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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5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4-0092-07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产物之一，是1968-1979年期间在贯彻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名义下举办的干部集中学习和劳动的学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1]这封信通常被称为“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将“五·七”指示确立为五七干校的办校方针。9月30日，毛泽东看过《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后，作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重大指示。[1](p.573)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在编者按中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全国上下随即掀起了下放干部、大办五七干校的风潮。中央机关在这场风潮中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①，广东省创办了313所五七干校[2]，黑龙江省创办了180多所五七干校②，湖南省创办了115所五七干校[3]，上海市创办了49所五七干校[2](p.217)……举办五七干校对当时中国社会造成了强烈震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国务院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级各类五七干校随即一律停办。客观地讲，五七干校的创办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却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的负效应。本文着重从经济层面来剖析这一事物，从一个侧面揭示它的负效应及其全面走向停办的必然性。
从投入来看，举办五七干校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挤占了大量田地。
在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上，五七干校明显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干部学校。其他类型的干部学校主要专注于干部的学习，在投入上主要是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五七干校的投入远不止教育方面的投入。既然是以“五·七”指示为办校方针，五七干校就不仅要“学政治”，而且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1]将干校办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也就是说，五七干校不仅需要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且还需要大量农业、工业生产方面的投入，以便购置诸如拖拉机、收割机、运输机械、制米机、榨油机、发电机、制砖设备、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一系列物品。因此，举办一所五七干校，不仅是建一所学校，同时也是建一所农场或多所农场，甚至还要建一家或多家工厂，这就必然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将五七干校与党校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洞悉这一问题。党校系统层次分明，分为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党校，一般一级党委和政权只办一所党校，一级财政只负责一所党校。如中央一级只有中央党校，各省一般只有一所省委党校，中央党校的投入由中央财政负责，不需要其他中央机关承担。五七干校则不同，每个机关、每个部门都可以办，甚至一个机关可以办几个五七干校，凡是办的机关和部门都要投资。比如，中央机关办了106所五七干校，几乎每个中央机关都在举办五七干校上花费了巨额资金。再如，1970年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就筹办了5所省级五七干校[4]，自治区一级财政由过去只负责1所省级党校变为还要负责5所五七干校。如此看来，在耗费财力、物力上，办五七干校要远远超过办党校。还有，五七干校大多办在比较偏远的农村，办校所需的物品有许多要从城市运往农村，仅从这点看，其办校成本也远高于党校。
全国办五七干校具体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一直以来没发现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不过从下面省及城市的一些数据中还是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开支巨大。黑龙江省1969-1975年共支出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11625万元，用于干部进五七干校学习或插队落户。[5]湖南省1969年五七干校经费为1128.2万元，1970年为1404万元，1971年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为2092.4万元，1972年为1287.2万元，1973年为684万元，1974年为457.9万元，1975年为463.3万元。