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例如《诗经·齐风》中有一首《鸡鸣》，描写一对男女的对话。女的说：晨鸡叫了，天亮了，朝会开始啦，快起来吧！男的却还赖床，说那不是鸡叫，天还没亮呢。诗分三章，层层递进，写得非常生动。（注：参阅拙著《白话诗经》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三年），页263—267。）据《毛诗序》以及“三家诗”的说法，这首诗的主旨是陈述古代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宋代朱熹以前，大致相同，尚无异辞。可是越到后来，诗中男女的身分就越趋平民化。清代的姚际恒已经说作贤妃之辞固然可以，作大夫妻子之词亦无不可。民国之后，诗中的主角，阶级越来越低了。（注：如《诗经全译》，一九八二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高亨《诗经今注》一书尤其如此。）似乎把书中主角的身分阶级降得越低，就越能提高这篇作品的价值。可是，这样的解释比起旧说来，究竟好不好呢？我们试看第三章有“会且归矣”一句，“会”字配合上文来看，和“朝”相承接，应指朝会而言，而且古人一般说来，是以“日中为市”，因此不采旧说，而认定诗中所写是一对劳动男女，事实上是值得商榷的说法。虽然说，这样诠释的背后，自有一套理论系统。但这套理论系统说不定可以适用于政治社会改革，却不适用于文学研究。读文学作品，太过强调意识形态，是不是合乎马克思的文艺审美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据博厄斯《哲学与诗歌》一书说：“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陈腐的、虚假的，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读诗”，这也是卢格讨论莎士比亚是不是戏剧诗人，竟以哲学体系的有无来作为评量的标准时，马克思要斥责他的原因。（注：G. 博厄斯《哲学和诗歌》，转引自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页113。）
因此，历来研究者在感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没有明确严谨的系统时，假使看到有自成系统的外国理论，不管它是否形式至上，或主张偏颇，或不适用于中国，或不适用于古代文学，就拿来强加套用，恐怕真的会“丧失了自我”而遭人非议了。（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 ）等等。冯至《要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学术语》一文也主张“不要过多地搬用西方的一些文学术语来评论或区分我们的文学，这样容易产生误解，而且会使很多问题搞不清楚。”见《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页231。）
四
接着，我们再谈研究方法。
谈研究方法，当然跟上述的文学观念、理论系统不能没有关系。他们是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的。而且，谈方法更不能离开研究的对象。假使对研究的对象没有充分的理解，那么所谓研究方法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学虽然朝着新时代的文学方向发展，但就文学研究而言，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西学虽已东渐，但旧学余波尚在。例如林传甲在一九○四年所写的《中国文学史》，（注：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 197；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仍然采用传统的“大文学”、“泛文学”的观点，所论不但包括经史子集，而且还有音韵训诂、金石书法和文法修辞等等。从现代人的文学眼光来看，这实际上是一本国文讲义，而非探讨中国文学真相的文学史。过去，大家都说林传甲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现在我们根据资料，知道在林传甲之前，有窦警凡在一八九七年所写的《历朝文学史》，（注：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跟林传甲同时或稍晚的，还有黄人、曾毅、谢无量等人的相关著作。（注：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 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黄人《中国文学史》约一九0九年由国学扶轮社印行；曾毅《中国文学史》一九一五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九一八年由中华书局印行。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多种，不赘举。）这些著作有的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有的偶而采取欧西学界的一些论点，但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观念为主，方法上几无突破之处。（注：像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前记中自称“将仿日本久保天随、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例，家自为书”，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一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亦偶引“欧洲白鲁克”等人之学说。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 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黄人《中国文学史》约一九0九年由国学扶轮社印行；曾毅《中国文学史》一九一五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九一八年由中华书局印行。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多种，不赘举。）
可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了新转变和新突破。譬如一九二八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九三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稍后的一九四一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注：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郑振择《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对此颇有论述，见其《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页1—41。 ）都已经撷取了新文学新观念新形式新方法，赋予了中国文学史新的面貌。
