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解论文,深度论文,花间集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7-0099-06
五代后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是一篇千年以来一直遭到误读的词论。在流传过程中，这篇文章有些内容根本未受到注意，而另外一些观点却被颠倒过来了，被人错误地理解了。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先将这篇400余字的短文照录于下：（注：文字用李一氓先生校《花间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銮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抒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在这篇序文中，作者大致勾勒了可歌之“词”的发展线索，并提出了他个人的词学主张。可惜的是，这些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现根据个人的理解，将有关理由申述如下。
一、被忽略的“词史”观
这篇序文具有清晰的时间线索，可以说作者欧阳炯对他所认为的“词”的历史有着自己十分明晰的认识和把握。文章从传说中西王母为穆天子所歌之《白云谣》叙起，显然他认为这就是“词”的源头。接着，历述阳春白雪、响遏行云的故事，前者是战国时楚国的高雅歌曲，见载于宋玉《答楚王问》；后者发生在先秦早期，见载于《列子·汤问》。“杨柳大堤”云云，指的是《折杨柳》、《大堤曲》，前者属乐府“横吹曲”，后者是乐府西曲歌名，梁简文帝《雍州曲》即有以《大堤》为题者。“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指新出现的乐府自制曲，这种自制曲，本是当时的豪富之家为了个人的歌舞娱乐而创制的。如晋石崇生活奢靡，但雅好声律，其宠姬绿珠擅长歌舞，崇为之制《王明君》等新曲，并配以自制的新歌诗，使绿珠表演，石崇亦成为乐府诗史上首创自制曲者；又如南朝梁羊偘，性豪侈，精音律，有爱姬张静婉，美而善舞，偘为之自制《采莲曲》（另有《棹歌曲》，史书称此二曲“甚有新致”），乐府称《张静婉采莲曲》。（注：见《乐府诗集》卷50《张静婉采莲曲》解题，该解题言材料取自《梁书》，而《梁书》于人名作羊侃（“偘”、“侃”通）、张净琬。）石崇、羊偘等皆豪奢一时，故称其所作之曲为“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二句，谓晋代以来的享乐斗富之腐化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终于滋养成了绮艳的词风。“绮筵公子”云云，是指词已沦为歌席酒边演唱助兴的工具。“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则说每况愈下，出现了南朝宫体性质的艳曲。“有唐以降”，指进入唐代，“在明皇朝”，则突出唐玄宗时李白的《清平乐》词。“近代”，指晚唐以来；“迩来”指温庭筠以后，“今”则谓作者生活时之后蜀。自远古至战国，至六朝、唐代、以至近代，作者的历史观念十分明晰。
在这个“史”的线索中，作者不但用了“自南朝”、“有唐以降”、“在明皇朝”、“近代”、“迩来”、“今”等明确的时间词语，而且，还贯穿着鲜明的“词史”意识。根据文中之意，他所认为的词的历史，就是歌唱性文字的发展史，应该是沿着西王母为穆天子所歌《白云谣》这条线发展而来的可歌作品（按：《白云谣》，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入《杂歌谣辞·谣辞》。而敦煌石窟所藏我国现存最早之词总集《云谣集杂曲子》，即取名于《白云谣》，这也反映出早期的人们是把歌唱性作为词的首要功能），前期带有民间歌谣性质，汉魏时以乐府民歌为主，晋代以后多是“豪家自制（曲）”，李白等诗人所制之词，乃属于所谓“诗客曲子词”（在文中，李白与温庭筠诸人又略异，欧阳炯似未将李白作品列入“诗客曲子词”中），创作者的身份与石崇等豪家不同。从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词的歌唱属性特别强调，文中所出现的“唱”、“声”、“响”、“按拍”、“合（鸾）歌”、“谐（凤）律”等辞语，及“谣”、“引”、“歌”等乐曲术语，即是有意将音乐性突显出来；而下文中编者赵崇祚请“我”作序的原因也是因“我”“粗预知音”，这也回应前文所述音乐性之主旨；而他所理解的编者的编纂目的，同样是为人们游览时、佳人歌唱时，提供一部歌唱的蓝本：“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再次照应前文。也可以说，音乐性同时间性一样，是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而它们之间又同时发展，并行不悖。
