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展望--拐点很可能是今年_经济增长论文

刘国光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展望--拐点很可能是今年_经济增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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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上,回顾了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轨迹,预测了今年经济增长的趋势,展望了下世纪初经济增长的前景,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尤其是他对我国连续7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很可能在今年出现回升“拐点”的预测和分析判断,格外引人关注。

刘国光在他所作的书面发言中指出,今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不能不对本世纪最后10年的经济运作一个回顾。90年代我国经济是从对80年代后期一段过热进行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低谷起步的。GDP年增长率从1990年3.8%谷底,迅速上升到1992年14.2%的高峰之后,自1993年起平稳回落至1999年降到7.1%,已经连续下降了7年之久。在我国经济增长的11次波动、在改革开放后的4次波动中, 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平均每年回落1个百分点。对于这7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应当怎么看?刘国光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要划分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前一个阶段是1993年至1996年,针对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1993年夏天开始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和灵活微调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使过热的经济逐渐降温,GDP 年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1993年降为13.5%,1994年降为12.6%,1995年降为10.5%,1996年降到9.6%。物价上涨幅度也从1994年21.7 %的高峰回落到1996年的6.1%,这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一段经济增长的降速是政策主动性调整的结果,是符合宏观调控的主观期望的,人们大多认为是正常的。但是,自1997年起,后一段时期经济降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进入1997年,人们起初以为“软着陆”既然成功,我国经济运行已运行到谷底,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应该稳住了,或者应重新回升,之后人们不断作出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或者即将出现止降回升的“拐点”的判断和预测,但经济运行的实践却是GDP增长率一路走低,由1996年的9.6%下降为1997年的8.8%,1998年的7.8%和1999年的7.1%。 以零售商品价格指数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也从1997年10月起持续下降,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后一段经济增长速度的连续下滑,是出乎人们的预料和愿望的,是由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原因引起的。刘国光认为,这不是有的同志所说是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结果。实际上,“软着陆”成功后,宏观调控当局陆续采取了一些放松金融的措施,随着对境外金融风波影响和境内经济收缩趋势认识的加深,金融松动的措施一步步强化;1998年年中,又陆续推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中心的一系列扩张性政策措施,扩大投资,启动消费,推动出口。这些政策措施对拉动经济增长,阻止经济滑坡,促进经济结构和效益的改善,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增发国债扩大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就是说,如果没有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措施,1998年经济增长率就不是7.8%而是6.3%,1999年增长率就不是7.1%而是5.1%,那样我国经济运行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总之适度松动的扩张性政策措施,使我国经济增幅在平稳回落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居于世界前列的较快速度,对稳定东亚和世界经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很不容易的。

今年全年我国经济增长会有怎样的前景呢?刘国光说,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的来说,看好今年我国经济:第一是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已持续7个年头之久,是过去经济下滑时间最长的; 从经济周期运行的规律看,不可能总是下滑,经济增长下降势头已接近尾声。第二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好,特别是东亚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达3.5%。这对我国经济增长无论从出口方面看,还是从引资方面看,都是利好因素。最近又预计今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1%提高到3.6%,发展中国家将从去年的3.8%提高到5.4%。再加上今年我国将进入WTO,而进入WTO对我国经济在总体上是利大于弊,这也将改善我国经济增长环境。第三是近两年连续实施的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扩张性政策,其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逐渐显露出来。如,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亮点,如出口转升,消费市场回暖,物价降势也有所趋缓。这个势头今年第一季度还在继续,亮点继续扩大。特别是去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 决定今年要继续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体的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加大实施力度。比如,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增发1000亿元国债投资,从年初就打进财政预算,可以比较早比较快地到位,不像过去两年增发国债投资决策时间较晚,到位时间较迟,力度会明显加大。另外还有调整经济结构、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决策。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扩大需求,改善供给,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在近两年来实行适度松动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防治通货紧缩趋势的基础上,如果今年中央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力度适当,同时国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而不发生重大周折的情况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扭转7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实现止降转稳或止降回升的转折,是大有希望的。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走势已显示出良好的开端。一季度GDP增长了8.1%,虽然略低于去年一季度8.3%的增幅,但较去年全年7.1 %的增幅和第四季度6.8%的增幅却大大跨进了一步。看来,几年来我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再盼望的拐点,今年很有可能出现。

