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与焦虑：马华／华马文学的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马华论文,马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9)3-0075-06
一、序论：中国支流论的总结
马华文学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马华旅台学者陆续投入，开始展现空前热络与深入的论述工程，从文本诠释、主体性、多元中心论，到国族意识的探讨，都有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在这以前，马华文学的诠释权在“同文同种”的思考前提下，多半由中国学界收编进“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所谓的“世界华文文学”的跨国界研究学科，乃是大中国中心视野之下的产物。由于各地区华文文坛的评论力量相对弱势，很长一段时间，大中国中心视野遂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流论调。马华文学论述发展至今得以脱离支流论，旅台学者的论述厥功甚伟。①
马华文学和极大部分的“海外”华文文学都得面对“中国文学支流论”和“（所在）国家文学的定位”两大窘境。建立本身的文学主体性，摆脱中国支流的地位，并获得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系统的承认，似乎是马华文学最迫切的问题。“中国文学支流论”近十年来情势已有转变②，最发人深省的思考首先来自林建国在《为什么马华文学》(1991)，黄锦树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1998)和张锦忠的《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2003)则是两次大规模的论述成果。
张锦忠的马华文学论述，主要建构在易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复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他的博士论文《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Literary Interfer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Polysystem，1996)，首次借用这个理论来检视处于主流文化边陲的（马华）文学系统，及其崛起的历史与社会脉络。复系统同样成为《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的理论架构。这个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去霸权、去中心，同时也跳脱中心／边缘窠臼思考的泥沼，把“支流”置换成独立的“系统”，强调经过“在地化”的马华文学书写，早已呈现出迥异于中国文学的新貌，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做为异域新兴华文文学的意义其实大于做为（处于边陲或海外的）中国文学”③。按照复系统的思考，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所产生的不是“影响”(influence)，而是“干预”(interference)。马华文学只是吸收／借贷作为溯始文学(source literature)的中国文学养分，转化成异质性的在地（华文）文学。
《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另一创见，在于进一步提出“新兴华文文学”的“联邦”概念。华文文学并非“海外”华文文学，马华、新华、泰华、菲华或越华等在异域扎根，早已形成与中国文学貌不合神亦离的变种，用张锦忠的说法是，“新兴华文文学的华文是‘异言华文’(Chinese of difference)”④。“复系统”和“新兴华文文学”有效地瓦解了“中国文学支流论”的主从／母子关系，既宣布各国华文文学的独立（主体性），也重新定位“在地”之后的亚细安华文文学。“华马文学”这个概念除了体现“异言华文”的“在地”特质，并且突显使用不同语种的华人写作状况。
中国支流论属于90年代的阶段性议题，马华（旅台）学者／作者基本上立场一致，团结攘外。这个议题是五六十年代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持续深化：提倡马华意识，在创作上反映马来西亚意识。马华文学摆脱支流论之后，意味着主体性建立，马华文学的定位和诠释权回到自家人手里，并努力把它安置到马来西亚的文学系统，是以乃有“在国家文学的定位”思考，以及“华马文学”取代“马华文学”的命名。不过，国家文学的议题牵涉到政治力的运作和民族情感，迄今仍无解决方案；从理论层面观之，“华马文学”似乎较能突显马华文学现状，实际操作时，却是问题重重。然而华马文学如果可以落实，理论上，似乎有助于缩短跟国家文学的距离。