不但中国文学史如此，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论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端的。试看下列诸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刊行年代：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二七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三四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注：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郑振择《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对此颇有论述，见其《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页1—41。 ）虽然这些著作，在研究方法与治学态度上，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纪元，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以为除了中国文学发展本身已经到了不能不变的因素之外，还跟清末民初以来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断冲击，大有关系。特别是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像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提倡新观念新方法，使研究者竞相效法，更有关系。所谓历史的归纳法，所谓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所谓中西会通，所谓二重证据，都使真正的中国文学研究从此拉开了序幕。（注：陶曾佑一九○七年作《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梁启超一九○二年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仅是笔者信手拈举的例子而已。当时标举小说的人，不胜枚举。参阅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郑大华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学问家》第一章（青岛：青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蒋英豪《近代文学的世界化》（台北：台湾书店，一九九八年），页151—170。《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所引诸书，并请参阅。）
梁启超自己写的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文法”，不受传统古文约束，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历史的归纳法、进化论的观点整理国故。他特别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和美文的文学价值，对于新文学的开创，自有推毂之功。王国维深受尼采、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以丰富的学养，“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种，“一曰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古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第一种方法，王国维自称为“二重证据法”；第三种方法，下述《红楼梦评论》等文艺批评之作，皆属之。参阅《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一九六八年）。）不但在经学史学上，有突破性的创获，就是在文学评论方面，如《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等，也都令人有登高望远、耳目一新之感。鲁迅是民初一大作家，但做起文学研究来也一丝不苟。他曾经接触培根、笛卡儿等人的逻辑思想，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曾参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却能自成体系。（注：鲁迅一九0八年所作《科学史教篇》中，曾对培根（培庚）、笛卡儿（特嘉尔）的逻辑思想加以比较，而且在《华盖集续编·不是信》中，也说他写《中国小说史略》，参考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上引资料，分别见于《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册页25及第三册页221—241。）胡适则是提倡白话文的大将，主张“八不主义”，主张“采用西洋最近百年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来改良戏剧，主张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整理国故，并且用历史演进法来考证旧小说。他对“五四”之后的新文学运动，贡献之大，是不容抹煞的。这些著名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影响是深远的。（注：同陶曾佑一九○七年作《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梁启超一九○二年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仅是笔者信手拈举的例子而已。当时标举小说的人，不胜枚举。参阅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郑大华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学问家》第一章（青岛：青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蒋英豪《近代文学的世界化》（台北：台湾书店，一九九八年），页 151—170。 《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所引诸书，并请参阅。胡适引文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页662。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书亦可参考。）
