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如何“著文章”——为《新青年》创刊九十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妙手论文,十周年论文,而作论文,新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及五四新文化人的气度，最容易想起的，自然是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此联语虽从明代忠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演化而来，却因有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的生命做底色，显得十分妥帖。谈论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新青年》，应该着眼于“铁肩”，可也不妨关注“妙手”。
——作者
报刊业的迅速崛起，乃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因素。报刊面对大众，讲求浅近通俗，因而文章没必要、也不可能过于渊雅。另一方面，杂志无所不包，“总宇宙之文”，不同文体互相渗透的结果，导致文体变异乃至新文体的诞生。无论是梁启超之发起“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化，都大大得益于迅速崛起的近代报业。
从文学史而不是新闻史、思想史的角度审视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需要关注的，主要不是其政治主张或传播范围，而是其表达方式。将一份存在时间长达七年、总共刊行9卷54号的“杂志”，作为一个完整且独立的“文本”来阅读、分析，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各种文体的自我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还有这种对话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起各专业刊物（如文艺杂志）的出现、各报纸副刊（如文艺副刊）的设置这样言之凿凿的考辨，《新青年》中不同文体间的对话、碰撞与融合，显得比较曲折与隐晦，需要更多的史实与洞见。
有“大体”而无“定体”
大凡精明且成功的报人，其心目中的理想文章，应该是有“大体”而无“定体”。那是因为，读者在变化，作者在变化，时局与市场也在变化，报章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主心骨不能动，否则东摇西摆，杂志很容易随风飘去。在这方面，陈独秀是老手，火候掌握得很好。胡适对陈独秀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以及搁下风头正健的新文学，转而介绍苏俄的政治革命很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胡适误解了陈独秀的趣味——自始至终，文学都不是仲甫先生的“最爱”。
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提及：“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大都认同这一思路。此外，坚硬的政论与柔和的诗文之间的互补，可以调剂谈话的氛围，丰富杂志的形象。《新青年》的一头一尾，政论占绝对优势，姿态未免过于僵硬；只有与北大教授结盟那几卷，张弛得当，政治与文学相得益彰。但即便是最为精彩的三至七卷，文学依旧只是配角。总共54期杂志，只有6卷2号将周作人的《小河》列为头条。负责6卷2号编辑工作的，正是一贯语出惊人的钱玄同。我怀疑钱玄同的编排策略，乃是希望“出奇制胜”，而不是颠覆《新青年》以政论为中心的传统。
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借助于版面语言，凸显议政、述学与论文，而相对压低文学创作，此举可以有以下三种解读：第一，“文以载道”的传统思路仍在延续；第二，《新青年》以思想革新为主攻方向；第三，即便“高谈阔论”，也可能成为好文章。表面上只是编辑技巧，实则牵涉到《新青年》的文化及文学理想。即便将眼光局限在“文章流变”，《新青年》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五四新文化人的“议政”、“述学”与“论文”，本身就具有“文章学”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人何以选择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切入口，组织易卜生专号意图何在，鼓动女同胞出面讨论“女子问题”为何没有获得成功，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问题，只有放在政治史及思想史脉络上，才能得到较为完满的解释。可以这么说，《新青年》“提倡”新文学，确实功勋卓著；但“新文学”的建设，却并非《新青年》的主要任务。
“但开风气不为师”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思路决定了《新青年》的注意力集中在“提倡”而不是“实践”。与陈独秀们唱对台戏的《学衡》诸君，正是抓住《新青年》的这一弱点，称“至吾国文学革命运动，虽为时甚暂，然从未产生一种出类拔萃之作品”（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派的文学成绩乏善可陈，但胡先骕的责难其实必须认真面对。那是因为：“文学革命产生出来的新文学不能满足我们赞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产生更满意的社会秩序一样，虽有最圆满的革命理论，都只好算作不兑现的纸币了。”（胡适）鲁迅之所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专门提及《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一方面是承认“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社会上不绝如缕的批评。
正如鲁迅所说，“《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新青年》上，“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将诗歌、戏曲、小说列入“纯文学”或“文学之文”的范围，而将其他文字称为“杂文学”或“应用之文”，陈独秀、刘半农的这一“文学观”，日后影响极大。而我恰好认为，《新青年》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白话诗歌的成功尝试，以及鲁迅小说的炉火纯青；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新青年》同人基于思想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与个人、责任与趣味、政治与文学之间，保持良好的对话状态，并因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通信”和“随感”。
胡适说得没错，《新青年》上关于文学革命的提倡，“引起讨论最多的当然第一是诗，第二是戏剧”。但有趣的是，日后文学史家盘点《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实绩”，最为首肯的，却是小说和散文，而不是当年风光八面的诗歌和戏剧。
同气相求 众声喧哗
集合在“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大旗下的《新青年》同人，讲究同气相求，通力合作。这种同道之间为了某种共同理想而互相支持的精神氛围，既煮了不少夹生饭，也催生出一些伟大的作品。比如小说家鲁迅的“出山”，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召唤”的成果。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提到《新青年》编辑“金心异”（指钱玄同）的再三约稿：“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为了慰藉先驱者，免得其过于寂寥，鲁迅终于不负众望，开始了“铁屋中的呐喊”。对于这段广为人知的“鲁迅诞生记”，另一个当事人钱玄同，在他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有十分精彩的描述。正是这种基于道义的共同参与意识，使得作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显示出很强的整体感。专号的经营，同题白话诗的出现，某些社会话题的不断重复，同一意象或题材在不同文体中的变奏等等，抚摩这半个多世纪前的旧杂志，你依旧能十分清晰地感觉到流淌在其中的激情与活力。