[6]湖北省从1969年起开始安排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当年支出1031.3万元，全部是五七干校建校投资，1971年支出达2000余万元。[7]安徽省1969年五七干校经费为1352万元，1970年为225万元，1971年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为2457万元，1975年为722万元。[8]山东省1969年五七干校经费为1383万元，1970年为441万元。[9]吉林省1969年五七干校经费为480万元，1970年全省干部下放经费支出3505万元，1971年在财政预算中将五七干校经费科目改称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当年支出3635万元，1972年、1973年两年又列支3127万元。[10]长春市1968-1973年间共累计支出五七干校经费970.5万元。[11]广州市1969年五七干校经费为494.3万元，1970年增加到643.8万元。[12]即使在贵州这个贫困省份，五七干校经费依然很高，1969年高达1432万元，1970年为910.9万元。[13]
在维持五七干校工农业生产运转上所耗费的人力也是庞大的。“九一三”事件之前，全国共下放干部及工勤人员118.1万人[14]，这些干部和工勤人员大多数都投入到五七干校的生产建设之中。“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下放干部大多数被分配出去的情况下，全国各级各类五七干校为了使生产能维持下去，不得不大量使用农工，许多五七干校甚至出现了工人数量明显多于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之和的现象。例如，柳河五七干校创办之前，柳河农场职工仅为84人，③然而到1972年，柳河五七干校企业编制已高达1029人，而教育等方面的事业编制仅为138人，行政编制也不过188人。[15]从编制上看，许多五七干校并不像干校，而更像企业。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五七干校往往要占用大片田地，占地上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并不在少数。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报告，截至1972年初，解放军在举办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以及在营建、施工中，共占用了230多万亩土地，其中借用和占用公社耕地73万亩。④1969年5月23日，湖北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业务办公室报告：“目前中央部委和部队来我省办五七干校的有38个单位，近10万人(不包括家属)，已划拨土地35.1万亩；我省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所办五七干校人数近10万人，连同家属35万人，拨出土地47.2万亩。”[16]按照这个报告来计算，平均一所中央机关或部队的五七干校要占用土地9236.8亩，将近1万亩。党校在这一点上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中共中央党校目前占地面积为1535亩，[17]仅及一所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1/6。上述数据足以表明，五七干校占地面积之大是其他类型学校望尘莫及的。
五七干校的实践暴露出“学政治”与“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一般来说，“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属于经济行为，要进行成本核算，计算投入与产出、追求利润和效益。但在“五·七”指示中，不是以“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为主，而是以“学政治”为主，“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一定要服从、服务于“学政治”，凡事都要首先算政治账，而不是算经济账。因此，不计成本、不管效益和利润、造成巨大浪费的事情年复一年地在五七干校里发生着。下面的史实反映了这一问题。
1970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广西东兰县五七干校有几亩玉米遭受了旱灾。当时有学员说：现在连人吃水都有困难，挑水抗旱划不来，不如另找其他门路，把这个损失补上。可是校革委会却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语录，对大家说：不抗旱，不仅丢掉几亩玉米，更重要的是丢掉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我们就是要靠一副肩膀两只手，抗旱保苗，取得思想、生产双丰收。就这样，学员们打着火把到几里外的河流去挑水，连续苦战了14个昼夜，肩膀磨破了，眼睛熬红了，仍要坚持挑水抗旱。[18]这个事例是五七干校以“学政治”统帅农副业生产、不惜浪费巨大人力的生动体现。
文学评论家阎纲曾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他回忆说：“这里只管洗脑不管打粮，打的粮食还不够开工资呢！”[19]这也是“学政治”与“从事农副业生产”相冲突的一个例证。著名文学家陈白尘也曾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过。1970年1月26日，他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下午冒雨筛沙，衣衫尽湿，仍不收工，其实沙子打湿是筛不好的。3时，去大堤劳动的人也收工了，才止筛。形式主义的积极性！生产队农民对干校的劳动编有歌谣：‘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出太阳不干(开会也)。’一针见血的批评，但就是不改。”[19](p.37)之所以会出现陈白尘所记录的人力浪费严重和形式主义严重的问题，根源还是出在五七干校以“学政治”统帅“学工”与“学农”。
