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代宋初时几项语音特征地域分布的再探讨
——兼议《尔雅音图》音系基础
黎 新 第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 不仅是-m>-n和-p、-t、-k>-
，也包括全浊清化，在五代宋初时期的北方语音中都已在积极进行。但在当时的蜀地语音材料中，至今还只见到前两项音变，虽然-m>-n似乎表现得更加积极。重新考察分析《音图》的有关音注，所见前述三项音变同样都处于积极进行状态，与五代宋初时期的北方语音一致。以此，断言《音图》音系基础只能是当时蜀地成都音，还值得进一步研讨。
关键词： 《尔雅音图》；音系基础；-m>-n；-p、-t、-k>-，全浊清化
《尔雅音图》(以下简称《音图》)据考为后蜀重臣、著名学者毋昭裔所著，所见音系的有关问题，冯蒸先生著有系列论文详加探讨，硕果累累。但对于该音系基础的认识，冯蒸先生有前后不同的变化，而这又极大地牵涉到对五代宋初时期几项语音特征地域分布的认识，对此尚可有所讨论。
一
毋昭裔，河中龙门人，生卒年未详。在早先的系列论文中，冯蒸一直认定《音图》“音注的音系基础无疑是一种官话方言”[1]，音注所反映的语音为“五代宋初汉语北方官话语音”[2]。蒋冀骋(1997)[3]81-82亦遵从冯说，以《音图》音注所见语音代表北宋时期的“通语”或“雅言”的语音，并对冯蒸的归纳总结有所修订。只是，跨进二十一世纪，冯蒸重新认定《尔雅音图》的音系基础，认为“不是唐代长安音、洛阳音，也不属西北方言，其音系应该是晚唐五代时期蜀地的成都音”[4]。依据是：毋昭裔“不太会用自己的家乡土话给《尔雅》注音”；有可能用他“就傅”所学的官话“唐代长安话”注音，但《音图》音系与唐代长安音、洛阳音都不同，却可与“晚唐胡曾的《戏妻族语不正》诗和反映宋代蜀地成都话的宋祁《益部方物略记》(1057)的用韵”所见特点相印证。
论文所称的《音图》音系与唐代长安音的三大不同是：
《音图》：(一)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二)闭口韵尾-m消失，变成抵腭韵尾-n；(三)入声韵尾-p、-t、-k变为喉塞音-
。
唐代长安音：(一)全浊声母完整保存；(二)-m尾完整保存；(三)入声韵尾-p、-t、-k亦保存完好。
到1907年，俄国在唐努乌梁海已建立了一百多个村镇。当地居民坚决抵抗俄国的侵占，双方冲突不断。当时唐努乌梁海总管海都布奉乌里雅苏台将军之命，对侵略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俄国就派出哥萨克武装进行镇压。
冯蒸(1991)[1]即已称“此书音注系统中的浊声母已全部清化”，在其所举《音图》全浊声母字与清声母字互注条目中，去其重复，共得89条。内中平声字25条，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如果《音图》所依据的音系的全浊清化已经完成，而且平声已经分出阴阳(冯蒸，1997)，那么，就不应当出现如此之多的平声字清浊互注。因为，从道理上说，既然平声已分阴阳，清声母平声字与原全浊声母平声字即使声母、韵母都相同也并不同音，能够与之同音的只能是同样已经清化的原全浊声母平声字。再看佐证，笔者曾考察同样完全采取直音方式注音的明代字书《海篇》，抽取其见于《方言调查字表》的全部全浊字，去其无效及可疑者，共得清浊互注者228条，浊浊互注者155条。内中，平声字互注共47条，除去两条是清浊互注外，其余45条全是浊浊互注。而清浊互注的两条，还可以用音变规律例外作解释。因此可以说，其平声字排除清浊互注。其所以如此，应当是由于《海篇》所据音系为明代后期官话音系，无论从其所显示的语音特点看，还是从已经发展到明代后期的官话语音成熟程度看，其全浊清化都应当已经完成而且平声早已分出阴阳(详见黎新第《〈新校经史海篇直音〉所见之明代后期官话音》，见中国音韵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2018，济南)。
冯蒸还说：“在中原地区，-m>-n的音变迟至元代《中原音韵》时尚未发生”，“我们现在对于唐五代时期的汉语方言情况还了解不多，但是从有关的音韵史料来看，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北方话有两大权威方言：长安话和洛阳话，入声的-p、-t、-k韵尾并没有发生变为-的混同变化。”[5]