可惜的是从四五十年代以后，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却因为时代的遽变、政治的限制等等因素，分别在不同的华人地区分道扬镳，而各自发展。大陆地区，大多数的学者运用苏联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利用其中唯物辩证法和阶级矛盾的观点，来诠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很多论著，今日看来，不难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注：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页22。）文革以后文学大门又开放了，八十年代前后各式各样的新观念新理论及所谓“方法热”纷沓而来。（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相对于大陆，台湾香港与海外的中文学界，除了延续传统文学研究之外，在不同时代流行了不同的外国文学理论及方法。好处是使旧文学可以推陈出新，有了新生命；坏处是有时削足适履，过于穿凿附会。空谈理论，侈论方法，与传统之过于徵实尚质，其失维均。
总的来说，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研究者的旧学根柢越来越低落了，一是恰好相反，研究者越来越接受西方文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这两个趋势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我以为：没有一种理论或方法是万能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限制。因此，讲方法不能离开他的本体，否则就不一定适用了。（注：陈寅恪曾说：“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论微言大意，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此据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页22。《文学遗产》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专号上，章培恒也说：“如果是从事先设定的框框出发，无论在研究方法上怎么改变，都没有多大意义。”）譬如说，王国维善于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对“纸上之遗文”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一旦有珍贵罕见的“地下之宝物”出土问世，他才能立刻取来“互相释证”。否则对出土的文物只能做猜谜游戏而已。清末民初以来，殷周卜辞、钟鼎彝器、简牍帛书以及敦煌抄卷等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问世，不少研究者只看到王国维等人的新发现新创获，却不问学问根柢，只谈理论方法，致使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多流于主观的臆测。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即有人运用这种方法到旧诗词的诠释上，由于对原典的了解未必正确或解释不够周全，因而发生了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
例如唐代宫廷画家张萱有《捣练图》，宋徽宗曾加临摹，画的是用杵正捣练丝的华服丽人，有人却用来解释李白《子夜吴歌》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事实上捣练和捣衣是不同的。捣制练丝和捣洗衣裳怎么会一样呢？这和六朝唐宋诗词中常用“玉”来形容阶梯一样，怎么能说“玉阶”、“玉梯”都是真玉所砌呢？（注：见黄永武《珍珠船》中《与君同赏捣衣声》及《读书与赏诗》（台北：洪范书店），页 110。）例如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的古墓中，发掘出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之后，有人即用来解释唐代杜秋娘的《金缕衣》一诗，事实上，“劝君莫惜金缕衣”的金缕衣，泛指金色丝线所制成的华贵衣服，不一定指真的黄金丝缕。（注：参阅《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0年）；杨牧《惊识杜秋娘》，见《中外文学》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七三年三月。）又例如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利用宋人所摹唐代妇女画像及出土的唐代文物，将温庭筠《菩萨蛮》第一首的“小山重叠金明灭”解释为妇女头饰的妆成之美，有些研究者还加以引用，说是“别出新解，言之成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始于沈从文，而且大有商榷的馀地。（注：参阅拙作《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相关问题辨析》（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文学刊》第一期，一九九七年），页121—149。“别出新解，言之成理”，语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一书，页162。）
二重证据法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之说。就是在纸上遗文、地下宝物之外，还加上田野调查或文化人类学等等方法。闻一多的《伏羲考》、《说鱼》等文，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第八章“二重证据法与三重证据法”。同参阅拙作《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相关问题辨析》（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文学刊》第一期，一九九七年），页121—149。“别出新解，言之成理”， 语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一书， 页162。）对学术研究的努力与用心，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但研究的结论是否都适切，则尚有讨论余地。像闻一多所说《诗经》中的“鱼”字，大多与“性”、“配偶”有关。（注：参阅《闻一多全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说鱼》（页231—252），《伏羲考》（页58—131），《诗经的性欲观》（页169）。）我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妨暂时存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坚实充分的证据。
