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兴亡论文,民众论文,需求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的兴亡和失败原因曾经是历代学者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最近几年，讨论已基本趋于沉寂，似乎已盖棺论定。不过，回头总结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对太平天国兴亡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阶级根源、经济根源、思想根源、宗教根源、民族根源乃至灾荒、人口和气候影响等方面去进行反思，研究思路主要是自上而下，研究方法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太平天国的精英分子和上层集团等。很少将考察重心放在社会最基层的广大民众身上，也很少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总结分析。如果自下而上换位思考，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兴亡的关系如何？却鲜有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注：关于人民群众对太平天国的作用和影响，学界论述较多。如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上的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力量”（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对民众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与太平天国兴亡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作过某些论述，如杨立强《“天国理想”和现实利益》（见《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见《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张强《太平天国与民生问题》（见《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但也许是观察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到目前为止，对民众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兴亡的关系，尚缺乏系统的专文研究。本文受前辈学者和同仁研究的启发和教益，试对此问题作一专门研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0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p511)，“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p136～137)。心理学需要理论认为，需要可以引发或制止人们的个体行动，可以加强或减弱人们活动强度，可以引导人们的活动朝向一定的目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需要是激起人们心理活动的普遍原因，是导致人们行动的出发点，是产生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很显然，在讨论太平天国兴亡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时，不容忽视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问题。了解他们有什么需求？需求解决得怎么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太平天国民众参加、支持或背弃离开太平天国的动机和行为，也才能真正了解太平天国兴亡的最真实的原因。笔者依据心理学需求动因理论，试图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归属需求等三个方面，论证民众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是造成太平天国兴亡的最原始、最强有力的心理动因，成为太平天国兴亡的最直接因素。
一 民众心理需求与天国兴盛
（一）民众生理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盛。
人的需求首先是保障生理上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最直接、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主要包括饥饿有食物，干渴有饮料，寒暑有衣服和庇护所，疾病有药物治疗等等，其中以饥渴为主。马斯洛需要理论认为，如果人的这些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就难以生存和延续。如果一个人为生理需要所控制时，那么其他一切需要都被推到次要地位。因此，满足生理需求，维持生存需要，是推动人们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心理动因。从现有资料来看，“就食免灾避病疫”是民众加入太平天国最强烈的生理需求动因。忠王李秀成对此有十分明确而详尽的说明：“在家贫寒……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十岁之上，具（俱）自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而已……西王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仝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3](p484)对于广大民众加入太平天国的原因和目的，他总结道，一方面，天王“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另一方面，“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除此六人（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以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3](p481～482)。很明显，李秀成的“真言”说明了包括李秀成在内的广大民众加入太平天国并不是出于“欲立江山之事”，而是出于“就食免灾避病疫”的生理需求所致。