《音图》作者生活的年代虽然主要在五代时期，但“甚至有可能已经跨到了宋初”，那么，此时能够有鼻音韵尾-m>-n、入声韵尾-p、-t、-k>-特点的又是否仅限于蜀地成都音？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的地方不讲，单是以长安、洛阳音为代表的当时北方官话的基础方音(含“西北方言”语音，后同。鉴于慧琳改订声系与敦煌俗文学别字异文所见声母变迁事实与混同倾向的相互吻合，丁锋(2005)[6]即判定唐代的长安语音和敦煌一带语音应属于同一方言区。北宋汴洛音又与晚唐长安音有继承关系，见张渭毅(2005)[7])，就未必没有开始发生同样的语音变化。冯蒸的论断，似并非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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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敦煌写本别字异文、敦煌歌词押韵与注音、对音。邵荣芬(1963)[9]已举出9个敦煌俗文学别字异文中-m韵尾与-n韵尾字互相代用的例子，分别是寒覃代用2例(弹谭，兰南)，愿梵代用2例(梵飯，泛飯)，仙添代用1例(愆谦)，真侵代用3例(侵亲，心辛，任忍)，殷侵代用1例(斤金)；又举出-t、-k互押4例(席悉、一亦、悉息、福弗)。笔者自己更在敦煌写本愿文、王梵志诗与诗残卷别字异文中摘录出-t、-k字互代16条19例，-p、-k尾字互代5条6例，-t、-p尾字互代3条3例，共24条28例，韵尾相同而韵母不同的入声字相互代用44条66例，另有舒促代用42条49例，从而得出入收声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应已趋向消失的结论(黎新第，2012[10])，印证了罗常培(1933)[11]122所作的有关论断。近日，笔者又从敦煌写本愿文、社邑文书、诗残卷别字异文中摘录出-m韵尾与-n韵尾字互代10余例，而-m韵尾字与-m韵尾字互代同样也仅10余例(均不含同音字代替与可疑代用，见附录一)。此外，尚有敦煌曲子词-m韵尾与-n韵尾字互相押韵1例(亲新裙分君吟，张金泉，1986[12]58)；敦煌写本诗残卷-m韵尾与-n韵尾字互相押韵6例(见附录二)。蒋冀骋(1997)[3]在讨论晚唐五代口语的韵母系统后也说：“敦煌变文-m韵尾与-n、-
韵尾互押的共有7例，为数甚少，原则上不能作为-m韵尾消变的证据，但变文和敦煌歌词中的别字异文中，有-m尾与-n尾相代的例证，两相参证，说晚唐五代时已露出-m尾消变的端倪，似乎并非言而无据。”仍是蒋冀骋(1997)[3]80，在讨论晚唐五代声调系统时又专立一节“入声韵尾在口语中已开始弱化”，并说：“入声韵尾-p、-t、-k在口语中已不再畛域分明。无论是诗歌的押韵，还是注音、译著材料都可以证明。”蒋氏举到注音材料是注音本《开蒙要训》，其中已多有韵尾相同而韵母不同的入声字互注的材料，还有入声字与阴声字互注的材料，举到的译著材料是藏汉对音，有入声字用开音节字对译的现象，均已见于罗常培(1933)[11]148。
3.宋初天息灾译音。天息灾(？—1000)，印度僧人，公元980年携梵本至洛阳。译著属于梵-汉对音。张福平(1996)[13]对此做了详细的研究，发现个别-m尾字(兰钐)分别对译过-n，“可能它们的韵尾已变得与收舌音接近”，而个别-n尾字(紧纫赧)又对译-m。张氏还从中见到三种入声韵尾有不同程度弱化(但仍有分别)，“入声韵尾只有舌头塞音尚可分辨，收舌根与收唇塞尾弱化的很严重，收舌根塞尾干脆变成了喉塞音”，更有个别入声字的塞尾可能已完全脱落。
4.宋初施护译音。施护(—1017)，北天竺人，乌填曩国帝释宫寺僧，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二月携梵本至宋都汴京，两年后开始译经，至1017年圆寂为止，历35年之久，共译经101部217卷，另与人合译12部22卷。储泰松(1996)[14]以为施护译音以汴洛方言为基础，反映的是北宋初年的语音。译音显示-m尾已有向-n尾转变的趋势，而入声除保留-p尾外，全部合并为-尾；所见后者与竺家宁(1983)[15]相同，并可大略与周祖谟(1942)[16]所见邵雍《皇极经世》的情形相印证(书中入声除保留-p尾者外，其余的都已改读阴声韵)。竺家宁(1991)[17]更将邵书中“十”“妾”等字的置于-m类字下，解释为没有与“十”“妾”等字音类似的阴声字，从而论证收-p尾者也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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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辽代诗文押韵系统。聂鸿音(1988)[18]从契丹语汉语借词中观察到，“这些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是以汴洛为中心的一种古代汉语北方方言”，聂鸿音(1999)[19]为构拟契丹字韵母作参照而归纳辽代汉语诗文的押韵系统，进而观察到中古的-p、-t、-k三个塞音韵尾已经脱落，入声字读同阴声字；中古的-m、-n、-三个鼻音韵尾在辽代经过重新组合，咸摄和山摄同读-an和-en，深臻曾梗通五摄同读为-
。黎新第(2005)[20]在辽代石刻别字异文中也观察到促声字与舒声字互代7例、-m尾字与-n尾字互代6例，可以佐证。