二、国家文学的迷思
讨论“马华文学如何成为国家文学”议题同时，张锦忠以人类学的思考，提出把沿用既久的“马华文学”置换成“华马文学”，尝试一举解决“中国文学支流论”，以及马华文学“在国家文学的定位”，《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2003)是这个思考的重要成果；他跟黄锦树、庄华兴合编的《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则是理念的落实。
长期以来，马华文学论述（或许也是某些马华作家）最大的焦虑：国家不承认我们。当前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学，是采用官方语言马来语作为国家文学凭证。用华文书写，将永远被排除在国家文学的殿堂外，“马来文学已拥有国家文学法定定义与运作权力的地位。马华作家身处这样的政治脉络，当如何书写？为何书写？用何种文字书写？如何跨越民族与文化的疆界？”⑤这个积极的提问背后，是长期以来华人社会无语问苍天的心酸：我爱国家，国家不爱我，怎么办？张锦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用马来语创作。打破语言疆界，不囿限于媒介语，“即使不用母语创作，也能写出反映民族经验的作品”⑥。这是它与国家文学接轨的最好方式，备受马来文学界肯定的华裔林天英(Lim Swee Tin，1952-)即是最好的例子。顺着这样的思路，张锦忠提出马华文学应正名为“华马文学”，也即是“华裔马来西亚文学”。换言之，他考虑的是“人种”的问题，而非“语种”。如此，以英文、马来文写作的华人全都是建构华马（马华）文学的生力军，华马文学也将呈现更丰富的风貌。
庄华兴则提出“多语—国家文学”(multi-languages national literature)的构想，以对抗现有的“单语—国家文学”(mono-lingual national literature)或“单一民族—国家文学”(literature of single nation-state)走向⑦。明眼人一看即知，“多语—国家文学”根本是梦想，1971年的国家文化备忘录写下白纸黑字铁律：国家文学必须以马来文写作，是牢不可破的民族主义大墙。重要马来学者伊斯迈·胡欣进一步阐释，以华文、淡米尔文创作的是族裔文学(sastera sukuan)，原住民语文书写的则是地域文学(sastera daerah)，惟有以马来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才可称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⑧。如此霸道而粗暴的定义，没有任何学理依据，但凭政治力在背后撑腰。他所谓“外来语文”有自己精深博大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外来语文会妨碍马来西亚自身的文化塑造云云，根本是瞎话，已有学者著文反驳⑨。
庄华兴跟张锦忠一样，认为马华文学要成为国家文学的一部分，（唯一）解决之道是，以马来文写作。他更一步建议，最好宜兼用马来语创作。这个提议表面上解决了马华文学与国家文学的问题，实则问题重重。他的思考如下：
相对于国家主流文学，作为一支隐形的书写族群，马华文学首先应跨出本族圈子，去书写广大人民与广袤的马来西亚天地，用彼等的方式思考，以他们的感情创作；这非关写实或什么主义，它是马华文学人民性的基本内涵，也是马华文学对国家文学的想象。⑩
庄华兴认为国家文学仍有更动的可能，更动的关键有二个必要条件：一是在语言上使用马来文，二是在主题上书写马来西亚。这两者均在国家文学的限制内求出路，强势的一方不可能变动，作为弱的一方只好想办法改变自己。
然而这改变却只能是无条件，也无底线的放弃。
首先，他假设有一种先验之物叫“超族群的马来西亚精神与意识”(11)，可供马华作家去书写，去实现。这种意识形态本是被建构之物，如今在庄的思考里却变成可企及的存在和终极目标。设定好方向和框架，供创作者前进，那是中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创作指导原则，被庄视为进入国家文学的路径。一言以蔽之，马华作家只要努力以马来文写作，以“以彼等的方式思考，以他们的感情创作”，就可获得国家文学的认证，若加上“以彼等的信仰为信仰”，则国家文学的通行证手到擒来。这个论点有个理想典范，那就是以马来文写作的华人林天英。
林天英表示他的创作主题有三，即“有关生命(hidup)、生活(kehidupan)与人道(kemanusiaan)。这三者最终趋向道德，就是向善：……朝向人类澄明的生活而努力”(12)，其高大全的创作观实在不足道哉，颂歌文学而已。庄华兴说林天英为人圆通，总会在适当时机表明自己对“马来语文的不渝之情”(13)，如此委曲求全，为的是入国家文学大门，其人格可见一斑。林天英一路走来小心谨慎，反观另一位以马来文创作的钟宝福因脱离伊斯兰教，诗集一直未出，可见华人用马来文创作之余，还得在精神上彻底皈依马来文化，足见其背后的辛酸。