欧阳炯对作为文体的“词”的理解，以及他的词史观，与宋人及今人的说法不是很相符，然不管正确与否，应承认他有自己的明确观念，自成一家。欧阳炯在这里所进行的，可以说文学史上第一次关于词的历史的探索，弥足珍贵。前此，我们尚未发现像这样对词（可歌性的文字）的历史进行梳理的正式文章。遗憾的是，作者煞费苦心所勾勒出来的这条词史线索，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注意，无论是词史还是词学批评史的论著或论文，几乎就根本无人提起这条线索，致使他的“首功”淹没无闻。非但如此，正因为忽略了贯穿其中的时间线索，无视其中明确表示时间的词语，导致将自“绮宴公子”至“南朝之宫体”一段描述六朝可歌之“词”创作情况及风格的文字，当作是他的词学观点看待，从而做出了恰恰相反的理解。
二、被颠倒的词学观
在叙述词史的同时，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词学观，那就是扬“清”贬“艳”。他认为传说中西王母的《白云谣》谣辞，是历史上最早的可歌之词，不但有歌唱以侑宴饮的功能和令人心醉的艺术效果，而且还具备“词清”的特点。这歌里，首先提出“清”的审美标准，确立全文的纲领。从“芙蓉曲渚之篇”开始，文意渐变，作者认为那些作品是“豪家自制”，专以富艳为尚，其言下已略有不满之意，然还有所肯定，那是因为它们“不无清绝之辞”，也就是说，豪家自制曲中，亦不乏一二清新之作，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正符合乐府诗的创作实际；而至“自南朝之宫体”四句，他将笔锋掉转过来，批判梁陈宫体冶荡淫靡，风格不雅，并以“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二句加以痛砭，语气严厉。“有唐以降”数句，叙唐代以来的享乐香艳之风，虽未明示褒贬，然其意甚显。“在明皇朝”数句突出李白、温庭筠二家，尤其拈出李白的应制之词，其意在于暗示它与前面“南朝宫体”、“香径春风”等的不同。“迩来作者”，指的是与他同时代的词作者，“无愧前人”的前人，指的当是宫体香艳以外的歌词作者，而非称文中所提到的所有的人。
在这里，作者的观点十分鲜明：他称赞“清”，反对富艳；在“清”、“清绝”这个审美标准的衡照下，他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和代表作家予以评价，并表明自己的褒贬之意：肯定《白云谣》等作品，否定“绮宴公子”与“绣幌佳人”们花笺上的“丽锦”之文词，尤其不满于南朝之宫体。当然，他所谓“清”、“清绝”，并不排斥文辞的优美，但这与“绮艳”、“浮靡”的宫体毕竟不能相提并论。对他所反对的作品和风格，他使用了“莫不”、“何止”之类的字眼，尤其“何止”之辞及“言之不文”、“秀而不实”二语，绝非褒赞之话。而今人对这篇序文的误解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根本不分其中的褒贬之意，将欧阳炯所不取的，当作是他赞同的，甚至认为（按：下引文中的注重号是笔者所加）：“它是关于‘艳词’的一篇‘宣言’或‘自供’。这一点，就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序》是‘艳诗’的宣言或自供一样。这种‘以艳为美’的词学主张表现在：一，它自己承认，《花间》词乃是‘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即上承南朝宫体诗之传统，下扬晚唐五代之‘娼风’；二，它表明赵崇祚之所以编辑此集，是供‘绣幌佳人’们在酒筵舞席上用来歌唱的，而‘诗客’们之所以要写这些‘曲子词’，其目的无非是用其‘清绝之辞’来增添歌妓唱歌的‘娇娆之态’；其三，因此，它又对词的艺术方面提出了如下要求：合律、香艳而且要有富贵之态（这几点是贯穿全篇的）。”（注：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类似这样的评论，可说是举不胜举。“清”、“清艳”的标准被换成了“香艳”、“富贵之态”；六朝夸富斗艳风气熏染出来的歌词的创作和演唱情况成了《花间集》的编辑目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后面的“何止”二句所表达的否定意思被弃而不用，这实际上是断章取义。
三、两处重要异文带来的思考