应该说，“就食免灾避病疫”是当时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生理需求动机。但为什么在广西民众中却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对他们的吸引力又如此巨大呢？我们知道，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生活条件、水平和工作生活条件、环境密切结合。一方面，人的需要与生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马克思说过：“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满足需要，那么，反过来说，没有需要也就没有生产。”这就是说，需要的提出和满足要依靠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们需要的特点和水平。首先，从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来看：广西素有“山国”之称，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地势崎岖多山，可利用的耕地很少；其次，从生产技术和水平来看：广西耕作习惯和耕作技术异常落后，农业生产水平极低，只产一些杂粮和稻谷，“世号第一瘠省”[4]。另一方面，人的需要又受到工作生活条件和环境的严重影响。广西是著名的“瘴乡”，人们往往谈瘴色变。“外省人至其地者，一中其毒，即成疾病”[5]。再一方面，不断爆发并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民众“就食免灾避病疫”的心理需求强度。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十年间，正是全国自然灾害频发时期。就广西地区而言，灾害种类更多，持续时间更长，灾情更加严重，损失尤为惨重。据广西各方志记载：仅19世纪40～50年代，广西境内的贵县、平南等地发生蝗、雨、雹、水、旱、火、地震、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多达20多起。导致房屋倒塌、人口死伤、土地荒芜、庄稼失收、米价腾贵、饥民遍野、流民倍增、瘟疫盛行[6]。使本已地力贫弱、自然条件差的广西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使本已穷困潦倒、饱受病疫折磨的广西民众更是雪上加霜、无可生计。胡适在谈到中国人面临灾荒的心态时说：“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7](p638)洪秀全正是“知乡民苦饥，每以三餐鱼肉饭诱人”[8](p262)而加入拜上帝会的。同时，利用大灾之下民众恐惧和迷信心理，大造舆论，“谓举世有大灾，惟拜上帝会不能免”，使得“人心浮动，附者益众”[9](p55～56)。再加上“病疫者饮以苻水多愈，小民咸信之”[10](p4)。“这种降灾得救的宗教说法，又恰恰打中了当时处在水深火热、多灾多难的贫苦农民心头。很显然，广西民众强烈的“就食免灾避病疫”的生理需求是他们加入太平天国的最直接和最强有力的动因。毫无疑问，广大民众加入太平天国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就食免灾避病疫”。因此，太平天国能否满足民众这种强烈的需求，将直接影响到太平天国的发展。
在前中期，太平天国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人们的就食、免灾和治病的生理需要。太平天国重视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鼓励和保护，《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11](p321)，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得到恢复，商业也逐渐繁荣，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乡农田家……获稻纺织……尽可度日”[12](p102)，“故民不乏食”[13](p20)。“凡有灾病，必要延医调治，提理汤药……是以恩及下民，无微不至也”[11](p382～383)。对于蝗灾，采取收买奖励捕捉等办法，动员群众捕捉蝗虫，“出示设局收买，每斤十五、六文”[14](p30)。对于水害，动员百姓兴修水利，如修复浙西的海宁海塘等。为防止病疫流行，发动群众天天打扫街道，爱护环境清洁卫生[15](p733)。甚至发动群众捕老鼠，灭臭虫[15](p661)。建都天京后，发布告示，要求群众到指定地点，种牛痘以免天花[16](p167)。另外，在朝内、军中和居民中都设有医疗卫生组织，配备有专门的医生给人民治病。正由于前中期民众的生理需要基本上得到了保障，使得“这些人（太平军将士）都穿得好，吃得好，供应也很齐备。他们全都精神饱满，士气昂扬，似乎具有必胜之心”[16](p168)。心理学需求理论认为：当人们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最起码的满足时，它就会完全地支配个体的活动，很显然，生理需求的满足是导致太平天国前中期迅猛发展最有力、最关键的驱动力。
（二）民众安全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盛。
心理学需要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安全欲望。包括劳动安全保障、职业安全保障、生命安全保障、居住安全保障、交通安全保障和环境安全保障等。渴望工作、生活、环境稳定和社会治安秩序良好，能免于各种灾难（自然、战乱等）等等。因此，安全需求动因也是激起人们心理活动、目标选择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原因。事实证明，民众安全需求动因，对太平天国的兴盛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广西民众之所以有非常强烈的安全需求，与金田起义前夕，广西处于历史上空前的“天灾人祸”密切相关。一方面，连年不断的“天灾”所导致的粮食饥荒、瘟疫流行、人口死伤，使民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命都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广西又是“人祸”横行之地。各地天地会众、鸦片战争后裁汰的乡勇兵痞、无家可归的流民乞丐、邻省的烟贩盐枭、各种海盗山贼，齐聚广西。“啸聚成群，以千数，以万数多矣，沿劫左、右江数千里之间”[17]。大小各股会党团伙烧杀抢掠、肆意横行，无疑是一群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焚烧集镇、抢掠商贾、座地分肥的盗匪。