由此可见，在从唐五代到宋初的一段时间内，以长安、洛阳音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及其基础方音中，也正在积极地发生着-m>-n和-p、-t、-k>-的变化。但无论是邵雍《皇极经世》所见，还是辽代诗文押韵系统所见，都不表明这两项的变化在五代宋初之际就已经完成。这里只是说，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两项变化的，应当并不仅限于蜀地成都音，也不排除北方与蜀地在变化的程度上或变化的速度上有所差异。
如引言所述,为了降低网络的通信带宽和节点的能量消耗,本文考虑每个传感器节点不直接传输测量信号 yk,i,而是先将其与一个门限值进行比较,然后向FC报告测量信号是大于该门限(用1表示),还是小于该门限(用-1表示),即每个节点向FC传输1比特数据 dk,i:
二
变化晚唐五代蜀地成都音中的-m>-n和-p、-t、-k>-，冯蒸(2005)[5]、冯蒸(2007)[4]都是拿《戏妻族语不正》诗和《益部方物略记》所见作为依据。但我们能够从中看到的也只是-m>-n和-p、-t、-k>-两项变化正在发生，很难据以断言这两项变化都已经完成。内中-p、-t、-k>-又尤其如此。
先看-m>-n。见于《戏妻族语不正》诗只有1例(阴因)；《益部方物略记》中有第29(林薪斤)、第57(面敛)2例，另有第45(矜心)-m与互押1例，-m与-m互押0例(黄尚军，1996[21]449-460)。另据焦甜甜(2011)[22]的考察，在唐五代四川籍作者68人938篇作品1393个韵段中，也仅有中唐白元鉴的一首押真韵的诗，首句借侵韵。只是，考虑到《戏妻族语不正》诗的明确指向，参以宋代四川诗词押韵亦多有“真文(含庚青)、侵寻通押”“寒先、监咸通押”之例(刘晓南，2008[23])，可以相信在晚唐五代蜀地方音中，-m尾正混同于-n尾，其表现甚或比西北方言所见更加积极，但仅此仍不足以认定其-m>-n之变已经完成。再看-p、-t、-k>-，《戏妻族语不正》诗只有1例(十石)是-p尾与-k尾相混，是否都已读-尾亦在未知；《益部方物略记》入声字互押的有第7(实蜜，皆-t尾字)、第22(实疾，皆-t尾字)、第23(液舶，皆-k尾字)、第27(额获皆-k尾字)、第30(柏直，皆-k尾字)、第34(白食，皆-k尾字)、第44(泽勒皆-k尾字)等7例，但都是同尾相押，没有一例是异尾相押的(见同前)。据此，可谓样本太小而例外不少。在焦甜甜(2011)[22]中倒是可以看到在唐五代四川籍作者的作品的94个入声韵段中，有-p、-t、-k三尾字混押1次，-t、-k二尾相押9次，-p、-t二尾相押1次，-p、-k二尾相押1次，但在总体上其入声依然可以有屋烛、觉、药铎、质没、月薛、陌锡、职德、缉立、合狎九部之分。虽然也可以设想晚唐五代蜀地成都音中正在发生-p、-t、-k>-的变化，但更难断言其已经完成。
再看冯蒸(2007)[4]论及《音图》音系与唐代长安音三大不同中的第一个不同：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虽然就唐五代时期蜀地成都音而言，古全浊声母是否已经清化尚在未知(全浊清化已见于四川眉山人史炤《资治通鉴释文》音切，见陆华(2004)[24]，但《资治通鉴释文》成书的时间已在南宋初年)，但在从五代到宋初的一段时间内，以长安、洛阳音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及其基础方言语音中，却正在发生并且逐渐完成着这一变化。依据：
1.唐五代佛典音义音系。据刘广和(2002)[25]、丁锋(2005)[26]，不空译音与慧琳改订玄应反切所见，均有清浊声母相混现象。而不空(705—774，天竺人)与慧琳(737—820，西域人)二人为师徒，皆久居长安，由此可见在中唐时期的长安方音中，全浊清化即已见端倪。又据黄仁瑄(2011)[26]的研究，可洪(五代后晋僧，秦人，一说汉中人)音系是十世纪30、40年代的长安方音，希麟(辽代燕京崇仁寺沙门，馀不详)音系是10世纪80年代的长安方音，两家音系乃佛典音义音系晚唐至五代阶段的代表，而其时“浊音清化的进程加快”[26]327。
2.敦煌写本对音与别字异文。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罗常培先生已说到所述四种藏汉对音材料“摩擦音的浊母禅邪匣变入清母审心晓”[11]16，注音本《开蒙要训》的注音中也显示“全浊声母有与全清混淆的现象”[11]75。邵荣芬(1963)[9]于敦煌俗文学别字异文中共发现非奉代用2例(负傅，腹服)，敷奉代用4例(附赴，泛梵，妃肥，泛飯)，心邪代用4例(泻谢，赐似，席悉，旋选)，心常代用1例(是思)，书常代用1例(输殊)，晓匣代用3例(喜繫，华花，华化)。邵先生就此总结说：“把各项例子合起来看，浊音清化的趋势就比较明显。《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材料也和这里基本上相合。可见浊擦音当时大概全都并入和他相对的清音了。”此外，邵荣芬(1963)[9]还举到帮並代用6例、端定代用2例、精从代用1例、清从代用1例、章崇代用1例、见群代用2例，不具引。笔者自己也在另文《对唐五代西北方音全浊清化的再探讨》(待刊)中，统计、分析敦煌写本愿文、诗集残卷与社邑文书中的别字异文材料，并与确认其所反映音系业已全浊清化的《海篇直音》、元曲假借字、《金瓶梅》谐音字等材料进行类比，得出唐五代西北方音虽然尚未完成全浊清化，但也已经在积极进行的结论。
