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只能是文化上的一种补充——21世纪初中国人文思潮及新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思论文,国学论文,价值观论文,国人论文,及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文化思潮和价值观是社会问题和现象的集中反映，反过来，社会问题和存在的现象，又是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得以产生和传播的动力，两者是互动的。通过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探讨中国文化应该如何走，尤其是在文化的顶层设计上，中国应该怎么做。
每个人真正意识到“我是一个公民”
互联网具有巨大的推动力，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公民意识的形成。在现代社会有没有公民意识，是决定社会能不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推手，也是中国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小平同志曾说“2050年就能达到现代化社会”。从经济角度来讲，也许我们完全能达到，但是政治、文化还要跟上来，尤其是公民的素质。我们只有具备了公民意识后，才能够真正具有现代人格，社会才具有现代社会的品格，那时才能够说我们真正进入现代社会。
公民意识现在在不断兴起，实际上互联网起着很大的作用。约翰·奈斯比特就提出互联网是“自下而上参政和构建中国式纵向民主”的完美工具。我们的网民数量现在达到了4亿多，尤其是通过微博来转播信息，使互联网有了高度的互动性，开启了一个更加自主、更加多元的传播态势。作为个人压力的一个宣泄渠道，网络成为网民发泄情绪、自发地试图重构道德程序的重要阵地。
从政府方面来讲，政府是一贯支持“正视、重视、顺应、引导和利用”网络的。网络问政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渠道。比如，通过人民网方便了政府和民众的对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民意通过互联网可以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观众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很多人上网围观，围观以后就嘲笑这个事情不合理，然后进行理性的对话，实际上很多网民是很理性的(网络暴民是极少数的)。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一些公共事件成为社会传播的重点，反过来网络又通过这些事件伸张公民的权益。
过去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我们不一定有合适的途径尽到“责”。现在每个人通过互联网可以尽到自己的责任了。这是近10年来最大的变化，也使我们每个人真正意识到“我是一个公民”。
娱乐至死的背后
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比较盛行，深层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理想信念的缺失和道德虚无主义的泛起；直接原因则是现在愈来愈市场化、商业化、世俗化、科技化，生活的节奏在增快，生活压力和生命的不确定性在加大。比如陕西一辆大客车发生意外，一下子36个人就没有了，生命随时都处于一种不安定之中。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认为，人生在世，及时享乐，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低俗化、物欲化，而英雄主义的崇高价值则被消减。
美国的思想家、传媒学家麦克卢汉很早就提出来，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娱乐至死的两大特点是抽空思想，从内容走向形式。文学艺术和新闻媒体开始“娱乐化”，以至于消解精神，走向低俗。前两年中央也在批“三俗”，包括《玫瑰有约》等相亲节目越来越多，最后走向了一种低俗化。而文学艺术也越来越媒体化。比如一位复旦大学的女生与奥巴马对话，结果大家关注的不是她所提问题的尖锐程度，而是关注她的着装，衣服一下子换这一套，一下子换那一套，然后把她命名为奥巴马女郎，成为了娱乐化事件。甚至像“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了”，这样一个空帖子竟然一下子传播了60多万人，大家居然在这上面花费时间。“神马都是浮云”几乎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流行语，它表达了社会虚无的价值观，但是成为了最火的流行语，这就说明了“娱乐化”程度确实很大。
有人预计，可能到2015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将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这一方面说明国人富了，是好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则是价值消费理念的一种畸形发展。有的人甚至在不具备消费能力的情况下也要追求时尚品。所以，在娱乐至死的背后，新的价值观也在形成：追求虚荣，向往奢侈，消费欲不断膨胀。
金钱与权力双重挤压
在金钱和权力双重的挤压之下，功利主义在盛行。因为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育，功利主义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潮流和价值观，是社会走向世俗化的一个理论表现。国外的加尔布雷思教授(Galbraith)提出，“按照我对世界形势的观察，我们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约束日益减弱，而实用主义的适用性大大增加的时代。”我们现在处于转型社会时期，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官本位思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负面特征和非理性。
我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讲“打拼精神”，鼓励年轻人打拼，但是现在我们的打拼精神被严重异化或扭曲。很多人问小孩子，包括小学生、幼儿园学生长大了干什么，动不动说我要当企业老总，很少说我要做个普通人。钱越多越好，官当得越大越好，价值观被严重扭曲，疯狂追逐以金钱和权力作为代表的功利价值，而轻视了以公正、平等、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优越的价值。
功利主义盛行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市场化诱发了功利主义，因为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把中国人的金钱观和利益观无限放大。另一方面，社会不公是中国转型期以拜金主义和官本位为主要特征的功利主义兴起的根。贫富差距加大，部分人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地工作还赚不到钱，有些人却依靠权力轻而易举。这种现实不仅使很多人滋生了功利观念，而且在道德价值观上使功利主义开始泛滥。这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的恶性循环。仇官仇富现象的出现源于社会的不公。
另外，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催生了功利主义。因为中国社会在剧变，生存的压力也让大众多多少少有种焦灼感，唯一能够帮助他摆脱这种状态的似乎就只有金钱。比如在北京，没有北京户口就买不了房子，这使社会阶级固化了，外省人很难进入到北京，更遑论发展。