由于各股势力“不甚与官兵对敌”，“不过淫掠取财”而已[18]，因此，得到广西地方官的纵容包庇，或无动于衷，“民控抢劫奸淫，如诉之木偶”[19](p159)；或乘机勒索，“民间获贼解县反被勒索陋规钱粮”[20]（第3期）；或贪赃枉法，遇有贿赂，则“旋擒旋纵”[20]（第3期）；或与盗匪合谋串通，“不能除盗，反先自串匪劫掠”[20]（第3期）。更可笑的是那些所谓的清朝“总兵大员”，“藉口水道梗阻，竟托请视为土匪的会党护送”，“托其保护”[21](p23)。总之，广西地方上的吏治腐败大大助长了各种盗匪的劫掠气焰。“民居此土者，一苦于贼，再苦于兵，三苦于胥吏之需索”[22](p16)，不仅使正常的人民生活、社会生产和商贸活动无法开展，而且使下层的城乡居民和商旅客贩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小民野外徒哀嗷”[23](p4)的记载，不仅表达了老百姓对黑暗世道的痛苦与无助的心理，而且也表达了广西民众对和平安宁的社会生活的强烈向往。流行于广西的一首民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不信鬼，不信神，不求佛，不念经，一心虔拜上帝会，紧跟朝贵保平安。”[24](p95)
洪秀全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正是抓住广西社会的独特点和广大民众的安全心理需求，高扬团结互助、和睦平等、安宁幸福的大旗，使处于绝境的广西民众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第一，洪秀全态度鲜明地反对盗匪帮会，谴责他们的盗匪行径和游民习气。他强烈批评道：“三合会（天地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25](p872～873)特别强调：“凡三合会入门，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吸纳”[25](p873)。对加入太平天国的会众以严明无情的纪律进行约束和改造。太平军《行营规矩》规定了士兵“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操药材铺户并州县司衙门”；“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11](p156)等等。曾加入太平天国的八位天地会首领中，张钊、田芳等七人因受不了约束而“率众离开，后来投降清军”了[25](p872)。天地会首领罗大纲“因彼正爱其（太平军）军律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而“留在洪军不去”[25](p872)，恰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太平天国的认同心理和行为取向。
第二，洪秀全向广大民众大力宣传平等互助、安宁太平的思想。1845年，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强调：“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11](p87～88)要求大家从思想道德上“跳出邪谋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以达到“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以及“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26](p3～4)的大同世界。总之，太平天国倡导的互相帮助、团结平等和安宁幸福、自我道德修养和严明的纪律以及对天地会众的立场态度，与沦为盗匪的会党形成鲜明的对照，极大地吸引了广大民众纷纷加入，出现了“人心摇惑，附丛者益多”[27](p2～3)的可喜局面，表达了广大民众渴望劳动、职业、生命安全，生活、环境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免于灾难的强烈心理动机和执着的追求。
第三，顺应民意，采取一系列保障民众安全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在劳动、职业安全方面：兴修水利，“督修河堤，以卫民田”[13](p20)；招集流亡百姓回归家园耕种土地。“出伪示招集流亡，浦北在逃之户渐渐回南者”[25](p483)；不准屠杀耕牛，“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28](p276)；严明军纪，禁止士兵挠民，保护农业生产，因此，“农民都支持他们”[29](p106)。对手工业实行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使具有各种技能的手工业者都能各司其职，人尽其用。对商业实行鼓励、扶持和保护政策。在与商人交易“给价公平，绝不短少”[30](p380)，对违反者“枭首悬示”[28](p300)。因此，太平军至商人“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8](p272)。在生活稳定与保障方面：早在金田团营前后就实行“圣库”制度，“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25](p870)。定都天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好丑各一半”，“丰荒相通”。百姓遇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进行补贴。即使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皆颁国库以养”[11](p321～326)，为广大民众展示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安定祥和的理想社会；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方面：一方面对那些扰乱地方治安，危害乡民的“枪船”、盗匪和地主团练进行严厉的军事镇压。“土寇有扰民者擒而斩之”[31](p5)。另一方面，制定严格的军事纪律，杜绝士兵害民行为发生。《十款天条》就详细规定：“杀人害人、奸邪淫乱、贪人财物、偷窃抢劫及赌博等皆犯天条。”[11](p79～80)在永安颁布的《太平条规》中的《行营规矩》，其主要内容就是保护民众利益不受侵害。“何官何民无令敢人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左脚，右脚踏人民家门口者斩右脚”[3](p791)。“民间物件秋毫不动，内中若有人抢夺，即行枭首”[32](p504)。“无故杀害外小（民间百姓）者斩”[8](p230)。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严格要求，“遇妖即诛，见民必救”[3](p177)；攻入武昌时，公开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32]；攻克南京时，杨秀清发布诰谕，“只准诛戮妖魔之官兵，不准妄杀良民一人”[3](p114)，南京城“兄弟姊妹保全性命者不下数十万”[3](p114)，民众安然无恐，甚至“夜可无庸闭户矣”[14](p17)，整个南京城“严严整整，民心佩服”[3](p486)。