3.宋初洛阳人郭忠恕(931？—977)《汗简》。据吕朋林(1998)[27]归纳其音切，所见当时洛阳语音特点之一即为全浊声母消失或正在消失。在宋初天息灾译音中，“在牙、喉、齿、舌、唇五音中都存在浊声母对译清辅音的现象”，不过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品(寝)平(庚)，愿411
于此可见，在从唐五代到宋初的一段时间内，以长安、洛阳音为代表的北方官话的基础方音中，不仅正在发生着-m>-n和-p、-t、-k>-的变化，而且也正在逐步实现全浊声母的清化，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已经完成。《汉简》所见与天息灾译音所见，应当还存在着口语与通语的差异。
三
犯(范)梵(梵)，愿537、551，社644
早在冯蒸(1992)[28]中，即已断言《音图》音系闭口韵尾-m消失。蒋冀骋(1997)[3]119-120则表示怀疑，以为冯文提供的19个例证“只有一例无可疑，其余的例证都可以看作直音法注音的局限带来的结果”，“不足以证明-m韵尾已经消变”，而且《音图》-m韵自注的共有43例，占所有-m字的2/3强。蒋先生据此得出结论说，“看来-m韵尾是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音图》所见-m>-n变化尚在进行，并未完成。本文后边的讨论还将表明，《音图》音系的-p、-t、-k>-的变化并未完成，-p韵尾也仍然存在。而-m韵尾的存在与-p韵尾的存在具有相关性(马学良、邢公畹等，1991[29]45-46；冯蒸，1992[28])，一些学者也秉持这一见解。现在既然表明《音图》音系的-p尾仍然存在，其-m韵尾自然也就仍然存在了。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音图》所见的此一特征就与五代宋初时段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北方官话语音更加一致。此不赘述。
说《音图》音系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也可能言过其实。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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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所称《音图》音系与《戏妻族语不正》诗和《益部方物略记》所见特征相印证的是，二者同样-m>-n，入声韵尾-p、-t、-k>-。
还不仅《海篇直音》如此，在与对应字未必同音而可能只是音近的近代假借字、谐音字、别字异文类材料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倾向。例如，可以肯定其读音所依据音系已经完成全浊清化并已平分阴阳的元曲假借字和《金瓶梅》谐音字，其平声字中亦少有原全浊声母字与对应清声母字互代的情形，而在见于晚唐五代时期、所据音系全浊清化尚未完成的敦煌写本别字异文中，则平声全浊声母字与对应清声母字互代的情形则并不少见，如：元曲假借字据宋蘅(1998)[30]，《金瓶梅》谐音字据张鸿魁(1996)[31]。全浊字与对应清声母字互代见于前者共35例，内中双方均为平声字者4例；见于后者60例，内中双方均为平声字者2例。四种敦煌写本别字异文中，全浊字与对应清声母字代用共122例，其中双方均为平声字者25例。详黎新第《对唐五代汉语西北方音全浊清化的再探讨》(待刊)。四种敦煌写本分别依据黄征、吴伟(1995)[32]，徐俊(2000)[33]，宁可，郝春文(1997)[34]，项楚(1991)[35])。
有鉴于此，在表现官话及其基础方言语音的直音材料中，全浊平声字清浊互注，恰恰不是其全浊清化已经完成的表现，反而是其尚未最终完成的特征。由此反观《音图》的全浊清化，也应当是尚未最终完成或尚在进行。《音图》所见全浊清化状态很可能与宋初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所见相似。据李荣(1956)[36]170、李新魁(1991)[37]，《唱和图》所据音系中塞音、塞擦音全浊声母已经分化为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两类，但仍还是全浊声母。以此，在《音图》所见音系中，只是仄声字有可能已率先清化。
