业的支持价格政策，需求产生的循环过程仍然被打断了，农业中增加的货币储备成为增长的障碍。这说明很多刘易斯传统的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的那种认为农业中更高的货币有利于更高的工业增长的观点是无力的，而且这使节俭在二元经济中表现为不同的姿态。
(二)双重过剩条件下的经济增长
从国内的发展经济学来看，对二元经济理论的研究基本上限于介绍和在我国的应用，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很少见到，王检贵的《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一书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修正，指出了在劳动力过剩经济中又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他发现，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户籍制度无情地切断了二元经济发展的链条，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市场实现问题。以此为切入点，他在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中对二元经济理论忽略的、对我国经济发展又非常重要的市场实现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探讨了传统发展模型为什么会忽视需求不足问题。
在分析中，他揭示了“双重过剩”条件下工农业部门的发展问题，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技术进步和供给创新的作用范围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要努力实现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另外他还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进行了重新定位，指出了它是一种劳动与资本的“双重过剩”问题，详细探讨了中国在“双重过剩”下的政策选择，通过分析，他认为，“可行的政策不是凯恩斯式的，当然更不是刘易斯式的，而应是与本国国情相符的”。[4] (P14)
三、加入新问题扩展二元经济理论
(一)农业耕作集约度对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早期，Djavad Salehi-Isfahani研究了农业集约化程度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6] 在农村地区劳动力吸收率和人口密度都相对较低的地区，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存在着人口压力和劳动力大量转移出农村的相反关系，这常常在理论上被解释为农村劳动力吸收率低是由于恶劣的自然禀赋(主要是指土地质量)造成了低生产率，从而维持生计所需要的人均产值需要更多的土地，因此在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并不小，但是Djavad Salehi-Isfahani认为，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土地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的，依赖于耕作技术(包括土地如何被利用、庄稼的轮作、耕作的频率以及动物力量和化肥的利用等等)，这些理论并不能为低人口密度地区的高移出比率提供好的解释。他遵循Boserup(1965)认为人口密度和耕作技术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分析，建立了自己的两部门模型，来研究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变化如何影响城乡劳动力的转移。
他的结论认为，在劳动力转移的任何阶段，即对于任意给定的农业和工业劳动力的比率，耕作的集约度的增加，将降低移出率，反之，粗放的耕作技术则与高的转移率相对应。通过实证数据，他证明了该观点，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在低人口密度和粗放耕作的地区，政策可以控制农业集约化的步伐，从而控制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吸收程度；通过政府公共投资分配和内部贸易条件的影响，他们可以促进集约化从而提高农业承载能力，提高就业。
(二)工资补贴对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
在哈里斯—托达罗的二元经济模型中认为，小规模的单一工资补贴可能会增加失业，虽然大量的补贴可以减少失业。David H.Feldman总结了小规模单一工资补贴可能增加失业需要具备的条件，并得出结论认为，在二元经济的两个部门中，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弹性更大，因此小规模的补贴增加失业的情况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政策制定者的效用函数中GNP和失业是分离的有关。[7] 如果小的工资补贴会产生更高的失业的话，政策制定者的福利不是工资补贴率的单增函数，这样，如果政策制定者不愿意进行大的政策变化，或者存在收入上升的扭曲的话，最优补贴可能达不到新的比较均衡，最优补贴可能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失业。从而他认识到：(1)在存在着低水平的政策均衡的情况下，单一的补贴政策低于最优水平的补贴。(2)社会中城市失业的持续性，与保守的社会福利函数和只进行微小的政策变化有关。
90年代中期，A.Wahhab Khandker和Salim Rashid利用Bhatia的分析方法同时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公开失业问题，并以此为标准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最优津贴政策问题。[8] 关于最优津贴政策问题在此以前已经受到Gang和Gangopadhyay的关注，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制造业工资津贴可以治愈公开失业和劳动力过剩，从而引导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仅仅关注制造业部门。A.Wahhab Khandker和Salim Rashid认识到上述观点带来的结果存在问题，通过模型分析了伴随着公开失业和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中的工资津贴和充分就业问题。