进入一种语言，不是单纯的操作或使用，而是进入该语言的文化和意识型态，极可能因此被同化，或者涵化。如果自幼接受马来文教育，思考、生活方式几乎等同马来人，那么用马来文写作的华人，则只剩下人类学意义。假设其创作被马来文学界接受，并因此进入国家文学，还是证明了“单语—国家文学”的不可动摇。果真如此，用马来文写作的用意何在，马华文学非得成为国家文学的意义（用意）又何在？
为了分享国家资源，获得国家的承认，如此而已。为了证明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文学的一部分，向主流靠拢，被收编，这代价未免太大。如果要这样，华文独中何不干脆接受国家资源，改制为“国中”，接受政府支持，不必为筹措经费伤透脑筋。黄锦树认为“以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语言、文化为标准，强迫其它族裔向它认同，‘国语’和官方语言便是个中最重要的设计之一，独立前、独立后华人在这方面的争取（争取华文被列为官方语文）几乎败北，争取到的只是个私立的场域：华文小学、华人独立中学、华文报纸的发行——这一切，都早于大马民族国家的建立，因此争取到的不过是承认它们存在既成事实而已。其后的生存、发展都备极艰辛。”(14)这番见解可谓沉重又无奈，华社争取华文成为官方语文久矣，始终未获首肯，难道最后的下策竟是用马来文写作，用双语表达自己的困境，（才因此）显示出对马来西亚的忠诚？
此外，兼语写作诚乃局外人之言，庄华兴对华文写作者的善意建言黄锦树已有善意响应(15)。庄华兴的论点充分显示他的主流焦虑——长期以来，马华文学始终徘徊在国家文学之外——只是，除了成为国家文学，难道马华文学没有别的出路？以马来文写作跟马来文学接轨为的是走出封闭圈，那么，以华文写作跟世界华文文学接轨，何尝不是走出封闭圈的方式？论者只看到国家文学，忽略了华文文学这更大的舞台。再者，新华文学是国家文学，有丰厚的国家资源挹注，创作能量却每况愈下，可见登入国家文学殿堂不见得是一桩好事。绝处可以逢生，危机或是转机，马华文学的未来处境吉凶难卜，可以肯定的是，写出质量兼具，充满马来西亚特色的作品才是上策，“创作焦虑”远比“国家文学焦虑”来得重要。
三、华马／马华文学：并置的可能
如果摆脱了国家文学的迷思，那么，华马文学这个命名提出的意义何在？
以马来西亚的文学现况而言，“华人马来西亚文学”（华马）确实比“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更能反映马来西亚的多元书写状况。马来西亚的华人从中国南来，落地生根之后，第二第三代以下同时能使用多种语言／语文，乃逐渐有华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华人马来西亚英文文学、华人马来西亚马来文文学的诞生(16)，就客观而论，华马文学比马华文学具时代意义。然而理论归理论，落实到实际层面运作时，却可见命名的局限与繁琐。这个概念落实在马来西亚的文学版图上时，以三大种族来推算，至少会出现12种组合：
上述图表是结合人种跟语种作为命名条件之下，可能产生的称谓问题。以“华马文学”为例，它可能导致以下的混淆：
就《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而论，华马英和华马马作品必须全译成华文。既然华马文学标榜语文的多元，经此一译，岂非变成单一语种，等同“马华文学”？或许翻译顾及的是华文阅读人口，同时增加销路。这表示华马文学的实际运作受限于市场机制，非常现实的问题：没有市场，就没有实践的可能。其二，如果华马文学的落实要透过翻译，则其工程何其浩大。我们可有足够的翻译人才胜任这大业？不是一本两本，而是源源不绝的长此以往，甚至包括以后可能出现的华马文学史。其三，需要翻译，证明阅读人口没有具备多语能力。既然如此，华马文学目前似乎只能在概念上成立，要落实，得努力培养读者的三语，或四语能力。此外，是否有足够的作品去对应华马马，华马英文学的概念，亦得一并思考。华马华作品的数量最庞大，不成问题。华马英、华马马可列入的作家和作品有限，华马淡则阙如，名实之间似乎有段差距。
当然，人类学的思考未尝不是另类出路，我仅想提出泰华文学作为参考。在泰人和华人高度混血的泰国，连当地居民也无法辨别何者为华，何者为泰。当地华人通常可操泰语或只能操泰语，要从外貌分别泰人或是华人非常困难。泰华文坛如今最大的隐忧是写作人口严重老化，“后”继无人。“后”者，当然是指用华文书写的新一AI写作作者。假设以“华马文学”的“人种”思考“华泰”（华裔泰国人）文学，第一个面临的问题便是华泰之辨——排除非华裔的华文写作人口，这在泰国大概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马来西亚，“华马文学”这一概念可能面临的问题有二：首先，非华裔之华文书写必需根据其人种置放到另一复系统。华马文学的立意原是打开一扇门，容纳更多异质性的声音，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关闭另一扇门。其次，我们必须把网络文学纳入考量。网络文学的其中一项重要特色是匿名书写。彻底匿去种族与性别之后，世界各地难以计数的网络英文写手，足以瓦解任何一套以人种为疆界的系统划分。在越来越多“异族／友族”学童就读华文学校的马来西亚，我们能否精确地辨别网络中文写手的华族身份？