四
断定《音图》音系入声韵尾-p、-t、-k变为喉塞音-，也有可议。
(4)从典型断面流速变化来看，方案三(闸孔净宽120 m)和方案四(闸孔净宽240 m)实施后，相对于建闸前，流速增大的区域包括进口单一段、新河段和汇流点以下单一段，流速减小的区域为老河道弯曲段。且方案四对水流的影响小于方案三。
冯蒸(1992)[28]提供的依据是《音图》音注中多有被注入声字与直音入声字韵尾不同者，还有舒促互注之例。笔者复按了《音图》音注中全部用非同音字作直音的入声字条，共搜得用不同韵尾入声字作直音的30条31例，用韵母不同但韵尾相同的入声字作直音的62条65例，舒促互注的12条12例，同韵母不同声母字互注的21条21例(详见附录三)，另有同音入声字互注192条。[5]这也就是说，在总计317条中，被注入声字与直音入声字韵尾不同者，再加上舒促互注者，只占到总量的百分之十三(42÷317)。在被注入声字与直音入声字韵尾不同的31条和舒促互注的12条中，还有(3)(23)(194)(281)(286)(351)(403)(607)(714)(830)(1298)(1355)(1356)(1551)等13条14例，(145)(230)(570)(653)(915)(1130)(1194)(1496)等8条8例，入声字韵腹非i即u(据罗常培，1933[11]31-33)。邵荣芬(1963)就已经指出，“-p、-t、-k在高元音i、u的后面不太显著”，因而见于这21条(13+8)22例(14+8)中的入声字并不一定真已失去原来的韵尾而变为-。倘若再将这21条22例除去，则被注入声字与直音入声字韵尾不同者，再加上舒促互注者，只大约占到总量的6%(21÷317)。在这6%中，全无-p、-k二尾字互注之例，-t、-k二尾字互注也仅见(352)(1328)两例。据此，判断《音图》音系中收声相同的入声韵母已多所归并，并已开始合并为-，甚至说其入声韵尾-化正在进行，全都可以，但要说其-p、-t、-k尾全都已变为-，则颇令人生疑。
青樱望着窗外深沉夜色，紫禁城乌漆漆的夜晚让人觉得陌生而不安，檐下的两盏白灯笼更是在夜风中晃得让人发慌。青樱打断阿箬：“好了。有这嘴上的功夫，不如去倒杯茶来我喝。”
确认《音图》虽有异尾入声互注和舒促互注之例，但其音系-p、-t、-k>-的变化其实并未完成，还能够找到有力的佐证。这就是反映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敦煌写本别字异文。前边已经说到，黎新第(2012)就在3种敦煌写本别字异文中观察到三种不同韵尾入声字相互代用24条，韵尾相同而韵母不同的入声字相互代用44条，舒促代用42条。直音式注音与别字异文虽然有别，但别字异文中由音同音近而成者，与直音只是宽严之分。以此，直音所见与别字异文所见，应当具有可比性。不难看到，上述《音图》所见与三种敦煌写本别字异文所见统计结果大体近似。但在罗常培(1933)[11]31-33,115-121,122所拟定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无论是依据四种汉藏对音材料所见，还是依据注音本《开蒙要训》所见，入声韵部都有3种不同韵尾之分，迄今了无异议。与此同时，罗先生也明示当时“入声的收声也露了消变的朕兆”。因此，三种敦煌写本别字异文所见不同韵尾入声字相互代用的例证也只是显示唐五代西北方音“入声的收声也露了消变的朕兆”，并不表明-p、-t、-k都已变为喉塞音-。《音图》产生的时期较之或稍晚，但也还算大体一致，因而《音图》出现异尾入声互注和舒促互注诸例，也大可作同样的解释。更何况仍然按照冯蒸(1992)[28]所赞同的见解，五代到宋初的词韵，其入声韵仍然是-p、-t、-k并存，而《音图》所见恰又与此相对应。
至此，可以重新斟酌《音图》的语音基础问题了。
一个宿舍就是一个家，一栋公寓就是一个社区。为了让党建工作更好走进公寓，动员学生党员全员参与，进一步扩大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辐射范围，鼓励党员亮明身份、亮明承诺、亮明标准，充分发挥党员，表率和示范带动作用。一方小小学宿舍，立德树人大有可为。公寓党员工作站分站明确学生党员职责，要求党员切实履行“思想政治宣传员、意识形态信息员、安全稳定助理员、学风建设联络员、困难帮扶服务员”工作职责。我院将提升政治站位，增强工作责任，努力打造公寓党建品牌；强化工作落实，提升服务意识，共同建设温馨家园。
仍旧按照冯氏对《音图》音系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闭口韵尾-m消失，入声韵尾-p、-t、-k演变为-的认识看，《戏妻族语不正》诗和《益部方物略记》所见至多也只有一个半特点与之相同，说它们能够相互印证颇为勉强。而按照晚唐五代时期以长安、洛阳音为代表的当时北方官话及其基础方言语音中的相应情形看，每项都至少有一半的可能与之一致，合起来也是有一个半特点相同，难以断言当以孰者为是。