A.Wahhab Khandker和Salim Rashid接受了刘易斯和纳克斯对剩余劳动力的界定，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9] (P3)而且农业劳动力的工资由平均产品决定。同时也借鉴了森的弹性工作时间模型中，认为劳动力在做出迁移的决定时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然而在决定农业的工作时间时，是联合效用最大化者的假定。在模型中他们假定，在所有的方面劳动者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经济分为城市或制造业部门(M)和农村或农业部门(A)，构建了他们的理论模型。
Wahhab Khandker和Salim Rashid运用比较静态分析工具，通过随着外生变量的增加，内生变量如何变化来考察补贴是否能够使经济从公开失业和劳动力剩余的状态转向完全就业状态。他们分析认为：在农业中工作的负效用递增的条件下，制造业的工资补贴将减少剩余劳动力，但是会增加公开失业，技术效率在该模型中永远不会达到。在农业中工作的负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制造业的工资补贴将不仅会减少剩余劳动力，而且还会增加公开失业。而且单纯的农业补贴或者农业和制造业给予相同数量的补贴也都不能导致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在该模型中，只有在对农业补贴的同时，对制造业征收相同数量的税收时，经济才可以达到充分就业。
(三)信息不对称对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
Abhijit V.Banerjee和Andrew F.Newman引入信息不对称的概念来分析二元经济的发展，他们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察了制度变化，即现代化和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10] 他们认为社会中存在着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两个部门主要从技术上和信息方面来进行区分。现代部门生产率高，但是信息高度不对称；传统部门生产率低，但是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造成信息不对称区别的原因主要在于，现代部门的人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和工作，相互之间信息有限，而传统部门的人们则生活在一起，信息相对充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差别，现代部门的代理成本高，使得人们获取消费信贷的可能性低于传统部门，因此人们在决定是否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时候，就要在信贷的可获得性和生产率之间进行权衡，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人都会转移到现代部门。从模型的动态角度来看，“涓滴”效应使现代化的进程与现代部门中的代理成本下降相联系，但是这种效应可能很微弱，从而使经济进入发展的陷阱之中，永远无法实现现代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中，他们认为现代化、经济变迁的过程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四)社会保障对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
很多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走了一条大致相同的路，即都朝着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发展，至少直到1997—1998年的东南亚危机发生之前都是如此。Rizwanul Islam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利用东亚五国的有关数据，重新审视了东亚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模式。[11] 他指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实施了外向型和出口导向型战略，来源于国内高水平的储蓄，高水平的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没有政府或工会过多干预，工资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和公司的承受力，整个劳动力市场表现出高度的弹性。东亚和东南亚五国在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经济逆转带来的挫折过程中通过失业、非充分就业、部门间就业比重的变化和实际工资的下降等调整，来应对经济危机。但是在经济开始恢复的时候，劳动力市场并不会立即进行反方向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调整要慢于经济的恢复。在减少贫困方面，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取得的成绩被危机严重侵蚀。受到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的经济复苏受到了挫折，这进一步恶化了它们的劳动力市场。
这些国家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制度很不完善，这主要反映在工会成员较少(除菲律宾外)，工人组织非常微弱而且受政府和企业的控制，这种环境不利于自由独立的工会活动，结果使它们缺少有效应对突发和严重冲击的工业联系系统，因此在亚洲经济危机发生后，社会方面经历的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就是失业和受失业影响的贫困的增加，这说明即使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成绩的国家，在缺乏社会保障和工人安全保障措施时，该成绩也是不可持续的。可见，市场经济在面对阶段性的经济波动时是非常脆弱的，因此，为了应对这些波动的影响，社会保障和工人安全措施就非常必要。
除了正式部门的社会保障以外，在非正式部门也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很多人在该部门工作，而且很多人对贫困非常脆弱。他认为，虽然一次性将这些措施全部导入所有经济部门是不现实的，但有实例表明，至少从一些形式的社会救助和健康补贴开始，是现实的。
(五)效率工资对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
Gautam Bose引入了效率工资的概念，[12] 假设农业的长期效率对现在的工资敏感，即一个人要得到更高水平的消费，需要有更高的工资，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雇主需要计算工人一美元工资的最大生产率，从而确定支付的工资，效率工资的假设依赖于工人的生产率是工资的增函数。