因此，从“前起义到此，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3](p499)，建立比较完善的地方政权机构——乡官制度。乡官既负责地方行政事务，又兼武装守土之责，维持地方治安；建立比较严格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确立了一套从两司马上达天王断案的逐级诉讼规定，力争“详核其事，无出入”[11](p323)，以保障民众的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呤唎记道：“太平天国的法厅（法庭）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大门走廊内置大鼓两面，凡受害伸冤申诉的人们均可自由击鼓，要求首长主持公道。”[33](p438)凡被判所杀之人“皆凶恶之著名者，颇不冤滥”[34]；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太平天国受到了民众的衷心拥护。容闳在谈到他访问天京情况时叹曰：“居民对太平军较有信任，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35](p174)呤唎则形容为一派“欣欣向荣”[33](p542)。可见，不仅广大民众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而且也促进了太平天国经济的繁荣，从而使太平天国前中期得到了迅猛发展。
（三）民众归属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盛。
归属与相爱需求，在心理学上统称为社交需求，它是人类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动机。主要包括：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希望和同事保持友谊和亲密关系，希望得到信任和友爱，相互可以进行真诚的情感交流；渴望有所归属，得到群体的接纳，不被孤立，成为集体中的一员。成员归属感和相爱感强烈与否，直接构成一个集体组织向心力，凝聚力和亲和力的大小。
在民众加入太平天国的直接动因中，值得注意的是，广西社会长期存在的土客械斗所带来的民众归属与相爱需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土客之争是道光末年广西社会生活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政治、经济、阶级、社会、民族、历史等原因，到金田起义前夕，土客矛盾已十分尖锐，彼此械斗异常惨烈。对此，许多专家学者已作了详细而精辟的论述。广西的客家人（主要指广东来人）为了谋求生存、抵御外侮，往往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形成以同乡、同族、同姓为中心的强大而紧密的共同体。“其人不与村众为邻，筑屋而居，男女力作，不变乡音”[36](p17)，“然族党之谊甚笃。遇有仇敌，及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锸而至，民不畏死”[37]。这种以地域和血缘关系组成的客家团体，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团结力和战斗力。而广西土籍（本地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团结一致对外，使得双方壁垒森严，界限分明，相互排斥，经常发生摩擦乃至流血大械斗。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土人来人常有械斗，酿成巨案”[38]。道光三十年（1850年），贵县大圩土客双方血战40多天，客家力量达到2万多人，双方死伤惨重。残酷的械斗导致“百姓流离颠沛，多遭掳掠”[39]，“多逃聚”[40]。针对土客械斗带来的危害，洪秀全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土客双方民众需求的正确主张和措施。
第一，提出了“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41](p516)的消除土客纷争的基本原则，表达了洪秀全对于土客问题坚持地位平等，一视同仁的指导思想。
第二，严明纪律，规定“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帮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41](p850)。表明拜上帝会不参与土客之争的严正立场。
第三，洪秀全正确分析了土客之争的原因，并猛烈抨击了土客之争的落后性和危害性。1845年，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明确指出，土客之间的“所爱所憎”是出于狭隘的地域观念和血缘观念在作怪。其根本原因则是“一出于私”。强烈呼吁：“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明确地指出，“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大声疾呼，要把“乖漓浇薄之世”“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把“陵（凌）夺斗杀之世”“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真正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26](p3～5)。洪秀全的正确主张及所描述的平等互助，相亲相爱，和平共处，安宁温馨的理想天国，正满足了广大民众归属和相爱的心理需求，使受尽械斗灾难，无家可归的客家人“央求拜上帝会教徒之庇护……而避去仇人之攻击，且得物质之接济”[25](p868)，“各（土客双方）无所依者，尽皆扶老携幼来归，以其向日专以爱人为心，教人为善故也”[41](p690)。民国《桂平县志》记载，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时，最初不过300人，不久，在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客家“男妇老弱三千余”加入了起义队伍，“其势始盛”[42]。北王韦昌辉虽然家庭富裕，同样由于被当地人排斥，“为所侮，无可如何”[43]，乃“日幸幸，欲寻仇”[6]（《光绪浔州府志》，p128）而倾其家产，带领族人加入太平军的。