在现存各种《花间集》的版本中，这篇序文大体上一致，涉及到文义理解方面的异文不是特别多，但有两处十分重要。为方便起见，这里拟引用李一氓先生校本《花间集》为证（注：文字用李一氓先生校《花间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按：括号中文字为笔者所加）。李先生于序文中“乃命之为花间集”一句校云：“接‘花间集’下，晁（晁谦之）、茅（茅一桢）、玄（玄览斋巾箱本）、雪（雪艳亭活字本）诸本皆有‘庶以阳春之甲’句，毛（毛晋汲古阁本）本同，惟‘甲’作‘曲’。阳春之甲于义未安，阳春之曲文义虽正，但既重上文，又于下骈句不接应。今从鄂本（南宋鄂州册子纸印本）、汤本（汤显祖评朱墨本）删去。”于“庶使西园英哲”之“庶使”校云：“从鄂本、汤本。他本皆作‘将使’，因前赘一‘庶以阳春之甲（曲）’句，故改‘庶’为‘将’。”
但是，李先生校改后，只是使文字得以疏通，而文义并未真正的通畅。因为，“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与“命之为《花间集》”二者之间，从逻辑上讲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前者不能作为《花间集》命名的根据，“乃”字尤被显得使用不当。按照通常命名的习惯，提出：“郢人有歌阳春者”云云，即表示将以“阳春”或“绝唱”之类进行命名，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按：今人多从酒筵歌唱的功能上理解《花间集》之命名，如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云：“《花间集》在用于酒筵歌唱一点上，具有与《尊前集》相同的性质；‘花间’即是与‘尊前’相对应的一名。”（注：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1页。）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命名与“花间”二字又有何关联？如《尊前集》、《家宴集》之类，人们一看书名即知其“可以侑觞”之义，而于《花间集》，我们却不能从书名知其编辑、命名之义何在。联系到李先生校本中所列的四种版本异文均有“庶以阳春之甲”一句（清人所辑《全唐文》也存在那一句），我们认为，“庶以阳春之甲”或“之曲”应该予以保留，而由此进一步推测：不但此句有文字上的异同，致使意思不是很通显，而且，此句之下可能尚漏一句，这一句既能与前后文之骈偶句式相合，又使能语意连属，揭示出以“花间”命名的真正、确切之含义。同时，这个被遗漏亡佚的句子，在意思上应该承接着“可歌性”这条线索，这样才能使全文前后上下完全一致。
四、致误之由
这篇序文之所以被深度误解，分析起来，约有四个方面的原因。有的是欧阳炯本人造成的，有的则纯属后人误会。
其一，受《花间集》的连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花间集序》当作《花间集》的“宣言”或编辑纲要。《花间集》的内容多男女之思、靡丽之情，是宫体与娼风的结合，于是，出现“南朝之宫体”、“北里之娼风”字样的《花间集序》，自然是倡导这样一种词风的。如此理解，是全然不顾作者在序文中的说明，他指出：这篇序文是在赵崇祚编好了500首词作之后，才请他作序的，这说明赵崇的编辑方针、入选的标准，不是欧阳炯所能左右的，他只能根据自己的猜测、了解，特别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构思序文。至于我们所理解的他在序文中强调词的歌唱性、发表他对词史的把握、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只能代表他自己的看法，并不能代表赵崇祚，更不能代表《花间集》。序与书不相符合的情况，在文学史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其二，受文体的影响。这篇序文用的是骈体文字，通篇偶对，且辞藻华丽，又使用了大量的典故，致使他所构筑的词史线索淹没于繁缛的辞采与纷绕的故实当中，他的词学主张也隐淡不彰。更为严重的是，辞采与故实本身还造成一种错觉，让人觉得欧阳炯本人是非常赞同华丽、富艳的文风的，加之文中又出现“绣幌佳人”、“妖娆之态”等等字眼，倘不细究其意，简直与宫体无异。可以设想：倘若作者将他的观点用散体文字清楚地表达出来，效果必然是另外一种样子。欧阳炯既不愿使用散体文字，序文的遭误解自是难免的。