刘国光作了上述预测和分析后强调,在我们看好今年经济前景的同时,也不能盲目乐观。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一方面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变化,但另一方面,需求不足、就业困难、通货紧缩趋势的压力尚未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不少严峻的问题。这样看来,我国经济增长在经过7 年连续下降后今年将出现止降转稳或止降回升的拐点,问题不是很大,问题在于拐后的增长趋势,是否能够回复到过去20年平均达到9-10%的增长幅度, 还是拐向另一个新的增长平台。这个问题与下世纪初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的特点和经济增长面临的条件有关。

21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将步入新的阶段,即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的起步阶段。

世纪之交,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并进的重要时期。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重大转折和主要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从生产力发展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看,经过20余年的大发展,一般性工农业产品普遍供不应求的短缺时代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发展目的由过去单纯追求数量逐步转向同时注重质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为主逐步转向集约型为主;经济发展的约束由资源、供给约束为主逐步转向市场需求约束为主;产业结构调整由协调比例关系为主逐步转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主;工业化由低加工度产业、产品导向逐步转向高加工度产业、产品导向,并与信息化进程相交叉相重叠。

——从经济体制的变化看。经过20余年的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破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但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矛盾并未完全解决,新体制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21世纪初改革将从破除传统体制为主转入全面体制创新攻坚阶段,改革将涉及更为复杂更深层次的问题,其难度将大大超过前一阶段。

——从国际环境的变化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在结束了封闭半封闭状况后,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2000年可望加入WTO, 标志着世纪之交我国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新纪元,我国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国际竞争的压力和世界经济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将越来越直接。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竞争压力,努力规避其风险,是21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应对的大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21世纪初我国经济增长既具备有利条件,也面临着制约因素。有利条件从需求方面来说,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我国国内市场的增长潜力都是非常巨大无与伦比的。从供给方面来说,我国劳动力丰富,有较高的储蓄率,经过初步工业化的建设,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增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将进一步改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微观和宏观经济的效率,等等。面临的制约条件主要有:庞大就业人口和老龄人口的压力,淡水、耕地、能源等资源不足的压力,以及技术落后和国际竞争的压力,等等。此外,尤其要注意的是,我国经济(数量型转质量型,粗放型转集约型等),对企业素质、技术开发和体制、机制支持的要求更高,而消除增长的体制障碍的难度将更大。这些都构成21世纪初加快我国经济增长的难点。

刘国光说,综合考虑各项因素,期望我国经济增长在今年止住连续七年的下降趋势后,21世纪初能够拐回到前20年那样平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从个别年份来看并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从中长期平均趋势来看,这种期望是不现实的。我国已经有两个10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今后能否继续保持这一高速,颇多争论。一种意见以日本、韩国等国经验为例,认为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和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今后我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而将转向中速或低速增长。另一种看法从我国作为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事实着眼,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市场容量拓宽潜力、高储蓄资金潜力、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潜力等方面进行考察,并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将为我国经济注入持久不衰的发展动力,认为21世纪初的我国经济,尽管不会继续像改革开放后20年那样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仍可以在较长时间保持7-8%左右的较快增长速度,且保持较平稳的波动幅度,并把更大的力量,用在经济体制转轨、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效率的改善方面。刘国光认为,后一种看法可能更接近实际,切实可行。今后,如果能在7—8%平均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创造比过去在10%左右速度时更好的效益,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将是21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佳景。我国中长期规划预计下世纪头10年GDP将再翻一番,即每年平均增长7.2%,这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考虑。

(原载《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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