遵循“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力求实现兼营各业、自给自足和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干部学员既能做工又能务农，一专多能，粮食要自己种，房子要自己盖，凡事都力求自己完成。这实际上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违背了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样做，必然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而无法取得好的效果。就盖房子而言，干部学员大多是外行，让他们去干，不仅费工、费力、费时，而且质量难以保证。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何西来感慨万分地说：“你说我们这样的人哪会盖房？盖的房子哪会不漏？一到下雨，房子里都拉起塑料布，五颜六色的。”后来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副书记兼副团长的于川回忆起红艺五七干校时说：“干打垒费了不少木料，全是人工夯出来的。夯的土墙并不见得多好。投资比砌砖墙还贵。盖了一百多开间的平房，屋顶是石棉瓦的，很沉，土墙根本承受不了。房子一塌，我们可以说就会被埋在里头……下大雨，屋里就完全被水泡着。我们三、四连的就住这种干打垒的房，后来我们都不敢住了。”[20]曾在文化部成宁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一位干部回忆说：“我们炼制的红砖、红瓦，如果把全连的各项开支以及全连人员(有不少是局、处级干部)的工资计算进去，其成本可能是全世界最昂贵的。这还不算人才的浪费和事业的荒废。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严重的得不偿失……顺便说一句，我们生产的砖瓦，远远不足建校的需要，绝大部分是从外地购来的。”[19](p.251)
五七干校由于在生产中违背客观规律，造成浪费的事情经常发生。例如，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所在地为盐碱地，不适合种水稻，可该校偏要种水稻。干部学员早上四点就起来育秧、插秧，400亩盐碱地全插上了绿秧苗，结果却是颗粒无收，白白浪费了几万元。[20](p.108)
在五七干校历史上，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宣称收回投资外，全国其他五七干校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实际上，它们的生产经营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亦没有将干部学员、农工、知青的工资等开支计算在投资之内。1971年之后，绝大多数五七干校账目上都有亏损补贴一项。如果没有拨款调剂，五七干校的生产很难维持下去。柳河五七干校就是一个典型，从1968年到1979年，国家投资为2147.76万元，其中亏损补贴为157.37万元，而该校的账面亏损为30.2712万元。[15](pp.316～317)从这里可以算出，该校的实际亏损为187.6412万元。
五七干校高投入、低产出和浪费严重的事实也让附近的农民非常震惊。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附近的老百姓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块罗马表；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19](p.286)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在种菜中投入也很高，闹了不少笑话，诸如卷心菜不卷、黄芽菜不包、西红柿像珊瑚球等等，附近农民对干校学员说：“你们的菜比金子贵。”[20](p.383)
由上可知，五七干校的实践是使自己既不像干校，也不像企业，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基本上仍处于亏损状态。
五七干校还因占地等与所在地生产队等发生了各种经济纠纷及冲突，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五七干校不仅大量占用农场、林场、茶场、园艺场、牲畜场等单位的土地，而且还大量占用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田地，其中一些属于无偿占用，一些属于有偿占用，存在着手续不齐全和补偿不到位的问题。这些做法侵犯了农民和生产队的利益，使农村人均占有耕地数量降低，一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社员分到的粮食和其他实物减少，老百姓对此意见较大。为此，五七干校与人民公社、生产队、农民之间不断出现土地及其他经济利益的纠纷和冲突。比如，红艺五七干校就占用了农民的土地和果园，引起了当地农民的不满。一些农民跑到果园偷摘果子，被干校和部队的人抓了起来，随后当地几千农民跑来闹，发展成了群体性事件。[20](pp.266～267)
还有一些五七干校在占用田地之后，擅自开荒，围湖、围塘、围海造田，与民争水、争肥，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群众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引发纠纷和冲突。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曾投入120万元围湖筑坝造田。围湖前，湖里还有几十万莲子未收，农民要求收割，未得到允许。所围的向阳湖，原来是长江的一个分洪备用区。五七干校劳民伤财地将该湖围成稻田，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稻田围成后，向阳湖中丰富的菱藕鱼鳖不再生产，当地老百姓失去了副业收入，苦不堪言。于是就发生了半夜里干校的玉米成车地被偷走、猪圈里的肥猪不翼而飞等等之类的事情。在干校停办后不久，围湖开垦出来的稻田就退化成了荒滩。《红旗》杂志社五七干校在石家庄砍树填塘造田，也造成了类似较严重的后果。1974年五六月，湖南省草市五七干校部分知青与衡东县草市公社新田大队社员发生了3起械斗，伤社员9人、知青4人。械斗过程中，该校门窗玻璃和家具遭到了损坏。调解过程中，新田大队党支部组织了100多名社员到干校高呼口号，提出抗议。湖南省委组织部不得不组成省地县联合调查组解决此事。引发这次械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该干校开荒造成新田大队水塘淤塞，大队的一些稻田断了灌溉用水，不得不依靠抽水解决；二是双方存在着土地纠纷。[21]