可见其对促进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和增强太平军的力量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太平天国前期，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向民众宣传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3](p109)。“兄弟姊妹，皆是同胞，共一魂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11](p382)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包括土客领导人）“起自草莽结盟，寝室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8](p172)，彼此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相互信任，情同手足。官兵之间，互相体恤，患难与共。“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41](p428)，即使是“孤子孤女以及年岁衰迈者，更宜小心看待，与其盥浴身体，洗换衣服，斯不失休戚与共、疴痒相关之义”[11](p382～383)。对于伤病员则格外体贴照顾，关怀备至，“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令各官，毋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牵与能人（伤病员）骑坐；如马匹不敷，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庶无遗弃”[41](p428)。体现了官兵之间兄弟般的情义和大家庭的温暖，增强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于老百姓同样是爱护备至。早在金田村江口圩时，没收劣绅王作新开设的当铺和粮店，把财务分给群众[25](p871)。在以后攻占永安、长沙、武昌、南京等地以后，都将没收的官府和地主豪绅的粮食财务充作军用和分发给贫苦群众。“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8](p271)。连反动派也大声惊呼：“乡民处处助贼打仗。”[8](p275)因此，极大地推动了前期太平天国革命的迅猛发展。
二 民众心理需求与天国衰亡
（一）民众生理需求与太平天国的衰亡。
1854年以后，由于粮食储备不够，战争破坏且耗费甚巨，又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太平天国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粮食危机和生存危机。面对民众最起码的生理需求——吃饭问题也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对后期太平天国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影响。
首先，国库虚空，财力薄弱，财政已严重入不敷出。1853年刚入城时，圣库存银最高达一千八百余万两，可半年后就只有八百余万两[15](p764)，到1854年3月份则只剩下“银三十余万”[8](p278)，以后下降更为严重，已经完全无以为继了。时人都清晰地判断出，仅赈灾一项就“所费浩繁，一年已万余金，恐难持久”了[44](p103)。
其次，物资短缺，粮食极度匮乏，民众口粮供应不断减少。据估计，圣库存粮，在1854年初，有谷一百二十七万担，米七十五万担，可到三月份时仅剩下十余万担，到五月就只有下令全城吃粥[8](p278～279)。下面以天京粮食供应下降情况为例来加以详细说明（请见下表）。
单位：每人每日数
馆别男馆
女馆
人员 牌面 牌尾 湖南以前湖北以下
口粮工数单 种 数单 种 数 单 种 数 单 种
时间
种额位 类 额位 类 额 位 类 额 位 类
泥水
1.5
斤 米
工匠
衙门
三年夏
1.4
斤 米 0.5
斤 米 1
斤 米 6
两 米
人员
各匠
1 斤 米
咸丰 稻稻 稻 稻
0.5
斤 4 两 6
两 3
两
四年夏 谷谷 谷 谷
0.5
年额差 斤 4 两 10 两 3
荫
～1
下降比例 50％-66.7％ 50％ 62.5％ 50％
①按清代度量衡一斤等于十六两计算而得。
备注②为换算方便，米稻等同计算，实际上一斤米多于1斤稻谷。
③此表依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编制。
由表可知，天京城内在1853～1854年一年之中，男人口粮供应至少下降了50%～66.7%；女人口粮供应至少下降了50%～62.5%。其中，精壮男女的口粮下降幅度最大。如果与谢介鹤记述的“贼初入城，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15](p656)的无限额供应情况比较，其下降幅度则无法计算。而且口粮“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则杀”[15](p664)。1860年，粮食危机更为严重。“金陵城中粮尽，食草根树皮，破在旦夕”[45](p1748)。到1864年天京沦陷前，“合城具（俱）食甜露”[3](p531)，洪秀全就是因食“甜露”而中毒身亡。严重的粮食危机，导致军心浮动，“逃走者多，新附者少”[15](p665)，叛变投降者也逐渐增多。曾国藩在一封信中写道：“繁昌、南陵、芜湖各贼颇有投诚之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带“米粮甚少，陵贼首不肯少为接济……前此乡民之甘心从贼者，不得不急图反正以为就食之计”[46]。
再次，由于战乱和大灾不断，太平天国辖区内瘟疫流行，无法控制。呈现出时间长、范围广、程度重、死人多的特点。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为最。各种自然灾害、粮食危机和瘟疫肆虐，成为比清军更为可怕，更不可战胜的强大敌人。上海《北华捷报》在社论中就情不自禁地欢呼：“长毛（太平军）已被自然界的凛冽神威征服……长毛的进军已被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天然障碍阻止住。”[47]可见，日益严重的粮食饥荒、瘟疫流行和自然灾害，不仅使民众的生理需求得不到保障，而且已经对太平天国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太平天国出现如此严峻的生存危机，其原因主要有连年战争的破坏，自然灾害的侵袭，清军的肆意抢掠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太平天国自身。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困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48](p89)的确，在后期，太平天国各级领导人完全抛弃了前期保障民众生理需求的政策和措施。