更糟糕的是，因为新出土文物普遍受到肯定，竟然有人伪造假古董。《坎曼尔诗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注：“坎曼尔诗笺”事件始末，参阅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一文，见《文学评论》双月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页4—16。诗笺作“诗签”。 ）《坎曼尔诗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博物馆某工作人员的伪作，把三首语意浅白意境不高的假“唐诗”抄在残纸上，署“坎曼尔”在元和十年所作。奇怪的是这假文物一九七一年在北京故宫展览不久后，郭沫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写了《坎曼尔诗笺试探》，发表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二期，肯定它的价值；刘大杰一九七六年在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把它引述进去了，并且说第三首“揭露了大官僚残暴压榨的罪行”，说这是“维吾尔族”人的作品，是“难得的兄弟民族的史料”。（注：见刘大杰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页21。）除此之外，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以及中华书局《全唐诗外编》都先后收入。最后经杨镰多次深入调查和考证，才确定这些作品竟然是伪作。（注：“坎曼尔诗笺”事件始末，参阅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一文，见《文学评论》双月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页4—16。诗笺作“诗签”。 ）他所用的辨伪方法，正是三重证据法。
至于应用外国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固然有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成功的例子，但令人难以信服的事例也不少见。如在台湾流行以英美新批评、弗洛伊德学说研究中国诗学时，颜元叔解释王融的“思君如明烛”和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说烛炬是男“性”的象徵，就引起不少讥弹。（注：见叶嘉莹《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中外文学》第二卷第四、五期，1973年；颜元叔《何谓文学》（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六年）书中《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前瞻》等文。）大陆也一样，有人在研究《楚辞》或神话传说时，只要看到有男女的字眼或所谓性隐语时，就拿弗洛伊德的学说方法去套。（注：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页364。 ）关于这些问题，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一段话说的好：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文学史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或中国文学史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注：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0年），页223、224。）陈寅恪的这段话，虽然原是针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但也可以衍用到其他外来理论方法上。对文学理论方法来说，我们应该有个信念：输入不可耻，输出也不必骄傲。我们只问适不适用。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享用外地物品及舶来品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适不适用才是重要的。像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法国侯思孟教授就以为不适用于中国古典诗词。（注：见刻《文学遗产》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国文学深刻地嵌入中国历史——法国侯思孟教授答本刊问》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植根于中国历史之中，而中国诗人又非常“自传式”，欲知其诗歌内容，不能不紧扣此一特点进行研究，此非西方批评方式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者所能适用。）
清末民初以来，很多学者受进化论的影响，误以为一切文学的发展，也应该不断的“进化”。假使研究者抱持著这样错误的想法，其研究结果也就令人不能无疑了。像上述刘大杰一九七六年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了迎合时尚，把伪造的《坎曼尔诗笺》收了进去，加以申论，同时把当时儒法斗争的思潮在书中也多所引申，结果，修订本的可信度反而不如旧版。研究者假使无视于此，误以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定后出的比以前的好，那就贻笑大方了。或许刘大杰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态度上没有错，但理论无穷，方法有限，用错了理论和方法，结果还是错的。
至于只讲求方法、空谈理论，只在表面下工夫的人，钱仲联有一段话批评道：
只有博览和精熟，才能纵览全局，有所比较，发现矛盾，有所判断，对某些问题，有所突破。作为一个真才实学的人，这要的是刘知几所说的“才学识”。那些为了一个问题，写考定文字，临时翻检一些工具书或相关的材料，拼凑成篇，看似“渊博”，实在不过“外袭”，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我对我自己和指导学生，常引此为诚。（注：见钱钟联《治学篇》一文，《梦苕菴论集》（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页539—543。）钱仲联的这一段话，对于那些以为做学问只是制卡片、查工具书、附脚注的所谓研究者，应该有一定程度的针砭作用。
五
最后，谈谈在困境中如何寻找出路。