从深层次来讲，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内在地催生了功利主义。林语堂在他的书里说过，统治中国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面子，第二个是命运，第三个是人情。我认为他对中国文化看得还是比较深的。据调查，金钱是个人成功最佳的象征，从全世界来看是57％，美国只有33％，而中国达到69％。
最后，大众传媒也传播了功利主义。我们看到所有的大众传播，就是鼓吹一些现代的生活，宣扬年轻、漂亮、富有、舒适，或者宣传一种都市生活的图景，包括房地产广告打的全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别墅生活，或者富人生活，它都有一个导向性。伴随着功利主义的膨胀，也限制了大多数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大家好像都按着广告去跑了。在功利主义的背后，是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这种价值观在现在确实很泛滥，这种社会现象令人担忧。
国学不能变成政治国学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指国学热兴起来以后，他们把国学看作是一种政治国学，或者是向后看的这种东西。我认为，它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走向是一种不和谐之音。
现在我们的国学在发展，读经和祭孔等各种方式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读经对小孩子补补课还可以，不能把读经当做小孩子唯一的功课。读经的人多起来了，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好事，一方面我们执政党和政府需要弥补意识形态的真空，我们需要国学，需要孔子，需要论语。儒家是统治了我们两千年的思想，我们需要它来增强我们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至于祭孔好不好？好，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形成一个全面的大的方式。
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高，复兴中华文化的呼声愈来愈高。我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是认为他们只是要求回到独尊儒术的地方去，是不对的。对文化保守主义我总体上是不赞成的。因为它要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用传统方式指导政治制度的安排，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时代，这个价值观是向后看的。如果我们说国学热是为了给国人补一补课，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太欠缺，我赞成。但是国学不能变成政治国学。我赞成国学要变成文化国学，它只能是文化上的一种补充。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安排，或者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思想的终极，那恐怕很难达到。
以儒家文化为根滋生出新的文化
杜维明教授提出儒家文化要参与世界对话，各个文明平等对话的时代已经到了。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尽管我们有几十年的一种割断，但恢复得还是很好。
从儒家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关系来看，东亚文化的现代化确实是儒家文化促进的结果，儒家文化对东亚的现代化影响是深刻的。但是反过来看，它也是排除儒家文化阻碍的结果，比如韩国、日本，他们在企业的管理上，则是现代管理方式。
如果完全靠儒家式的管理，现代程度是不高的。富士康的文化就是靠儒家文化来统治，管理非常严格，但是没有个人。富士康老板的弟弟去世了，他要求所有员工都要戴黑纱，给他弟弟叩头，这就带有了一种强迫性。所以，这个企业里不断发生跳楼事件，因为员工的心理压力得不到排放，个人的价值得不到尊重。虽然有晋升制度，但是每个人互相之间不敢跟旁边人说话，很孤独。而东亚大企业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现代化管理，而不是儒家化的管理。当然从企业管理者个人来看，用儒家文化来管理自己是好的。
从现在来看，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将会有新的发展。我认为，新的儒学应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所谓“反本”就是反思我们的儒家文化，反思我们的文化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需要淘汰的。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进一步去开新。反本是为了开新。我们回到儒家，或者是重新思考儒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那个时代的儒家，而是面向现代化的一种反思。所以，这种价值趋向应该说是向前看的，是面向未来的，不仅仅是用儒家文化完全规划他的价值。我们现在提民族复兴，要以儒家文化为根来滋生出新的文化。
建构一个新的文化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儒家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可能要理清，不理清我们就不知道儒家文化到底放在什么位置，就很难把儒家文化放到一个顶层设计的要素里去考虑。
儒家文化的现代化转换途径是什么？怎么样去具体实施？难道就通过读经，读《三字经》、《孝经》就能够形成，就能具体实现吗？肯定不是，它应该有一种转换机制。虽然现在新儒家包括林毓生先生等都在提倡儒家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提了很多理念上的东西。但是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往往还是比较虚空的。包括台湾，尽管儒家文化没有断裂，但是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进行转换，也还是存在一些疑问的。
我们如何从制度层面上去解决结构性压力，舒缓社会心理？这个虽然与儒家文化有关系，但如果制度不跟上，光靠儒家文化本身自己去转换，恐怕是很难的。往往有些东西提出来了，如果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载体，就很难让这个文化得到落实。现在最成功的是禁止酒驾，因为有公安交警在罚，但是戒烟的时候没有主体，谁去戒。如果靠戒烟委员会，那是空的；靠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管不过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谁在控，罚款是谁在罚，因此，不从制度层面安排就很难解决，很多公民的不良习惯就很难改变。
至于怎么样建构一个新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与主体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然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这是区别于欧洲、美洲乃至于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才是一种新的文化。我们确实要以儒家文化作为基础与主体的内容，因为我们儒家文化延续了两千多年，我们必须以之为基础，为主体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候我们的理解是偏的。我们现在讲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要以此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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