其他五七干校也经常遇到经济方面的纠纷和冲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时，不时有农民到干校的地里拔菜、挖红薯；甚至在干校迁出之前，还有人去撬干校窗户上的玻璃。总政山西襄汾五七干校也经常发生农民来偷苹果、偷菜的事情，甚至白天公开地拿干校的农产品。[20](pp.45、319)1969年，安徽固镇新马桥五七干校约20万斤苹果、38亩白芋、20亩花生在3天内被抢光。[22]
除了上述经济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将广大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给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计划部门因此陷于瘫痪
由于计划部门大批干部在1968-1969年下放去了五七干校，1969年我国没有编制下达正式计划，从而使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无法进行。
(二)农牧业生产因此遭受破坏
由于许多农场有生产经验的干部、技术员被送进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被批判，大批知青进农场，从而导致黑龙江全省农场人均创造产值由1760元下降到1190元，1970年和1971年农牧企业亏损骤增到18200多万元，1972年进一步增加到22200多万元。[5](pp.199～227)吉林省的农场也因同样原因多年发生亏损。黑龙江省的畜牧机构几乎瘫痪，致使畜牧生产管理工作无人过问。[23]在广东省，1968年冬全省有20多个国营茶场挂上五七干校牌子，茶场农工被疏散，技术干部或进五七干校或回乡务农，茶叶技术推广工作因此瘫痪，茶叶生产遭到很大破坏。1969年茶叶产量骤减至4450吨，比上年减少2700吨。[24]
(三)工业生产因此损失严重
大批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被抽调到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一些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管理干部由原来的抓生产为主转为抓阶级斗争为主，这些都给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运转带来了负面影响。如1966年广东电业管理局抽调技术人员在省中心调度所成立远动组，并在流溪河水电厂将第一代电磁式SF-58式远动装置进行了改装，从而实现了对流溪河电厂的遥控、遥信、遥测和遥调，调度员在广州的调度室内就能开、停流溪河电厂的机组及加、减机组负荷。这一装置投入运行约2年，未发生过误操作事故。1968年末，远动组技术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一装置也随之退出运行，以后未能再恢复使用。[25]再如，由于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黑龙江省的标准化工作陷入停顿和混乱状态，出现了随意降低标准和不执行标准的现象，致使产品质量下降，损失严重。1971年，某煤矿煤炭含矸率超过标准规定7.7倍，多运石头11万多吨，仅此一项就浪费了2554节50吨车皮。[26]
(四)金融业因此遭受猛烈冲击
“文革”中黑龙江省人民银行由于绝大多数干部被下放到学习班和五七干校，抓业务技术工作被批判为“业务挂帅”、“制度万能”、“监督至上”、“单纯技术观点”，致使银行内部工作秩序被打乱，专业队伍被削弱，账、钱错乱现象又有新的发展。[27]1968年10月，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除6人留守外，其余人员全部下放五七干校，该行业务只剩下拨款和记账两项。[28]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于1969年4月被撤并至南京市人民银行，仅留下4人维持柜面解付业务，其他干部全部下放五七干校，侨汇工作因此陷于瘫痪，当年侨汇收入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有127.78万元。[29]
综上，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与办其他干部学校相比，算经济账，办五七干校是绝对不合算的。这就是五七干校之所以会走向停办的经济原因。
注释：
①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报告〉的通知》，1971年2月28日。
②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决定》，1969年7月14日。
③黑龙江省革委会柳河五七干校：《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航道奋勇前进》，见庆安县编《黑龙江省革委会柳河五七干校》，1968年，第5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全军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2]28号文件的情况报告》，197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