利用职权，趁机勒索，加重苛派，贪污自肥，中饱私囊，对民众进行无情盘剥。在上层，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也贪婪地聚敛财富。一个外国人记下了东王府的情况：东王“以天下的珍奇瑰宝、美味嘉肴来充塞他的宫室殿堂；那里有最上等的酒浆，质地最精良的药品，还有西洋乐器，等等。总而言之，凡是太平天国境内所有至精至美的物品，他无一不可以随心所欲，纵情享用”[49](p74)。在下层，各级官员更是穷凶极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安徽，“到后期，附加税和临时摊派明显增多，加重了人民负担”[50](p113)。在苏南、浙江不少地区，所收赋额亦“并未比清制减轻，甚至加重的事实”[51](p475)计有红粉捐、军需捐等各类杂捐共34种[51](p527～528)。“款目繁多，民间负担加重”[52](p209)。不少蜕变的将领及混进乡官队伍的地主胥吏，利用权力，横征暴敛，以饱私欲。如陈炳文为造王府，向人民征收砖瓦捐；常熟谢家桥军帅归二“召属下重征厚敛，勒索十万浮余，自谓无枉乡官之名……百姓怨毒已深”[53](p180)，反映了太平天国与人民关系之紧张。1860年以后，苏浙地区所收捐税上缴者“不过十之二，三，已能足额，余尽入己”[13](p191)绝大多数被私人贪污。1860年，太平军陈炳文部的汪心耕一伙，总理嘉兴粮饷，利用公款、公物，假借公营的招牌经营商店，获取暴利后携款潜逃[13](p187)。常熟钱桂仁竟发布告示：“如佃农匿田抗租……本人处斩。”[54](p415)强行收租。1862年，借庆贺李秀成生日之名，向嘉兴的濮院镇和新塍镇分别派捐六百元和三、四百元，后者还加犒赏军队银元宝六十只[54](p214,197)。1862年，安徽、江西等地捐税猛增。一个小铜匠作坊的凭照费，也高至二元[54](p129)，即便“担柴只鸡”[14](p50)也要交税。甚至连天京城内也无一幸免，洪秀全的家族“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物合其用，任其取用，不敢与争，日日按户查寻，男女不得安然”[3](p533)。为非作歹，肆意勒索，使得“城市和乡村都是一片荒凉”[11](p138)。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55](p32)太平天国正因为利用并满足了民众“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而谱写了一曲高歌猛进的辉煌乐章。同样，也正因为太平天国丧失了民众“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而最终奏响的是一首教训惨痛的历史悲歌！
（二）民众安全需求与太平天国的衰亡。
太平天国后期，随着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整个社会秩序混乱，治安形势恶化，生活环境恶劣，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严重破坏。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乱用重典，滥用酷刑，滥杀无辜。动不动就“点天灯”、“五马分尸”。参护李凤先路遇东殿兵部尚书候谦芳没有让路，“东王坐殿吊他质讯”，并判以“死罪”[11](p387～388)。韦昌辉的哥哥与东王妾兄争住宅的小事，也被判以“五马分尸”[15](p669)。“凡反草通妖之人……通馆通营皆斩首”[8](p231)，“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3](p90)。天京大屠杀，杀杨秀清及部下数万人，杀人如儿戏。面对如此淫威，连翼王石达开都恐惧得“惶悚流汗”[8](p48)而最终“负气出走”，那更何况一般的普通民众呢？因此，天京事变后出现“军民之心散乱”[3](p489)的危机正是广大民众人人自危、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的最好说明。
第二，太平军纪律废弛现象十分严重。由于会党队伍、土匪、地痞、流氓、清军的败兵溃勇大量涌入，太平军被严重腐蚀了，流匪习气加剧。虐待百姓、烧杀抢掠、奸淫之事时有发生。民众的“屋舍被毁，财物被掠，耕牛被宰”[56]，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恶化了太平军与老百姓的关系。忠王在自述中就记述了自己部下李昭寿部、陈坤书部和辅王杨辅清部及英王所部“害民烧杀”，“扰乱民间”[3](p499)之事。侍王李待贤在分析浙江一带土匪群起原因时说：“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57](p34)甚至连天京城内的守卫军也参加土匪行列，天京城内“盗贼峰张，逢夜间城内炮（枪）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抢去家内财物”[3](p535～536)，其中“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绝无人心”[15](p470)，掳掠奸淫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15](p480)最为严重。1862年，面对苏州“良民流泪来禀”[58](p126)，李秀成也只有望天兴叹，毫无办法。尽管在太平军“害过之处所”，李秀成“无不差官前去复安，给粮给种，招民给本钱而救民命”[3](p499)，但仍无济于事。军纪如此败坏，加剧了太平军的腐败，瓦解了军队战斗力，连清方都认为太平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比于初起时衰矣”[59]。1860年，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的一位“乡民”是这样表明他的政治倾向：“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就够了”，并且“这是一般人民的普遍意见”[16](p230)。此话反映出天国后期民众不再像从前那样安居乐业了。太平天国已严重地失去了民心，丧失了民众的支持，连地主阶级人士也认识到，“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岂能久之理？”[58](p126)
第三，维持地方治安，保一方水土的乡官残害百姓，为虎作伥，堕落成为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罪魁祸首。以苏浙地区乡官为例：常熟、无锡、苏州、昆山、钱塘、仁和、象山、慈溪、海宁、宁波、奉化等地的乡官，“多市井无赖”[25](p802)，“半皆市井无籍之徒”[44](p193)。大量资料表明，太平天国后期的乡官大部分由地主、士绅、胥吏、流氓、土棍、地痞充任。这些人利用职权、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残害百姓。他们不仅自己强行购买田宅[60](p189)，“占民田，毁庙宇”[28](p21)，还帮助地主强行收租，为虎作伥。桐乡乡官钟良相要求佃民“不得抗欠”[54](p73)；常熟乡官钱桂仁规定佃农“霸租、抗粮”，“犯者处斩”[54](p390)；石门乡官邓光明鼓励地主对抗租的佃户放胆控告[61]；周庄乡官费玉存竟把太平天国派来的监催银米的官员“缚而沉诸河”[62]。这些残害百姓的行为和保护地主的措施，不仅遭到许多太平军将士和广大农民的激烈反对，激起各地不断发生抗租斗争，而且更严重的是地主阶级政权和封建土地关系没有被废除，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已完全蜕变为地主阶级政权了。