在部门区分上，Gautam Bose继承了二元经济理论将整个经济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部门的区分，接受了托达罗将城市部门分为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分类，并进一步将农民分为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和不能找到工作的农民两种。另外，他还假设城乡迁移是有成本的，潜在的移民开始在农村生活，没有任何财产和信用，因此他们只有在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并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才能向城市迁移。
他认为，效率工资在均衡时的农村部门支付，它对接受者的非心理因素敏感，而且农村工资结构将根据城市工资结构的变化表现出波动，这与那些没有结合食物—效率关系研究的一般模型的预言不同。他们一般认为在农村与城市部门之间存在关联，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城市的变化不会影响农村工资，然而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变化将影响农村工资分配，这种影响是不普遍和非等量的。
(六)封闭二元经济的持续性研究
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中，落后部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下降，现代部门不断从落后部门抽取资源，以落后部门为代价而不断发展。从实证观察来看，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部门，实际上，这种二元经济的持续性是主要的问题。在印度、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中，某些部门长期处于转型的停滞阶段，但是同时另外一些部门却持续增长，出现了落后部门围绕现代部门的“飞地”现象。围绕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给出了很多的解释，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二元经济的持续和缺少总体上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不正确的收入分配造成的，收入分配的不恰当使之不能建立一个合适的市场规模。从刘易斯模型和索洛模型开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方法都强调资本积累是克服不发展的重要的步骤，而以后那些认为收入分配不恰当造成了增长缓慢的研究，忽视了资本的作用。Shubhashis Gangopadhyay不仅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而且考虑收入分配的影响，建立了一个两种产品(工业品和食品)、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一般均衡模型。[13]
通过模型分析，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任何像新技术的吸收和资本积累这样的标准的发展程序，都会产生繁荣和增长的“飞地”，而没有影响人口中的贫困部分。惟一对穷人产生的正面的影响就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因此这可以作为停滞状况维持的可能解释，落后部门长期围绕着快速增长的现代化的工业部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没有初始的资源再分配，但有高储蓄率的情况下，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在他发展的模型中，拥有不同资源群体数量的增加，将增加不同收入群体的数量。然而，如果资源积累不能被所有的群体所分享，那么拥有积累的人将获利，但是以其他人不能获利为代价。工人的福利没有随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原因在于，这些资本积累没有增加劳动力需求，所有新增资本都用来生产更高档次的产品，而不是需求额外的劳动力，这可以认为是生产差异化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是不同的。假设资本和劳动力被用来生产更高级的差异化产品，更高档的产品比低档的产品是更低程度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对就业惟一的好处就是生产规模的提高。该均衡的结果就是，差异化商品的总市场规模受到资本家规模的限制；质量的改进，在更现实的技术假设下将减少劳动力需求。
四、利用新的经济学方法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
(一)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
90年代以来，杨小凯等发展了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新方法——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在以角点解取代内点解的基础上进行超边际分析，从而突破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基本方法，他们将该方法运用到发展经济学中，称为新兴发展经济学。杨小凯等人从分工的角度，利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出现的原因、演变以及消失，填补了对二元经济结构出现原因研究的空白。
杨小凯认为，“分工是与资源从非商业化和自给自足部门到商业化的现代部门的转移相联的”。“刘易斯注意到了商业部门和非商业部门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商业化程度演进的发展含义，但是，他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用模型研究分工。”[14] (P111)杨小凯把国家之间的交易效率差别引入高级发展经济学数学模型之中，利用具有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来预测二元结构的出现、演化和消失。[14]