再者，“华人马来西亚文学”和“新兴华文文学”是两个矛盾的概念，前者以人种立论，后者则以语种为基础，除非以“新兴华人文学”取代之(17)。可是，“新兴华文文学”原是从“新兴英文文学”(new English literatures)获得灵感，“新兴英文文学”乃指英国“海外”以英文为媒介语所书写的英文文学，既然如此，何不回到“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范畴？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为“华人马来西亚文学”背书的最好例子林天英，他以马来文创作并非选择的结果，而是不得不然。林的父亲从福建南来，母亲是吉兰丹泰裔，由于成长环境使然，林天英自小能使用流利的马来语，马来语等于是他的第一语言，偶尔才用泰语和福建话。除了名字显示林是华人之外，其生活习惯、服饰早已彻底马来化。由是观之，林使用他最娴熟的语言创作，一如华人创作者使用华文一般天经地义。
以写作阵容而论，华马文学无疑是更加浩大的。这浩大的声势如果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应该可以取得更多资源，去改变或撼动国家文学的民族主义大墙，或可能因此离国家文学会更近一些。前提是这跨语的概念必须获得华马写作者的认同，资源取得才不会成为空谈。只是，华马马，华马英和华马华作家之间如何产生对话，恐怕会是一大问题。以《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为例，则至少必须有马来文的译本，才有交流的可能。这远比要求或鼓励华文作家兼语写作来得实在而有效。
充满可能的“华马文学”是一个建构跟发展中的概念；落实时，却是充满阅读与翻译的障碍。“马华文学”则袭用既久，两者指涉范畴不同，各有优缺点。因此现阶段应该并置，而非取代。可以确定的是，它们都具有非中国支流论，马来西亚文学独特性的意涵。
收稿时间：2009-04-14
注释：
①相关讨论见陈大为《中国学界的马华文学论述(1987-2005)》，《思考的圆周率：马华文学的板块与空间书写》，大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5页。
②黄锦树对中国学界的马华论述仍然颇有微言，特别是“华人性”与“华人文化诗学”等名词的使用，他质疑那背后的思考“是不是仍然假定有某种共通的本质？”，“在不同区域的华人文化生产背后仍然有一个民族可供想象？”，详见《国家、语言、民族、马华——民族文学史及其相关问题》，《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四辑2007年12月，第250-255页。
③④⑤⑥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第216页，第73页，第91页。
⑦庄华兴：《代自序：国家文学体制与马华文学主体建构》，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大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⑧庄华兴：《国家与文学的纠葛——对“国家文学”论述的初步思考》，《伊的故事：马来新文学研究》，有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⑨反驳文章和短论不少，最有力的见黄锦树《马华文学与（国家）民族主义：论马华文学的创伤现代性》，《中外文学》第34卷第8期第175-192页。
⑩(11)庄华兴：《述国家寓言：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颉颃与定位》，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Ⅱ》，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85页，第90页。
(12)庄华兴：《林天英谈写作、生命、生活与人道》，《伊的故事：马来新文学研究》，有人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13)庄华兴：《阁楼上的暗影：华裔马来文学评述》，《伊的故事：马来新文学研究》，有人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4)(15)黄锦树：《国家、语言、民族、马华——民族文学史及其相关问题》，《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四辑2007年12月，第241页。
(16)目前未见出现华人马来西亚淡米尔文学。
(17)华文和华人在英文均为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