其三，受他的词作的影响。欧阳炯本人的词被《花间集》收录17首，虽是风格不一，如《南乡子》8阕多写南土风情景物，轻快、明丽，《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有怀古之意，但总体上说，他的词确实不避“浮艳”之辞，近于香艳之风，所谓“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浣溪沙》之三）、“胸前如雪脸如莲”（《南乡子》之五）最是绮靡，宋佚名《儒林公议》卷下记载说：“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靡甚于韩偓”。人们一对读他的词作，自然会认为他是为《花间》词风张目，甚至由此文伸发开去，进而认为这里透露了论词与论诗趋尚不同的消息，因为欧阳炯作诗“尝拟白居易讽谕诗五十篇以献”（《宋史·蜀世家》），作词、论词却崇尚“华艳”如此。其实，论诗、论词持不同的标准，这在宋人是很常见，但创作与理论持不同的标准也很正常，如由南唐入宋的徐铉、西昆体的杨亿等人，理论上都主张“文以载道”，而创作中每每脱离现实。但通常多是理论与创作脱节，像欧阳炯这样因创作而造成人们对他的理论误解的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
其四，受《玉台新咏》及《玉台新咏序》的影响。徐陵的《玉台新咏》多录艳体之作，《玉台新咏序》更为之张扬加厉，相为表里，成为书与序文“完美”结合的典范。《花间集》卷数、性质与《玉台新咏》接近，序文本义虽不是很清楚，但用骈体、写得华丽也同《玉台新咏序》相似，故往往让人把它们直接联系起来，如清人钱曾说：“赵崇祚集唐末才士长短句，欧阳炯为之弁言，可继孝穆（按：即徐陵）《玉台新（咏）序》。”（注：钱曾《读书敏求记》“《花间集》十卷”条。）王国维也说：“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注：《人间词话删稿》，见附于《人间词话》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把《花间集》同《玉台新咏》类比，是可以的，但将《花间集序》同《玉台新咏序》相比类，则有失于明察。在《玉台新咏序》中，徐陵曾说明其编辑目的是为了自己和时人浏览的方便：“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而对其编辑总纲或入选标准更公开宣称是：“选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参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可谓自绝于风雅颂之外，故称《玉台新咏序》为艳体诗的“宣言”或“自供”，是可以的，但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并无这样的表述，无论是编辑目的还是入选标准，都与《玉台新咏序》迥不相同，以《玉台新咏》及其序来比仿《花间集序》，并不恰当。
如果说欧阳炯所使用的文体，以及他本人的词风可能影响了人们对这篇序文的正确解读，那么，由《花间集》和《玉台新咏》及《玉台新咏序》所造成的误解，则是因为人们主观上习惯于作一些随意的联想、比附，至而形成一些偏见，这些偏见最终成为人们阅读理解上的障碍。欧阳炯对此是不需要负责的。
另外，序文中有两处亦易遭到误解：
一是序文开篇的“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数句，是否在宣扬一种“华靡”、“富艳”的词风？回答也是否定的。盖此四句，只是说精心描摹、精心润饰而已，前二句偏于雕刻以成巧，后二句偏于修饰以逼真。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欧阳炯并不一概排斥优美的文辞，这四句确实有强调艺术技巧及辞藻的成分，体现出重视华美词风的倾向，但毕竟不是提倡“富艳”、“富贵”的风气或气派，否则，它们与下文“金母词清”云云，不可能用“是以”来连接了。
二是“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抒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数句，往往也被人误引作为花间词创作情况的实录或“自白”、欧阳炯主张词应“富艳”的证据。其实，它所写的只是赵崇祚编辑《花间集》的情形，而非创作情形。所谓“拾翠洲边”云云，无非是以古时妇女游春拾取翠鸟羽毛以为首饰，来比喻赵崇祚所摭选之词比较珍异难得；“织绡泉底”用泉底鲛人善织绡的典故，称美赵崇祚编辑《花间集》的创意非常新巧；“广会众宾”云云，是说赵崇祚在编辑之前，不断召请众人听取意见，广泛征求诸家的高论。这当然是一般的恭维话、门面话，不必当真。由于“拾翠”、“织绡”等语辞较华丽，“会众宾”等字面上也与上文“绮筵公子”等接近，从而使人把它同前面的南朝宫体一段联系起来，当作是描写花间词的创作背景、创作环境。
五、余论