第四，对地主团练武装和地方流氓土匪武装不进行坚决镇压，反而采取拉拢安抚，甚至委任加封政策。如对苏浙地区诸暨的包立身、湖州的赵景贤、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江阴的王元昌等地主武装团练以及吴江费玉成的“枪船”等流氓土匪武装都加以放纵。其中，徐佩瑗和费玉成还被封为抚天侯和镇天侯。这些土匪恶霸、地痞流氓横行一方，鱼肉百姓，无恶不作。“里中无赖，从贼为乡官，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土匪乘之，驾船劫掠，土绅殷富，辄被掳以勒赎[25](p649)。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后期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大动荡和大动乱之中。治安形势恶化，生活环境恶劣，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但更可悲的是，得不到保护的广大民众已经从衷心拥护太平天国变为以太平天国“为仇”[57](p34)了。另外，姑息养奸的结果还直接导致了许多反革命势力投降清军，背叛革命，加强了反革命阵营的力量，对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1862年，年仅26岁的陈玉成在寿州被首鼠两端的地主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遇害，给太平天国后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1863年，骆国忠在常熟发动叛乱，使仅存一息的苏南局势更加岌岌可危。总之，失去控制和失去民众支持的太平天国在后期已陷入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民众信任危机之中。正如侍王李侍贤在一封信中所分析那样：假如目前情况继续下去，“将死无葬身之地”[57](p34)。很显然，太平天国的结局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三）民众归属、相爱需求与太平天国的衰亡。
太平天国后期，随着政权的不断封建化，曾经人人向往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理想家园”逐渐失去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信任，家庭温馨的光芒，又回到起义前广西的老路上去了。主要表现在：
第一，确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打破了兄弟姐妹平等，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幻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异常森严，贵贱愈加分明，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16个等级。君臣上下有了天渊之别，甚至连称呼、服饰、仪仗、卫队、舆马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准逾越。天王洪秀全外出，用轿夫64人；东王杨秀清外出，用轿夫48人；连最下级的两司马外出，也有轿夫四人。天王外出，侍从仪卫之官就有1621人。东王外出，“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8](p180)。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8](p230)。洪秀全在《幼学诗》中详细规定了君、臣、家、父、母、子、媳、兄、弟、姊、妹、夫、妻、嫂、婶、男、女等“道”，严格要求各归其位，按“道”行事[11](p232～234)。洪秀全变成了“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11](p232)的“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8](p111)的天下至尊，这哪里是当年救民于水火，亲近可人的“洪先生”呢？
第二，缘于广西的地域观念越来越浓厚，不同省、府、县、乡、里籍的人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待遇等方面相差甚远。在政治上，史载太平天国的各级领导“多广西人”[54](p9)，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据罗尔纲先生的巨著《太平天国史》记录的《前期百官人物表》、《后期王爵人物表》、《天朝朝将、神将、主将人物表》、《六等爵人物表》的统计情况看，除极少数人是外省籍外，绝大多数为广西籍和广东籍人。在太平天国的女官当中，也概莫能外。女官“显秩悉授广西妇女”[8](p111)，管理和监督其他省籍的妇女。而两湖、江苏等省籍的妇女则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生活待遇方面，在天京，从咸丰三年夏到咸丰四年夏，妇女的粮食供应量减少了一半[15](p656、664)。在军事方面，两广籍战士充当主力。呤唎记载，李秀成的精锐卫队“全部来自忠王的故乡广西省，大多数是山区的苗（瑶）族”[16](p187)。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之所以形成洪秀全、冯云山集团和杨秀清、萧朝贵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也与地域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洪、冯同为广东花县人；杨、萧则同为广西桂平人）。在太平天国后期，这种地域观念发展成为各自为政，占山为王，军队的将领各自拥有地盘。如陈玉成在安庆，李秀成在苏杭，李侍贤在金华，杨辅清在宁国等。“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3]，彼此“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输）将国库以固根本”[41](p847)，“各顾自己，不顾大局”[63]。