倘若遵从蒋冀骋(1997)对《音图》-m消失的质疑和本文对《音图》全浊声母和入声韵尾状况的探讨，则晚唐五代时期以长安、洛阳音为代表的当时北方官话及其基础方言语音中的相应情形，每一项都能够与《音图》所见一致，而《戏妻族语不正》诗和《益部方物略记》所代表的当时西蜀成都音，三项中一项情况不明，其余两项也仍旧只能说至多有一个半特点相同。
剩下的问题也还有两个：一是五代、宋初的西蜀成都音，是否与当时流行的“北方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有着重大差异？差异又究竟在何处？二是《音图》作者生活的年代既然已经是五代之末，北宋之初，印证《音图》语音特点为什么不拿同一时段的长安、洛阳音做依据，却要拿更早的唐代长安音、洛阳音做依据？
苏秋琴不只是带走了白玉儿，她还带走了毛娣、黄小燕和米菊等几个女人，村里也就越发的冷清了；癞阿小不知又从哪儿冒了出来，而且盯上了柳红。他在小店里跟人搓麻将时，就跟人家说，村里除了柳红，现在再也没有其他女人看得上眼了。柳红下地干活，癞阿小就像一株玉米树竖在田野上；柳红跑去镇上卖蔬果，癞阿小又像黄鼠狼围着鸡转个不停地跟着她；尤其让柳红气愤的是，那天傍晚她在自家院子里冲凉，癞阿小竟从院墙外扔石子进来，而且很准地扔在她身上。柳红把这事告诉了苏长河。苏长河就天天候在院门外，有一天听到他的声响，苏长河大喝一声癞阿小，猛地掷过去一块断砖，吓得他拔腿就逃，从此就不敢接近柳红了。
总之，在五代宋初时期的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无论是全浊清化、闭口韵尾消失，还是入声韵尾的消变，虽然尚未完成，但都已经在积极进行；西蜀成都音除全浊清化情况不明外，其余两项亦与之并无根本差异。而《音图》所见全浊清化、-m>-n变化与入声韵尾归并也并未最终完成。据此，窃以为，除非能够提出新的证据，究竟需不需要(或者说应不应当)把《音图》所用的语音从较为包容的“五代宋初汉语北方官话语音”“一种官话方言”坐实为“晚唐五代时期蜀地的成都音”，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附录一：《敦煌愿文集》《敦煌诗残卷辑考》《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之含-m尾韵字代用例
1.-m尾韵字与-n尾韵字代用
时空从未变化，变化的只是诗人的心理。而中国古代诗人就是有这样的魄力，将自己的情感凌驾于天地之外，让亘古不变的时空随着自己的情感而变化。高尔基第一次提出文学即人学的观点时，几千年前的中国诗人已经在不自觉贯彻这一观点了。
依法治理，共治食品药品安全。市委将“食品安全”作为泸州“三抓三主动”中“抓法治”的重要内容纳入目标考核。各级监管人员加强监管执法，实行在线随机选择检查对象、检查人员，采取“三不两直”法（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要人员陪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检查模式。组织区县局开展“交叉执法”与“错时执法”，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在新闻媒体、市局网站设立“曝光台”栏目，将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社会公布。
新(真)心(侵)，愿492
心(侵)辛(真)，诗87
因(真)阴(侵)，诗265
巾(真)襟(侵)，诗475
亲(真)侵(侵)，诗849
兼(添)坚(先)，愿249
渐(琰)见(霰)，诗715
潜(盐)前(先)，愿367
以绩效考核为动力，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坚持业绩和薪酬挂钩，公司出台了《黑龙江石油分公司全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实施联量计酬到站到人，油品实行升油工资、非油品实施计件工资。截至2018年8月，一线员工薪酬增长幅度16.41%。坚持业绩和贡献挂钩，对指标完成好的地市公司进行奖励，对指标完成较差的地市进行处罚。通过考核激励，形成了“干得好的有奔头，管得好的有位置”的正向激励和“干得差的挨批评，管得差的失位置”的反向约束机制。
练(霰)敛(琰)，诗814
淡(阚)惮(翰)，诗739
坦(旱)淡(阚)，诗739
炎(盐)言(元)，诗886
烦(元)凡(凡)，社573
2.-m尾韵字与-m尾韵字代用
饮(寝)荫(沁)，愿722
鐱(艳)黔(盐)，愿560
咸(咸)嫌(添)，诗776
咸(咸)函(覃)，社515
咸(咸)衔(衔)，愿14、51、276、498
潭(覃)，澹(阚)，诗581
敢(敢)感(感)，愿10、734，诗301
敢(敢)绀(勘)，愿427,