词的可歌性，向来得到五代、北宋人的重视。不仅早期的《云谣集》以“云谣”二字名集来表明它是歌曲集，是为应歌而编成集的；而且，北宋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认为：“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张耒为贺铸《东山词》作序也强调贺词“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直到北宋末李清照的《词论》，仍以很大的篇幅对它加以强调。夏承焘先生说过，李清照在这篇《词论》的开头“叙述一段开元、天宝间李八郎‘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的故事，这段故事跟下文似乎不大联接；后来我悟得，她是借这故事来说明词跟歌唱的密切关系，是拿它来总摄全文的。”（注：夏承焘《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李清照之所以批评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词，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它们“往往不协音律”，不具可歌性。欧阳炯在这篇序文中以可歌性作为词的首要功能，并据此来构筑他的词史线索，可谓开诸家理论之先河。
欧阳炯提出的“清”、“清绝”二辞，同样是很重要的诗学范畴。晋陆机《文斌》：“箴顿挫而清壮”；梁钟嵘《诗品》卷中；“（刘琨）善为悽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章句》：“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明诗》：“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殷墦《河岳英灵集·李颀》：“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芮挺章《〈国秀集〉序》：“取太冲之清词，无嫌近溷”，等等，俱重视“清”的词句和风格。而宋人论词，亦多标举“清”，如苏轼《跋黔安居士渔父词》：“鲁直（黄庭坚）作此词，清新婉丽”，《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鹭飞）之题序：“元真子《渔父词》极清丽”，以“清丽”称赞张志和的《渔父词》；黄庭坚为晏几道《小山集》作序，也称美其词“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书王观复乐府》：“观复乐府长短句，清丽不凡，今时士大夫及之者鲜矣”；释文莹《湘山野录》评欧阳修词“飘逸清远”，直至后来张炎《词源》甚至以“清空”为论词最高标准，凡此皆见“清”于词之重要。欧阳炯拈出此一范畴，充分说明他对于词是很有眼光、很有见识的。
今人对《花间集序》的研究，多集中在选取其片言只语以论证《花间》词风之艳丽、浮靡上，往往难免以偏概全、颠倒黑白之弊。然其中也不乏有独到见解之著述，如吴熊和先生在其《唐宋词通论》第五章第一节就指出该序“说明了《花间集》的唱本特点”，他论述道：“《花间集》不是一般的诗歌集，而是一部歌词集。它的编集目的，‘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佳人，休唱莲舟之引。’完全在于提供新行的歌词以佐欢备唱。‘合鸾歌’、‘谐凤律’，就是据以入选的必要条件。敦煌新发现的《云谣集》，及稍后《尊前集》、《家宴集》，都是同类的唱本，不过雅俗有别而已。”这是非常精到的。可惜，吴先生没能坚持这一观点，而同时认为此序“说明了花间词的词风特点”、“说明了论词与论诗已开始趋尚不同”，并在第三节文字中说：“欧阳炯《花间集序》以词上承齐梁宫体”，（注：引文分别见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283、284、289页。）沿用了流行说法。
作为一篇词论，《花间集序》还显得比较单薄，涉及到的问题不是很多，尤其对温庭筠等人的词作，它仅用“迩来作者，无愧前人”几个字一笔带过，意思不是很清楚，对包括他自己的词作在内的“花间词风”，也未进行批判。但它以可歌、合乐为线索梳理词的历史，树立“清”的审美标准，对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期的作品予以批评，已初步具有词论的规模，基本思路清晰，观点也大体公允、明确，我们没必要去进一步强求它提出或解决所有的词学问题，所以，应该说，这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早期难得的一篇词论。今人深度误解了它，我们理应恢复其本来面目，还古人一个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