曾国藩在致胡林翼的信中为此幸灾乐祸：“璋（林绍璋）、？（洪仁玕）、忠（李秀成）、侍（李世贤）各逆，皆貌合神离，积怨甚深。”[64]我们知道，广西土客械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狭隘的地域观念和宗族观念在作祟，洪秀全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曾对此进行过大力鞭挞。但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曾经用来吸引广西民众的“天下一家”的说教，“何得存此疆彼疆之私”的豪言壮语，同乡“则爱之”，异乡“则憎之”的大声痛诉，以及“客家本地总相同”的庄严承诺，在太平天国的现实生活中统统化为乌有，引起两广省籍之外将士的强烈不满。在支持鼓励石达开出走的将领中，“大多数似乎是定都天京后加入太平天国的两湖三江人”[35](p29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三，血缘宗法关系的不断加强，造成太平天国将士离心，人心冷淡，政治日趋腐败。突出表现在洪秀全任人唯亲，重用同姓，排斥打击异姓。应该说，在太平天国前期，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洪秀全是一位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领袖。但是自天京事变后，特别是1860年以后，对外姓将领便不再信任，猜疑不断。对于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虽然迫于形势，封其为圣神电通军主将，提理政务，但心存疑忌，故又封他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的不信任和猜疑使石达开“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而被迫出走，独立作战。李秀成在自述中指出：“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狈（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走，此误至大”[3](p543)，更导致“军民之心散乱”[3](p489)。可以说，石达开出走，标志着太平天国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彻底决裂，也标志着太平天国对民众归属感的彻底破裂。对于英王陈玉成，洪秀全仅因其曾说过他为政不公，竞连下“圣诏三道，圣旗一道”[41](p744)，借皖北战局的失利将其爵职革去。对于忠王李秀成，则更表现出洪秀全对外姓将领的不信任和变化无常。1857年，因李秀成建议他罢黜贪利昏庸的洪仁达和洪仁发，肃正朝纲，体恤世人，洪秀全大怒之下，便革了李秀成的爵职。1859年，怀疑李秀成“定有变意”，断绝李秀成退往天京的后路，差点中了叛徒李昭寿的挑拨离间之计。1864年，在天京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危急情况下，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合理建议，反而斥责“尔不扶，有人扶”[3]528，不仅歪曲了忠王的一片忠心和苦心，而且更严重的是使天国丧失了最后一线生机。洪秀全为什么不信任外姓将领，其思想根源就是封建“家天下”的血缘宗法思想。正是这种落后思想才重用了“既无才情，又无算计”[3](p485)的兄长为王。洪仁玕虽有才干，但无资历，无战功，不服众，重用他总揽朝政，反而激起众多将领的不满，“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3](p534)，造成“人各有心，心各有志”[41](p847)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洪秀全当年猛烈抨击的“同姓则爱之”，“异姓则憎之”的理论也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失去了吸引力。李秀成痛心地指出：“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导致“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3](p496)，这注定了洪秀全必然成为孤家寡人，独力难支。
第四，太平天国高层领导成员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演变为“天京大屠杀”。定都天京后，领导成员之间那种“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亲密无间以及“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的追求，“彼此睽隔，猜忌日生”[8](p172)。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8](p46)，“威风张扬，不知自忌”[3](p486)，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加以杖责和处死，王长兄洪仁发、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兴国侯陈承路、卫国侯黄玉昆等高级领导人都受过其杖责，甚至连洪秀全也差点难逃一杖。杨秀清的专横跋扈，加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杨秀清“逼封万岁”，洪秀全“密诏杀杨”，终于酿成“威逼太过，此三人（韦、石、秦）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3](p486)而杀之的天京事变。兄弟相残，无异于在天京演出了一场广西土客之间“陵（凌）夺斗杀之世”的大械斗。东王、北王以及数万名太平军将士的尸骨和鲜血充分说明了“理想天国”仍然是“强犯弱，众暴寡”，“尔吞我并”的“乖漓浇薄之世”，与当年土匪横行、土客械斗的广西社会没有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对洪秀全“以爱人为心，教人为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无情嘲讽。从此，太平天国人心涣散，军心动摇，许多将士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65]的歌谣，正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天国归属向往的彻底破灭，表明了太平天国对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的彻底瓦解，表明了广大民众精神支柱的彻底破裂。太平天国也随着这首凄楚悲沧的哀歌走到了历史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