他认为，所有个人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分别是自给自足、专业生产商品X和专业生产商品Y。根据不同国家人们选择模式的不同，共有九种可行的结构能够满足市场出清和其他的一般均衡条件。通过对这九种结构的一般均衡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得出，“随着交易效率从一个很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均衡的国际和国内劳动分工水平从两个国家都完全自给自足提高到两个国家都完全分工。在转型阶段，两种类型的二元结构可能出现。第Ⅰ类二元结构是，具有低交易效率的国家自给自足，而另一个国家有国内劳动分工并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人均实际收入。第Ⅱ类二元结构是，具有较高交易效率的国家完全专业化并且得到所有贸易好处，而另一个国家具有国内商业部门和自给自足部门之间的二元结构，那些自给自足的个人看起来有点像失业者。随着所有国家的个人都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两种类型的二元结构都会消失”。[14] (P118)
杨小凯等在分工能够带来效用提高的前提下，利用交易效率的变化，说明了二元结构的出现、演化和消失，他们的二元结构是按照分工来区分的，将整个经济分为自给自足和专业化两种类型，这种二元结构是转型阶段的特点，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二元结构消失。而且他们同样利用交易效率的差别解释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问题。
(二)利用恩格尔—格兰杰首创的协整理论，验证二元经济理论
Niels-Hugo Blunch和Dorte Verner用实证工作来研究经济增长，他们运用由恩格尔—格兰杰首创的协整分析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框架，比较科特迪瓦、津巴布韦和加纳从1965年以来的发展经历，分析经济增长中部门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5] 他们将二元经济模型从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扩展到了服务业。
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农业和工业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二元经济模型把农业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向经济发展第二阶段(工业化)起飞的资本需求的发动机，一旦工业化已经完成，农业就成为多余部门。他们认为，二元经济的研究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1)农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2)农业和工业之间存在反馈机制。为了研究二元经济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他们分析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强调农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工农业之间的动态关系。
为了研究部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可能影响部门增长的一些外生变量，比如干旱、贸易冲击、政策变化等，在模型中予以考虑。他们发现，在每个国家，至少有一个统计上的长期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显示在长期的增长中，部门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三个国家的发展事实提供了反对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的证据。相反，直观的反映和短期分析则支持了传统二元经济模型所认为的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短期的相互关联。受到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都期待工业经济的发展，并且采取了以牺牲农业部门发展为代价的优先发展工业部门的增长政策，但是从科特迪瓦、津巴布韦和加纳的发展来看，这项政策并非是最优选择。各部门的平衡发展可能更为有效，经济的全面发展可能会从部门增长的正外部性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适应数学化趋势，用数学的方式解读二元经济理论
Shinji YOSHIOKA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数学化。[16] 他看到在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直接投资成为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动力，在该地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恰恰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相吻合，因此，他通过数学化刘易斯的理论模型，力图为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他在总结了刘易斯模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将刘易斯模型数学化。然后，首先分析了短期内，劳动力转移造成维持生计部门产品产出下降，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收入上升，维持生计部门工资收入下降，但是总体的工资收入上升这样的结果。然后分析了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积累导致维持生计部门产品价格上升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增加。最后，通过对资本积累方程的变形，得出当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大于折旧率时，资本主义部门自然增长。
通过对刘易斯模型的数学化和分析，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下两点对经济发展或“起飞”非常重要： (1)促进资本积累，特别是提高资本的生产率。(2)在适度人口增长率情况下，鼓励劳动力顺利从维持生计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政府发展援助(ODA)提出：ODA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环境以促进资本积累；ODA需要在相当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开始的时候，或开始以后，对维持生计部门提供援助以阻止该部门产出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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