研究学问，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光是讲求观念、理论和方法是不够的。如果学问的根柢不深厚，治学态度不严谨，即使观念厘得清楚，理论能有系统，方法符合科学，一样会犯蹈空之失。
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原典的解读是一项不容易的工作。没有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基础训练，想要准确地了解作品的本意，几乎不可能，除非依赖别人的翻译和解释；不能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方法，想要全面掌握材料的原始面貌，也几乎不可能，除非依赖别人提供资料或已经有了完善的本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的学者，大致说来，学问根柢都很札实，对国学古籍都不陌生，所以一旦接触到外国传进来的新学问，往往能即时取人之长，融会贯通。五十年代以后，一般研究者旧学根柢逐渐浮薄了，趋新而忘本的人越来越多，空谈理论，侈言方法，对研究的对象，可能原典读不懂，背景不了解，却不以为意，他们只是一味求新。一味求新的结果，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越来越陌生了。
我们回顾清末民初以来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潮流走向，可以发现有不少人以为清末民初以前，传统研究的方法是欠缺的，观念是落伍的。甚至认为传统的传笺注疏以及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方法，不是科学方法。虽然这些传统文献学方法，有时真的过于拘守考据，“误把作诗当抄书”，就像朱自清所说的，“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目无全牛，像一个解剖的医生，结果把美人变成了骷髅”。（注：王瑶转述朱自清论诗之语。见王瑶《邂逅斋说诗缀忆》，《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一九四八年。）不过，这是就其弊端来说的，如果我们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传统的理论方法未必一无是处。
我们应该注意到旧学根柢深厚的人，谈西方新科学，他们或许不懂，但谈中国旧学问，他们自然在行，有不容怀疑的理解力。他们虽然不擅长于长篇大论，作结构严谨、系统分明之归纳分析，但他们是“高人交手，一点就透”的，不必费什么唇舌。古人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注：参阅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页30—67。）所谓“金针暗度”，道理就在于此。他们未必没有推理的过程，未必没有诠释的方法，只是没有和盘托出而已。金圣叹批《杜诗》、批《水浒》、《西厢》，现代人比较推崇，是因为他肯“授人金针”，“授人指头”。就像肯把吕祖点石成金的指头授给穷者一样，金圣叹肯把推论的过程，分析的方法，传授给腹笥俭啬、没有分析能力的读者。同样的道理，现代人比较推崇叶燮的《原诗》，也是因为它系统比较分明，结构比较完整，说理比较详尽。（注：参阅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中《叶燮〈原诗〉研究》一文，同参阅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页73—112。）事实上这跟清末民初以来， 文学读者由贵游士人转为庶民群众有关，没有文学的专业知识和创作经验，自然需要剀切的指导、详尽的说明，而不是三言两语式的指点。我们看陈世骧析论杜甫《八阵图》五绝二十个字的一首诗，要用一万多字来分析说明；我们看叶嘉莹老师赏析旧诗词，也动辄数万言，其道理皆在乎是。（注：见陈世骧《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一文，收入《陈世骧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127—149。此系一九五八年六月在台大文学院之演讲稿。至于叶嘉莹老师的著作，读者所习知，此不赘举。）
不过，要做到上述所言，也必须深造有得之人，才能办得到。不是浅学之士或托言感悟触发，或乱套一些批评术语，来自欺欺人，就可以示人津筏。深造有得，说起来容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却极困难。真正的深造有得，不但需要学养深厚，处处留心，而且更需要头脑清楚，态度客观。具备了这些条件，即使没有受过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不懂得什么时髦的文学理论，也一样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譬如说通行本的《战国策·赵策》有“左师触詟愿见太后”的一段文字，历来选本多题为“触詟说赵太后”。（注：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即是。）清代学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据《荀子》、《史记》、《汉书》、《太平御览》等书，互相参证，认为“触詟”仅“触龙言”之误，当从《史记·赵世家》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王念孙从上下文理这样下判断说：“太后闻触龙愿见之言，故盛气以待之，若无言字，则文意不明”。（注：见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第一册卷一，页99。）王念孙的推论，现在得到证实了。一九七三年冬，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中，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这帛书的成书年代在刘向编订《战国策》之前，（注：参阅《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主编。页 427。此帛书抄写时间，据考证在汉文帝初年以前。）因此可以推测是《战国策》传本误将龙言合为“詟”字。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王念孙读书的用心和推论的正确。