不是注重人际关系的酬唱，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认准那是一件值得投身的事业，因此愿意共同参与。正是这种“共同参与”的欲望，支撑起《新青年》的“通信”，使之成为很可能空前绝后的“神品”。杂志设置“通信”专栏，并非陈独秀的独创；但此前此后的无数实践，之所以不若《新青年》成功，很大原因在于《新青年》同人全力投入，将其作为“品牌”来经营。
第三至六卷的《新青年》，其“通信”一栏五彩缤纷，煞是好看。这其中，陈独秀的个人魅力固然重要，钱玄同、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的加盟同样必不可少。比起简单地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同人之间的相互辩驳，更能促使讨论深入。即便推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大方向一致，在具体策略及实施方案方面，《新青年》同人间还是有不少分歧。于是，在“通信”栏中，展开了高潮迭起的论争——大到文学如何改良、孔教是否该批，小到《金瓶梅》如何评价，横行与标点是否当行，还有世界语的提倡、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等，几乎五四新文化的各个子命题，都曾在“通信”栏中“表演”过。
使用“表演”一词，并非贬低“通信”栏中诸君的高谈阔论，而是指向其刻意营造的“众声喧哗”局面，还有行文中不时流露的游戏色彩。确实是对话，也略有交锋，但那基本上是同道之间的互相补台。好不容易刊出火药味十足的王敬轩来信，可那又是虚拟的，目的是提供批判的靶子。也就是说，别看《新青年》上争得很厉害，那是有控制的“自由表达”。
“通信”：思想的草稿
《新青年》最具创意的栏目设计，非“通信”莫属。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新青年》的“通信”，很容易想当然地上溯古已有之的书札。这种溯源不能说没有道理，“通信”所虚拟的私人性及对话状态，以及若干书札惯用的套语，在在提醒这一点。但这种“拟书札”的姿态，除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独立思考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力。换句话说，在《新青年》同人心目中，“通信”是一种“即席发言”，一种“思想草稿”。
作为留学生的胡适，“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胡适留学日记〉自序》）；而作为启蒙者的陈独秀、钱玄同等，则借用通信“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既然是“草稿”而非“定本”，不妨放言无忌，横冲直撞。《新青年》上最为激烈的议论，多以“通信”形式发表，如钱玄同之骂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提倡《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以及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等（参见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二至四卷上众多致陈独秀、胡适的信）。每期《新青年》上的“通信”，都并非无关痛痒的补白，而是最具锋芒的言论，或最具前瞻性的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不衫不履的“通信”，便会成为正襟危坐的“专论”。对于不只希望阅读“思想”，更愿意同时品味“性情”与“文采”者来说，作为“专论”雏形的“通信”，似乎更具魅力。鲁迅建议“酌减”杂志上所刊“通信”的数量，可同时承认：“《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胡适晚年特别渲染陈独秀、钱玄同“二人的作品和通信”如何“哄传一时”。将“通信”从“作品”中析出，目的是突出陈、钱所撰“通信”影响之巨。
“通信”作为一种“思想草稿”，既允许提出不太成熟的见解，也可提前引爆潜在的炸弹。除此之外，“通信”还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将不同栏目、不同文体、不同话题纠合在一起，很好地组织或调配。在某种意义上，《新青年》不是由开篇的“专论”定调子，反而是由末尾的“通信”掌舵。
随感：褒贬抑扬，纵横天下
作为“后起之秀”，“随感录”专栏1918年4月方在4卷4号的《新青年》上登场。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共27则，虽然比起独占鳌头的陈独秀（58则）还有一段距离，但还是遥遥领先于“季军”钱玄同（15则）。总共133则“随感”，陈、鲁、钱三君就占据了整整百则，单从数量上，都能清晰地显示《新青年》“随感录”之“三足鼎立”。更重要的是，比起前期偶尔露面的刘半农、周作人，或者后期勉力支撑的陈望道、周佛海，上述“三驾马车”，确实更能体现《新青年》“随感录”的特色。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曾这样描述其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这段话初看十分低调，颇能显示当事人谦虚的美德。可细读之下，方知其大有深意——所谓回避“泛论”与“大事”，而从“具体而微”的“小事”入手，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褒贬抑扬，纵横天下，其实正是“随感”的文体特征。此类体裁短小、现实感强、文白夹杂的“短评”，虽有“究竟爽快”的陈独秀与“颇汪洋而少含蓄”的钱玄同等参与创建，日后却是经由周氏兄弟的苦心经营，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杂感”与“小品”，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大放异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报刊中，其实早已出现类似的篇幅短小、语带调侃的“时评”——比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但没有凝集为一种相对稳定且被广泛接受的文体。一直到《新青年》的“随感录”，方才将这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充分提升。政论与随感，一为开篇之“庄言”，一为结尾之“谐语”，二者遥相呼应，使得《新青年》庄谐并举。一开始只是为了调节文气，甚至很可能是作为补白，但“随感”短小精悍、灵活多变，特别适合于谈论瞬息万变的时事的特点很快凸显；再加上作家的巧用预/喻/寓言，“三言”联手，不难令读者“拍案惊奇”。
“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这一将文学工具化的思路，日后备受非议；可有一点不能忽略，搅动一池浑水，迫使众多文体升降与移位，这本身就可能催生出新的审美趣味与形式感。
谈论晚清以降的文学变革，思想史背景是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面向。只是落实到具体杂志，要不政治独尊，要不文学偏胜，难得有像《新青年》这样，“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齐头并进，而且互相提携者。而这一“思想”与“文学”之间的纠葛与互动，不只催生了若干优秀的小说与诗文，还丰富了政治表述的形式——《新青年》上的“通信”与“随感”，九十年后的今天，余香未尽，依旧值得再三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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