现在再来审视冯蒸(2007)[4]所称《音图》的三大特点是否完全可信。
范(范)梵(梵)，愿219，诗704
艳(艳)炎(盐)，愿682
范(范)泛(梵)，诗849
帆(凡)范(范)，愿86
3.-m尾韵字与-尾韵字代用
心(侵)星(青)，愿515
4.邵雍《皇极经世》。邵雍(1011—1077)祖籍范阳，30岁时迁居洛阳附近的共城。对于书中“天声地音”图所见，是否已经全浊清化，虽然尚存争议，但其全浊声母已非《切韵》之旧，也已存在共识。
竟(映)今(侵)，诗154
附录二：《敦煌诗残卷辑考》之含-m尾韵字与与-n尾韵字互押例
寻(侵)圆(仙)602
心(侵)存(魂)777
心(侵)身(真)865
1.唐五代关中文人的诗歌押韵与梵汉对音。储泰松(2005)[8]151-152已举出7个唐五代关中文人诗歌-m尾字与-n尾字互相押韵的例子，分别是杜牧1例、道世3例、孙思邈1例、于武陵1例、杜光庭1例(146-147页)；又已举出17个唐五代关中文人入声韵尾-p、-t、-k互相押韵的例子，分别是-k、-p互押1例(崔祐甫)，-k、-t互押10例(道世1例、杜光庭1例、文宗1例、白居易2例、孙思邈1例、崔敦礼1例、李庾2例、于濆1例)，-p、-t互押5例(于志宁1例、窦皋1例、白行简1例、李庾2例)，-t、-p、-k互押1例(杜光庭)。储泰松(2005)[8]186-187还说到，在唐五代关中僧人的梵汉对音系统中，“汉语-t尾和-k尾对音出现了一些相同的辅音形式，主要是常常用来对译-t尾的辅音出现在-k尾字上，说明-k尾字不稳定，大概某些-k尾入声字已读成喉塞音，但-t、-k的界限仍然存在。”
线(线)遍(霰)念(□)884
钦(侵)银(真)贫(真)身(真)899
心(侵)人(真)916
附录三：《尔雅音图》音注中非同音字直音入声字的同韵尾字与异韵尾字注音例(据冯蒸(1992)[26]附录，含重纽同音入声字条)。
1.用不同韵尾入声字注音
*(3)(23)辟【昔】毕【质】*(36)盍【盍】曷【曷】*(194)暱【质】匿【职】*(257)硈【黠】恰【洽】*(274)跲【业、洽】结【屑】*(281)□【质】匿【职】*(286)阋【锡】吸【缉】*(351)挃【质】直【职】*(352)穫【铎】活【末】(395)姪【屑】牒【帖】*(403)秩【质】直【职】*(405)楔【屑】甲【狎】*(416)臬【屑】业【业】(442)闑【薛】业【业】*(506)钀【薛、月】业【业】*(581)篞【屑】聂【葉】*(607)窒【质】执【缉】*(622)挈【屑】怯【业】*(682)迭【屑】牒【帖】*(714)岌【缉】兀【没】(724)厒【合】渴【曷】*(830)葖【没】独【屋】*(1298)鶌【物】局【烛】*(1302)鴶【黠】甲【狎】*(1328)鶯【觉】掘【月】(1355)鵖【缉】即【职】(1356)鴔【缉】必【质】*(1445)貀【黠】豽【合】*(1463)□【黠】鸭【狎】*(1551)犑【锡】急【缉】30-31
2.用相同韵尾入声字注音(韵母不同)
*(51)(206)告【沃】谷【屋】(78)劼【黠】吉【质】(85)罊【麦】击【锡】*(139)竺【屋】笃【沃】*(146)匿【职】觅【锡】*(149)梏【沃】谷【屋】(153)左冥右见【锡】陌【陌】(162)饁【葉】叶【帖】(181)翜【狎】插【洽】(184)馘【麦】国【德】*(198)寔【职】石【昔】*(242)浃【帖】接【葉】*(304)燠【屋】浴【烛】*(310)姡【鎋】滑【黠】*(335)蹻【药】角【觉】*(348)畟【职】策【麦】(358)儵【屋】踢【锡】*(381)禓【锡】息【职】*(385)擗【昔】劈【锡】*(414)杙【职】亦【昔】*(418)榤【薛】竭【月】*(445)甓【锡】擗【昔】*(447)剧【陌】極【职】*(460)斸【烛】竹【屋】(478)繴【锡】璧【昔】*(496)襭【屑】歇【月】*(513)糪【麦】拍【陌】*(522)釴【职】亦【昔】*(524)鬲【锡】力【职】*(529)翮【麦】黑【德】*(535)蓋【盍】合【合】*(542)鹄【沃】斛【屋】*(600)黓【职】亦【昔】*(632)析【锡】惜【昔】*(648)磔【陌】责【麦】*(671)溴【锡】菊【屋】*(680)齧【屑】孼【薛】(718)崒【术】卒【没】*(775)颊【帖】劫【叶】*(780)茖【陌】革【麦】*(784)(909)蒚【锡，麦】力【职】*(785)(937)薜【麦】百【陌】*(803)菥【锡】惜【昔】*(811)虉【锡】陌【陌】(817)蘥【药】乐【觉】(855)瓝【觉】酌【药】*(953)藐【觉】莫【铎】*(958)藒【月】挈【屑】*(968)衱【葉】劫【业】*(999)薂【锡】亦【昔】*(1087)洩【薛】屑【屑】*(1117)檄【锡】亦【昔】*(1126)蠽【学】节【屑】*(1137)蛂【屑】别【薛】*(1200)蠖【陌】岳【觉】*(1205)蠛【屑】灭【薛】*(1241)鱴【屑】灭【薛】*(1291)擘【麦】拍【陌】(1326)鸅【陌】睪【昔】(1353)唶【昔】即【职】*(1446)鼳【锡】菊【屋】(1454)豰【觉】谷【屋】62-65
3.用同韵母入声字注音(声母不同)