又譬如说，《诗经》中有“以介眉寿”（《幽风·七月》）、“以介景福”（《小雅·楚茨》）、“以介我稷黍”（《小雅·甫田》）的句子，起先大家都不知道“介”字应作何解。林义光根据铜器铭文屡见的“用匄眉寿”、“用祈匄眉寿”，“匄”即丐，当祈求讲，来解释《诗经》中的“介”字，破解了大家的疑惑。（注：见林义光：《诗经通解》（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页101。 据该书自序，此书著成于一九三○年。）同样，《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等语，历来大家都不知“该”“季”“恒”等字何解。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根据甲骨卜辞发现殷商先公有“季”、“王亥”、“王恒”等名，因而把这些句子都讲通了。（注：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此文著成于一九一七年。《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一九六八年）。）试想林义光、王国维等人，要不是学问根柢深厚，处处留心，对《诗经》、《楚辞》读得精熟，如何能够在看到铜器铭文、甲骨卜辞等相关字眼，就能够即时挑出来加以应用呢？本世纪以来，很多学者用心于讲求理论方法，研究上却很少突破性的创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这样深厚的学问根柢。
除了学问根柢之外，治学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假使态度不严谨，不客观，再新的理论方法都没有用，不可能有好的研究成果。譬如说，汪辉祖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是在编《史姓韵编》的时候，一时不小心误把旧刻本《世说新语》的题款“临川王义庆”，读为“临川、王义庆”，因此把“刘义庆”立目为“王义庆”，传为笑柄。（注：见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页143。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例子。
又譬如说，明代前后七子都是主张拟古的，他们认为学问今不如古，所以主张创作要规弇古人的作品，尺尺寸寸，学习他们的长处。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常用两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理论主张，就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注：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下，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都采取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通行已久，很多研究者已经习焉而不察了。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有根据，系出于《明史·文苑传》。但只要我们稍微严谨小心一些，就可以发现《明史·文苑传》的《李攀龙传》说的是：“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注：参阅《明史·文苑传》（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五年），《李攀龙传》、《王世贞传》等。）连王世贞自己写的《哭李于鳞》一诗也说：“文许先秦上，诗卑正始还”。（注：见王世贞《弇州山人诗集》卷三十，《哭李于麟一百廿韵》，此据香港中文大学藏光绪三十三年刊本。）可见他们共同主张是：古文要学秦汉以前，诗则分体，近体要学盛唐以上，古体要学汉魏以上。这样才符合他们崇古卑今的文学观。（注：拙著《清代诗学初探》第一章、《清代文学批评论集》页76，皆早已论及。请读者参阅。）
治学态度除了力求严谨之外，还要力求客观。有的批评家或研究者，一旦选定了研究对象，就夸大这个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对古人作过度的同情。“了解之同情”是应该的，但不可滥用。譬如，李清照有没有改嫁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要提证据，不应该先存有成见。因为李清照改嫁之事，宋人的记载，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以及南宋大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等等，都言之凿凿，应该事出有因。（注：参阅何广棪《硕堂文存三编》（台北：里仁书局，一九九五年），《再论李清照之改嫁》，页45—48；叶庆炳：《晚鸣轩论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文学史上的辨诬与同情》，页61—81。）可是却有人（像朱泙漫的《李清照丛考》）（注：朱泙漫《李清照丛考》对主张李清照改嫁的学者批评得体无完肤。资料收集尚称完备，讨论态度则殊不客观。）不作理性客观的讨论，一味斥骂“李心传妄注”、“王灼狂吠”、“胡仔卑劣”等等，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却提不出什么反对的证据。这样的讨论不客观，这样的“研究”成果让人不敢领教。
以上，都在说明学问根柢和治学态度的重要。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想要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想要在遇见困境时找到出路，舍此而莫由。虽然说它们只是解决问题、寻找出路的先决条件，没有它们问题就无从解决，困境也会更多。“山重水复疑无路”，未必“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文学创作，表现的是作者的才情；文学研究，要求的是研究者的思辨能力。前者重在性灵流露，后者重在书卷酝酿，不过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光有思辩能力，光有书卷的酝酿，似乎还不够。譬如说，你想要研究旧诗词，不是光是搜集参考材料，光是应用一些理论和方法，就可以获得好成果的。最好是你自己还要有创作旧诗词的经验，这样你才更容易体会作者创作的甘苦，也才容易判断批评者的批评是否得当。上文所说的，观念要厘清，理论要分明，方法要落实，根柢要深厚，态度要客观，都是研究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如果缺少了对古典文学的“了解之同情”，而想要有更大的突破，更新的发现，则似乎终隔一层。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固然如此，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及其他研究论著，也应该如此。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诗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可以说是我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旧学钻研，求其邃密，已极困难；汲取新知，求其深入，更是谈何容易！可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即使这条路困难重重，寂寞难行，凡我同志，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岂可不勉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