(2)俶【昌屋】叔【书屋】(10)晊【章质】姪【澄质】(142)觌【定锡】的【端锡】(147)遏【影曷】曷【匣曷】(199)辍【知薛】拙【章薛】(305)堛【非职】逼【敷职】(360)諦謞【晓觉】学【匣觉】(441)橛【群月】厥【见月】(480)罬【知薛】拙【章薛】(514)斮【庄觉】卓【知觉】(547)镞【精屋】族【从屋】(597)阏【影曷】剌【来曷】(762)揭【见月】竭【群月】(955)脱【透末】铎【铎末】(1071)欇【书葉】涉【禅葉】(1075)欇【书葉】辄【知葉】(1115)蝮【敷屋】復【奉屋】(1198)蛭【端屑】迭【定屑】(1206)蛈【透屑】迭【定屑】(1294)摄【书葉】辄【知葉】(1304)鷑【来缉】及【群缉】(1373)鷢【群月】厥【见月】21-21
4.舒促互注
*(145)瘗【祭】亦【昔】*(230)窒【质】只【纸】*(570)漉【屋】筛【佳】上声(576)嘂【啸】则【德】*(653)胙【暮】昨【铎】*(915)薏【职】意【志】(977)菆【暮、尤，桓】辄【葉】*(1111)櫂【效】浊【觉】*(1130)蛣【质】气【未】(1448)左豸右隶【至，未】曳【薛】*(1194)蛡【职】伊【脂】(1496)鼳【锡】具【遇】12-12
说明：序号前加*号者同于冯蒸1992所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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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discussion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everal Phonetic Feature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 Dynasty ——Concurrently Discusses the Phonetic Basis of Er Ya Yin Tu (尔雅音图)
Li Xindi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Not only -m>-n and -p、-t、-k>-,but also9 the voiced the process of voiced obstruent's becoming voiceless,which were already actively carried out in the northern sound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dynasty. However,in the phonetic materials of Shu prefecture at that time, only the first two phonetic changes have been so far, although -m>-n seems to be more active.Re-exa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items in Er Ya Yin Tu ,we can see that the above three changes are also in active progres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orthern sound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phonology basis of Er Ya Yin Tu can only be the judgment of Chengdu dialect at that time, which is worth further discussion.
Keywords :Er Ya Yin Tu(尔雅音图)；phonology basis；-m>-n； -p、-t、-k>-；the process of voiced obstruent’s becoming voiceless
收稿日期： 2019-02-10
作者简介： 黎新第(1939—)，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汉语语音。
中图分类号： H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 2019) 03-0065-10
doi : 10.19742/ j.cnki.50-1164/ C.190309
[责任编辑：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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